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作者：郝斌）

李大兴

　　１９６６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乃至一些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反革命黑帮”，各系的名教授，统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学生和校外来人辱骂批斗。校园钟声从此常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声声相连。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藉由北大一块学术殿堂向全国推开，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播出，即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以后，北大历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赞等９人被批斗〔１〕，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代行管理职权，局面得有一些控制。到７月下旬，毛泽东说“工作组”实施的是“白色恐怖”，此言一出，“工作组”懵懵懂懂，卷铺盖走人。这时候，历史系又揪出１８个人〔２〕。两年之后，即１９６８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等５人〔３〕。历史系的“牛鬼蛇神”，总数达到了３２人。那几年，历史系（包括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尚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在１００人上下〔４〕。揪出来的人，接近三分之一。

　　各系的“牛鬼蛇神”，常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带，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里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展览台和批斗场。当时的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校文革的机关报《新北大》报导，自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２２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多达２１２万人次〔５〕，平均每天８万余人。我们被斗的，每人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某某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团团围住。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还在三院。这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从对开的朱漆大门走到小楼，是一条仅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上面长有青苔，十分幽静。此时，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张又一张，有的前一张未干，后一张又糊了上去，就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长青藤还透出一丝往日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还有谁去理会它呢。

　　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２４人，被叫到三院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学生押着我们去校园劳动，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迎面涌来的串连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墙头上都站上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行进队形早被打乱，压缩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中间唯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体弱的杨人缏和邵循正挡在后面，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当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我们被斗一个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什么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三院的患难相扶，倒让我们个个豪气填膺，不仅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我们平庸的一生，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晚年回忆起来，足可以自安自慰，谁能够淡然忘怀呢！

　　还说当时的三院。院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是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没有任何空间、也就是没有人身界限的尴尬场面。连我们本该弯下来的腰，也早被挤得直起来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三院的二楼有个阳台，座西朝东，也算宽敞。其实，这时的阳台早已被腿快的人占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踉踉跄跄，被推上阳台，一字排开，挨个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阳台上下也都安静下来。其时，约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正是在毛泽东８月１８日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扶栏杆、面向小将的大幅照片，随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见我们站在高处，身前还有一道水泥栏杆，他们却要仰头观看，大概就联想起“八·一八”的大检阅来。这时候，阳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外边来！”栏杆的高度接近一米，可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７０公分的排水沟，中间凹下去，还铺着碎石子。我们无奈，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我的脚尖距离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十几公分的样子。不想，台下人又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从院子里的推推搡搡，拉上阳台挨个斗过一遍，已近一个小时了。烈日之下，人人头晕脑胀。我暗自提醒自己，这里只有一膝之地，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平衡，要是一头栽下去，虽说不是很高，也难免残废。那一年，我３２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６６岁了，杨人缏、商鸿逵也６０岁开外了，他们能撑得住么？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看押我们的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时，向达、杨人便（木旁）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细说起来，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羞辱和压力，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准确之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迫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视尊严重于生命。这个世界如此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回到家里，她便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传到我们的耳朵、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不想我们也遭遇同一命运。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受得了这份屈辱么？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还好，他是最后到来的一个。站在队里的我们，互递一个眼神，替他庆幸。后来，我冒出一个想法，多亏那天是齐齐唰唰的一排，跪满了三院的阳台。屈辱、压力虽大，可“牛鬼蛇神”的人数也颇众多。力学上有一条定理：底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压力越小，两者成一反比。这就是“独跪”与“众跪”的差别之所在吧！那天，假如是向达先生一个人当众“独跪”，他还受得了么？这一跪，对我们的日后，也有某种预热的作用。毛主席教导红卫兵小将：“到大风大浪里去游泳。”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连下了几天雨，我们改去打扫楼道和厕所。在楼道里干活，有个遮挡，不再暴露于外来串联的人群之前，可以免去他们的追逐和辱骂。可是，走在楼道里，磕头碰脑的，全是同事和熟人，受辱的感觉更甚于陌生人前拔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呢？他们碰到的全是自己的学生和晚辈，此情此景更何以堪！有人进了厕所，见我们在那儿干活，扭头出去，另找地方了；也有人情急，或属豁达之士，能够放得开、便得出，那就是我们干我们的，他干他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没有几天，小便槽里多年积垢的尿碱，一层又一层，让我们刮了个干净，露出了多年不见的水泥本色。可是，向达先生，还有邓广铭先生，他们两位的脸上，却像挂了一层厚厚的霜。说起来，倒是商鸿逵先生尚能坦荡对待－－这固然是商先生的豁朗和涵养，更因为早在１９５２年，他的头上，就有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算来，他磨练十多年了，多年的逆来顺受，想不到却有今朝之用！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文史楼打扫楼道，忽然一声喝吼，来了两个学生，把我们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向达！”其中一个喊道：“你竟敢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向达教授被打入“牛棚”，因为他是“反动权威”和“右派”，这是尽人皆知的老账和明账。对领袖有什么不恭，可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一听到“领袖”二字，我的神经先绷起来，因为我头上的罪名正是“反对伟大领袖”。当时的批斗，常用一种代数学上的“同类项可以合并”的办法，能一锅煮的，全都放进去。向先生有罪，按律如何，我也就难免。此时的我，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一个学生说：“向达！我们刚刚对你的狗窝采取了革命行动，铁证如山，你要老实交代！”－－所谓“革命行动”，那就是向先生的住宅燕南园５０号被抄了。听口气，像是抄出了什么犯禁的东西。这种喝问接连几次，但见向先生的脸上全是茫然和无奈。他回答不出什么，也分辩不了什么。一个学生开了口：“你的茶几上是不是有毛主席瓷像？”向先生答：“有。”“对面桌上有什么？”向先生答有闹钟、茶壶之类。两个学生很光火，大喝：“不老实！”僵持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学生说：“对面桌上一只老虎，张开大嘴，冲着毛主席！向达，你真是费尽心机，发泄你对伟大领袖的仇恨！”

　　听到这儿明白了：那只老虎该是一件工艺品。向先生没再作申辩。事情怎么了结呢？这时，学生看到墙上有一张毛泽东的“标准像”，就喝令向先生在像前下跪“认罪”，向先生也照办了。这是他第二次屈膝。

　　向达是什么人呢？他的身世和学问此处不论〔６〕，只谈一件事即足可见其品德为人。１９４６年的平安夜，驻北平的两个美国大兵强暴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学生沈崇，沙滩红楼贴出抗议美军的大字报，号召学生抗暴游行。１２月３０日，不知几个什么人，去撕扯红楼大钟上贴的罢课标语，正被向达先生撞见。向先生一人面对几个，竟然走上前去，怒斥他们：“你们有道理，也写大字报贴出来！撕人家的不是本事！”短短几句，义正词严，声震楼宇。那几个人对向先生推推搡搡，这一下更惹恼了他。向达认为，大学的校园里竟有这种侵犯人身的事情发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向校长胡适提出辞职，一时间有多少学生社团和教授出来安慰他、挽留他。学生的抗暴游行过后，北平警察当局实行“户口大检查”，夜入民宅，捕去无辜市民多人，向达先生又同１２位教授一起签名〔７〕，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向先生的名字因此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中，他却全然不当一回事－－这就是当年的向达！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向先生，他无言，没有分辨，没有反抗，只见他双膝屈倒，跪在毛泽东像前，按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称：“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今天说起这段往事，您也许会问，是这两个学生智力低下吗？是他们无理取闹吗？我可以断然回答：都不是。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包括向达先生，凡是亲临其境的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很有一股堂堂乎正义之气。对当时的大局，我们人人都有困惑和迷惘，百思不得其解，而面对这两个青年学生，对他们的作为，我们却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深知，这不是个人行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全校的学生，乃至千百万同龄的青少年。小孩子缺乏识别能力，本属与生俱来的欠缺，关键在大人如何对待和引导。可在那个年代，当愚昧与真诚并于一身，非理性的温床已经形成之际，偏有那么一些人，偏有那么一些以为“民心可用”的权术之士，从中操纵、运用。这种人，大至国家高层，小至某个学校、工厂、幼儿园，几乎个个单位都有。他们的推波助澜，成就了“伟大战略部署”的实施。于是，社会瘟疫流行，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绪和暴力的群体性症候。

　　此时的觉明先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他历经清末、北洋、民国、共和国几个历史时代，还当过一回“右派分子”；他到过英国、德国和法国，什么没有见识过呢？说他走过的桥比那两个学生走过的路还多，恐怕也不为过吧！还有，向先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说话行事，一身湖南人性格。１９４８年，北大校长胡适，在办公室正同几位教授聊天，时任历史系教授的向达走进来，当面提出质问：“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乎没有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么？”〔８〕他的表情相当严厉。刚从美国回来讲学的邓嗣禹教授当时在座，邓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一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９〕，连忙起身告辞。向达的质问并非过分，就是胡适也承认：“《水经注》大典本（后半部），北大买价为九百六十万元法币，说来真有点骇人听闻。”〔１０〕

　　见识、阅历和性格如此的向达先生，在两个学生面前，没有半句的辩白，就屈膝称罪，该作如何的解读呢？这真是一个难题。四十年前，事起突然，懵懵懂懂，四十年后的今天呢？四十年后的今天，好像没有明晰多少，依然如同隔雾看花。

　　话说１９６６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心里升起一线希望：如果监管学生也放几天假，我们就能喘口气了。

　　９月２７日上午，正在校园里劳动，历史系文革来了通知：两个小时以后，各带行李和“毛选”，原地集合，不得有误！

　　时届深秋，衣物不能少带，可背着行李走路，又不好多带，真是左右为难。住在集体宿舍的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很快打点完毕，到达集合地点的时候，看见向先生已经先于我们而至。接着几位老先生的家属，也用自行车，一个一个推着行李陆续到来。邓广铭先生家住朗润园，比杨人便（木旁）先生住的燕东园、邵循正先生住的中关园，都近许多，可独独不见他的影子。直到监管的学生发急了，他才姗姗出现。我们“黑帮”一伙，两个月来，整天苦脸相对，哪曾有过笑容？这个时候，一见邓先生的样子，都有点忍俊不禁。原来邓先生带的是一床鸭绒被，捆打的时候，没有挤压出空气，好大一个团团，他老人家头顶肩扛而来，绳子渐松，鸭绒膨起，里面裹的衣服也快掉出来了。邓先生体躯伟硕，此时虽是凉秋，头上已经冒出汗来。监管学生见此情状，破口大骂。我们试着凑上去，重新捆绑一回。鸭绒被不同于棉被，压住一头，膨起一头，两个人四只手，捆绑起来也很费力气。

　　我们排成一行，随即上路，前后有人押着。出了东校门，来到京包铁路线上的清华园站，登上北去的火车。在车上，我们面面相觑，此行何去？这真叫做前途未卜！当火车停在南口站时，我们被喝令下车。出了站台往东一走，大概是徐天新首先作出判断：“是去太平庄！”就像夜行军中小声传递口令一样，没走多远，除去耳背的向达、杨人缏和杨济安，大概都知道要去哪儿了，我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面，两者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新辟的一个林场，砖房几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附近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名叫太平庄。当年绿化大队初到，这里荒芜一片，没有地名，也就随它叫了“太平庄”。

　　此前一年——１９６５年，历史系按照上面的意思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交给了北大。历史系一、二年级（６４级、６５级）的学生来到这里，兴致勃勃，像是走出了象牙之塔。在太平庄的开学典礼上，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曾来出席，还讲了话，表示市委很关注这个试验的成败云云。没有几天，他用“马南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杂文《燕山夜话》，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批判文章越来越多，标题的字号越来越大。学生们坐不住了。“太平庄”是一家“黑点”的流言不胫而走。几位班主任深入学生宿舍多方解释，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彭佩云，时在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任职，时常往来于市委与太平庄之间，一住十天、八天，也是常事。等到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播出，彭佩云的大名反复出现，学生们听了，当夜就打起行李，坐了一夜，争论了一宿。次日清晨，汽车一到，二百名学生如同提开闸门的洪水，直从太平庄头涌泄下来，脱离“黑点”，一口气奔回北大。太平庄只留下两、三个人看守。

　　我们到达了太平庄，那儿的一切都是现成的。我们住进可容２４个人的大房间。学生原来睡的是上下两层床，我们年轻的，自动把行李放到上铺，下铺留给向达、杨人缏、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阎文儒、宿白等年长的人。由此，开始了第一期六个月的集中营生活。不过，向先生在这里只住了一个月。

　　次日宣布了作息制度和管理制度。起床盥漱之后，“天天读”一个小时，而后早饭；上、下午各劳动四个小时；晚饭后，学习“毛选”，写交代材料。只有星期天的下午免除劳动，可以洗洗衣服、相互理发，或到附近村里的小卖部买邮票、发信。在这里监管我们的学生，多的时候三、四个，少的时候只有一个；另有因神经衰弱、睡眠不好，遵医嘱在这里疗养的两个学生。这样一来，太平庄上就成了牛鬼蛇神“十万户”、革命群众“两三家”的局面。不用说，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儿。

　　我们一日三餐，餐前要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录”，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向先生有两顶：“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右派”。周一良先生，起初是两顶，后来给他加到了五顶。这种规定让我们受辱难堪不说，一个上午的活儿干下来，正等两个窝头进口，可还没有吃，就先来一通“请罪”，真是让人恶心欲呕，眼前摆着窝头也不想吃了。不过，肠胃很有适应能力，这种感觉，两三天后，渐渐地淡下来。我们顿顿“请罪”如仪，顿顿窝头照吃。

　　学习“毛选”，互讲“认罪”的心得，也算是一招儿，时不时的就来一次。一天上午，太阳出来暖洋洋，监管学生高海林让我们围坐在屋前背风的地方，座谈“认罪”心得，几只小鸟还在身边跳来跳去。可在这种场合，不开口不行，开口，也只能说“我有罪”、“我要脱胎换骨”之类的话，无非是身体受过折磨之后，还要让你从心理上再自戕自虐。每逢这种场合，人人都求靠后，不愿争先。不想刚到太平庄，向先生就抢先发言。他说：“我这次出来，跟老伴交代过了，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搬到燕生那儿去。所以，我到了这里，没有什么牵挂，能跟大家一块儿安心学习。”向先生说到这里，高海林跳了起来，喝令向先生站起来、低头弯腰，大骂他“反攻倒算！”

　　向先生说的燕生，是他的儿子向燕生。他嘱老伴万不得已之时，惊吓老病之身能有个安顿，应是肺腑伤恸之言。向先生何以要在这个场合重复这番话，笔者当时三十出头，年轻力壮，听了也就过去了，并未深加理会，直到后续的事情发生了，才把他当时的那一番话语，陡地回想起来，出了一身冷汗。

　　炊事员崔师傅待我们不错。只要我们下工的时候，能从山上捎带回足够的柴禾、树枝，他就会隔个两、三天烧一锅热水，让我们睡前烫烫脚。可打洗脚水，要从我们住的河滩，爬上一个小山坡，才能到伙房。黑灯瞎火，顶着北风，热水端回宿舍，也变成了温水。我常常一懒，就免了，躺进被窝慢慢地温被子。这个时候，我看到阎文儒，拿起向达的脸盆，给他打回热水，放在面前，然后再拿起自己的脸盆去打水。向先生洗完脚，阎文儒还是一声不响，端起水盆，走出房间，把水泼到老远的河滩。碰到监管学生进屋巡视，他就作罢。后来，阎先生不只打水、倒水，还给向先生脱鞋、脱袜子、穿鞋、穿袜子。向先生平时就是一脸的严肃，很少表情，这个时候，阎先生伺候他，他好像也都当得、受得，安之若素。我在一旁看了，有点诧异，邓先生向我努嘴示意。我从床上往下一看，见向先生的双脚肿起来了，肿得很厉害。第二天在山坡上，得便的时候，邓先生又悄悄告诉我：“这不好！‘男怕穿靴，女怕戴冠’，他怕是穿靴了！”邓先生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比向先生的还严峻。“穿靴、戴冠”，这是生活经验的概括，我第一次从邓先生口中学来。又过了两天，午饭前列队“请罪”的时候，不见了向先生；回到宿舍，却见有他的行李和用具。听人说，准许他回学校看病去了。

　　转过年，１９６７年３月，包括我在内的５个人，最后一批被允许回到学校劳动，太平庄没有历史系的人了。我们把向先生的行李一起带回，交到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不久，慢慢的听说，向先生被诊断为尿毒症，入院的时候已成不治之势，医生也无力挽回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向先生离开了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还是听说来的，先生的丧事草草——那个年月，“黑帮“死了，谁敢哭出声来！

　　话说回来，阎文儒何以侍奉向达先生如此，如同至亲一般？这应当是一段师生的情义。

　　１９３９年，设在西南联合大学之内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次单独招生。史学组录取了三名学生，阎文儒是其中的一个。向达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是文科研究所史学组三位导师中的一位。阎文儒就是向达指导的研究生。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向先生两次参加中央研究院西北考察团，担任历史考古组长。他赏识阎文儒的诚朴好学，推荐他加入考察团。阎文儒在考察团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参加了民勤、武威、张掖的古墓发掘，距为向达端水洗脚的时刻，二十多年过去了，向先生６６岁，阎文儒５４岁，都是半百以上的老人了。笔者不才，我是关在“牛棚”里，才学到“一日为师”这一课的。

　　我所知道的向达先生，平日说话行事，了无情趣，讲起课来也是干干巴巴。我毕业的第二年，在３２路（现在的３３２路）公车上远远看到他，赶紧多买了一张票。下车之前，挤到他面前，举起手里的两张票，不料他说：“我有月票！”脸上没什么表情。下车之后，我赶紧告别，自觉没趣不说，心里可惜的还有那一毛五分钱！我同向先生是隔了两辈的人，总是从远距离看他，他也总是那么冷冷的。倒是在“牛棚”里，阎文儒先生的行动间接而实在地告诉我，向达先生自有他的人格魅力，这一点让我至今服膺不疑！

注释：

〔１〕另８人是：许师谦、周一良、徐华民、汪钱（竹头）、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俞伟超。此外，还有当时在历史系协助工作的张胜宏（党委研究室）也被批斗。
〔２〕这１８人是：向达、杨人缏、邓广铭、邵循正、陈芳芝、商鸿逵、阎文儒、宿白、荣天琳、陈仲夫、田余庆、高望之、杨济安、张注洪、李开物、夏应元、孙机、郝斌。
〔３〕另４人是：罗荣渠、谢有实、李原和吴维能。
〔４〕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
〔５〕见《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７６４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月出版。
〔６〕向达于１９５５年被首批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当时的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
〔７〕另１２人是：陈寅恪、汤用彤、徐炳昶、朱自清、俞平伯、张奚若、金岳霖、吴之椿、钱端升、陈达、许德珩、杨人缏。
〔８〕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见《传记文学》第４６卷第一期。亦见《我与北大》，５４１页。
〔９〕同上。
〔１０〕见《胡适书信集》中卷，第１０８５页，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