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环球网 [url]www.stnn.cc[/url] 编辑：陈诚（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核心提要：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摘自《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 雷兹·马利列著 王洪起译） 常有人提出“苏修逼债说”，指苏修逼债是1959年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现引以下资料为考证：
一、中国欠多少债？
据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五十二亿九千余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中国方面将于1965年全部还清。照此说法，直到朝鲜停战十年之后，中国人民还在节衣缩食地归还这场战争中拉下的一屁股债务。
二、中苏决裂在何时？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此前虽然中苏分歧扩大，苏联中止了几项军事援助，但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一直在继续。1959年10月，中苏还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
李富春在1960年3月的报告中，还称苏联在1959年继续给了中国巨大的援助，对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可见，把苏联决裂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有人鼓吹“饿死三千万人是美帝苏修滔天罪行”，大概也是意识到了此点，于是在文章中偷偷将苏联决裂的时间往前挪到1959年，倒是很费了一番苦心。
三、谁提出提前还债？
从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看，提前还债似非苏联要求，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俗话说，拿人家的气短。毛泽东心高气傲，既然跟苏联翻脸吵将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否则他会觉得很没面子。因此上，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当裤子也要将债还清。
虽然苏方并不要求提前还债，毛泽东却是一定要争这口气的。
吴冷西的回忆也涉及此事。
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
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此段摘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zhonggong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上千万的中国农民，正死于饥饿。
四、援外知多少？
毛泽东要挣面子，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小兄弟。
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
1961年4月份，中国报刊上曾相继刊载两则耐人寻味的外贸消息。其一乃是1961年4月8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公报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见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其二则是4月25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经济会谈公报，称中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国还同意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和其他主要食品，虽然中国人民当时正在饿肚子。（196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就这样，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 (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五十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二十万吨，其余的二十万吨，准备提前在一九六五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
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一九**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六十六亿七千万元，其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年支出的为三十五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三。
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节录： 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累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从1950年到1957年，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外债收入，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29,400万元，只占同一时期财政收入总数1,736亿元的3.05％。这就是说，96.95％的资金，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
第二个五年期间，我国的财政，已经没有新的外债收入，而只有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 共为574,300万元。到1962年底，我们已经偿还了528,900万元， 只剩下45,400万元，将按照协定在1965年年底以前全部还完。内债方面，从1950年到1958年，国家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应付利息共为482,000万元，到1962年底，已经偿还了270,200万元，还有211,800万元，将按照原来的规定，到1968年分年还完。
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6,200万。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文义国家的部分，为186,6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49,600万元。
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是真诚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的。这种国际援助又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支援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也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援。
慷慨援助小兄弟：运粮船中途转向 1962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项基础协议。概括这项协议，即中国方面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一批数量可观的小麦。那时，我们十分需要粮食，因为除了苏联撕毁协议造成的损失之外，严重的干旱使库存小麦几乎告罄，只够维持短短几周的需要。我们的外贸部门坚持要求中国按照双方签订的基础协议，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但小麦迟迟没有发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北京要求会见李强，他当时是中国外贸部的部长。我与他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交谈。
“我是为了小麦的事情来打搅您的，”我说：“您知道这件事。我接到地拉那的通知说，那里的经济状况和食品供应状况十分严重，而授权执行两国政府协议的中国公司还没有行动起来。可能的话，请您下达指示，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
“很遗憾，”李强回答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我要求履行政府协议，但他不改初衷，坚持说“我们没有小麦，我们自己也需要大批小麦。”尽管我对他解释，阿尔巴尼亚对小麦的需求量，对于中国非常巨大的需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签订协议时，就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在发运小麦的问题上，李强没有给我任何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对口粮的迫切需要，我决定见刘少奇主席。但为了避免专门的会见，我利用了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的机会。招待会是为欢迎某位国家元首到北京访问而举行的。
晚宴结束后，我径直向中国领导人走去，向刘少奇主席问候，然后向他提出，根据协议应当发运小麦的事。他知道这件事。我还简短地向他陈述了与李强的谈话。我们站着说了一会儿，刘少奇主席就对我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外交部通知我，李先念副总理〔他主管国家经济〕将于8点钟见我。李先念曾经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十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
李先念对我说，中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发运小麦，是因为中国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但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再次进行了研究，并已指示中国有关公司，把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转运给你们。阿尔巴尼亚所需数量的小麦，即刻发往你们的卸货港口。”
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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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大哥”到“苏修” 
“文化大革命”不但把国内的关系搞乱了，同样也把国际关系搞乱了。
当时人们在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上也同样用阶级斗争的观念看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去分析国外的“帝修反”，他们就相当于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也叫“富人都是蝎子心”。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发达”？是因为能剥削别的国家才成了大款，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和“富农”，都是我们势不两立的天生敌人。
那时我们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支柱。苏联比我国建国早，经济发达程度高，而我国是刚刚建立共和国，一穷二白。由于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是邻国，所以在刚建国时苏联从各个方面对我国进行援助，帮助我们建设现代化。苏联“老大哥”在各个领域派出专家前往我国，比如在建筑方面，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展览馆都是当时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也是那时的产物。北京一些建筑至今都保持着苏联建筑特有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与苏联老大哥交好的历史见证。到了“文革”期间，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看问题，这时提出了一个概念——“苏修”。“苏修”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一直保持“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zhonggong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zhonggong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着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苏修”，后来居上成了我们的“首席敌人”，赫鲁晓夫作为“苏修”头目就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最担心的是在自己队伍里培养“代理人”，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克隆”出“小赫鲁晓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 | 
发表于 2009-10-17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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