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是否有机会获得诺奖？

李旧苗

有中国学生问，林毅夫也应该有资格得诺奖吧？
邹恒甫答曰：“这玩笑搞大了吧。毅夫本人也不会同意，不会高兴。”



    《21世纪》：中国经济学者如何成为经济学大家？近期能否出现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林毅夫：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因为经济理论来自于经济现象，而经济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呢？发生在最重要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少经济学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
    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需要两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从西天取经，如果能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取得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本土化的共识，并开始以此为目标努力就很不错了。如果这个共识和努力能够早一点开始，那么，下一代的经济学家，也就是现在的学生，不少人会有机会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当中也就可能有人会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李旧苗

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在中国是作为顶礼膜拜的显学，经济学家至少也是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庞大群体。但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甚至进不了候选名单？
　　八大标准与现实差距
　　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标准，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的差距。笔者研究了诺奖的相关过程及评奖实践，归纳出八个方面的标准：
　　第一，从诺奖的覆盖范围上看，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广泛的经济学各学科门类。
　　第二，从研究层次上，要求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科前沿，特别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从诺奖的评奖导向上看，强调研究成果的独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以及对科学工作和社会(如政府的政策)所产生的总的影响力度。
　　第四，从诺奖的学术成果的功用上看，赞赏“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贡献，赞赏那种能使其他学者可以站在其“肩膀”上攀登得更高的方法，不鼓励不能推动研究的技巧性论战。
　　第五，从诺奖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上看，注重鼓励那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
　　第六，坚持从广义上解释经济学理论，把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了与经济学相关的交叉学科。鼓励用现代经济理论特别是数学方法、数学模型来解读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更加精确与可以实验。
　　第七，推崇有完整理论体系与学术架构的新的经济学理论。
　　第八，坚持在长期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急于对新兴的学术理论体系授奖(这也是获奖者年龄偏大的原因)。
　　对照上述的八个标准，中国经济学家至今难以问鼎诺贝尔奖的缘由就显而易见了。
　　中国经济学家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公务员或财政供养的事业型单位，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依据工作需要研究经济问题，如马洪、薛暮桥、范恒山、陈淮、王忠明、左大培等。一类是在高等院校，如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周其仁、钟伟、赵晓、杨帆等。再一类就如华生、王育琨等，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跨领域研究者。他们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困难，制约着中国经济学家向诺奖迈进的步伐。
　　首先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专业研究队伍太少。对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与事业单位的研究人员而言，主要时间用在完成单位工作任务，完成工作中的研究课题上。
　　其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庞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参照系。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背景资料质量也存在较大缺陷。经济数据、统计资料与客观情况之间存在多种差距。资料不全、资料掺水、资料有偏见等多种问题同时存在，许多方面的标准处于空白状态。
　　究其原因，一是统计学的标准不一致，有的没有科学标准；二是统计人员的统计水平不一致；三是绩效考核过程中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四是经济主体的属性不同等，都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问题。
　　“离中国人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里奥尼德·赫维克兹、埃克里·马斯金和罗杰·梅尔森三位美国学者以“机制设计理论”获得此奖项。
　　清华大学金融学系主任李稻葵当时曾表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赫维克兹、马斯金、梅尔森的学术成就也是历年以来诺奖得主中，对中国经济改革最有直接意义，也最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的。“马斯金的理论要解决的是，如何用一套经济制度达到设计目标的问题。”
　　要达到目标，实现效率最大化，就要考虑怎么设计机制，以使每个参与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努力，这是马斯金学术成果的社会意义。
　　在李稻葵看来，改革前中国的制度就完全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现在尽管也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但每个人都经过自己的努力，总可以获得比以前多得多的回报了。”





　　期待
　　中国有四位经济学家曾获得诺奖提名
　　林毅夫呼声最高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40个年头，中国曾获提名的有蒋硕杰、杨小凯、张五常和林毅夫四位经济学家，前两位已经去世，目前呼声最高的人是林毅夫。
　　林毅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目前受聘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位置曾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2007年年底他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坛上发表演讲，成为登上这个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该讲坛从1946年开始，每年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过去60位主讲者中，有14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认为，“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在于理论背后有多么复杂的逻辑，而在于理论解释的现象有多么重要。”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多出自英国；30年代以后则转向美国。
　　在林毅夫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GDP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不能自荐，要由具备提名权的个人推荐，大都需要欧美经济学家提名才行，提名后还需接受有关审查。
　　本报记者郑良中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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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毅夫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GDP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 “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不能自荐，要由具备提名权的个人推荐，大都需要欧美经济学家提名才行，提名后还需接受有关审查。

1，“在林毅夫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GDP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就凭这句，他就没资格拿诺奖了。请他先向世人讲清楚中国的GDP到底是怎么回事？
2，推荐，审查，——绝不是中国式的审查。

李旧苗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切中中国经济软肋



苏小和






    这个夜晚的19点是如此美妙，从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两个人。如果是奥斯特罗姆一个人获奖，或者是我更加熟悉的威廉姆斯一个人获奖，我是不会使用美妙这样的辞藻的。一个人不好，两个人可以互相取暖。当威廉姆斯和奥斯特罗姆站在一起，我似乎看到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经济学世界：一个平衡的公共资源经济治理结构，一个边际效应优美的企业发展框架。两者相互结合，带给人类社会最大的福祉，也带给每一个有尊严的个体最大的福祉。  
    我想继续说下去：当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研究成为诺贝尔奖醒目的桂冠之时，我们对公共这样的课题究竟理解多少？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个国家，公共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敏感词，或者是政府的一个代名词。我们只有政府主导，我们没有公共参与。不仅政府以为这样的局面是理所当然，我们的人民，我是说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团体，而不是抽象的总称，也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的公共资源都必须交托在政府手上，他人无权置喙。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由此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铁路是政府的，银行是政府的，石油、通信、能源当然也是政府的。教育是政府的，医院是政府的，科技是政府的，教会、寺庙和工会当然更是政府的。政府像个无所不能的大善人，计划着、或者主导着这个国家的一切，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吃穿住行，一切的愤怒，一切的欢乐。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当政府将一切的思考和行为集于一身，这将牵涉到多少难以计数的交易成本！扪心自问，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最浪费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成本最高的企业？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诞生。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到今天威廉姆斯的“企业边际”研究，今天的制度经济学已经将国家制度、法治、文化传统等诸多变量纳入到经济学的场域。任何一个试图发展的国家，当它仅仅用一种计划和垄断的方式来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如果它不是出于狂妄和无知，“交易费用”的拷问就必然陈列在它的面前。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一直沿着“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的路径考察、分析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他曾经直指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规范的企业行为方式，缺乏对商业文明的基本认同。他认为，中国企业高度依赖外向市场，除了汇率机制价格引导外，企业行为方式等微观因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签约的成本低，履约的成本低，一张订单的数量很大，合同周期相对比较长。中国企业家发现，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可以利用商业文明的普适规则。这正是中国企业的本相，企业家都不愿意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30年的发展中，渐渐有意识地丢掉了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交易费用”高企的国内市场，转而大面积依赖相对确定的国际市场。  
    在这样的意义上，周其仁先生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拓展。“交易费用”成为中国经济无法规避的关键词。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交易费用”大到人们无法接受的程度，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必然是放弃，是逃离。没有人天生就愿意为了一笔生意去酗酒，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行贿、喜欢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在一种暧昧、模糊的状态下做生意，更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名目繁多，操作无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没有天生就喜欢偷窃，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是我们自己的市场里没有这样的自发秩序，所以只能到别处去。     
    如此看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呈现的公共资源与企业边际两大课题，恰好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最大软肋。我们的公共资源需要走向一种多元均衡的状态，我们的企业必须要解决交易费用持续增高的局面。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体两面，感谢奥斯特罗姆，感谢威廉姆斯，感谢两位大师同时站在了诺贝尔的领奖台上，是他们的同时出现，让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