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龔剛：錢鍾書評蘇東坡賦

闲人一名

2009-09-26 16:08:31 来自: 雪饮刀
蘇東坡賦的英譯本

龔剛 《澳门日报》2009 年9月15日

英國學人李高潔曾在20世紀30年代翻譯出版了兩個版本的蘇東坡賦英譯本，第一版名為《蘇東坡集選譯》，係由倫敦Jonathan Cape出版社於1931出版；第二版易名為《蘇東坡的賦》，係由上海Kelly ＆ Walsh出版社於1935年出版。錢鍾書先後為《蘇東坡集選譯》和《蘇東坡的賦》撰寫了英文書評與英文序言。其英文書評刋登在《清華周刋》第三十六卷（1932年）；其英文序言在《蘇東坡的賦》出版之前，經譯者本人許可，先行刋登在《學文月刋》一卷二期（1934年），也就是《蘇東坡的文學背景及其賦》一文。

錢鍾書對這一段中英學人間的文緣頗為看重，從《談藝錄》第一則裏可以找到如下記錄：“李高潔君（C.D. Le Gros Clark）英譯東坡賦成書，余為弁言，即謂詩區唐宋，與席勒之詩分古今，此物此志。”

在上述這兩篇英文文章中，錢鍾書高度肯定了蘇東坡賦的美學價値與歷史地位。在他看來，蘇東坡賦是“蘇東坡最高藝術成就的體現”（“Famed in all great arts, Su is supreme in prose-poetry or Fu （賦）.”）；他同時認為，蘇東坡是“庾信之後最偉大的賦作者”（“He i：（y far the greatest fu-writer since Yu Sin （庾信）”）。

在給予蘇東坡賦極高評價的基礎上，錢鍾書對蘇賦英譯的學術意義，李高潔譯本的遴選標準、文化誤讀、風格失眞及誤譯漏譯等問題，進行了要言不煩的評說。總的說來，錢鍾書對李高潔的譯本雖有諸多批評，但還是持一種嘉許、勉勵的態度。相較之下，吳世昌先生的評論就顯得絲毫不留情面，他在《評李高潔〈蘇東坡集選譯〉》（《新月》四卷三期，1932年）一文中說，“譯者的博學與精技，實在有點不大高明。翻開第一篇，那是《前赤壁賦》，就有許多莫名其妙的大大小小的錯誤”，“若仔細考覆起來，幾乎每句每字都有商量的餘地”，“我認為這位李高潔先生對於中文的理解力極差。”

（錢鍾書評蘇東坡賦•一）
天馬行空

龔剛 《澳门日报》2009 年9月16日

在《蘇東坡的文學背景及其賦》（Su Tung-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一文中，錢鍾書對蘇東坡賦的美學價値及歷史地位作了言簡意賅的評論，迻譯如下：

“蘇東坡在諸多藝術領域皆受稱譽，但其最高藝術成就的體現則是散文詩（即賦）。在其他創作領域，他只是在繼承前賢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但他的賦卻是文學史上令人驚豔的一筆。在他的賦中，我們可以重新發現一種已經被遺忘了幾個世紀的藝術。在整個唐代，賦這個領域幾乎是一片空白。韓愈和柳宗元的一些詞賦名篇只是對前代作品的生硬模仿，所以只能算是二流之作。

歐陽修在其華美豐贍的《秋聲賦》中展示了一種新的寫作途徑，蘇東坡則將其發揚光大。在他的筆下，賦這一文體獲得了自由，贏得了新生；在他筆下，整齊一律的正步操練變成了閒庭信步，有時簡直就是天馬行空（even now and then a gallop）；他也不再像前代的賦作者那樣樂衷於炫耀為文的巧麗。他是庾信之後最偉大的賦作者。如果說庾信向人們展示了如何在詞賦的嚴苛對偶格式下體現出婉轉優美的話，蘇東坡則成功地柔化和融解了這種僵硬的騈偶形式，磨光了其棱角，使生硬的對偶調和無間。唐子西稱許蘇東坡賦‘一洗萬古’，並非誇張之論。由於此處不過是一篇序言的結尾，因此無法詳論蘇東坡賦的文學成就。

在蘇東坡的賦中，我們會發現作者所慣有的奇思妙想、輕快語氣、幽默以及博喩。批評家們雖然注意到了這些特點，卻忽略了蘇東坡的賦與其他文體作品的區別，亦即是節奏上的差異。蘇東坡的一貫風格是‘迅急’，正如阿諾德對荷馬的評價，但在他的賦中，他卻將節奏大為放緩，讓人感覺到他似乎在玩賞着每一個字眼。如《前赤壁賦》蘇子問客曰‘何為其然也？’以下的段落，便有意採用了慢鏡頭般的紓緩節奏。當然上述評價並不適用於《延和殿奏新樂賦》、《復改科賦》等失敗之作，……”

（錢鍾書評蘇東坡賦•二）

闲人一名

錢鍾書的見宋不見唐

龔剛 《澳门日报》2009 年9月22日

從詞賦硏究自民國來所取得的進展來看，錢鍾書在弱冠之年所提出的詞賦藝術在蘇東坡前“被遺忘了幾個世紀”之說恐已過時。

台灣政治大學陳成文敎授認為，從元明清到民國以來，唐賦的評價有漸漸上升的趨勢。比較開始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肯定唐賦價値的，大概要數明代公安派的袁宏道，他從文學新變角度來肯定唐賦的價値。到了清代，李調元和王芑孫又先後各自就律賦之典範，文學史發展等角度來弘揚唐賦之價値，其中王芑孫更是完整地弘揚了唐賦的地位和價値。清以後，從馬積高1987年著成的《賦史》開始，對唐賦有了正面的評價。而台灣學界中則有簡宗梧老師在著作中肯定唐賦的價値。從文學史、賦史專書到學位論文等，學界不僅對唐賦有更高的評價，也注意到唐賦除了律賦以外，還有古賦等其他不同面貌。

陳成文同時指出，民國以來，早期文學史家還是常把唐賦視為賦體文學的衰變，甚至有把唐賦等同於律賦的傾向，這或許可以視作是“唐無賦”說的迴留。錢鍾書在1934年提出的詞賦藝術在蘇東坡前“被遺忘了幾個世紀”之說，恰好為陳成文的說法提供了一個例證；與此同時，陳的說法也點出了錢鍾書之說的癥結所在。

事實上，錢鍾書之所以在對蘇東坡賦的評論中着重提到了歐陽修的《秋聲賦》與蘇東坡的《前赤壁賦》，卻獨獨遺漏了與這兩篇文賦齊名的杜牧的《阿房宮賦》，恐怕也是因為錢鍾書在詞賦發展上的見宋不見唐。

錢鍾書所謂蘇東坡承繼並完善了歐陽修對賦體的變革之說，似已成為學界常談，目前看來已不新鮮。不過，錢鍾書應當是較早明確指出蘇東坡在賦體的變革上承繼並完善了歐陽修的論者。歐陽修對賦體的變革，簡單說就是以文為賦、以散馭胼，將平實的散體文風帶入賦體寫作。錢鍾書在指出蘇東坡“不再像前代的賦作者那樣樂衷於炫耀為文的巧麗”的同時，以非常漂亮的比喩對蘇東坡賦的揮灑自如作了形容，“在他筆下，整齊一律的正步操練變成了閒庭信步，有時簡直就是天馬行空”，這樣的比喩可以說是相當傳神地揭示了蘇賦的風格與魅力，在蘇東坡賦的評箋中，留下了精彩一筆。

（錢鍾書評蘇東坡賦•三）

庾信之後最偉大的賦作者

龔剛 《澳门日报》2009 年9月29日

蘇東坡為世所公認的曠代奇才，其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其文，與韓柳等並稱“唐宋八大家”，其書，與黃庭堅、米芾等並稱“宋四家”，其畫，開文人畫之風。對蘇東坡各文學藝術門類的作品，歷代論者各有偏好。從文字藝術而言，有重其詩者，有重其詞者，有重其散文者，也有重其詞賦者，但如錢鍾書那樣將蘇賦拔高到冠絕各體作品之高度者，確實比較少見。究其因，恐怕是因為錢鍾書其時方當弱冠之年，鍾情旣深，便發為奇論。中年之後，錢鍾書的看法稍有調整，如他在《宋詩選注》蘇軾小傳中就並未突出他的賦藝。

再看錢鍾書對庾信與蘇東坡賦的比較論述，“他是庾信之後最偉大的賦作者。如果說庾信向人們展示了如何在詞賦的嚴苛對偶格式下體現出婉轉優美的話，蘇東坡則成功地柔化和融解了這種僵硬的騈偶形式，磨光了其棱角，使生硬的對偶調和無間。” 錢鍾書的這個說法透露了三點信息，一是他對庾信的賦甚為欣賞，二是蘇東坡對賦體僵化形式的突破，其遠源在於庾信，而不僅是繼踵同代的歐陽修，三是在詞賦領域，庾、蘇可以並稱，且後者是南北朝之後詞賦第一人。

綜觀錢鍾書的早期著述，他對庾信的賦作確實備極推崇，且有深刻感印。《中書君詩初刋》自序描述其乞食海上窘況，有“境似白太傅原草之詩，情類庾開府枯樹之賦”之語，所謂“枯樹之賦”，即是指庾信的《枯樹賦》；在首印於1948年的《談藝錄》小引中，有“蘭眞無土，桂不留人”之慨，其中“蘭眞無土”用宋末畫家鄭思肖典， “桂不留人”則是反用《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之意；《談藝錄》小引篇末云， “知者識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嬋娟子’也”，所謂“言外有哀江南在”，當是指《談藝錄》這部詩學著述中蘊含着庾信《哀江南賦》的悲慨之意，這與《談藝錄》序起首所謂“《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是一個意思。

觀乎《談藝錄》序並小引之行文，騈詞儷句，悲思鬱結，頗有庾信《哀江南賦》、《枯樹賦》之風。錢鍾書主張“騈體文不必是，而騈偶語未可非”，恐怕也有為其自辯之意。

（錢鍾書評蘇東坡賦·四）

闲人一名

錢鍾書妙評庾信

龔剛 《澳门日报》2009 年10月6日

在《談藝錄》第九十則，錢鍾書對庾賦的風格演變、審美特質及庾信詩賦之別，作了極為精美的評點。錢氏文評重妙悟、重興會、重詞采，深得傳統詩話文評神理之談藝風致，於此可見一斑：

“子山詞賦，體物瀏亮、緣情綺靡之作，若《春賦》、《七夕賦》、《燈賦》、《對燭賦》、《鏡賦》、《鴛鴦賦》，皆居南朝所為。及夫屈體魏周，賦境大變，惟《象戲》、《馬射》兩篇，尙仍舊貫。他如《小園》、《竹杖》、《邛竹杖》、《枯樹》、《傷心》諸賦，無不託物抒情，寄慨遙深，為屈子旁通之流，非復荀卿直指之遺，而窮態盡姸於《哀江南賦》。早作多事白描，晩制善運故實，明麗中出蒼渾，綺縟中有流轉；窮然後工，老而更成，洵非虛說。至其詩歌，則入北以來，未有新聲，反失故步，大致仍歸於早歲之風華靡麗，與詞賦之後勝於前者，為事不同。《總目》論文而不及詩，說本不誤。陳氏所引杜詩，一見《詠懷古跡》；‘庾信哀時更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一見《戲為六絕句》：‘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皆明指詞賦說。”

這一節文字糾正了清陳沆混淆庾信詩賦之失，肯定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庾賦的評價，同時揭示了庾信後期賦的審美特質，意厚詞贍，堪稱妙評。

錢鍾書指出，庾信北遷後的詞賦“明麗中出蒼渾，綺縟中有流轉”，這個說法和他在《蘇東坡的文學背景及其賦》一文中的評語正好相呼應：“Yu Sin shows how supple he can be in spite of the cramping antithetical style of the Fu（庾信向人們展示了如何在詞賦的嚴苛對偶格式下體現出婉轉優美）。”他進而指出，蘇東坡比庾信更進一步，“成功地柔化和融解了這種僵硬的騈偶形式，磨光了其棱角，使生硬的對偶調和無間。”這就是說，蘇東坡對賦體僵化形式的突破，其遠源在於庾信，庾信是“綺縟中有流轉”，蘇東坡則是以散馭騈、“一洗萬古”。

（錢鍾書評蘇東坡賦·五）



從庾子山到蘇東坡（錢鍾書評蘇東坡賦•六）
龚刚《澳门日报》2009年10月13日

有不少學者認為，宋代的文賦首先由歐陽修倡導，到蘇東坡則以高妙的才情繼踵於後，也有學者將宋代文賦騈散結合的風格成因，上溯到杜牧以《阿房宮賦》為代表的賦作，可是像錢鍾書那樣將蘇東坡在賦體變革上的遠源上推至庾信的論者，確實比較鮮見。 從錢鍾書對庾信與蘇東坡的比較論述來看，他其實更推崇蘇東坡的賦，因為庾信後期的賦作雖然已脫“風華靡麗”之風，可是還是受到騈儷之體的掣肘，直到蘇東坡的筆下，賦這一文體才眞正“獲得了自由”、“贏得了新生”，他還特別引用了唐子西稱許蘇東坡賦的評語——“一洗萬古”，並認為這個評價並非“誇張之論”。更有意思的是，錢鍾書將“一洗萬古”譯為“beats all the ancients”（打敗所有前人），這就更明白無誤地透露出，在早年的錢鍾書看來，蘇東坡不僅是庾信之後最偉大的賦作者，而且是比庾信還要偉大的詞賦家。

錢鍾書在後期著述中調整了對庾信的看法。《管錐編》第二五七則至二六二，對庾信的文、賦作了較全面細緻的評說，其中頗多貶語。如其總評庾信之文說， “庾信諸體文中，以賦為最；藻豐詞縟，凌江駕鮑，而能仗氣振奇，有如《文心雕龍•風骨》載劉楨稱孔融所謂‘筆墨之性，殆不可任’。然章法時病疊亂複沓，運典取材，雖左右逢源，亦每苦支絀，不得以而出於蠻做杜撰。”這一評價在肯定庾賦“藻豐詞縟”、“仗氣振奇”的同時，從章法、運典兩方面指出了其作“疊亂複沓”，“蠻做杜撰”等弊端，這與《談藝錄》稱許後期庾賦“善運故實”、“綺縟中有流轉”、“窮然後工”等誇讚之辭，構成了較大反差，這就意味着錢鍾書對庾信賦的審美評判經歷了一個由早年的鍾情甚深、偏於主觀到後期的冷眼靜觀、更趨理性的過程。

錢鍾書在評論《小園賦》時又稱，“庾信賦推《哀江南賦》為冠，斯篇亞焉，枯樹賦更下之，餘皆鱗爪之。”這樣的排序，可稱允當。不過，從蘇東坡賦與庾信賦的比較而論，位列庾賦三甲之末的《枯樹賦》與蘇賦代表作《前赤壁賦》之間，似有更大相似性。




龔剛 《澳门日报》2009年10月20日

庾信的詞賦名篇《枯樹賦》為抒情騈賦，共分四節，全文以樹喩人，寄託盛衰憂思，淒愴感發，忉怛憯惻，茲錄此賦與蘇東坡《前赤壁賦》可相比照者於後：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靑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

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采葛，還成食薇，沈淪窮巷，蕪沒荆扉，旣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為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穀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枯樹賦》借東晉名士殷仲文的感嘆起興，又以東晉簡文帝時大司馬桓溫的悲慨收尾，雖未如《前赤壁賦》那樣採用漢大賦的主客問答結構，卻隱有對答應和之勢，可以說是採用了隱性的問答形式，而且所傳達的都是微渺個體面對盛衰盈虛時的滄桑之悟、時間之悟，只是蘇東坡以他的豪放曠達消解了飄逝與永恆的對立，從而走出了庾信式的盛年難再、繁華成空的悲情，我們因此大可將《前赤壁賦》中的“客”看成是庾信的替身，而蘇子的答客問則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遍被華林的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悲觀主義人生觀的回答與調解。

從語言風格上來看，《枯樹賦》的運句行文雖然能在騈體文的框格內展現騰挪之巧，頗合於《四庫全書總目》所謂“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變化自如”的評價，卻到底比不上《前赤壁賦》的瀟灑靈動、斧鑿無痕，這就印證了錢鍾書對蘇庾二人的評價，“如果說庾信向人們展示了如何在詞賦的嚴苛對偶格式下體現出婉轉優美的話，蘇東坡則成功地柔化和融解了這種僵硬的騈偶形式，磨光了其棱角，使生硬的對偶調和無間。”

(錢鍾書評蘇東坡賦·七)


(有网友跟帖说龚刚以前有个ID叫“前身汉武帝”，自视颇高，常和人掐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