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训：五位同学及新中国的故事》

李旧苗

坐在第一排看中国

符丽


    1980年9月，一位叫做潘文的美国男孩作为第一批到中国大陆学习的美国大学生，和七名中国学生合住一个宿舍，成为1982级南大历史系的学生。二十年后，成为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兼首席记者的他回忆：“作为一名21岁的美国交换生，我坐在第一排观看着一场迄今为止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在历经40年的自我封闭后，中国重返世界舞台。”
　　西方记者记录中国的历史变迁，一刻也未曾停止。2006年已回到美国出任华盛顿邮报洛杉矶分社记者的潘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教训：五位同学及新中国的故事》，全书讲述当年和他同窗的五位同学的20多年来的人生经历，透过他们迥然不同的命运，来反映“文化大革命”过后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社会变迁。
　　在潘文的记忆中，每天大家早上都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战斗”的鼓号声中惊醒，清一色穿着蓝色长袖汗衫和秋衣秋裤从被窝里爬出来，出操，上课，学习。每天早上醒来，他总能听见阵阵清喉咙的咳嗽声，晚上睡觉之前，室友们会用一个印着牡丹花的铁盆洗脚。室友们都乐于向他请教怎样和女孩约会，怎样吻女孩，怎样出国留学。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一方面承受着“文化大革命”残留下来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也涌动着追求外界自由思想追求性开放的躁动情绪。
　　周书呆子(Book　Idiot　Zhou)，小关(Little　Guan)，宋黎明(Daybreak　Song)，叶大鬼(Big　Bluffer　Ye)和老吴(Old　Wu)，是潘文笔下的五位同学，他们当时的年龄从18岁到30多岁不等，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曾经是红卫兵，有的曾经被红卫兵攻击，有的兄弟姐妹在大跃进中饿死。他们通过了高考，从农村从劳动基地来到大学，直到他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了建构新时期历史的第一代。
　　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二十多年，这五个同学以及潘文自己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曾经因为不同意党安排的婚姻而下放劳动的周书呆子从事教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但由于受到思想的困扰，转而从商，他的从商之路和中国的腐败之风紧紧相随；曾经被要求公开羞辱父亲的小关，不断与中国社会的“红眼病”较劲来发展自己的事业，虽然成了寡妇但依然追求浪漫；出国发展的宋黎明成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对生活妥协，转而成为一个体育专栏作家；懂读心术的叶大鬼成了政府官员，负责一条商业街的开发，善于钻营的他成为了该商业街的一大恶霸；父母在南大遭红卫兵迫害致死的老吴为了寻求一份稳定的职业，最后不得不在满是伤痛回忆的南大留了下来，教书谋生。
　　出生于1960年代的一代人是“失去的一代”，他们的教育因为“文革”而被打断。他们接受过毛泽东的乌托邦式精神世界的洗礼，但亲情友情爱情却遭到撕裂，“文革”后旧的精神体系土崩瓦解，社会迅速卷起过去继续向前推进。不过从90年代后期开始，物质财富开始日益困扰中国人，随之而来的浮躁情绪、社会“红眼病”、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甚嚣尘上，在潘文眼中，中国从“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转入到了“让人心碎的犬儒主义”。
　　这一代人被迫适应着中国社会剧烈转型变化，他们的爱，生活，成功，失败，梦想，以及担忧，都成为这二十年多来中国社会的激烈巨变的写照。如今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和政府的脊梁的他们到底信仰什么，他们怎样生活在这个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之中？在潘文看来，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无法并行的中国，旧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在中国已经死去，但是并没有新的思想能来取代它，道德真空成为了目前困扰并影响中国社会的问题。他觉得，虽然目前中国社会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年青一代中也慢慢萌发了一个社会良知新潮流，不过这一切都尚处于初始阶段。
　　与以往西方人写中国的书籍不同，潘文的《中国教训》记录下来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真实个人的人生故事，作者本身既是这些故事的叙述者和观察者，也是这些故事的参与者。他透过对他们的人生历史的“微观叙述”，结合身处中国社会的各种体验，编织出一个西方记者眼中二十多年的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宏大历史”图景。潘文用第三只眼观察并总结出来的中国教训，并非是个已经可以圆满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在持续发展，潘文和他同学们的人生故事也还在继续。



　　John　Pomfret：《中国教训：五位同学及新中国的故事》(《Chinese　Lessons：Five　Classmates，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Henry　Holt　and　Company，LLC2006年8月版。



潘文，英文名John Pomfret，是一位记者。潘文在美国纽约长大。1977年入斯坦福大学学习。1980年代初作为交换留学生到中国，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后返回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完成学业。他曾在法国巴黎做酒吧调酒服务生，也曾在日本学习柔道。1986年起任美联社驻中国大陆、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新闻记者，1992年海湾战争期间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担任战地记者。1992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1998年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首席记者。2003年，由于对亚洲的最佳报道被美国亚洲学会（Asia Society）授予O：（n Elliott Prize。 现任华盛顿邮报洛杉矶分社社长。潘文是第一批到中国大陆学习的美国大学生，南京大学是当时唯一一所让外国学生和本国学生同住的重点大学，在南大留学时和七名中国学生合住一个宿舍。他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书，《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直译 - 《中国教训：五位同学及新中国的故事》），讲述了五位南大历史系八二级同学的个人经历，透过他们迥然不同的命运见证中国社会的变化。

天边外

周书呆子(Book　Idiot　Zhou)，小关(Little　Guan)，宋黎明(Daybreak　Song)，叶大鬼(Big　Bluffer　Ye)和老吴(Old　Wu)，是潘文笔下的五位同学，他们当时的年龄从18岁到30多岁不等，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曾经是红卫兵，有的曾经被红卫兵攻击，有的兄弟姐妹在大跃进中饿死。他们通过了高考，从农村从劳动基地来到大学，直到他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了建构新时期历史的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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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似乎是“工农兵”学员的一届。

老木匠

2# 天边外


给缺乏常识的天边外补补课：

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是1976级、也就是1979届。

帖子开头讲得够清楚了：这位美国学生进入到1982级本科，是1982年入学，他已经见不到工农兵学员了。

年纪大、有阅历的同学，从1981级开始就很少了。潘文说的这些或许是当时还没有毕业的79级、80级同学。

李旧苗

原文的确有误。我猜测可能是1982届，而非1982级。1978年入学的，77级或者是78级。

李旧苗

“工农兵”学员是不可能的。潘文1977年入斯坦福，1980年作为交换生到南大，很有可能插入77级或78级，但应该不会等两年后再成为82级的学生。原文有误。

老木匠

1982届的话，77、78级都是1982届，77是1月份毕业，78级是7月份毕业。

从当时情况来看，78级平均年龄要超过77级。77级政审还很严格，录取还是要看出身的。正牌的黑五类还很难，78级才放开，先公布成绩，再来录取，很多77级因出身不能录取的，就到78级去了。

从潘文讲的这几位来看，他插入的或许是78级。

天边外

3# 老木匠

好事做到底，请老木匠用“常识”解释——他们当时的年龄从18岁到30多岁不等？（注意是“同窗同学”。）

否则，俺为何小心的转这段话。

李旧苗

木匠兄猜中了，我刚才查了一下，潘文插入的，的确是78级，就是高华那个班。他书中所写，皆为真人真事。老吴，即吴晓晴，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他的父亲吴天石和母亲李敬仪文革前分别担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和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文革一开始就双双被学生折磨致死，极惨。周书呆子是周连春，安徽财经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叶大鬼，大概是叶皓，现任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经担任过鼓楼区区委书记，前几年在南大拿了个博士学位。我有个老师，是南大历史系77级的，他们那个班，人数要比78级少。

老木匠

3# 老木匠  

好事做到底，请老木匠用“常识”解释——他们当时的年龄从18岁到30多岁不等？（注意是“同窗同学”。）

否则，俺为何小心的转这段话。
天边外 发表于 2009-10-10 15:55

哈哈，请把你自己的贴和我的贴广为传播。

77、78、79级大学生，一个班级中的年龄差距就有这么大。比如我们寝室，年龄最大的是1947年出身的，年龄最小的是1958年出身的。何大姐讲过，她那个班级的年龄差别最大的达到15岁。

天边外缺乏最基本的常识，真的是来自于天边外的网虫

天边外

9# 老木匠

这个故事里的“超龄”现象，好像不属于“常识”，而是历史性的“旧识”，老木匠是过来人应该有义务答复，但答复的方式请按“常理”推导。。。

比如，78年入学的是否需要通过高考？
当时高考的报名资格是否限制为高中应届生，或者有年龄线要求？
在何种特殊状况中，有可能“超龄”学生也有入学的机会？

或者简单的说，79年前的高考资格，是允许先前插队落户的超龄生参与的，答案就明白了。

ys1937

比如，78年入学的是否需要通过高考？
当时高考的报名资格是否限制为高中应届生，或者有年龄线要求？
在何种特殊状况中，有可能“超龄”学生也有入学的机会？
天边外 发表于 2009-10-10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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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77年已经恢复招考制度，招收对象大致为“老三届”的学生。
   2、 1977年时，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般不能报考，1978年开始，高校招收应届毕业生，同时，上年未考取的老三届人员仍可报考。
   3、 因此，1977和1978年考生中，超龄是普遍现象，而非“特殊情况”。
   4、 1977和1978年高考招生中，“政审”制度仍然让一些出身较‘高’的学生望而却步。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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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这是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邓小平在会前的一段真诚的讲话，深情地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大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破坏科学教育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来，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会上，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专家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1977年8月8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大胆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1977年8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的教育工作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
    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即刻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深受鼓舞。经过代表们讨论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地报告给了邓小平，他对文件详细审阅，并亲自修改。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得以全面恢复。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招生考试于当年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凡是”，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这次会议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会议召开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经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

本篇文章来源于 科技网|www.stdaily.com
原文链接：http://www.stdaily.com/special/c ... /content_108270.htm

天边外

谢楼上诸位的释疑（包括浇花浇花的老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