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在市场与检查中求生存的中国文学

在市场与检查中求生存的中国文学

潇阳
DW
10/13/2009

像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拥有百万读者,但是在国外却鲜为人知。正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现自己的中国文学作品,对于书展的绝大多数观众来说还显得很陌生。中国的作家在写什么?他们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在有着严格的检查制度的中国,他们能自由写作吗?

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在他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中讲述的是在北京卖盗版光碟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从乡下来到城市,在陌生的环境里寻求新的生活。他在作品中把北京这个城市本身当作一个话题,详细描述那里的街道、街区和场景。多年生活在德国的中国记者史明认为这是中国叙事文学中的新现象:"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从农村和农民题材转向城市题材的写作趋势。不仅是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也越来越多的是城市中的人物。"

特别是年轻作家喜欢以城市为背景来写作,例如流行女作家棉棉和卫慧,她们写的是聚会、性和城市的生活空间。青年作家郭敬明则是面向那些处于青春反叛期的青少年。这位只有26岁的作家凭借庞大的广告宣传机器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则认为,这些作品并不是严肃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太肤浅和太商业化:"简单地说,年轻一代只想把握现在,只想生活在当下。他们追求快乐,享受城市的新的财富,这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而像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却不同。中国的过去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文革时代。顾彬教授认为,大多数写文革的作家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这好赚钱:"本来文革是个禁区,历史学家总体上还不能研究文革。但是像余华这样的作家知道,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很受欢迎,就像第三帝国这一题材对德国来说一样。这里面有市场的因素。"

顾彬说,大部分中国作家在写作时眼睛是盯着钱的,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来,有些书翻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顾彬教授知道这是为什么:"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很多像顾彬这样的熟知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家都指出,"检查制度妨碍了好作品的出现"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的出版社不愿意出版敏感题材的作品的话,还可以到国外去出版。顾彬指出:"出版社说该写这个写那个,作者自己决定是不是配合。作者可以把作品拿到香港或是台湾去出版。但也有很多人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对国家十分认同。"

顾彬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好的小说不多,中国文学的精华在诗歌。记者史明也强调,小说家们在塑造人物上不肯多花精力。但是史明也指出,中国作家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写作的:"作家们受到钳制。他们受制于大众商业化和大众化政策。我不愿为他们推卸责任,但是他们的确处于特殊的情况下。"
中国作家进入多元化时代:“献媚”文学依然存在
王羊 DW  10/13/2009
以中国为主宾国的本届法兰克福书展周二正式开幕,中国派出了一个由一百名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参展。《南德意志报》驻中国记者赫然发现党的文化干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王兆山也在其中。四川地震后,王兆山发表了《废墟下的自述》,声称遇难者受到"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该报全文翻译刊登了这首集犬儒主义之大成的诗词后发表了评论。

《南德意志报》在文章中写道:"这首2008年6月6日在《齐鲁晚报》上首次刊登的诗词甚至打破了已习惯于共产党浮夸宣传的中国人能承受的界限。现在中国许多作家已成功地从政治一统化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文学与毛的时代相比也变得十分多元化,但与此同时,不光彩的献媚宣传文学传统仍然一如故我。

王兆山被选入官方代表团打了中国主张现代化和人道主义的力量一记耳光。在艾未未等独立艺术家冒着丧失自由和健康的风险在四川调查伪劣建筑和腐败真相以及政府对五千多名中小学生丧生应承担的责任时,王兆山这样的笔杆子仍然在写听命文学,以此保持自己的权力、丰厚报酬的职位和公费出国旅行的权利。这样,文学中国在法兰克福展现了中国最落后和最令人恶心的一面。

虽然"马屁诗人"可以公费前来法兰克福,但是他们早已不能代表中国文学。正如《新苏黎世报》所说,中国国内受到打压的作家及其海外同行已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立足文学界和许多参加了作家协会组织的作者也一再被禁止出版作品,受到故意刁难。自1978年邓小平治下开始实行现代化以来,自由活动的空间有了大幅扩展,但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十分安全。例如多次被翻译界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诗人北岛在1988年时还曾获得中国国家文学奖,但之后,他大多在美国生活和教学。

足迹遍及世界、现定居伦敦的诗人和杂文作家杨炼早已不把自己在中国境外的生活定位为流亡,而视为艺术家式的四海为家之本性。在美国安家、用英文写作的小说家哈金及用法文写作的作家戴思杰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们不再是散居在海外的作家,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有人不断更新在押作家名单,它说明国家赤裸裸地干预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目前有六十多人被囚禁,部分人受到刑讯。浏览一下在押作家的名单,就可以发现相关部门打击异议文字的做法:由于重点已从传统的媒体书籍转到互联网,因发表报道、公开信和博客文章受到迫害及未经法院审判被关押的人已大多不再是文学家,而是'网络异议人士'。"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两个中国”
谢菲    DW   2009-10-15
10月14日,本年度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正式开始。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40万展商在这个全世界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图书秀"上展示自己最新的作品和出版理念。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也在布置精美华丽的主题馆尽展中国悠久的文化史和近年来文化市场的飞速发展。就在主宾国官方代表团100多位作家代表中国展现"软实力"的同时,一些对北京政府持批评意见的所谓异议作家也通过他们的方式展现中国的另一面。德国之声记者综述如下。

10月14日早上10点整,在法兰克福书展论坛一展厅是本届书展主宾国中国主办的一场研讨活动,由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德国蒂森基金会共同主办,讨论主题为"全球一体化中文学的独创性和融合性"。主持和参与讨论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北大德语系的资深教授、中国作家以及德国汉学专家、作家和蒂森基金会的代表。一个小时的讨论内容主要围绕如何通过翻译文学作品,促进不同国家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即使深受另一种文化文学的影响,也同样不妨碍保持本国文学独创性等。也许是因为探讨的话题过于专业,因此台下旁听研讨的人远不如展馆里参观和拍照留念的人多。讨论没有过半,已有不少听众退席。

14日上午11点,在3号展厅一个不足20平米的展台前已经聚满了德国媒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书展访客。这个展台就是德国笔会PEN的展台。德国笔会和举办一个主题为"文学与权力"的讨论会。由于听众将展台及过道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讨论会主持人廖天琪女士也费了一番周折才走到主讲台前。参加讨论的嘉宾有中国异议作家、环保人士戴晴,撰写《民以何食为天》的周勍,以及旅英作家、刚刚完成新作《北京植物人》的马建。

戴晴在讲话时开门见山地说:“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表达原本我想在我的故乡北京表达的话。开幕式上习近平说代表13亿中国人参加书展,我并不觉得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被他代表了,因为我们的书被禁止,我们出国受到限制。而习近平在讲话时只字不提中国的新闻管制,只字不提中国的书号还是由国家发放,只字不提被大家要求了多年的迟迟没有出台的新闻法和出版法,也只字不提赫尔塔▪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穆勒在作品中反专制。我倒觉得,穆勒代表我们的地方更多一些。”

正在德国为新书搜集素材的作家周勍更是明确指出:"现在在中国分成了'你们'和'我们',你要是不属于'我们'这派,那你就享受不了许多优厚的待遇,受不到重视和保护。"

周勍还讲述了他因为创作《民以何食为天》而在北京遭不明身份人士殴打受重伤,在警察局报案时,警察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作协的么?"在得知周勍不是作协成员也不是任何官员时,警察说:"那就没办法了,你不是我们的人。"

廖天琪女士在讨论会结束后表示:"看到今天展台前挤了这么多媒体,我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因为这表示德国公众非常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主宾国财大气粗,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德国公众界也希望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不被中国官方代表的声音。"

法兰克福书展才开始第一天就似乎形成了两个中国展览阵营,双方都表现的自信而且有备而来。当然,所谓"两个中国"在此指的只是中国的两个或多个方面,并非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和台湾。但是,两岸议题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也确实有所体现。为了体现"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参展方特别设立了"台湾地区图书"展台,并且在每一本书上,(即使是科普性读物、装潢设计类书籍也不例外),贴上了一个醒目的绿色标签,上面注明:"本书中任何违反一个中国的立场和词句一律不予承认。"
高行健与杨炼:“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苗子     DW  2009-10-17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高行健出席本次法兰克福书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据德语媒体报道,2004年在巴黎举行的法国书展中,法方出资邀请了40位中国作家出席展会,却没有邀请就生活在巴黎的这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报道因此评论说,书展过后,有谁还能记得那40位忠于政府路线的作家呢?反倒是,这位诺奖得主在书展上的发言,可能会记录在作家的文学履历中而留传后世。因此,这次高行健出席法兰克福书展,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

10月16日,高行健与旅居伦敦的诗人杨炼受德国学术与教育基金会的邀请,参加了书展上一场以"在两种文化中生活与写作--交界处的家园"为主题的讨论会。

讨论会的开放式会场位于法兰克福书展国际展区。会场座无虚席,许多人站在四周、甚至席地而坐,倾听高行健与杨炼的这场发言与讨论会。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也纷纷对准了两位嘉宾。尤其是中国自由记者与作家戴晴从观众席走上讲台,与高行健拥抱时,更是让台下的记者们一阵猛拍。书展组织方彼得•里普肯也在讨论会前发表致辞。

作家给自己设限是荒谬的

高行健说,他主要的作品应该说都是在离开中国以后完成的,虽然有像《灵山》这本书是82年就开始写作。但在当时写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发表、出版都遇到阻碍。高行健说,除了官方允许发表的限度以外,作家自己还会自己设限,自律。但尽管有这个自律,他在中国时的一些作品仍然被禁止。他笑着说,所以他觉得这个自律也是很荒谬的事情,没有必要再作自律。

高行健说,《灵山》之所以是他写得比较尽兴的作品,就因为他在中国开始写的时候,就没有指望这本书在他有生之年能得以发表。后来,他接受德国一个基金会的邀请,在欧洲休创作假继续《灵山》的写作,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要出版发表。

作家只是一个脆弱的个人,但他是一个创造者

"在政治面前、在社会面前,作家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脆弱的人。他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改变政治。我认为,个人面对这些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作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对只有纸和笔的时候,如果他内心自由的话,创作就从他的笔下开始。这个创作可以不顾及一切的阻力,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高行健举例说,诗人但丁流亡法国后写作了《神曲》,剧作家哥尔多尼离开了美好的威尼斯流亡,创作出经典作品。而今天提起意大利文学,谁也不能绕开哥尔多尼和但丁。高行健说,母语,祖国语言,正是这些孤单的个人,孤单的作家,在历史的长河里创造的。

"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高行健说,无边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思想的自由是存在的。在任何时代,且不要说在一个极权政治下,或者在某种政治压迫、社会、宗教约束下,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当今的民主社会里,人也并没有充分的自由。他笑着说,市场就不给你自由,市场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高行健还特别指出,政治正确就像是一个紧箍咒,它约束人的思想。可作家却是这么一种独特的人,他存在的条件就是思想的绝对自由。但是:"思想的绝对自由,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确认的价值观。思想绝对自由的背后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来讲最广泛的价值观就是:真实。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真实的问题,他所面对的回答是不是真实地回答。以这种真实,以作者是不是真诚地把问题摆出来,还是唬弄他的读者,包括唬弄他自己。所以真诚是作家的伦理,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文学与商业化

高行健还谈到对文学商业化的看法。他本人同时还是一位画家,并且"以画养文"。他说:"如果把写作当成职业,用这个来吃饭,我想最好放弃这种写作(笑)。我自身的经验就是这样。我之所以还写,首先就是想到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来谋生。从事这样的写作,我把它叫做冷的文学。因为它跟市场不联系在一起的,它首先是内心的需要。 "

高行健笑说,书展是一个书市,他并不反对卖书,也不反对畅销书、商业推广,因为书籍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即文化消费的层次。

外在的控制与内心的禁止

诗人杨炼在发言中赞同高行健"作家不应自我设限"的说法:"如果说,作家要粉碎一种外在的控制,外在的禁止,首先要粉碎自己内心的控制和禁止。要争取内心的自由。"

杨炼说,流亡使作家获得了自我、语言和文学的自决。同时,在文化的交界处,作家能够获得中文与外文的双重滋养。在问及,诗歌这样一种文学体裁,是否是可译的,杨炼说:"诗歌是一棵有根之树。我的诗在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我希望它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的另外一棵树。也就是说,我的译者在翻译我的诗的时候,他不是只翻译表面的词汇,他要穿透词汇,把这些词汇变成一个里程,找到原来的树根在哪里。然后用同样有能量的语言,在译文里把它表达出来。"

杨炼还强调诗歌、文学的纯粹性。他举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例子:"中国古代诗歌为什么精彩?不只是因为杜甫早就把我的流亡写尽了,而且还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有那种极端、极端完美的形式。那么,虽然我们不能用古典诗歌的形式写诗,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美学的标准。我们在自己个人的意义上,还要向那个方向生长和发展。最终达到一种纯度。"

讨论会结束后,许多观众拿着两位作家和诗人不同语言版本的书作,请两位嘉宾签名。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孩对杨炼说,您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作品。

16日晚间,两位作家还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一场作品朗诵会。
中国言论自由问题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焦点
钟辰芳    VOA    2009-10-17

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星期六正式对一般民众开放。中国作为今年的主宾国,在书展中以大量的出版品和文化活动,展现出它在经济之外的软实力。不过在书展前和书展期间,有关中国言论自由的问题,却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表示对作为书展主宾国的重视,中国的官方负责机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去年花费了5百万人民币将10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同时还为书展成立主题馆,也组织了500多场文化艺术活动。

出席书展的,包括20多位知名的中国作家如王蒙、莫言和余华等,以及100多家出版商,1000多名艺术家、出版人员和专家。

*习近平:书展为认识中国窗口*

此外,中国官方还派出了庞大的官方代表团,并且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的开幕式上致词。

习近平说,参加书展为中国认识各国文化提供了契机,也为世界各国近距离观察中华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

*默克尔:中国应开放言论自由*

在开幕式上致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中国近年来在政治和经济的实力上已大为提高,因此在政治、经济和言论自由等各方面,也应当承担其国际责任。

她还以自己在从前的东德成长的背景说,书籍可以成为人类和文化的桥梁,它为冷战的结束起到极大的作用。

*书展邀中国官员和异议作家参加讨论*

这个全球出版界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书展活动,不但在决定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时就引发了德国舆论界的争议,同时它试图为拆除中国当局和异议人士间的一座墙所作的努力,似乎也踢到了铁板。

在上个周末书展的一项名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的讨论会,邀请了中国代表和异议作家戴晴及贝岭发言。

戴晴上台发言时引发中方抗议,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离开会场,使得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场面十分尴尬。代表团在戴晴和贝岭发言后才回到会场。

主办单位在此前曾经由于中国的压力,在邀请戴晴和贝岭出席讨论会后又撤回邀请,事件引发德国舆论的批评和关注。

*中国代表团对受冷淡感到不平*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说,邀请异议人士出席书展是对中国政府的不尊重,中国对此无法接受。

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一名发言人则对受到德国舆论界带有敌意的冷淡对待感到不平。他说,他们为准备书展付出许多心血,但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法兰克福书展对于全球的出版业有极大的影响,每年在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份额大约展全球总量的75%,对于下一个年度出版的新书具有极大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版权交易平台。

今年的书展将在星期天结束,估计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将近7000个摊位参加这次为期5天的书展,其中包括了20多个来自台湾的展示区,参观人数大约在30万左右。
对于绝大多数内地出版社而言,这只是一个公费出国旅游的机会。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王 兆 山的政治献媚,有了回报了。
莫言这次表演精彩:他在戴晴发言时退席,后自称是上厕所去了。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daxing
http://daxingli.blog.sohu.com/
假如真要玩退席秀的话,见到代表团里有王兆山,倒是可以秀一把的。
甘心与王兆山为伍的人,一般说来,也就没有资格再去“不屑与别人为伍”了,相反,别人倒不妨据此不屑与他们为伍。
当然,作家是个体的,真正的作家永远以个体身份发言,哪怕参加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所以,不玩退席秀,也没什么。
王兆山也去?呵呵,这是个令人愤怒的消息。只会拉大与官方的距离。
群众滴眼睛是雪亮滴
雪亮滴眼睛是不明真相滴
法兰克福书展落幕中国流亡作家谈印象

据美国之音报道,为期五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星期天落下帷幕。有关本届书展的主宾国中国的各种话题还在继续。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特意发表讲话,支持独立新闻媒体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幕式期间回忆往事的片段在流亡作家当中也激起共鸣。

*感叹新兴媒体冲击出版业*

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兼作家贝岭从书展现场接受采访时说,他10年前也曾到过法兰克福书展,相比之下,传统的出版业和印刷业今不如昔,受到因特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非常明显。

贝岭不无感叹地说:“跟10年前我来参加书展相比,我觉得书的衰退很明显、出版业的衰退很明显;出版社也没有以前那么有钱,来宾也没有以前那么多。”

贝岭说,尽管出版业整体上的衰退很明显,但是由于人们对中国的广泛兴趣,这次书展还是受到各界相当的关注。

*据称新闻出版署下令零接触*

对这位流亡诗人和作家来说,未能和来自中国的同行随心交流,让他感到非常遗憾。

贝岭说:“据说中国新闻出版署的政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跟我们这些人、所有的流亡作家、异议作家采取的是‘零接触’的政策;不许在任何一个公共平台上跟他们一起对话、谈话。”

贝岭说,尽管如此,他在非正式场合碰到一些中国作家,大家彼此打个招呼、互致问候,时间不长,但是短短的接触也让这位流亡海外多年的作家和诗人心中感到温暖。

*米勒支持流亡作家*

这次书展期间,他所经历的难以忘怀的是和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女作家米勒的会面和交谈。

星期五下午,米勒对众多记者发表了讲话,并且还和贝岭交谈。

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公布,很多人、包括职业作家,都感到诧异,因为她的作品远远说不上是广为流传。贝岭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我对她的熟悉度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她得奖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就是对流亡文学、移民作家,描述在专制社会下人的那种不幸,那种敏感,这是我感觉到非常强烈的。”

贝岭讲述了对米勒的印象:“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娇小的女子,这让我非常吃惊;你感到这么娇小的一个女子,但是她身上可以产生那么巨大的文学能量、一个人用笔来对抗一个国家的那种力量,那是让我感觉非常强烈的。”

米勒告诉贝岭说,如果我得的这个奖能够对你们、对流亡作家有任何一点帮助,我也就觉得很欣慰了。

*默克尔讲话激起共鸣*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次书展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特意提到了她年青时在东德的经历,说她那时候最为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在西德的亲戚能够把书寄到她在东德的家。

当时在现场听默克尔演讲的贝岭说:“她说很多家里人或者是朋友都希望拿到罐头、肉类这些平常在东德买不到的东西,但是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寄过来书,所以当她手上有书的时候,她觉得那是那个时候她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

彼得.伟德豪斯(Peter Weidhaas)曾经长期担任法兰克福书展的总监。星期天,他在书展现场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这次书展很值得,能够听到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有心人能够在书展期间了解到很多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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