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陈诚到台湾后与蒋氏父子的微妙关系

杜雅萍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9期 作者：王丰
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国共和谈问题谈了一些具体设想: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
1961年美国邀陈诚访美,欲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以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陈诚亦以自己的行动坚持民族大义,对历史作出了交代。
蒋眼中的“股肱之才,战场死士”
陈诚,浙江青田人。1918年,21岁的陈诚考进保定军官学校。两年后该校因直皖战争爆发而停办。
1923年,陈诚任建国粤军中尉副官,于肇庆讨伐冯宝初战役中,胸部中弹负重伤。蒋介石以大本营参谋长身份至医院探视,知其英勇,又因同为浙江子弟,印象深刻。出院后,陈诚受蒋介石拔擢,出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1924年10月,一批苏联火炮运抵广州,陈诚随同蒋介石前往视察,蒋当面询问他是否有意担任即将成立的炮兵连连长,陈慨然允之。后来蒋介石告诉陈诚,本欲任命你为特务队队长,你反而情愿低就官衔次之的连长——这让蒋介石益发器重和赏识陈诚。近人或谓陈诚夜读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途经,入帐询问三民主义精义,陈诚对答如流,故博得蒋氏信赖的这段故事,只能视为稗官野史。综观陈诚获得蒋介石青睐的原因,一为两人之结交互动,二为陈个人之战功。
后来陈随蒋北伐,身经百战,历尽艰险。一次,全团仅存三百多人,辖下三位营长一死两伤,陈诚仍坚持奋战,并派一支奇兵抄敌后路,使敌军猝不及防,终获胜利。由是观之,陈诚之于蒋介石,不仅是股肱之才,更是战场死士。
北伐告一段落之后,国民政府展开裁军计划,第十七军缩编为第十一师,陈诚任副师长,这就是后来通称为陈诚嫡系班底“土木系”的“土”。中原大战打得最激烈时,蒋介石晋升陈诚为第十八军上将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此后先后兼第十四师师长、第五十二师师长,并任“剿匪”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1934年5月,陈诚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扩大训练国民党军军官。同年9月,在第五次“围剿”中进占瑞金,迫使zhonggong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陈诚续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不遗余力攻击区内红军留守部队。1936年5月,zhonggong进入陕北,陈诚被调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并奉命准备华北抗日的各项工作。
陈诚的前半生,始终是蒋介石的“亲密战友”。除了能力出众,忠心不贰的人格特质也是他受蒋青睐的原因。西安事变时,随蒋视察西北的陈诚亦被张学良、杨虎城软禁。陈氏老长官兼好友严立三曾赠言陈诚妻子谭祥(字曼意,其父为谭延闿):“交把中华民国”。严的用意,是要宽慰谭祥,把陈诚命运交给“中华民国”,不必焦虑。事变结束之后,陈诚把严立三这段话记在日记里:“交把中华民国。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随节西安蒙难,立三兄以此语慰曼意,录此自勉。辞修廿六年元旦,武昌。”
反对委曲求和力主对日抗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一心,齐力抗倭。早在1930年,陈诚即奉蒋介石之命,与钱大钧等人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时称观操)。日军演习时分成东西两军对抗,东军约有一师兵力,辖有机械化车队,西军有一师和一旅兵力,辖有重炮部队。演训目标是练习以不同兵种在复杂地形从事运动战。
陈诚回国后在呈送蒋介石的观操报告中指出,日军之训练与装备,我军均远不及之,日军之所以邀中国军官观操,目的在炫示武力。他并送给蒋两件纪念品:一是“大演习纪念册”,陈诚题字“伴君如伴虎”,暗示中国在日本旁边处境的艰危。二是一本“东岛风物彩片”相簿,封面上写“红映中华民族之血”。陈诚在册子里写道:“东岛进步,实肇始于甲午之役,勒索我赔款二万万两,及汉冶萍公司等,垄断中国之利权,数十年来强取豪夺,挹此注彼,始成其物质文明之突飞猛进。国人士游彼邦者每眈享受之乐趣,而忽其所由来。余于十九年冬讨逆军事告竣,东渡观操,觉娱乐之念息,戒惧之心生。置此作为警惕。”陈诚的这段话,爱国之情跃然纸上,而他对日本虎视眈眈中国的判断更显示了自己的见识。
八年抗战期间,陈诚直接参加且为中外瞩目之战役,为淞沪战役与武汉保卫战。他不断提出各种战略建议,对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整体战略构想的形成是作出了贡献的。淞沪战役爆发前一个月,陈诚去信蒋介石,认为与日和平无望,应尽速攻击前进,不要坐视日军后续增援,并建议如敌军进犯长江,我军应整体发动,肃清日本在租界区和各地的屯驻部队。20天后,正在庐山着手军官训练的陈诚,发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力主只有“抱积极战之目的,全面战之方针,始可得万一之和平,与一部之胜利,否则无法言战,更无法言和”。陈诚反对委曲求和的看法,与何应钦等主和派站在对立面。
淞沪战事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急电陈诚返回南京共商大计。陈诚在南京待不到一天,即偕同熊式辉到上海视察战场。返回南京后,熊式辉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和日本打仗,陈诚则力驳熊言,坚主为今之计,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陈诚告诉蒋介石,华北战局扩大势不可免,一旦日寇占有华北,其快速部队必定从华北沿平汉铁路直驱武汉三镇,如此发展,中国战场将被切割为东西两块,在战略上对我国不利。只有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避免由北而南的攻势,转而诱导日军由东而西,沿着长江仰攻的打法才对我有利。在此之前,陈诚这套战略思维已在1936年10月于洛阳面报蒋介石。蒋当即连声赞同:“打、打,我们一定要打!”遂大举增兵上海,日军也被迫继续扩大淞沪战事。不久,蒋介石初步划定了全国范围的抗战攻防序列。
1937年8月24日,陈诚指挥部队加入淞沪战场的左翼军。日军海陆空协同作战,我军牺牲惨重,仅能阻挡日军进逼,无法实施聚歼。10月初,我军退守继续抵抗,日军续增援逾20万人。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淞沪战场全局指挥。淞沪战场是长期抗战的基础,也是国际观瞻的焦点。随着战场的变化,陈诚重新拟订了攻击计划。
11月9日,松江、枫泾同时失陷,我军逐渐陷入敌军大包围之中,苏州河南岸的情势亦极端不利,陈诚开始着手准备全线撤退。蒋介石在电话中不同意立即后撤,以九国公约在布鲁塞尔开会,为争取国际同情,命陈诚再撑3天。陈诚亲至昆山前线一座宝塔内坐镇指挥,苦撑3日后全线撤退。
淞沪战役打了整整3个月,上海于11月12日陷落。总计此次战役中,我军伤亡官兵约20万人,日军约7万人。国民党精锐部队虽受创严重,但在政治上,中国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陈诚本人不光战略上出谋献策,也在火线与敌作殊死搏战。日本军机屡屡飞临上空,肆意轰炸,有好几次,指挥所刚搬走,敌机便循迹而来。在淞沪战场上,随从人员多人死难,陈诚仅以身免,部下见长官不畏死,亦愿以身殉国。

陈诚面对的第二场大战,是驰名中外的1938年武汉保卫战。陈先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后又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万家岭之役是武汉保卫战众多战役中最值得追忆的一场战斗。日军遭我军坚强抵抗,战况空前激烈,在极为艰困的环境下,陈诚领导的第九战区仍作反攻之部署。这时,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指令,限令在10月25日弃守武汉。综计从6月11日至10月25日,敌我双方在此次会战中至少投入了150万兵力。其中,日军伤亡照陈诚估算为20万人以上,我军伤亡人数达40万之众。
大撤退:危急关头的“镇山之宝”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由于军政各端诸多失措,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一败涂地,各方视陈诚为罪魁祸首。很长一段时期,国民党内部“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声不绝于耳。谤议腾腾之际,1948年6月5日,也是陈诚离开东北行辕主任职务三个星期后,他进入上海陆军总医院动胃溃疡手术。术后,陈诚情绪低落,遂以养病为由,不复仕出。
思来想去,陈诚认为台湾气候温和且交通便利,环境清幽,物价便宜,较适合养病,遂于10月6日偕妻眷乘飞机抵达台北。从这天到1965年3月5日身故异乡,陈诚与台湾结下不解之缘。
陈诚赴台养病两个月期间,为前线战局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下野压力愈见沉重。1948年12月29日,时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字伯聪)忽登门求见,魏氏告知陈诚,接获总统密电,电文内容仅称:“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第二天,《中央日报》登载中央社电讯,称“行政院”会议决定改组台湾省政府,并任陈诚为省主席。
东北挫败的阴影挥之不去,陈诚虽间接接获蒋介石指令,但心态似仍冷淡消极,故而在魏道明辞出后,随即去电蒋介石,称:“魏伯聪有远见,应仍请其主持台政,职可在军事上以个人关系予以协助……”蒋介石正为陷于胶着之淮海战役殚精竭虑,得知陈诚犹未到任,即急电催陈速速到任:“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紧接着,又去一电催促:“命令业已发表,应照伯聪兄之意从速交接……总以勿再游移为第一要义。”1949年1月6日,陈诚仅带随从人员一名匆匆就任。蒋介石得知后急电称许:“闻昨已就职,甚慰,自主台命令发表后,反对者对弟攻讦复起,所可痛者,我同学干部,亦受影响,革命环境,至此险恶极矣。”
蒋介石的任命,主要着眼于陈诚可以忠诚落实他的撤退台湾计划。陈诚心里明白,他的任务除了继续在台推动政务,革新省政,更为艰巨者,是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让军队与机关人员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潮,能从容不迫、平平安安地从大陆撤运到台湾。
于是,陈诚到差的第二天,就召集台湾各方在基隆港举行会议。陈诚到基隆后,才发觉事态严重。他这样在回忆中描述:中央军政机关迁台单位数量激增,战后还有一批来自日本的赔偿机器赶运至台湾,上海商人也不断从大陆进口货物到台,均集中于基隆、高雄两个口岸码头。基隆港原有码头18座,陈诚视察时进港船只已多达41艘,把狭窄的基隆港挤得水泄不通。据当时的统计,那时一条船要装卸货物,有的需时40天以上,外港还有船只因不耐久候,原船开往其他地方者。
陈诚明白这副担子极其沉重。他原想远离是非圈,避居台岛,没想到如此夤缘之下,蒋介石却挑中他作肩负大撤退计划的主事者。
戎机紧急,陈诚上任之初,疏运港口成为他最重视的工作之一,目的就在于便利大陆物资运台。在陈诚及所辖干部的努力下,战后百废待兴的基隆、高雄等港口又恢复了战前的活力,大陆撤退的军民、物资均能大体接运抵台。
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年代,陈诚成为危急存亡关头蒋介石最倚重的“镇山之宝”。在案头便条纸上陈诚写下这么一段话:“生于斯死于斯,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不可再有如在大陆上尚可撤退之念。”
台湾经济起飞的奠基之功
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时说过一番话:“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五十余年血汗所累积,是全国千百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争取回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后代子孙?”
陈诚初掌台政,政治与经济各方面问题重重,少数台独分子正从事“独立”、“托管”活动,金融动荡,物价高涨,学潮澎湃。当务之急,是稳住情势,安定人心。陈诚做了好几件颇具开创性的大事,如实行“三七五减租”(按:指耕地佃租不得超过全年主要产物收获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此举限制了地主的收入,保护了佃农的利益)、改革币制、粮食增产及实施地方自治等。其中,“三七五减租”与改革币制两项,被认为是战后台湾由贫困走向小康的起步阶段。
陈诚借鉴以往任湖北省主席时实施过的“二五减租”,实质精神与“三七五减租”相近。陈诚表示,租佃制度本来就应废除,但这种制度由来已久,一方面不希望以暴力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加上当局没有足够资金收买或者征收这些土地,故只好改革现行租田制度,以阻止有钱人利用土地投机牟利。为避免人亡政息,陈诚还透过“立法院”,通过了“耕地‘三七五减租’减租条例”。根据事后统计,实施减租后佃农的地租减少,平均收入增加了30%,而且佃农努力增产增加的收入全归自己所有,因此实际增加的利益远超过这个比例。
改革币制,也是陈诚对台湾的重要贡献之一。陈诚主导的金融改革完成以后,原本扰乱金融秩序的投机事业不复发生,金融活动纳入常轨。台当局币信巩固,物价平抑,使得台湾逐步脱离战后贫穷阴影,走向经济复兴之路。台湾能有日后之经济起飞,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陈诚实有奠基之功。
走出大陆失败的阴影后,陈诚对蒋介石贡献良多,不论于公于私,都无愧于蒋。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对美国多有顾忌,担心在国共内战失利且美国放弃援助的情势下,去台湾会对其不利,故多次对莅台踌躇裹足。蒋介石此时的复杂心理,陈岂能不知。5月11日,陈诚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电文说:“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国一切组织松懈,与限于法令,亦无法秘密也。职陈诚。”隔了四天,蒋介石仍未置可否,陈诚又去一电催促:“……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 他以电报向蒋介石保证安全,暗示蒋可免除安全等方面的担忧。后蒋于1949年12月10日撤到台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行视事”。复职后,为投桃报李,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院长”,一则回报陈诚半生戎马之耿耿忠心,二则回报陈不断催请撤退台湾以及对自己切身安全的保障。
在美国人“拉陈抑蒋”的阴谋面前
陈诚半生追随蒋介石,体察强人之政治性格,故终能顺应风向,将权力平稳过渡。 1954年,蒋介石推举陈诚为第二任“副总统”党内候选人,于同年5月就职。1957年10月,蒋介石更提拔陈为国民党副总裁,俨然有成为接班人的架势。从这时起直到1963年12月,陈诚身兼“副总统”、“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三大职务。
1958年炮击金门开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一些朋友时,周恩来就国共和谈问题谈了一些具体设想: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又说,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一位撰稿人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又说,蒋同美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们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等的话说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决定以促进蒋、陈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章士钊曾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zhonggong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会向历史作交代。(廖心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自1949年底至1963年终,陈诚领有台湾行政权力凡十四年,这十四载正是台湾从战后残破穷困的局面,朝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年代。无论在农业、工业、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陈诚都是国民党治台期间奠定稳固基础的开创者。昔时台人尊称陈诚为“陈诚伯”。“二二八”事变以后,台人与大陆人关系紧张,陈诚能得民众如此爱戴,足证他在主政期间一步一脚印之实绩已普受肯定。
三条遗言耐人寻味
至于陈诚与蒋氏父子之关系,后人有诸多评说。江南的《蒋经国传》如是说:“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这是1963年间,江南笔下陈诚政治生活之困境。斯时,蒋经国已当上“国防部长”,总绾兵符,政工系统、特务组织早已纳入“蒋太子”指挥体系。陈诚名义上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又岂能不知蒋老先生之心思。
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向来备受岛内外人士注目,但外间多有推想臆断之说,少有真人真事实际经历能旁征博引者。衣复恩先生回忆录曾缕述其本人与蒋经国结怨经过,有段蒋经国与陈诚之故事,颇为传神与真实。
衣先生叙述,一天,他接到陈诚武官韩采生上校的电话,谓辞公想看看U-2的空照。陈诚与衣复恩一向交好,衣说,“副总统”要看,岂有不从之理,就将U-2照片和资料亲送阳明山辞公寓所。谁料同一时间,蒋经国也去拜访陈辞公。这次蒋经国的“不期而遇”,是碰巧还是人为,衣复恩始终想不透,但他猜想蒋经国心中可能对此事很不高兴。衣复恩事后认为,这次去辞公府上,没有事前向蒋经国报告,是他自己的疏忽,也凸显他不懂政治的性格。如此置身高层之间,自然危机四伏。
衣复恩还讲了一段蒋经国抱怨陈诚的故事。蒋经国亲口告诉衣复恩夫妇,他对陈诚并不太认同。党的中央委员选举,实际上他(蒋经国)的得票最高,但把第一名“让”给了陈辞修。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逝世,毕生恩怨归于尘土。生死大事,亦是管窥蒋氏父子与陈诚实质关系的最佳场域。台北《大华晚报》在陈诚逝后的一篇社论中有云:“时未半年,国丧两位大老。于右任先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挽歌未歇,辞修先生‘全国军民,共此患难’的遗言又萦绕耳际。”《大华晚报》社论还透露了几项讯息:“辞修先生临终前一日,总统亲往视疾,辞出时还留有泪痕。昨晨病情恶化,总统令长公子蒋经国将军终日守护在病榻之旁,蒋夫人亦亲往探视,对陈夫人抚慰备至。”
陈诚逝世后,由台湾官方出版的《陈副总统纪念集》,收集了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的悼念文章、祭文、挽联等。以悼念文章而言,由官员署名的按例均系本人亲自撰写,或者委诸绍兴师爷手笔而仍由本人署名,论篇幅少说亦有上千字。殊不知,蒋经国的那篇悼文,竟只有短短九行字句,且是由编者捉刀代笔。蒋经国写道:“陈副总统逝世,国防部长蒋经国至为悲恸,他沉痛哀感的说:‘陈副总统的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蒋部长还追忆的说,陈副总统卧病以来,他曾经晋见多次。最后一次谈话,是在3月1日上午。他说:‘当时副总统曾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和我谈话。副总统虽在病中,仍感殷殷以国事为念,并且对我个人勉励有加。’蒋部长心情沉重,他说,他追随副总统,备承指导爱护,至今近三十年。想不到在国家艰难的时候,副总统竟一病不起,这真是国家和党无可补偿的损失。”

陈辞修暮年担心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存在许多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问题。他通过台湾当局发表遗言:“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其中点出的三条:“一心一德”、“不要消极”、“内部团结”,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颇耐人寻味。陈诚向蒋进言:对zhonggong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zhonggong方面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尽管外界盛传蒋、陈之间晚期互动渐趋冷淡,似有矛盾存在,但蒋介石对陈诚的故去悲怆不已,则为不争的事实。他亲手题写了:“辞修同志千古”,并在挽额上亲书:“党国精华”。

老木匠

这个作者好像不是很熟悉台湾的情况。

陈诚在三七五减租后就组织实施了土改，还专门著有台湾土地改革一书记载此事。此文作者似乎没有读过此书。

美国通俗史作者约翰·托兰60年代访问台湾，在回忆录里声称陈诚将它引到卫生间，授予自己的回忆录手稿一册，再三嘱咐死后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