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华：杨小凯VS林毅夫——追问“赶超”战略

李旧苗

据《中华工商时报》5月30日报道，在武汉举行的东湖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国经济现有方式继续发展，非常有可能再维持这样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那样，2030年的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林教授的言论对我多么熟悉！十年前，我正碰上林毅夫先生在清华的一场讲座。他说，中国实际的经济水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形而被掩盖。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以国民购买力水平统计GDP，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只要中国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经济，将会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如此惊世骇俗之论让大阶梯教室的听众一遍哗然。有学生问中国没有高科技怎么办？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肯定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需要高科技，聪明的办法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别人花大量经费投入把高科技搞出来了，我们只要跟着做就行了，既省钱省力又快捷，这是更经济的方式。又有学生反问：西方有专利保护啊？林教授的回答简洁而有力：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法宝，——盗版！
    经济学家可以这样看问题，这对我刺激太大了！2002年我出版的《文化立国—大学重建》里，特地把这一高论评论了一番。不过，我以为林先生当时只是口头上说说，不会在严谨的场合信口传播，因此没有在书中指名道姓。却不料十多年来，林先生一直在给大陆同胞开列着这样的期票，只是不知道他是怎样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时间，由2015年悄悄顺延到2030年。不知道是有意补充，还是一种流行表演，又有报道说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言，说2030年中国经济只是超过日本而已。
    接着，又有报道说某政府高官预测，五年之后中国经济实力超过德国。恰好我刚从德国回来，三个月亲历德国的印象令我更感觉当下这种语言游戏是多么的荒涎。用农民的语言来说，中国经济的“堆头”远远超过了德国，可是要论货色、品质，几乎没有任何可比的优势，而且以现在这样的方式追赶下去，几乎永远没有可能赶上人家，除非人家烂掉。
    技术进步可以搭顺风车凯歌前进吗？
    中国人尝够了落后挨打的滋味，所以渴望有一天能赶上或超过西方。人们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可是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到底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只是以为既然要赶上别人，自然就是越来越接近别人那些有形的经济指标，于是人们常常满足于经济学家们玩弄的关于GDP的数据游戏。
    在经济学界，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所谓“后发优势”论最给人直接的满足。在他看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创新，这样花钱多，风险大，弯路多，见效慢，总体上的回报低；而不发达的国家却有捷径可走，只需要引进别人已经成功的技术，这样风险小，花钱少，见效快，经济回报自然就高。
    初一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人家在前面开路，我们搭车跟着前进，反正技术与知识是可以传递的，我搭他的车，很快提升了我的经济水平，再付他一点专利费，大家双赢，何乐不为呢？亚洲四小龙不就这样成功的吗？咱们大陆过去关起门来自力更生，一定要自己搞高精尖的技术开发，结果劳民伤财，费力不讨好，今天不是比台湾都落后了吗？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引进的技术的确大大改善了劳动效率，给人们从未有过的丰厚物质回报，以及进入现代生活的甜蜜感。这种提升对于生活在自然状态的人来说具有更大的边际效应，因为自然资源无限，人的体力十分充沛。
    人们眼睛盯着外来的文明，渐渐开始放弃自己固有的生活价值与传统习惯，认准先进国家的一切表征作为目标，死心塌地跟人接轨。从单片机到286，从386到486，再一路奔腾，每年上一个台阶，给人们强烈的印象，自己也无庸置疑地在不断进步。可是，当整个社会完全被外来技术手段所支配，人们向现代生活迈进的每一步，都要靠购买不断升级换代着的外来技术，以至于欲罢而不能的时候，人们需要追问，这真的等于社会的进步吗？社会发展是可以靠外部推动的吗？文明社会是可以引进的吗？
    其实，我们只是离自然状态与传统生活越来越远，但相对位置于西方优势地位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尤其是经济竞争关系上，因为完全依赖外来技术，自己却没有自己内在的文化动力，因此实力反而会倒退。这正如一条宠物狗跟着人过起文明生活，它变得越来越乖巧，越来越善解人意，似乎活得很滋润，但对狗的生命状态来说，却是一种倒退。
    正如一时拥有财富，并不等于具备生产财富的能力一样，获得一种高技术，也不等于自己具备技术开拓的能力。换句话说，掌握现成技术和开拓新技术是两码事。技术能够提升劳动效率，但只有开拓新技术才能赢得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中占具优势。技术让人们赢得在对象中的主动地位，但技术的开拓者才能赢得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动地位。
    技术垄断构成经济的金字塔结构
    对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技术可以传递，你的劳动效率增长对我至少没有坏处。但对于有竞争关系的官吏、秀才、工商业者就不同，大家同在江湖上混生活，谁的本领高，取得绝对优势，别人就可能没有饭碗。
    在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虽然技术交流和传递更加频繁，但这本身也构成经济竞争手段，如果谁拥有全面的技术优势，就能通过技术垄断控制市场，决不会马上传递给别人，即使高价转让也不会干的。那些完全依赖别人技术的国家，就会被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今天的世界高科技领域里，技术产品被人为分出明显的等级，构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一个主流技术等级的产品通过强大的市场和广告作用，牢牢地套住大多数消费者的腰包，上一等级只要对下一等级构成足够的优势就够了。即使完全有可能一次性提升到更高等级，只要没有人挑战主流商人的技术垄断地位，只要还有钱可赚，他就不急于把最新的东西给你，而是要像在兔子面前摆弄胡萝卜叶子一样，一步一步地牵着他人鼻子走。他生怕一步到位之后，让你赶上来，他又不得不花钱去开发新的技术以保持优势。当中国企业也能把大批量的电子产品廉价地输送到国际市场，甚至能收购别人的企业时，许多人以为自己进步得不得了，却不知这些都是已经赚不到大钱了，才被人不情愿地吐出来的二手三手的夕阳产业。
    在一个社会内部，技术作为主要资本也构成金字塔结构，导致社会阶层的激烈分化。拥有技术手段的人获得越来越大的利益，而其他大多数人则相对贫困化，甚至完全失业，无法参与现代生活资料的分配，而他们又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土地资源，再无生存的依托，必须导致社会危机。
    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已经广泛形成一种有效的福利与就业机制，可以控制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他们已经有充裕的物质资源作为后盾，以保障社会的稳定，这些资源不仅取自他们国内，而且靠自己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廉价地取自他们外部的落后国家。但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却不存在像发达国家内部长期的劳资冲突形成的那种民主与共和制度那样有效的平衡机制，除了无序的竞争，赤裸裸的争夺，就是恐怖主义与战争。
    西方各国政府把技术与人才纳入国家战略，并通过财政与外交手段实施干预，保持一些暴利行业、垄断行业的技术优势。而在依赖技术引进的发展中国家，金字塔上层的人们不断要从外部获得新的技术来维持自己的国内优势，只有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资源。可是自然资源在现代技术的榨取之下并不是无限的，这会令环境状态急剧恶化，而人们长期跟随别人的潮流，独立的文化空间丧失，创造力弱化，久而久之便会全面矮化。
    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制度与文化里
    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关键并不是获得一枚枚看似和人家一样的果实，而是要在自己土地上培植一棵棵能结出自己果实的大树。
    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在哪里？中国人总是关注着人家外在的表象，总是把现代文明当作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五十年代，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彭德怀总结说，现代战争就是拚钢铁。此后的“大跃进”为追求钢铁产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技术，技术就不那么实在了，不是直接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我们仍然把它看着一种静态的结果，如技巧、图纸、方案，可以搬过来，拿过来。
    再进一步，技术背后是科学。现代技术是由理论科学决定，而科学是意识层面的东西，这难以被唯物主义思维所接受。为此，人们为科学的本质，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长期争论。直到后来，实用主义者干脆突破教条主义框架，直接定义科学就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争论停止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人们理解的科学，也是一种知识、结论、原理，掌握了便可以运用，于是一种崇拜外来科学知识的新式教条主义又来了。
    无论是物质对象，还是实用技术，还是科学知识，都是外在于人的，都是强势国家先有的东西。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获得它们，总是围绕这些对象而努力。中国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现成的知识，掌握特定的技能为中心，用以武装自己，它要把人变成人才，变成现代文明的工具，而不是文明的主体，文明的创造者。因此，现代文明对于中国来说，不是自己社会生活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始终是一个外来者，来了不能生根。
    科学还真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它本身并不是生产力，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人们的好奇心驱使下的认知活动，旨在以理论思维和实证方法，揭示客观现象背后的内在必然性。它的结果引导着现代技术的起步。承认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得承认文化并不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的生命根植于所有人们的心灵里，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体系中。
    现代技术的进步本身需要特定的文化土壤，它不是传统生产与生活经验的积累，而是在科学理论与艺术氛围里成长的。科学思维揭示经验对象背后的普遍规律，艺术想象力带来超越功利主义目的的创意，两者只有特殊的文化环境里才能独立成长。在急迫的生存竞争里，人们怀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必然导致文化上的弱势与依赖感，无法形成自由而从容的创造性生活。即使有充分的专业培训与大量的劳动就业，普及现代技术的同时，也只是强化了技术开创者的优势，以及技术运用者的从属地位。
    现代技术的进步不是个别能工巧匠的发明，而是在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中完成的。这也就是说，现代技术需要相应的社会背景，包括人们之间广泛的社会交流，协作，有稳定的信任机制与可靠的制度保障。
    文化战略才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战略
    仅从经济思维出发，再强调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再强调高级人才的培养，再强调自主创新的价值，都没有把握文明的核心。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成长的文化基础和自由氛围，没有相应社会信任体系，协作关系，大家都在物欲的驱动下，要么从政府权力的控制下争夺资源，做些给人看的政绩工程，要么只有仰赖西方优势力量的渗透，从中捞一点代理费。
    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随着权力腐败现实的日益加剧，已经越来越突出了。在中国知识界甚至成为主流的声音，只是在现实运作中举步惟艰。因为制度总是死的，而人总是活的。只要人们被单一的欲望驱动，不管他如何呼喊、斗争、操作，总是要让自己利益趋于最大化并对别人利益造成侵害。显然，制度背后还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超越物质欲望的文化层面。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建构的重要性始终是一个弱音，即便有也大多停留在务虚层面，缺乏现实的力量。人们一谈文化，无论高级学者还是普通学生，就以为是回归于古老的传统，或者依附于普遍的外来教条，趋从于流行的时尚。总之都是拿现成的“文化”来，而人自己仍在欲望里，文化只是一个手段，一种标榜，只有外壳，没有灵魂。
    人们的精神涵养和醒觉意识，包括决定着人们现实选择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才是活生生的文化。任何社会变革的关键，都归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内涵的演变。平时人们把生产力视为一种经济实在，却不曾想到既然生产力是人的一种能力，而不是动物的本能，那它就一定是人后天的精神能动性所造成的。既然如此，文化才是生产力的核心。
    西方现代文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代表的希腊理性传统和圣经所代表的犹太信仰传统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联系。在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教会和大学都是独立而自主的，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被世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左右。宗教开辟了人们心灵中独立的精神生活，大学给人们一种理性的指引，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更远地摆脱自然状态，培养更高的自由智慧，拓展更高的文明空间。
    日本也没有西方文化，但它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看到，社会变革看起来有一条捷径，从器物开始，到制度，再到人心，但这条路其实走不通；必须反过来，从人心的改变入手，才能实现制度与器物的变革。日本人看似在追赶西方，但他们最早也最从容地建构了自己能够与西方平行的文化，不管在别人眼里如何有问题，但自己内部是高度认同的。
    中国最早面对西方挑战时，在文化与制度上由于千年的惯性而表现迟钝，通常只有器物层面的被动应变，所以一再失败。直到受日本人启发的梁启超提出“新民说”之后，中国才有了新文化运动，20世纪的现代进程也才真正开始。从北大到西南联大培养的现代知识精英，从国民党的黄埔到共产党的延安所训练的政治精英，都是一种特殊文化战略的产物，他们才走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现实困境，相对从容地带来了一些有限的创造力，给绝望的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然而，他们的努力总是被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所束缚，迟滞，以至趋于腐败与瓦解之中。
    杨小凯后发劣势论的警示
    针对长期的经济追赶战略，前几年中国经济学界才出现“后发劣势”论，代表人物是已于2004年7月患癌症去世的海外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既有技术差距，也有制度差距。技术模仿比较容易，但制度模仿非常困难。从技术模仿开始做起，取得资本积累、结构变迁、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比较快；把制度模仿放在后面，因为制度模仿较难，当生产水平提高了，制度却成了一个障碍。
    英国自光荣革命开始，形成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均衡的共和制，对国王权力有限制，对私有产权有保护，然后才出现工业革命。这很重要，如果国家权力不受到制衡，就会产生国家机会主义，权力腐败无法制约，国家发展进步的果实落到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经济发展就会失败。
    苏联和中国先后在1929年和1949年推行重工业发展战略，在技术方面模仿西方非常成功，但因为没有宪政体制改革，没有权力制约，形成了国家的机会主义。日本也没有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虽然技术上模仿发达国家取得了成功，但天皇代表的国家权力不受制约，终于导致了军国主义战争。日本在银企关系、企业之间关系上仍存在不少东方模式，银行大量给企业贷款，形成大量呆坏帐，造成了1990年以来的经济困难。
    一般认为，杨小凯是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上讨论经济学问题。其实，杨小凯并没有把经济现象的探讨终结于制度层面，而是更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层面。他认为西方经济与政治的基础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信仰里。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基督教和宪政》的讲演中，他以自己学术经历，解释基督教文明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其中谈到它的第三者功能：
    在市场经济中，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明明一个互利的买卖可能都做不成。若有一个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仲裁，就容易成功。宗教里的上帝跟人没有利害冲突，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基督教有一些无条件的禁忌，让人在做生意时遵循取之有道的承诺，所以基督教国家里可以发展大公司，而其他国家只能在小公司里建立信任。在政治秩序上，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要认同公平的游戏规则。这个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制定规则的人不能替自己着想，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照顾对手的利益。
    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好，因为基督教劝戒人，你要爱你的敌人，要替自己的敌人着想；你还要担心下地狱，如果做了坏事而不思忏悔的话。中国的孔孟哲学不是宗教，儒相当于今天的智囊团，他们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要讨好皇帝才能拿钱，所有难以构成超越的第三者。
    学者个人经历的背后耐人寻味的启示
    尽管学术思想与学者个人的经历没有必然关系，但这两个对立主张的持有者恰巧各有一段传奇的人生经历，且都曾被纷纷传闻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不同学说形成的奥妙。
    林毅夫生于台湾，从台湾大学中途弃学从军，成为一名“模范青年军官”。但他又于1979年做出更为大胆的选择，从金门抱着两个篮球深夜游到了大陆来，先后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回到大陆后，也许因为既有国家大义的政治光环，又有台湾成功经验的经济智慧影子，立即成为最耀眼的主流经济学家。
    杨小凯文革开始时是一位18岁的湖南籍理想主义青年，以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轰动全国。他可是造反派，左到连中央文革及康生都受不了，才被投到监狱，一关十年。改革开放数年之后，这位当年的极左分子已经靠自学在经济学领域脱颖而出，却还找不到被“平反”的理由，不能考研究生，不能出国。直至1983年他才在高层人士默认下，在有识之士帮助下到美国深造，在随后二十多年间，他成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定居澳大利亚，往来世界各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两人的传奇都与中国特定的政治气候相关。前者两次选择了一种机智大胆的冒险，获得了个人命运的一路凯歌；他开出的乐观主义经济目标，直接介入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运作。后者选择的却是内心的真诚的批判精神，给自己给家人带来了深重苦难，却也修炼出一种智慧，给他早逝的生命以灿烂的光辉；但对于现实，他始终只给人旁观者的反思与警醒。
    还有一点耐人寻味，两人与自己青年时代理想的断裂与承继：
    如果没有人提示，人们根本读不出林毅夫文章里的台湾背景，他处处保持着与大陆意识形态立场的一致，并对国民党政权持批判态度。然而，他对于大陆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主张，却建立在台湾等东亚四小龙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他的潜台词就是，台湾成功的路，大陆也可以照着走。
    杨小凯也已经从文革时的理想主义的左派转向自由主义的右派，但他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主张却是建立在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基础之上，要发展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就必须制约权力腐败，这与他青年时要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激进立场，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这两个人的传奇让人联想至远。人类文明也许永远也离不开两个极端的智慧，简单地说，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应变能力，善于从现实潮流中找到自己有利的位置，识时务者为俊杰，向优势看齐，通过与强者接轨来赶超强者。另一种是理想主义的自主追求，更多从人的内在生命状态出发，有时可能是一种绝望的挣扎，要以自己的力量创造并驱动一种理想。
    我们永远不能判定哪一种智慧更好，但可以说，今天中国已经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在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陷入了种种危机，现在是需要基于人的内在智慧来平衡的时候了。所以，中国国家战略的重点，应当从赶超别人的经济战略，让位于自身崛起的文化战略。

天边外

文章作者头脑清醒，可惜表述不清。

为何技术领先者占据上风，世界代工厂落于下风的原因？不是一个制度经济学能够胜任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