纪硕鸣：走出历史阴影上海才能解困

李旧苗

zhonggong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访问时透露，任上海市委书记后，让他感觉最大的难点，一是上海经济转型问题；二是历史遗留的利益调节问题。亚洲周刊获悉，俞正声在上海的党员干部会议及党校的讲话中数次流露，在上海干部中推动工作困难。俞正声在调研中提出上海需要思考的十四个问题，让有关部门作研究回答，结果很少有按时交出报告的。俞正声感叹，上海「一把手」难当。
    上海的「一把手」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叹，落马的陈良宇更是霸道，还有人称他是「陈老板」。去年不断撰文拷问上海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对亚洲周刊表示，上海有众多历史遗留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还有陈良宇留下来的「影子」。「俞正声通过调研，看到了上海问题的实质，上海历史遗留的问题积重难返，上海正在形成全国性的上访大军，每周三都会在市政府门前聚集上千上访人群，危害性不亚于失业大军。」
    陈良宇腐败案曝光，杨鲁军曾撰文质问：「上海，还有多少漏网之鱼？」杨鲁军认为，陈良宇时代提拔的那一批上海干部，对胡锦涛这一届中央普遍缺乏政治感情和内在认同，表面口号是坚决拥护，实际上很不以为然。陈良宇案发之后，更是大都抱着消极观望或抵触抗拒心理。「他们必然会用各种方式维护他们那个『生命共同体』的集团利益。只有搬掉他们，上海才有可能轻装前进，重振雄风」。
    去年，杨鲁军一再拷问「上海模式」，在北京的《中国经营报》上提出，「上海发展模式代价巨大，是时候终止了」。杨鲁军指出，上海干部具浦西怀旧情结，以浦东开发之名行浦西旧城区改造之实，他称之是「声东击西」；而上海城市发展为拆迁方式的错误选择付出了巨大代价。杨鲁军二千多字的文章，触动了上海某些人的利益，遭到了有组织的大批判。十多篇、三万多字的批判文章，指责杨鲁军「唱衰上海」。
    有网站刊出「论坛」，称「解放﹑文汇﹑新民(上海三报章)全力反击杨鲁军谬论」批判文章指：「在网络犬儒主义盛行的今天，杨鲁军这样的文章引起关注势为必然，引来叫好声也为正常。这些年来，『唱衰上海』的人一直十分活跃，而且总能哗众取宠。」有人也唱「衰」杨鲁军，称他因为八十年代走红经济学界，五﹑六年前重回上海时因为没钱，至今买不起房子而抱怨。杨鲁军直斥这样的评述无聊，他近年不仅经营环保项目进展顺利，在上海有住房，生活稳定。「对上海提出希望，是出于爱护上海，对上海的一份感情」。
    最近，出版社再版了杨鲁军二十年前的著作：《论里根(里根﹑列根)经济学》，在上海学术界引起轰动。杨鲁军在再版感言中说：「当年我写《论里根经济学》，成就了我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光荣和骄傲。」在结尾时，杨鲁军语带双关地表示：「里根经济学解决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问题。它再成功，也只是『相对真理』。时间变了，条件变了，内涵和外延都变了，仍然要求里根经济学包治百病，你还真把里根当「老军医」了？」他说：「还是中国领导人说得好：要与时俱进！」
    上海的发展方向究竟在哪里？上海如何与时俱进？这一直是上海及中央各任领导关心的议题。杨鲁军说，国民党年代，是上海往东北角发展，和吴淞码头连起来；陈丕显任领导时是要往闵行发展，他修了一条宽阔的沪闵路；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还提出，崇明是上海发展的方向。「邓小平提出浦东开发，确定了上海发展的方向。但上海现在的定位没有跳出历史的框框，基本上还是学香港。」
    摆脱不了香港模式
    上海重新定位「二个中心」，但杨鲁军并不认为十分完美，因为上海在学香港，香港就是金融和航运中心。「很遗憾，上海至今还摆脱不了香港模式。香港八零年以后，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把制造业掏空了，八十万制造业大军，现在二万都不到，是一个败笔。上海不应该步香港的后尘。上海应该有先进的制造业，上海有六千六百平方公里，而且有巨大的就业压力，没有独立和可封闭的边界，没有独立的海关。不能学香港。不久前浦东领导答记者问，强调建迪斯尼，还要跟香港争，香港有的我也要有。我认为，上海更要有新的制造业，而不是迪斯尼！」陈良宇下台后，上海曾定位「四个中心」，杨鲁军认为，中央要纠正上海，这是党中央对上海的纠偏，现在二个中心的发展，主力在浦东，包括南汇区合并到浦东，整个浦东的面积就是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这样就真正形成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框架。
    杨鲁军说，「小平同志再三强调浦东开发，没有讲浦西开发。这二十年来，浦东的投资还不及浦西五分之一，浦东的投资六千亿，浦西投入三万亿，相差很远。我用一个很重的词，叫「清算」。因为，过去上海拆迁模式的思路，带出一系列的问题，动迁成为老百姓跟政府搞对抗的源头，老百姓成为「刁民」，老百姓发财靠动迁，把上海的风气都搞坏了。开发浦东是建新城。」
    上海人一直钟情浦西，杨鲁军批评，上海出身的领导，有更十里洋场的情结，念念不忘浦西。十九年来，浦西重点发展内环之内的土地。现在上海内环线以内的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有九百六十多万，恐怕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比香港的人口还要密集。
    杨鲁军说，问题是，上海「声东击西」，借开发浦东发展浦西。浦东变成中央开发，几乎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在浦东投资建大厦，有江苏搞的紫金大厦、山东的齐鲁大厦、安徽裕安大厦等，变成政治任务了。我批评这是「穷帮富」。这样的批评，随即遭到上海有组织的批判。
    杨鲁军在各个场合强调，开发浦东时就提出，应该把市政府搬过去。就像俞正声当年开发新青岛，把市政府搬到现在的地方，开始有人反对，现在成为俞正声在青岛的大手笔。「上海市政府本来在外滩，按理应该搬到浦江对岸，最后退到市中心。这里涉及上海开发的模式问题，对大都市的改造，一般是不敢拆旧建新的。从老墨西哥到新墨西哥，迁都不敢动旧的；从旧德里到新德里，都是建新城。赵紫阳八七年四月视察上海，他从南通坐直升机到崇明岛，赵的思路很清楚，上海老的地方不要动，主要是降低人口密度，把人口从老区迁出来。」据悉，现在上海上访者中，百分之八十是动迁造成的。
    开发新制造业平台
    在中央批准二个中心前，刚到上海的俞正声不断在上海作调查研究，就关心南汇芦潮港的「临港新城」，提出要把临港新城建设成上海新制造业的新城，他把很多重大制造业都放在临港新城，俞正声提出要吸引海归人才，成为先进制造业的平台，准备吸纳八十万人口，而且是高学历﹑高智商的人才。
    杨鲁军说：「俞正声看得清楚，上海要发展，在浦西螺丝壳做道场是不行的。据我所知，俞正声几次到临港新城作调研。」杨鲁军相信，俞正声调查研究后形成上海发展方向及领导干部的配备思路，预示建设新上海即将开始。




    终止 “上海模式”？




杨鲁军




    2008年4月，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陈良宇获罪十八年。但是，清算上海的问题并不应该局限于社保案，更为重要的是对上海这二十年来形成的一整套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这种上海城市发展模式，在全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被广泛效仿和推广。
　　现在到了对这种上海模式进行批判的时候了。
　　上海模式
　　基于上海在中国城市发展中所处的极端重要地位，回顾历史，中国及上海领导人对上海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路径选择。
　　上世纪80年代初，围绕上海城市发展方向从政府到学术界曾有一场争论，江泽民在80年代中期任上海市长后，基本效法陈丕显的主张以闵行为上海发展重点。但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经过缜密思考和调查提出，上海应在杭州湾建立新城。当时，于光远依据1980年可比价格，初步测算了上海新城的总投资约需150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意见：就是向东(即浦东)发展，但当时此点并未被中央领导人接受。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浦东并不具备理想的港口条件，而宁波北仑港则更具有成为东方大港的天然条件，因此上海并没有被定位为国际航运中心。直到1989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发浦东一派的意见占上风。在邓小平的亲自拍板下，以1990年4月18日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开发浦东为标志，上海的城市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自此，中国城市发展之“上海模式”，便应运而生。
　　异地拆建
　　自从上海定位发展浦东之后，仔细琢磨这些年上海发展历程，却惊讶的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由此形成的上海模式，迄今依然在祸害其他全国很多城市。
　　首先，声东击西，以浦东开发之名行浦西旧城区改造之实。
　　尽管自90年代后，开发浦东已经成为国策，但是，上海历届政府实际上以浦东开发之名行浦西旧城区改造之实。据不完全统计，18年中浦东开发总投资6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并非来源于上海本地资金，而是中央财政及各部委的拨款投资，各省市政府投资以及境外资本注入，上海政府实际投资不足五分之一。
　　但是，相比之下，上海这18年来在浦西总投资额却高达3万亿元，投资额是浦东开发投资额的数十倍。由此可见，上海的开发是醉翁之意不在浦东而在于浦西。究其原因，主要是上海领导干部的浦西情结，对当年老上海十里洋场念念不忘的旧梦。
　　因此，截止到目前为止，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依然在浦西。
　　其次，城市发展为拆迁方式的错误选择付出了巨大代价。
　　城市发展有几种方式，最经济合理的当属打造新城；其次是存量拆建，即原拆原建；再就是异地拆建，这也是代价最大的一种方式。
　　浦西是老城区，若要开发自然涉及到拆旧建新，拆旧建新首先带来的就是拆迁问题。
　　上海模式中的拆迁解决方式并非原迁原搬，而是异地拆建，即将市中心居民迁至内环甚或中环外环以外的城市边缘地区，运用级差地租理论，在原址建设高档写字楼或公寓来实现土地开发的巨大收益。
　　80年代，拆迁本意(以上海为例)是拆除生活设施严重不健全的、不适宜居民居住的危旧房屋，是根本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的一种手段。但从90年代起，拆迁的作用出现了异化，其目标转向谋取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甚至连一些有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历史性建筑也纷纷被拆除。
　　不仅如此，将拆迁房产权私有化后遗症无穷。
    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已基本消灭了住房私有化，即所有房屋都由国家持有产权，以出租的形式给城市居民使用。从90年代上半叶起，伴随着住宅商品化私有化的浪潮，上海市政府有计划地将大批符合规定的租给居民的公房产权私有化了，其转换形式是原居住者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向政府买下了房屋。却不知，这一公房私有，在上海一是形成一个巨大的食利阶层，并且为今天的拆迁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拆迁房屋原本是政府出租的房屋，政府只需要在异地建造相应的房屋继续供其租用即可，如考虑到地段级差等因素，至多在新租房屋的建筑面积、配套设施及房屋租金等方面给予拆迁户优惠政策。
　　但是，在确定所有拆迁房都是私有产权房的前提下，情况就大不相同。为了拆迁，政府必须以货币或实物形式为被拆迁户提供新的产权房。由此，拆迁成本呈几何级数陡升，这就为房地产价格火箭般上窜埋下巨大隐患。同时，因拆迁当中所存在的房屋评估等诸多问题所引发的冲突也越演愈烈，这使拆迁成为上海年至全国城市发展的亚政治(大规模拆迁导致政群关系急剧恶化)。
　　与此同时，也成为全国房价居高不下、国家房地产价格调控政策屡屡失效的原因。
　　结束模式？
　　可悲的是，90年代以来，这种拆旧建新的上海模式正在被全国各地大中甚至小城市所效仿。如今，随意走进任何一个小县城都到处可见大拆大建的工地和吊车。即使发展有新城，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常常见到很多新城成为“鬼城”。在上海，浦东的完全成熟，也是在最近两三年。
　　可是，却为什么这么多城市都在学上海模式？首先，上海模式容易批。国家政策支持建新区，所以报建新城，报项目，国家迅速批准后就可以马上得到财政拨款。其次，这一模式，很容易推高房价，让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增加收入。
　　伴随着上海模式流行全国的则是：拆迁矛盾全国化，恶性事件不绝于耳；城市发展费用剧增。无怪乎外国友人来到中国后惊呼，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拆迁之最。
　　上海模式严重后果并不止于这些。考量上海经济构成，传统制造业已基本被掏空，当年的400万产业工人早已不复存在。上海市政府已明确，所谓的现代服务业已作为上海人就业的主要领域。可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上海的服务行业中，有多少是上海人呢？在上海的三万家餐饮企业中，90%以上从业人员并非上海人。大批无业的上海人在工作日热衷于麻将和跳舞。他们的日常收入并不高，却拥有几套产权住房，这些产权住房大部分来源于拆迁。他们每月依靠房租生活，成为列宁当年所形容的寄生型剪息票阶层，这极大地败坏了上海的社会风气。如此下去，这个城市持续发展竞争力将会怎样？
　　在上海，住房自有率已经高达80%以上，远远高于西方国家50%的平均水平，上海房价狂飙让上海市民集体发了财。可怜的，是那些尚未被动迁或急待动迁的棚户区居民。他们的拆迁防线也许将转变为租用廉租房，真是“拆不逢时”啊！部分人财富增长是其它人缺乏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这是多么可悲？
　　上海城市发展模式，也曾经取得辉煌成绩，但是，如今上海城市发展，却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举步维艰，品尝着上海模式的苦酒。
　　是到了在全国终止1989年以来形成的上海模式的时候了！

李旧苗

上海探路——专访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





    速度低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冲垮了，不知道方向。上海正处于第二次转型阶段，应对危机付出的努力更加艰巨。应该重点发展先进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探索相配的体制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
    南方周末：这次经济危机，对上海的冲击到底在什么地方？
    王战：对各地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同的，首先可以肯定对外向度高的影响比较大。但外向型有不同的特点就导致影响有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程度。比如说广东更多的是代工型企业；对中西部的影响就涉及到农民工失业；而浙江主要是承接海外订单的民营企业。对于上海的影响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影响的面更多，比如说房地产产业、期货、股市。制造业的影响与广东不一样，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在上海，影响比广东浙江来得晚，在10月份以前还是比较好的。但国外的金融危机影响到跨国公司整个市场的情况下，他们的订单减少，一下子下来了，这个深度跟小企业比起来就不一样了。
    南方周末：你是说，像广东和浙江可能是来势很凶猛，但是复苏的速度也会快一些？
    王战：他们很多都是面对低端消费品市场，国外市场大量需求的，需求弹性比较刚性，但是上海做得是更高端一些的东西，比如为国际配套的，像IT产品，反应比较滞后，但是影响的深度可能会更大；上海还有很多的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大企业整个的销售市场下来，这就连锁影响到服务业，而这种影响会是比较深度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总体来看，冲击没有像广东浙江这么猛，但是对上海的影响是比较全面的。
    南方周末：外界一直认为上海的产业结构相对是比较好一些的。
    王战：如果没有危机，可能就看不清楚。比如说中央支持上海发展大飞机，要把这个搞起来，配套生产就多了；还比如IT产业，我国现在超大规模集成线路生产发达，但生产线谁来制造？又比如说清洁能源，发展核电，核电设备谁来造啊？这些都需要在危机的情况下清醒考虑。如果这些问题抓住了，目前速度低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冲垮了，不知道方向了，不知道怎么调整了，这个时候掉下去那真是非常危险的。
    南方周末：比起其他省份，上海应对危机所要涉及的深度和付出的努力会更加地艰巨？
    王战：可能要做出更艰巨的努力，我们处在产业第二次转型的阶段，第二次转型是指国家要求的上海应该重点发展先进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但我们中国长期处于工业化的阶段，税收体制、金融政策等各方面并没有与这个要求形成一种完整的配合，因此，面临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做研发、研究，另一方面是去探索相配的体制政策、财政金融。所以两方面的任务都很重要。
    南方周末：那么面对危机，上海下一步做什么？
    王战：上海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当中谋求发展，改变现在单一的大城市结构，形成由中心区、中等城市和一些城镇组成的群体，对城市群体做适当分工，例如先进制造业可以建在郊区，现代服务业在中心城区。还有就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我们走得比较快，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吞吐量世界第一，集装箱世界第二，现在关键是提升行业服务业发展，以质的目标代替量的目标。要更好地取得对能源原材料的话语权，比如石油、金属、橡胶等，如果在这方面取得话语权，我们作为制造业中心在成本控制方面就有很大的好处。还包括黄金、期货啊，都非常重要。此外，股市的稳定、人民币的国际计算、贸易中心发展，都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还要做一些研究，进行突破。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上海不像其他一些地方有很多政策出来？
    王战：我觉得在应对的时候沉稳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政策越多越好，关键是要准。真的出了政策之后要有定力，要看效果做判断。上海调子不高，政策不多，没有什么消费券那些东西，我们现在更着眼的是后面一轮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速度很重要，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前面的调整。上海说要做排头兵，不得不往前看一些东西，做一些探索。
    南方周末：上海一直都是区域龙头地位，在危机情况下，上海是否会觉得外界对它的期望会给上海造成压力？或者是否还愿意做这个区域大哥去帮助其他小兄弟？
    王战：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从计划经济角度讲，这是帮不帮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这本身就是题中之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决定了你很多企业该转移就得转移。同时，你产业化向前发展，必须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经济服务、财经服务，如果你堆了这么多金融机构不能跨省市区域为人家服务，要这些机构干嘛呢。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就会这么做，无非是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或者行政区域地域化的观念，更好地把市场做好。而且在危机条件下，产业架构的调整一定会在空间结构上反映出来，所以绝对不会说危机情况下上海全国服务就会做少了。
    南方周末：这次4万亿包括之前1000亿的投资，上海拿到的项目或者给上海的投资与其他省份有什么不同吗？
    王战：这个4万亿，国家是分期的，第一期已经安排了，上海着眼还不是这一块，上海着眼的是产业升级的方面，国家更多地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因此上海并不会是很多，但上海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从浦东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多种筹资渠道，只要把产业升级的方向看准了，我们在资金筹措方面会形成比较好的配套方案。
    南方周末：就是以上海现在的经济发展取向来说，上海没有很强烈的动机从4万亿里面拿多少基建的工程？
    王战：我们没有太大的动力说一定要去这里面争什么，毕竟上海已经过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对上海来说，是从国家要求我们产业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的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达到什么程度的角度去考虑。
    南方周末：你对地方债怎么看？
    王战：地方债绝对是个好事情。各地的发展初期，财力一定是有限的，基础设施等都是要花钱的。如果没有地方债的支持，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跑部前进”， 第二个就是依靠土地收益。就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地方上的土地开发情况是很混乱的。但是地方债的具体操作就需要配套政策机制的设置，比如地方政府财政的信用度。国际上对地方政府的信用度评估有成熟的东西，这些制度有建立起来，转移支付管转移支付，对有能力的地方政府要更多地采取信用评级等机制的管理，使它能够为基础设施创造好的条件和投资环境，我觉得在方向上肯定是对的，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有进一步细化。
    南方周末：危机会不会带来唯GDP至上思想的回潮呢？
    王战：如果我们在危机情况下把经济增长定在12%、13%，那是唯GDP至上，把它定在8%，并不是在追求速度，是考虑到充分就业的需要，就业和速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在里面。中央定这个速度，是考虑到在危机情况下，尽可能地考虑就业，这对老百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南方周末：所以说把经济发展与GDP挂钩，并不是为了保GDP的增长速度而是保就业。
    王战：假设中国GDP定在5%就可以保证充分就业，那就可以定在5%。实际就是恰恰8%的速度对我们危机条件下尽可能解决好就业问题是个很重要的前提。进一步考虑，我们在争取8%速度的同时，发展产业当中也要充分考虑一些当前有比较好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现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着一些误区，地方政府会觉得这是个低档次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我们是不是在当前发展手工业方面要有一些很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就业问题也会有帮助，就是说8%是个大参数，我们可以考虑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增加就业。

天边外

终止 “上海模式”？

杨鲁军

    2008年4月，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陈良宇获罪十八年。但是，清算上海的问题并不应该局限于社保案，更为重要的是对上海这二十年来形成的一整套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这种上海城市发展模式，在全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被广泛效仿和推广。
　　现在到了对这种上海模式进行批判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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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投机”的思维方式相当猥琐！

“政治要人”因为腐败而倒台，但是“上海模式”未必失败，这是两件事，有不同的理路。

拿现代史模式来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上海模式的发展遵循了“高地”与“飞地”的战略——浦东是飞地，浦西是高地，相得益彰，比翼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