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吴稼祥的标题和最后一句话不太确切

造就老钱的这个时代还远远没有成为过去式

呆瓜

不同意。
造就钱老的时代的确过去了，现在的时代只能产生只黑不专的一伙，只能产生倒钩专家。

彼亦一是非

老钱虚荣极了，几乎所有的“英雄事迹”，都是他亲口跟弟子或朋友或媒体讲的

童志刚

如果不想感谢这人，那也不必恨他，你恨他他也不晓得，你只是徒增烦恼罢了。

想想，大家都是悲剧人物，都不容易，还是相互同情下下比较好。

（有网友建议我改几个字，改了。）

老木匠

哈哈，老童的情感世界太贫乏了。不是感谢、就是仇恨？太两极了吧！

童志刚

回木匠：想了想，老童的情感世界确实一直比较贫乏，长期信奉“有仇必报，有恩必谢”的原则，但我上面那句话还真不是遵循的这个原则，你再看看，我说的恰恰就是希望不要局限在“感谢和仇恨”这两极之中啊。

顺便一说，从几个回帖中我确实感到有“仇恨”在里面。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也许是我过敏了，呵呵。

老木匠

那些帖子里，比如俺木匠的，不过是讲些简单的事实而已，带有那么一点可笑复可鄙、可鄙复可怜的情感而已，哪里找得到什么仇恨在里面？

木匠小时候一直被人教育要仇恨，长大后才知道，仇恨入心要发芽，那是有人要你心田蹦火花，为他去燃烧，为他去发光。仇恨是野心家们动员群众的最廉价的工具。

所以后来木匠尽量不去仇恨，也尽量避免让人落下在煽动仇恨的印象。想不到到了老童这里还是以为木匠在“仇恨”了。

呆瓜

对于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是由于爱国还是出于无奈、愤怒和报复，中外媒体各执一词。

中国媒体：钱学森爱国“海归”

    《扬子晚报》11月1日报道：“在获悉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后，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做了调查，主题是在钱学森一生的闪光点中，哪一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网友评价最高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排在第二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排在第三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奠基人，钱学森参与“两弹一星”研制。”
显然，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

    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正是钱学森当年的“海归”壮举。新华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人民日报》11月2日报道：“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

西方媒体：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钱学森爱国，因此“海归”，一切顺理成章。但是西方媒体却从来没有提到钱学森是因为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返回中国。

美联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就在蒋中正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前夕，钱学森申请成为美国公民。”“钱学森曾经一度被捕，并且失去了接触机密的资格。华盛顿启动了将他递解出境的程序。”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作者，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英文书名：《蚕丝》)一书中写道：“目睹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钱学森)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钱学森的说法缺少说服力

    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说法，钱学森显然一直都知道。据《科技日报》10月31日报道：钱学森在1985年3月9日给中国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1935年正是GCD红军从南方根据地败退，进行长征期间，是共产党非常困难的时期。钱学森在那个时候就向共产党作出承诺，显得格外宝贵。

    然而根据中国媒体的一则报道，GCD曾经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召唤钱学森回国参加建设，而钱学森并没有积极回应。据搜弧IT10月31日报道，前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庭燧曾经在1949年“协助GCD动员钱学森回国”。葛庭燧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美国工作。据他的女儿，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葛运培说，1949年5月，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曹日昌给葛庭燧写了一封信，说“北方局很希望他(钱学森)回来”，要葛庭燧转交一封信给钱学森，并且希望葛庭燧“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曹日昌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说：“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

    “葛庭燧当即把这封信转给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他在这封1949年5月20日写的信中说：“曹兄   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然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钱学森当年对GCD的召唤予以了肯定的答复。尽管葛庭燧在信中表示“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钱学森并没有马上回国。据《了望东方周刊》9月24日报道，反倒是表示“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的葛庭燧“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这篇报道说，葛庭燧的女儿葛运培说：“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1993年父亲80诞辰时，钱学森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如果钱学森自己所说的1935年的保证是真的，而且“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为什么在GCD1949年5月召唤他之后不仅没有返回中国，反而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呢？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文章说：“在美国居住了20年的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因为我是中国人。’”

    《科技日报》11月1日报道说：“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果真如此的话，钱学森为什么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要宣誓效忠美国，当时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钱学森不会不知道。

被递解出境，心存报复

    对于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原因，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人的猜测。《洛杉矶时报》11月1日报道：“他在美国的精彩事业在1950年嘎然停止，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是一个颠覆组织的成员。钱学森把自己的东西装进8个箱子，准备前往上海，他说他和妻子和两个小孩要回家乡探望年迈的父母。”“尽管联邦官员从1950年就开始了递解出境的程序，但是由于认为他对于可能被敌国利用的敏感的军事事务知道得太多，因此被阻止离开美国。”

    报道说：“钱学森开始时争取不被递解出境。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争取返回中国。”“对于他要被驱逐出境，他终于放弃抗争，而是积极争取返回中国。一些助手说，他感觉受到了羞辱，因为他对美国的忠诚受到质疑，因此他开始的时候想洗清自己的名声。他1955年回国之后便投入研究，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报复行动。”

    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写道：“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 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zhonggong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张纯如1991年采访了毕业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她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在钱永刚的叙述中，看不到钱学森当年“毅然”海归的骄傲，而是对美国将他递解出境的忿忿不平。

    美国《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2008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介绍钱学森的文章说：“他不情愿回国的举动很难被称为爱国行为，可是这点在那时，而且现在仍然被中国官方的历史观所忽略。”

    中国红网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说：“今天的青年人或许觉得，钱学森等一代大家不论科学成就或人文高度，都是后人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并不然，钱学森早年曾申请美国国籍未遂，其毅然回归祖国，爱国主义情怀固是主要因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歧视、打击和排挤也是重要原因......。”

    可惜，这是中国媒体中仅存的一条有关钱学森曾经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消息。不知道这条信息还能在网上存在多久。（美国之音）

老木匠

钱学森推崇严新2000公里发气改变物质性状

        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钱学森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表态”是对对严新等人所作的《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等六篇伪科学稿件的评语。这个评语是：“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钱学森公开支持特异功能，是在1980年6月4日对《自然杂志》的访问。1987年的讲话却是极具影响的一次。

         一位科学家主编的风骨

■陈祖甲

年末岁初，不少媒体都推出“新闻风云榜”、“十大新闻人物”之类的评选活动，入选的新闻人物中都有一个名字：叶笃正。因为2006年年初，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被授予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年来，国内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叶老的辉煌业绩和大家风范。这就使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我2000年才知道,为核实此事，我曾在当年7月拜访了叶老。

事情发生在1987年。当时，出生于1916年的叶老已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但还担任着《中国科学》杂志主编的职务。

那时节，从“耳朵认字”开始的“人体特异功能”等伪科学正在神州大地上泛滥成灾，作伪者由少年儿童到成人。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一些小报小刊都在狂热地炒作，什么带功报告会、气功培训班四处可见。在那时的“气功大师”中，***还只是个无名小卒，响当当的当数擅长“意念移物”的张宝胜、“中功”创始人张洪堡，最神奇的则要算严新了。

曾被吹捧为“当代济公”、“中国超人”的严新，借着他学过中医，到处信口雌黄，胡编乱造。当年，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发生重大火灾，经过中央领导的指挥，解放军的奋力扑救才得以熄灭。而严新却胡诌他可以“发功”，“呼风唤雨”扑灭这场熊熊大火。他的气功被一些人相中，清华大学的一些人同严新合作进行“外气”实验，声称严新远距离“发功”，“外气”可以使“一些物质的分子结构发生变化”，“对细胞层次作用”。

于是，清华大学的陆祖荫等教师同严新合写出六篇“论文”，本来，那个时期的科学期刊中只有《自然杂志》最卖力地宣扬伪科学，发表大量“论文”。但是为了提高档次，他们把“论文”投到《中国科学》这个我国自然科学最高的权威刊物。

为了提高“论文”的身价，“人体科学”的发现、倡导人写下了如下的“评审意见”：“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作为《中国科学》主编的叶笃正院士看了“论文”，觉得不可信。按正常的审稿程序，他还请邹承鲁等院士审阅了“论文”，大家都提出质疑。但上述那份“高度评价”的评语却给他们增添了无形的压力。此时，叶老坚定地说：“我来顶吧。”

叶老告诉我，编辑部作了答复，要求再做实验，不是仅仅由气功“大师”及其支持者单独做，而是大家共同进行实验。实验必须按正常的科学实验程序做，不用在千里之外，只要在一米或一厘米以内都可以。如果发的“外气”改变了物质的分子结构，那么“论文”便可以发表，否则就不能发表。经过双方来回地交涉，严新和支持者们自恃有后台，坚持不愿意按正规程序做实验。在一次交涉中，严新竟狂妄地吹嘘说：美国哈佛大学早就要登我们的实验了。我们爱国，不能让哈佛先登，要在国内刊登。有人却不愿意刊登。要知道，气功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叶老听了这等狂言非常生气，他当即表示：“要死人，让我先死。我还是那句话，要刊登论文就必须重新做实验。”由于坚持不懈，严新和清华大学某些人的梦幻便破灭了。

这些年来，气功的真相已经明明白白。笔者深感叶老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在于他不畏权贵，维护科学的尊严，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已经成为常识的科学知识，加上科学家的严谨学风和良知。他的座右铭是，“求实、求实、再求实，认真、认真、再认真”，而伪气功的宣扬者们身上则见不到一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影子，这就是笔者敬佩叶老的地方。思考书写本文时，正逢叶老九十华诞，谨以此作为向叶老的祝福！

现在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大大小小的总编辑、主编恐怕逾万，在编发稿件的时候，是不是都能有叶老那样的精神和风骨呢？■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延伸阅读：

          气功的出现及其发展简史

气功领域里的伪科学是气功。气功是打着气功的招牌，用没有严格实验依据的虚幻臆断或思辨演绎的内容为理论，实验上经不起重复验证的一类行为。气功当前最突出的表现或称作气功的核心是所谓“外气”。外气信仰者认为，经过气功锻炼，可将体内的“气”发放出去，经过空间作用的人或物上。对人可产生治疗作用，称为“外气疗法”。对物可改变其分子结构等。

近２０年来，中国气功界突然潮水般出现、并迅速扩展开的“外气”热，真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各大报刊几乎都宣传报导过“外气”消息。电视上也常可见到外气师的表演。就连一些外国人也被这股热潮搞得眼花缭乱。“外气的效应被宣传的越来越神奇：即可对人体透视诊断和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疾病，也可影响种子、细菌、平菇、木耳等生长发育，还可在2000公里外远距离发气改变多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更有甚者，可发“外气”呼风唤雨，改变自然环境……

纵观气功界的现状，“外气”潮流的发展不仅背离了传统气功养生学的科学轨道，而且已经严重地影响着科学的声誉和发展。对许多“外气”问题的看法，已非简单的学术之争，更多的是属于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较量。因此，使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理清伪气功发展的简要历史脉络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气功是什么时候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溯本求源，回顾掀起“外气”高潮的历史，正是1979 年前后，上海顾涵森首先在《自然杂志》连篇报导测出了“外气”的物质基础是“微粒流”、“红外辐射”、“电磁波”、“静电增量信号”、“低频磁信号”等等。从而，第一次使发“外气”有了“科学依据”。也正是由于顾氏根据在一些报刊中引来引去，在气功爱好者中传来传去，才使具有发“外气”能力的超人大师在全国范围内突然间一个胜似一个地不断涌现。“外气”的文章也越作越大、越写越神、越来越惊人，形成了一股“外气”热。由此可见，顾涵森是“外气”的始作俑者。在众多外气师中，将“外气”浪潮掀动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则是被誉为“现代济公”的严新。

严新是成都中医学院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先是在绵阳中医学校教学，后调到重庆中医研究所工作。他在临床接诊中，秉承顾涵森的“外气”理论，在临床上使用发放“外气”的形式给患者治疗。1984 年，由于他治好了几个病人，于是引来《四川工人日报》记者对他进行采访，并给予报导。这一报导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并将严新接到北京为身患癌症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进行治疗。1986年，当时还在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陆祖荫和化学系的李升平知道严新来到了北京，于是与他取得联系，安排严新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和化学系做实验，并请记者于1987年 1月24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消息标题如下：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观察发现

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能治病的原因

这项发现表明我国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

紧接着 1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此消息给予转载，香港《文汇报》也以“清华大学经多年研究解开气功之谜”为题发表了消息。1月26日英文《中国日报》也发了消息。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没有组织有关学科专家对严新的实验结果进行审查验证的基础上，就为其论文写评语：“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文字表达清晰。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这是“科学的新发现，科学革命的先声”。

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力量的帮助下，形成了轰动中外的局面。各种新闻媒介的记者们一窝蜂地采访报导神化严新，并将严新誉为“现代济公”。严新也到处举行万人 “带功报告”，成了能呼风唤雨的神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严新的带动下，万人授功这种高效率赚钱方式立即风靡全国。截止到1989年气功发展到鼎胜时期。

面对“外气”狂热浪潮这一客观事实，我所在的气功研究室在研究科学气功作用机制的同时，也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外气”现象。在临床及实验室实验的基础上，我从1984 年起，首先在全国气功会议上和气功杂志上向气功界提出外气形式治病的机制是心理暗示的观点。并于1988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院报发表“对外气浪潮的反思 ”、“再论外气”等文章，在1988年第五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气功学领域中科学与迷信的较量——外气实质初评”文章。并在这一阶段提出“气功 ”概念。《健康报》于1989年 1月开始连续发表我评论“外气”的文章，并开展对“外气”实质的学术争鸣。紧接着《中国体育报》和《法律与生活》杂志也连续发表了我一系列系统批驳“外气 ”的文章。我文章的中心观点是：“外气”治病的实质是心理暗示，在患者与外气师之间阻断暗示，则外气师失灵；相反，利用暗示，则非外气师也能重复出所谓的外气效应。证明“外气”存在的主要实验在方法学上经不住科学检验。“外气”论至今拿不出一例符合科学规范的实验事实来证明“外气”具有物质性。将未被科学实验证明的内容当做科学定论大肆传向社会，制造轰动效应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的。

《中国中医药年鉴》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编的每年一部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是对中医药新进展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在其1990 年版中总结全国“外气”实质的讨论条目中写到：“近年来，‘外气疗法’已成为气功界的热门话题。这场讨论的发难者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的张洪林。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接受了《健康报》记者刘燕玲的采访，认为‘外气’效应的实质是心理暗示。”在长期以来“外气”一统天下、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中，突然出现大唱反调的现象，虽然我人少，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仅引起气功领域的极大震动，而且一些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士也不断发表文章揭批伪气功，并逐渐形成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定期进行交流商讨气功情况的聚会。这些活动在帮助社会大众清醒头脑，正确认识气功，提高识别气功的能力，避免上当受骗和练功出偏，以及在揭露各类打着气功旗号的江湖骗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1990年 8月10日，在我们共同策划和参与下，由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具体出面主持，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了“宏扬科学气功 破除封建迷信”报告会，这一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透彻地批驳了气功，使与会的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及有关领导对气功产生了新的认识。新闻界的朋友们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及时报导，也引起了香港和其它国家的重视。气功因此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然而气功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以各种方式进行顽强的挣扎。就在我们于北京科学会堂举行“宏扬科学气功 破除封建迷信”报告会后不久，张宏堡也在北京科学会堂推出“国际生命科学院、重庆国际生命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生命科学家张宏堡先生学术报告会”，并宣布将他举办会议的11月 3日这一天定为“麒麟文化节”。此后，他又不断地出版多种宣传品，大肆鼓吹所谓张宏堡创立的“麒麟文化”。而其他气功师们也纷纷粉墨登场，什么香功田瑞生、慧莲功预测大师陈林峰、智能功庞鸣、雪域奇人玉奇、一代神奇狄玉明、人体科技沈昌、万法归一功张小平，**功***……等等，就连作家柯云路、纪一也都成了气功特异功能大师，一时间群魔乱舞，各显神通，神洲大地到处泛滥各种贴着科学词句标签的现代迷信。他们散布的伪科学、反科学内容，形成了一股浓重的毒化人们观念的文化氛围，不断地诱导可怜的气功爱好者们步入以他们为教主的邪教深渊，并借机狂吸人民血汗，迅速成为暴发户。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kemingqian

踢足球的小熊猫 李四光的霸道和钱学森的胡说八道

据说20世纪中国民族精神最闪耀和最灿烂的聚焦，一是发现了大庆油田，一是制造了“两弹一星”。由此也造就了新中国科学界的两大牛人：一是李四光，一是钱学森。文革期间，科学院有一个大右派，该右派曾指名道姓地说：李四光是一个霸道，钱学森是一个胡说八道。

一、李四光的霸道

李四光的霸道，无非是指他在任中国地质部长时，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压制别的理论和学派，让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地学界一枝独秀，例如在地质部属下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的“霸道”，反映的主要是专业以内的事。

在李四光当地质部长时，理论上他有地质力学的贡献，他也最早倡导新中国的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对地质学的贡献很大。以前把他说成是地学泰斗和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功臣，也有人认为李四光对氢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有重大贡献，是有一点过了，有牵强附会之嫌。但现在就说李四光主要是靠溜须拍马，没有一点真才实学，而且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一点功劳都没有，也是不妥的。

事实是，中国地学在1949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人物，李四光刚刚回国时，曾被认为是口头理论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李四光创造的地质力学没有得到公认，和中国的石油勘探也没有很大的关系，至今很少有地质学者提及了。与李四光同时代比他有成就的地质学者至少可以举出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谢家荣等。这些人，要么死在新中国之前（丁），要么在新中国完全置身于科学界之外（翁），要么就是李四光的部下（黄、谢），被打成了右派（谢）或靠边儿站（黄）。因此，这些人在新中国科学界的地位，都无法与李四光相比。

在1949之后，由于政治正确，口才极佳，逻辑思维强，和会讲辩证法，李四光深得毛老人家和中央领导们的喜爱，于是青云直上。有人指出，虽然李四光是当时的地质部部长，但地质部的日常工作由地质部当时的党组书记负责，李四光甚至不能参加或列席地质部的一些重要的工作会议。可是，由于李四光最早给中央领导提建议，大庆油田发现后，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周恩来评价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单独接见李四光，对他运用新华夏构造体系理论指导找油，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于这样的荣誉和称赞，作为科学家和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欣欣然而受之，从来都不曾有过谦让和致谢。

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虽然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虽然第四纪冰川在学术界最近几年也没有人再提及了，但是李四光却在大批知识分子和老一代科学家都倒霉了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北京新落成的中华世纪坛古今40位中华名人中，李四光的塑像，也赫然出现。

对于此事，地学界一直都有质疑。文革以后，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当事人黄汲清先生更是接连上书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希望中央能就此给个说法，其中就提到要在地学界开展“百家争鸣”的问题，邓小平对此也做了专门的批示。中央电视台也采访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另一功臣谢家荣的儿子谢学锦院士，对大庆油田的事情也有涉及。地理学家施雅风后来撰文说，有许多学者对李四光的冰川学说也表示怀疑和反对。六十年代，《科学通报》曾一度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充分的辩论，以致中途停止，未得结果。所以李四光的这个霸道，在当时肯定是有目共睹的。

不平则鸣，曾隶属地质部的作家何建明，以及独立作家文乐然和何民等人，曾分别撰写报告文学，对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做过专门的报道（何建明：《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何建明：《科学家的名利场》；文乐然：《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为此，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院士，曾把作家何建明告上了法庭，结果是法庭判李林胜诉。最近，地质科学院的赵文津院士，也就李四光发现大庆油田的贡献，撰长文对作家何民和故去的黄汲清院士做了系统的反驳和澄清（《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大发现》）。

新中国的第一任地质部长李四光，你自己说，你是安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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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学森的学术贡献

笔者学生时代时，就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无限崇敬。也听人讲过有关这位大科学家的传奇经历，在美国留学、工作、受迫害的那段已经妇孺皆知，是用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回来的，不再赘述。关于苏联那段，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五十年代的苏联老大哥，在导弹和原子弹制造方面卡中国人的脖子，并故意刁难，达成了协议，只准一个人来参观，还不准记笔记。用钱学森自己的话说：开始我们想争取原苏联的援助，但他们后来不给了（钱学森：关于两弹一星和伟人的一些回忆）。于是周总理就派搞导弹出身的钱学森到苏联去偷学技术，为了让苏联老大哥看得起，临时还给钱学森授了中将的军衔。结果这位大科学家过目不忘，参观一遍，就把老大哥的导弹技术给复制了过来，为国争了光。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

钱学森在我国导弹和火箭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新华网两弹一星元勋的介绍中说：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1956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该院院长。此后钱学森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有人认为，钱学森的这种贡献，被新闻媒体无限度夸大了。例如大多数舆论说，中国把钱学森的“控制论”用到了导弹技术方面。钱学森还曾经向中央建议，在航空和航天技术之间，应优先发展导弹技术。该建议被周总理所采纳。第三是说，钱学森在中国发展导弹过程中普及了导弹技术知识，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懂导弹的。一些舆论也极度夸张地说钱学森是“核弹之父”、“两弹之父”、“航天之父”、“火箭之父”等。据说对于这些称号，钱学森都一一地笑纳了，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李德成：关于“钱学森现象”的讨论）。

其实，在有心人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火箭与导弹的发展史以后，发现钱学森不是任何一型导弹或火箭的设计师，也没有迹象显示钱学森曾经参与过导弹或火箭的设计过程，同时也没有在中国的导弹与火箭发展过程中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因为数据显示，迄今为止，中国全部的国产火箭、导弹都是有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的。遗憾的是，没有一型导弹或火箭，有钱学森的名讳。

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型导弹完全是仿制的，苏联给了图纸、技术、实弹和模型，而不是应用的美国的技术。我们的火箭和导弹技术的最初起步就是从这里开始。而钱学森在美国研究火箭的真实历史，就是1948年在美国空军从事过探空火箭研究。钱学森并不是主导的研究人员。探空火箭的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说明他本人在美国接触过导弹技术。也没有数据显示钱学森一开始就是爱国的。相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正式地申请加入了美国的国籍（蚕丝：评钱学森，资料来自张纯如：THREAD OF THE SILKWORM）。

有人指出，邓稼先之所以被誉为核弹之父，与钱学森有极大的不同，因为邓稼先是中国氢弹的总设计师。中国的第一枚氢弹是邓稼先主导设计的，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此，给人的感觉是，和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中的作用相似，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钱学森最多起到了建议和管理的作用。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和规律，不是共产党员的钱学森能起到多大的管理作用，至今还仍然是个谜。对于钱参与美国航天和导弹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上的地位，以及后来钱学森为什么不再赴美国学术交流，以及接受传说中的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的双院士，也有人提出过质疑。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钱学森是世界一流的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也对领导中国的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我特别欣赏的是钱学森对一些事物的创造性思维和前瞻性假设，是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在笔者接触过的和钱学森同辈的大学问家中，都不难看到类似的特质。可是若从严格的科学的角度来审视钱学森对自己专业以外学科发展的论述、对一些现实世界中重大事件的表态、他公开发表过的一些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这同他在年轻时受到的严格的科学训练，也应该是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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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学森的不务正业

以前看过一个笑话，是讲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的。他对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发脾气，说我原来不懂艺术，是因为我没有当总书记，现在我当了苏共总书记，我就是艺术家，就懂艺术了。意思就是，权力和荣耀催人奋进，权力和荣誉也使人自我膨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诗人，解放后他就不仅仅是懂打仗，也不仅能填诗作词，而且连炼钢炼铁和施肥浇水这些下里巴人的勾当，他也都是行家里手了，大笔一挥，就是一部《农业八字宪法》。

笔者和一位搞专业的前辈有过交谈，这位前辈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是有些人讲自己的专业讲不出来，但讲别的专业，就特别来劲。例如也是两弹一星功勋之一的中科院前院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搞的是原子弹的数据计算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行轨道控制，也是目前拥有外籍院士头衔最多的中国人，九十年代周院长代表中科院到美国访问时，在大学里做报告和学术交流，讲的就不是理论物理，而是大讲特讲中国的国情。我想前中科院院长的这个毛病，可能就来自于他的同行和业师钱学森先生。

我从前一直以为钱学森先生只是导弹方面的权威，等到有一天突然看到钱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谈中小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才认识到钱先生原来也是一位教育家，因而对钱先生更是刮目相看。在1990年的这篇文章中，钱学森先生侃侃而谈：“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以后，假如我们要在世界有竞争能力的话，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硕士文化水平”。他说：“现在我们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4岁就上学，我看经过14年到18岁，就可以达到硕士水平”。呵呵，幼儿们哪里都会如钱老人家说的那样聪明，18岁就都硕士水平，个例可能是有的，但作为教育的制度普及，实在也是拔苗助长，恨铁不成钢了。这不是瞎说，又是什么？

到1994年，看到钱学森先生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论地理科学》，书上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谈得可都是“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和“地理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看了几篇地学方面的文章，就俨然地成为了地学大师，为地理科学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八字宪法”。接着，在《大自然探索》、《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上还有许多一流的地理学院士和专家们跟进，为钱学森的理论和指示做注释。如全国地理学理事长任美锷院士就说钱学森是“从世界科学的高度”，建立了“大的地理科学系统”。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地理科学学院时，钱学森还亲笔题写了院名，现在就挂在该院大楼的门口等等。可见这题字和赠诗之风，也不自年轻有为的搞基因的陈竺院士起。

纪念钱学森90周年诞辰，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工委联合庆祝。不是纪念钱学森在发展两弹一星和“神五”载人飞天上的贡献，而是庆祝钱学森在地理科学、在教育学、在沙产业理论、在“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在“人体科学”、“天地生”科学方面的“划时代贡献”！

不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认真地总结和反思一下如何去登火星登月球和破解人家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全球定位系统，瞎谈什么八竿子也够不着边儿的沙产业、草产业、地理科学、人体科学、大成智能等等前所未闻的其它专业的新名词。可真是有点儿不务正业和自欺欺人了。

可悲的是，有钱老先生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也就是了，后面还竟然就有那么多的博导和院士级别的崇拜者。以至于一夕之间，中华大地上竟出现了很多的沙产业研究会、草产业研究会、人体科学研究会。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也跟钱老瞎起哄，改成了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诺贝尔的什么奖，要不想出丑闻，还是要慎重一些，晚一点给咱中国人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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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钱学森和亩产万斤

钱学森的胡说八道，最搞笑的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论证一亩地产万斤粮。这不但是尽人皆知，而且钱老在年轻时有意无意间犯的这个错误，还时不时被他的论敌如经济学家于光远辈，引用了来诋毁钱学森（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

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五十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0.3％，而钱学森把0.3％一下子变成了30％！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先后都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1958）。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中国青年报：理性照耀中国）。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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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钱学森和人体特异功能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另一个搞笑事件，是在1980年代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论证和无条件大力支持。按说，70多年的人生阅历，加上“大跃进”后30几年的荏苒光阴，应该说历史老人给了钱学森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进行反思。可是他老人家，在自己不懂的专业上，还是瞎说如故。

1979年的四川，出现了一个叫唐雨的小学生，有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这个新闻轰动了全国。不久，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大批能用手用嘴用身上的任何部位认字的小孩。这些义和团和洪秀全杨秀清式的闹剧，百年前骗得了政治家西太后和太平天国的芸芸众生，20年前又骗得了大科学家钱学森。在钱学森的提议下，不但把一个气功师调到国防科工委做研究，竟还天真地希望通过全民练功，全国出他一千万个气功大师，把特异功能用到国防上，中华民族，从此就可以独霸天下了。

1980年6月4日，钱学森访问了《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学会，并且还当了主席，写了《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论人体科学》和《创建人体科学》等专著（曾昭贵：中国科学和伪科学斗争大事记1979～1999）。在没有任何试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断言：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钱学森：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在随后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他指出：“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后来升华到“现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在给**的信中，钱学森把胡耀邦、李昌、于光远等人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和研究，上纲上线到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并说这一次，“我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任克：胡耀邦反对宣传人体特异功能）。同时，正是由于有了钱学森“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这一“官定”理由，使得众多的“神功”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无数人丧失了对“神功”进行科学判断的理论依据。从此以后，迷信公然打起科学的幌子，在本来就缺乏科学知识的群众中间开辟根据地。

不久，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一群科学家针对这些小孩的特异功能和严新等人的气功，发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的一级学术刊物《自然杂志》上。他们用最先进的磁场理论、共振原理等等证实这些能用耳朵认字的孩子跟普通小孩的磁场不一样，证实了他们有能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在对严新等人所作的《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等六篇稿件的《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涂建华：徘徊的幽灵）。

好一个世界首创！钱学森大力提倡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结果，造成了全民练功，也误导了许多人。先后出现了象张宝胜、张宏堡、张香玉、张维祥、柯云路、严新、胡万林、**等形形色色的各类气功大师，和那最终政治化和宗教化了的反对FLG的运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核弹之父邓稼先，在生命垂危的1987年，也任由钱学森和国防科工委请到的一个气功大师给发功治病。一个月后，邓稼先就不治而逝，撒手人圜（涂建华：徘徊的幽灵）。笔者以前的一个同事，是搞计算机的，练功时走火入魔，成了神经病，只好去管机关的食堂，平时走路，也总是歪了个脖子。民间练功的，被骗得人财两空的，大概也不在少数。余毒所及，直达海峡对岸（李国伟：大学教授搞特异功能，是科学顽童，还是科学展乩童？李嗣涔：特异功能真和假）。

这一切，都与首倡并极力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大嘴巴科学家钱学森有很大的关系。这事可以由王小波来解释：“有科学的技能，未必有科学的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GOGO：中国人离科学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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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李四光现象和钱学森现象

有人把李四光的霸道和钱学森的胡说八道，分别称为李四光现象和钱学森现象。

李四光的霸道主要的表现在地学专业方面，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不搞百家争鸣。但这种影响有限，主要是在地学范围内，顶多是扩展到旅游产业和国家公园的建立。1982年，在李四光去世11年之后，他仍然在国家科委评定和表彰的23名发现大庆油田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排名第一。

写到这里时，俺向一生都搞地质的两位前辈咨询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但认为李四光对地质学的影响和贡献，在新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可比的。如果说翁文灏和丁文江影响了20世纪中国地质学的前50年的话，那么李四光就影响了中国地质学的后50年。其中，李四光是做学问的，翁文灏则是一个政客。李四光组织能力和思辩能力都非常突出，讲话的水平，比周总理和胡耀邦都要高。在专业方面，李四光不仅仅创建了地质力学，而且他在第四纪冰川、古生物学研究方面都是第一个，也最早组织和推动了石油勘探、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

那么李四光发现庐山第四纪冰川是真是假？这个有争论，北京大学、冰川研究所、地理研究所都有人反对。当时李四光提出庐山有第四纪冰川，很多外国专家不同意，只有一个苏联得通讯院士认可。但我个人认为，庐山还是有冰川的。从庐山最顶峰往下看，就是一个大的冰斗。而且如果不是冰川的作用，很难解释一些大的砾石是如何来的。这些砾石，就是冰砾石。现在看来，北京有冰川、太行山有冰川，兰州有冰川、四川有冰川，云南有冰川，庐山也有冰川，是跟青藏高原的隆起和横断山脉的走向是一致的。
不是有人说李四光很霸道吗？答曰：学术权威哪有不霸道的。李四光的这个霸道，还反映在敢跟苏联专家吵。当时如果是换了别的人，跟苏联专家顶牛，也就给打成右派了。

大庆石油的发现不是有窃取他人成果的嫌疑吗？不会吧，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的领导，国家对石油的勘探是他组织的，也是他最早向周总理建议的。那么黄汲清和谢家荣呢？曰：黄汲清和谢家荣的贡献也很大，但他们是在李四光的领导下工作的，而且他们两位的成绩，已经在科委的奖项中反应出来，分别列第二和地三名。没有李四光的领导，就凭他们两个，什么也做不成！

对中央的这种排名，以前的地质部曾下文件到各基层单位，是已经定论了的。后来又被翻出来，我看是黄汲清这老先生有问题。最近赵文津院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工程科学》上，应该是对这个问题的最权威论述，你可以找来学习一下。

我学习过了，可仍然有一点疑问。既然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官方的宣传中长期说是在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可是现在知道该理论和石油的生成无关。那么做为科学家，怎么好意思去称功臣？石油的生成，不仅可以用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和大地构造理论来解释，用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中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也还是能够解释得通的。再说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只能是提一个代表人物，不能提一大串人名的，这个代表人物，就只能是李四光。

可见这官本位和领导挂名，早已经深入了民心，成了国人文化的一部分。官大学问大，一半会儿也是改不了的啦。

无独有偶，1999年，zhonggong中央和中央军委也评定了23名两弹一星元勋功臣榜。说是按姓氏笔画，不排顺序，可在清华大学的网页上，仍然健在的钱学森，排在钱三强、邓稼先、赵九章、王淦昌等人之后，在周光召之前，列第11位。

由是可见，钱学森在两弹一星中的的学术地位，大概不如李四光在地学界那样可以一言九鼎，一手遮天。因为卫星能不能上天，凭的毕竟是真才实学，不是由嘴巴大的人，说冰川，就是冰川。所以钱学森的超前思维和胡说八道，也主要的是表现在专业以外，并以系统论控制论等大科学和科学哲学的面目出现。

其实我本人欣赏钱学森的性格，若是同龄人，会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朋友。他聪明绝顶、知识渊博、思辩敏捷、反应迅速、好为人师、敢想敢说、喜欢出风头、有魄力，口才也不错。我的一个导师，和钱老就有相通之处。可钱老的妙处，在于能把学术宗教化和政治化：科学家以“党性”来做保证，搞信则灵，可以说是中外科学史上的奇观。

至于为什么钱学森能够长期胡说八道，也敢于胡说八到，我想除了钱学森个人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是与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有关系：就是在学术上没有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只有政治上正确的权威，才有说话的权力，听不到或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也没有思辩和争论的对手，不经严格的科学论证，权威的话就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也就酿成了悲剧。

钱学森提出荒谬的理论，也闹天大的笑话，显然也是正常的，因为他的主要建树应该在导弹或火箭领域，对于农业、医学、地学，他是盲目的、无知的，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一旦他老人家涉入这些领域，当然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做学问做到了钱学森的地步，荣誉、鲜花不断，头脑和自我就开始膨胀。一门通，便以为门门都通，权威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力，权力再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威。加上一群善于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专门帮闲的超人科学家和政治家，竟然能煞有介事地用现代仪器检测出功场，睁了眼说瞎话“到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的马屁精们。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第一流的导弹专家，给捧杀啦。

呆瓜

钱学森在美国的老师冯.卡门关于钱学森的回忆
我的朋友钱学森是我1945年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变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

　　美国情报机关无视钱学森的学识、名望以及对美国的贡献，1950年指控他是外国共产党分子，硬说对他所居留的国家构成危害。当他打算动身回归中国时，被移民局逮捕，关押在拘留所里两个星期。随后，违背他的意愿，被滞留在美国达五年之久，经常受到被放逐的威胁。1955年，他在饱尝不公正待遇的辛酸后，收拾行装，返回祖国。美国实际上并无真正站得住的理由，就把最出色的一位火箭专家奉送给了红色中国。

　　美国这一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钱学森出生在上海，在他称为古老中国庄严中心的北京长大。

钱的父亲钱均夫

在那里，他进入一所专为富有才能的青年设立的中学。接着去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

1935年从上海前往美国

1935年，他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前往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1936年的一天，他来征询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抬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以深刻印象。我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

　　钱同意了。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有成功地把数学与自然现象中物理图像结合在一起的非凡能力。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因而他和我成了亲密的同事，并很快引起学院其他教授们的注意。

　　钱喜欢到我家作客。由于他饶有风趣的见解和诚挚直率的风度，我妹妹总是很欢迎他的到来。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各种新颖的思想，使我们倾服。记得在试验导弹的早期日子里，钱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着的重要性：半开玩笑地建议在美国设立一个喷气式武器部，在那里应能集中力量研制导弹。他当时指出，这里的技术同其它类型武器所要求的完全不同，必须委托给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要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思想方法去进行研究。后来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他甚至还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学会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

　　对实现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助推起飞研究计划，钱有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我的邀请，参加了空军科学顾问组。

作者和钱在德国考察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钱并不是最为一般人爱戴的教授，因为他严厉、性情急躁，对学生显得有点傲慢。不过，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同他接触，了解一下他如何对待和处理技术问题是颇有益处的。他对我一直非常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他还是用那种古老的中国方式称呼我为“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也许是一个人给别人的最高赞词。1947年2月，我愉快地推举他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

　　此后不久，钱收到从中国的来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祖国去安抚年迈的父亲。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回国。几个月后，在一封长信里他十分详尽地告诉我他在祖国见到的人民贫困和痛苦。当时那里是在国民党人手里。信的结尾他顺便告诉我，他已经和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准备把她带来美国。她是一位具有歌唱家天才的可爱的世界主义者，曾在柏林研究过德国歌曲，后来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钱爱好音乐，看来他很幸福。我也感到高兴，他终于找到一位具有国际知识的妻子。


结婚照

　　有一件事他没有提及，是我后来听说的，他在中国时，曾拒绝接受要他担任交通大学校长职位的聘请。

　　他值五个师:

　　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两年左右后，钱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课程的戈达德教授以及丹尼尔和弗罗伦斯8226;古根汉姆喷气推进中心的领导人。实际上他在1949年已经写过第一篇关于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中的一篇经典性名著。

　　这时，在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全面追查。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素有维护许多奇特的、独立的科学家名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注意。凡是于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生活过的人，都有披视为四十年代中不可靠分子的危险。

　　一天，怀疑终于落到了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时要他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8226;槐因包姆的化学研究负，此人曾在一起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同他有过一般交往，为他介绍过职业，还曾去过他家欣赏古典音乐。

　　钱拒绝揭发他的朋友，1950年7月间，军事部门出乎意外地突然吊销了钱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8226;杜布里奇，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正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他感情激动地说，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居留美国。杜布里奇安慰他，希望他保持镇静，建议他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但是，钱并不想提出申诉，因为他感到，正像他的许多朋友遇到的那样，在当时的气氛下，一个异邦的中国教授不会有多大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何况钱又是那么骄傲，他并不认为他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当钱的接触机密证书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里奇院长那里听到这消息后，即刻写信给钱，表示我的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做我能做的一切。许多重要人物出来声援钱。但无济于事。

　　钱会见过丹尼尔8226;金布尔。金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在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告诉金布尔，如果不恢复他的证书，他打算回中国去。但是毫无结果。这样，钱就定下决心，打电话给这位次长，说他已经准备动身了。

　　金布尔十分激动，随即通知了移民局。事后他私下对我说，这是因为怕钱回到中国使共产党人得到美国喷气推进研究的军事机密。然而，后来事情竟然这样快地变糟，我想金布尔也会感到惊奇甚至震惊（据外电报道，丹8226;金布尔曾说过：“我宁肯把他枪毙，也不愿放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5个师。”——校者注）。移民局不仅搜查他，粗暴地对待他，还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把他拘留了14天，直到收取了巨额保释金以后才释放了他。

　　后来事情竟发展到了极点。海关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其中有机密材料。全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刊登新闻说：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当然，这都是谎言。事实上我听说，钱是足够正大光明的。在他打包以前，曾把所有资料交克拉克8226;米利根检查过。接着，帕沙迪纳的美国检查官在审查了钱的所有材料之后，辨明钱是无罪的。

　　可是，1950年10月，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一项放逐令，宣称钱是一名外国共产党分子，因为他在1947年非法地再度进入美国。这样一来。这位仅仅在两年前还获得过美国政府最高赞扬的骄傲而有教养的人，发现自己不仅完全处于被迫害的境地，而且处于被抛离这个国家的危险之中。

　　终于回国钱变得十分阴郁。他已经不能集中精力去研究技术问题了。

　　我和我的所有同事都确实相情，钱并不是共产党员，最多不过曾同某些后来被认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的人有过一般社交关系，移民局捕风捉影的证据是全然不可信的。曾经有好几种说法。我的朋友马勃教授告诉我，其中一个说法是：

　　两名洛杉矶警官说他们曾经在其形容为共产党员登记卡片上，见到过钱的名字，但却不是钱本人的笔迹。“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教授还告诉我，一位共产党教授曾被要求提供证明，证实钱是共产党。最初这位教授拒绝作证，他说对饯的指控是不真实的。后来他被起诉，政府威胁他说，因提供伪证罪他将被判处四年徒期。他旋即改口，作了“伤害性”供述，说他“设想”钱是一名共产党人，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象看见过钱。

　　帕沙迪纳移民局下令驱逐钱出境，甚至带有威胁地诣往说，如果钱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就要判他以伪证罪。作为事情的完结，钱被滞留美国长达五年，以致中国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一个中国公民。

　　拘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汇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口中国去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应有的礼遇。

　　钱学森、他的妻子蒋英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这个回家。有传闻说，他是与一个红色中国手里的盟军俘虏在华沙进行了交换，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真的。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乐于请他回到中国。于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我的一位杰出学生，就这样交给了共产党人。

一帘幽梦

貌似钱回国是极其不情愿的，我记得对老人家的赞颂一条是因为他爱国而毅然决然冒着生命危险回国的啊。。。。

老木匠

标  题: 钱学森---我的一些想法
发信站: 新一塌糊涂 (Fri Nov 13 17:36:03 2009), 本站(NewYTHT.Net  XinHuTu.Net)


很久以前，我看过一本关于钱学森的小册子，书中的家国恩怨，多少年后渐渐淡化，但是其中两则小故事则历久弥新，且都和他的老师von Karman有关。一则是说von Karman读他人的论文极快，一段时间之后钱学森才发现老师只读论文的开头和结尾：即Introduction 和 Conclusion。中间的空白都是凭藉自己的感觉和计算补全的；另一则说von Karman有时脾气不好，会将钱学森自己的论文摔在地上，而钱这时表现出东方人的雍容：默默地拾起本子离开，等到机会成熟时再向老师解释一次，大多能说服老师。

很多年过去了，我慢慢在挣扎中成长，从开始逐字逐句读论文，到这种von Karman式的读法，到如今将arXiv上的文章忘掉了，连开头和结尾都省了；但是后面的冷静和从容时时鞭策着我，让我学会处理和老师以及同事之间的关系。

几年前，和同学讨论钱学森，我照搬八股，说他的忠诚。同学告诉我当初美国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以及钱的个人意愿，我渐渐明白历史有着自身的曲折和丰富。不过同学最后补充到：他回来之后可真的是忠心耿耿。

现在，他故去了，身后可说是备受哀荣，九大天王联手撑场。但往昔的沉渣也随之泛起：比如在大鸣大放前后，他曾在《人民日报》上人身攻击钱伟长，词锋之利，让我惊讶；比如他和伪科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还有人说他是多少年一遇的伟大科学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就人品而论，自从他受到美国迫害之后，他似乎不够雍容了。在晚年，他当年Caltech的同事同学试图邀请他故地重游，被他断然拒绝。他似乎斤斤计较于美国政府的道歉。倘如此，钱伟长是否也应学现在新进作家的口吻，大呼“XXX，你为何还不忏悔？”就我有限的了解，钱伟长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提到的都是钱学森如何如何帮助他。

在风气严峻的年代，为了自保，不惜攻讦他人，说不上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善良正直这些用语只是小学生的作文，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些的奢侈。我不是烈士，没有资格要求他人成仁；我甚至算不上一个君子---尽管我克己复礼，但在高压的时代，我不知道自己的脊梁能否撑直，我也不愿作这样的测试。不管怎样，钱学森都是我尊敬的人，他和那一整代的科学家让我们获得安全，获得自信，获得自由研究“无用”的课题，也获得资格去怀疑他们的人品。在这一点上，我想起丘吉尔对斯大林说的话：我们的努力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有权利把我们选下去。


在科学上，钱学森的贡献是在von Karman的小数点后面多除了几位，不过就是这多除的几位---仅仅讨论流体力学而言---也让我的余生难以望其项背：我对N-S方程有些畏惧。他的伟大贡献在于在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领导成功了一个伟大的工程，不仅仅是惠及现在，更重要的是，他和其他科学家的“两弹一星”给后面竖立了一个范例，在利益盘根错节、小农社会目光不远、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如何成功一个大工程项目。 后面的“十号工程”“航天工程”，等等，都是这些的延伸或是拓展。再联系到我国的汽车工业后来的改革，以“市场换技术”，呵呵！至于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似乎还比不上林家翘。而林家翘，在物理学家里面，最多只是二流。那些“多少年一遇”的场面话，似乎只是广告---不是给他人，而是给广告人自己：哗众取宠。

两弹一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误导了很多后来者。现在说到发展科学，动辄是要“重塑两弹一星的辉煌”，以为科学可以像工程那样集中力量搞，却忽视了科学和工程之间的巨大不同。试想，黎曼猜想，高温超导，夸克紧闭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集中力量攻坚呢？工程是定好目标，审视当下，然后用线将起点和终点联系起来。但科学的终点即目标在什么地方？科学的研究多数时候漫无方向，依赖的是穷举，试错和天才的感觉，以及科学自身的评估体系。

钱学森晚年的时候忧虑国无栋梁，但也缺乏良策。他一生最重要的养分来自Caltech，来自Caltech自由创新的风气。他对教育和科学的繁荣缺乏深刻的认识，他知道“可道”的“道”，不知道“非常”的“道”。所以，换了是我，我肯定会回去看一看：那里有心酸血泪，也有师恩难忘。中美两国的交流史，不仅有庚子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有清华大学、公派留美学生、CUSPEA……

发信人: Poldavian (feng)，信区: Reader，发信站: 水木社区

老木匠

方舟子：《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若干可商榷之处

手头有一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出交大人丛书”《人民科学家钱学森》（2002年12月版），作者为“跟随钱老工作、生活了20年”的涂元季。据作者在前言中介绍，该传记初稿的写作得到了钱学森的同意，并要求作者写作时“要实事求是”，作者也称：“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奉献给一个广大读者一个客观的、真实的和比较全面深刻的'钱学森’。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我诚恳地希望读过这本小册子而又熟悉情况的读者，能对此书提出补充、修改，甚至批评、指正意见。”我就根据其希望，提几条意见。

一、
“与此同时（指1944年），加州理工学院提升钱学森为讲师。”(p.18)
根据加州理工学院的资料，此时（1943－1946）钱学森的职称应为航空学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of Aeronautics）。1946年钱到麻省理工学院当副教授、正教授，1949年回加州理工学院任Robert H. Goddard正教授和Guggenheim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

二、
该书提及钱在1945年是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团员(p.18)，却未提及钱当时被临时授予上校军衔。

三、
该书声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开始准备归国，1949年钱加紧了回归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夙愿（pp.20-21）。却未提恰恰是在1949年，钱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已在美国生活了14年的人，却在中国大陆江山易主、准备回中国时突然要求成为美国公民。

在钱提交美国入籍申请后，1950年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钱曾经加入美国***，取消了他参与机密研究的资格。此前钱的研究工作几乎都属于军事机密，取消其参与机密研究的资格相当于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钱向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宣布，由于他已成为“不受欢迎的客人”，他准备回中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要求下，钱申诉要求恢复他参与机密研究的资格。此后美国移民局启动将钱驱逐出境的法律程序，钱也为了能还其清白留在美国而抗争。

四、
“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指出钱学森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几位朋友都是***员，而威因鲍姆家的聚会实际上是***的小组会议。在1938年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John Decker）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员，属非法入境。他们还要求钱学森提供证据，指证威因鲍姆是***员。”(p.21)

根据《中国云》（The China cloud: America's tragic blunder and China's rise to nuclear power, by William L. Ryan, Published in 1968, Little, Brown (Boston)）一书的介绍，情况是这样的：钱在1938年曾多次参加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领导人威因鲍姆（Sidney Weinbaum）组织的聚会，这些聚会表面上是音乐会和读书会，但是是美国***拉拢同情者和发展d员的渠道。钱的几名同事也是美国***员。当时加州警方在美国***的线人抄录了d员登记卡，其中有一登记卡用的化名John M. Decker，真名则是H. S. Tsien。加州***也用d员登记卡来代替入d申请表。据此警方认为钱曾经化名John M. Decker申请加入美国***。（当时美国***员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化名或“d名”掩盖身份）

五、
“钱学森当机立断，决定马上以探亲为名回国，……海关扣压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污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准离境’。尽管钱学森声明，所有带机密性质的东西都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已交给克拉克.米里肯（Clark Millikan）。他带走的都是个人物品，他的笔记本、讲义手稿、公开资料等。所谓机密性质的蓝图和密码本，只不过是他手稿中的草图和对数表。但也无济于事，司法部还是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p.22)

钱在告诉加州理工学院要回中国后，以探亲的名义订了8月份回上海的机票。但是他又在8月份去华盛顿找他的朋友、海军部副部长金波尔（Dan Kimball，该书误为金贝尔Kimbeel），告诉他由于被指控是***员，准备回国。金波尔告诉钱不相信他是***员，但是也不允许他回中国，同时答应帮他恢复机密研究资格。在钱离开后，金波尔立即通知国务院，不能让钱离开美国。钱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时，移民局就向他出示了禁止离境的命令。钱取消了回国机票，但是他的行李已经装箱运到港口。法官下令没收、检查这8箱行李。发现里面有的文件还盖着“机密”、“保密”的章（钱的说法是这些文件其实已过了保密期），并一度把对数表误当成“密码本”。不过，移民局从行李中找到了他们能指控钱的证据：一张钱化名约翰.德克尔的美国***员登记卡，和警方线人抄录的一致。9月6日，移民局逮捕钱，罪名是钱是加入“建议、鼓吹或教导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的外国人，应该被驱逐出境（美国移民法禁止这样的外国人入境。钱在1947年回国探亲、结婚回美，在檀香山入关填表时，对是否是这种组织的成员，写了“No”）。钱在被囚禁2周之后，交保出狱候审。

六、
“期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p.24)
美国官方举行听证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钱学森应该被驱逐出境，为此要查清钱是否***员。虽然美国官方从钱的行李中查到了做为入d申请表使用的d员登记卡，但是他们并不能证明钱提交了这份申请表，表上也无钱的签名。

“检察官是一个极端刁钻的家伙，他在一连串例行提问以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p.24)
然后该书用了近一页的篇幅栩栩如生地叙述钱学森与检察官的唇枪舌战，钱是如何义正词严地驳斥检察官，检察官又是如何地狼狈不堪。“第二天洛杉矶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pp.24-25)

对钱的听证是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密闭小房间进行的，钱由其律师陪同，很可能没有记者在场，所以我怀疑当时的报纸是否报道了听证会上的问答。该书对听证问答的描述，要么出自钱本人后来的回忆，要么是作者自己的想像，与事实出入很大。根据听证记录，我把实际的问答翻译如下：

问：你效忠gc中国吗？
答：不。
问：你效忠谁？
答：我效忠中国人民。
问：在本国和red中国发生冲突时，你是否会为了美国而与red中国作战？
答：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问：你现在不能回答还是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答：我现在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如下：我已说过我必然效忠中国人民，而如果在美国和gc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我将站在美国这边作战。对此是毫无疑问的。
问：但是你将先做决定？你将决定它是否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答：是的，我将做这样的决定。
问：你不会允许美国政府为你做决定？
答：不，绝不会。

1951年4月26日，听证官宣布其决定：钱是一名外国人，由于发现他在入境前（指1947年重新入境）已是美国***的成员，因此应该被驱逐出境。

但是由于钱知道太多的军事机密，美国司法部却不许钱立即离境。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但是不能擅自离开洛杉矶，必须每月向移民局报告，当然也不能参与机密研究了。

又过了4年，1955年8月中美为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在日内瓦举行谈判，允许钱离境被做为中方的条件之一提出来（该书的说法是钱在1955年 6月写信请求中国政府营救他回国），绝不允许钱离境的金波儿已下台，美国司法部显然认为时隔5年已足以让钱掌握的军事机密过时，在1955年9月17日将钱驱逐出境。传说中方用了11名被俘美军飞行员做为交换，美国政府则否认这种说法。

七、
钱回国后，除了领导导弹和火箭项目，很著名的一件事是在大跃进期间创建“农业力学”，在1958～1959年间先后在《亻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知识就是力量》发表三篇文章，为粮食亩产万斤提供“科学”证明。该书对这一震惊世界的著名事件提都不提，也无任何解释。

八、
对钱学森在文革中的表现，该书提到一件事：1970年7月钱调到国防科委担任副主任，林b办公室要他们编一本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小册子。编好后林办很满意，送给钱一筐芒果致谢。钱以领导的心意领了，自己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为由，把芒果退了回去。“敢于谢绝'林副统帅’的'好意’，那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就是钱学森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智慧！”(pp.76-77)

不过该书却没有提及更能显示钱在当时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智慧”的另一件更重大的事件。据1970年8月24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笫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M主席是国家主席，L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这份简报后来被mzd认定为是“反革命简报”，第二天下午就被mzd下令收回，全会也因此立即休会。此事成为mzd与林b摊牌的导火线。

九、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是“钱学森晚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一个领域”，但该书仅以不到一页的篇幅概述钱学森对“中国人体科学”的一些比较低调的看法 (pp.133-134)，对钱学森在这场“中国人体科学”运动中发挥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为“人体科学”唱的种种高调，都忽略不提，未免太对不起钱学森倾注的大量心血。

十、
“在他1955年回国前夕，他的老师、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对他的评价是：'你现在学术上已超过我了’。为此，他激动得彻夜难眠。”(p.146)

冯.卡门对钱学森无疑是非常欣赏的，钱当时被认为是其学术继承人。但是这个评价不见于冯.卡门的回忆录或文字材料，从上下文看大概是钱本人转述的。对这种空口无凭的私下交谈，当事人激动可以，别人最好还是不要太当回事，毕竟，在国际上，没有人会认为钱的学术成就超过了冯.卡门。如果钱学森像国内某位化学院士评价的那样是全世界每十年才出一个的科学家，那么冯.卡门这样的科学家岂不是百年才出一个？其他领域像冯.卡门这种级别的科学家还有的是，这一百年来恐怕就出了上百个百年一遇，上千个十年一遇的科学家了。

参考文献：
http://www.galcit.caltech.edu/history/index.html
http://www.gateway2china.com/report/qian/hong_suo.htm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 ... e-qian-xuesen1-2009
nov01,0,2865408.story
                                               2009、11、29转自《炎黄论坛》

老木匠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作者：谢泳


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当会有他的地位——谢泳

钱学森去世后，国内外有相当多对他的评价。其实要了解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生存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的道路在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特殊性，如果我们深入理解钱学森和他生活的时代，会发现他个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独特的，没有代表性的。就个人一生道路的选择判断，钱学森在一九五五年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是恰当的，这个判断建立在观察钱学森后来的人生境遇上，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他有可能做出另外的科学贡献，但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


钱学森的人生选择

我们习惯於用爱国主义来判断一九四九年后回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但爱国主义是抽象的，个人的现实处境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清楚。人生充满偶然性，当现实困境中的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联系的时候，常常会放大个人选择中与崇高联系的一面，其真实的原因总是为人忽视。具体以钱学森为例，我们先要有一个常识判断，他是在国民政府时代中国本土大学里获得大学教育然后顺利出洋。在这个过程中，钱学森生活时代的开放性显而易见，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生选择中，如果要强调爱国主义，那么钱学森回国的时间应当更早或更为自觉，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并不支持这个判断，所以钱学森的出国与回国只在个人选择的意义上具有讨论的意义，简单歌颂他人生选择中的爱国主义，其实把複杂的人生简单化了。

要理解钱学森，先要理解和他具有同样人生经历的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在科学家中，如果我们要讲爱国，不能说只有一九四九年后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才爱国，而那些当年就没有离开的知识分子就不爱国。从一般常识判断，好像没有离开的更应该受到表彰，但事实恰好相反。比钱学森年长一代的中国着名科学家饶毓泰、谢家荣没有离开中国，但他们自杀了，钱学森的同辈和朋友赵九章也自杀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这是我们纪念钱学森的时候应当反省的问题.


海外知识分子的处境

一九四九年后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我们可以从考古学家郑德坤当时给他的学生宋蜀华的一封信中看出。

郑德坤在信中写道：

一时不可能回国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在香港三年，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多方想法子接洽要回国，始终不得要领，康桥的朋友听到我困居香港，特想法成立了——远东考古学美术讲座，请我回来。工作是永久性的，现在国内安定，便告辞回国，在道义上也讲不过去（周一良劝我退休后回国，那时老头子不免有“今老矣无能为也矣”之歎了）。再者小孩们都在读书，刚上轨道。我们的东搬西移，使我们浪费了多少年月，似不应再打断他们的学业。……我的工作大部在东方学系及考古学系之间，课程是远东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陶器、铜器及雕刻书画等五种。学生并不多，前年还有位研究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内部简报《代表来信》第三十六号，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七日印刷）

不管钱学森当年回国的直接动因何在，我们从一般的人生境况理解更合常情，也就是说，选择留在海外还是回到祖国只在个人的感受。诗人穆旦比钱学森回国的时间还早好几年，但他后来成了反革命分子，一生穷困潦倒；学者吴世昌比钱学森晚回几年，一位传记作者说他，文革开始后“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


从人生智慧的意义去理解

钱学森回国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人们会以为这是他专业特点所决定的，这个判断当然有相当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确实以从事国防科研的科学家相对安全，比如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但钱学森的安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直觉判断相关的，以钱学森的知识和对社会的理解，他不会不明白他所生活时代的特点，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钱学森的人文素养是相当全面的一位，但钱学森准确判断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极权特徵，所以除了专业以外，他的独立性完全退回内心，以一切顺应时代为基本生存方式。人们经常提到一九五八年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失去了科学家的良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供了科学说明，我倒更愿意在人生智慧的意义上理解钱学森，他要保存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我们可以想到钱学森一位同学徐璋本的遭遇。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引导，徐是搞反导弹的，据严昌一篇文章介绍，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一九三九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一九四〇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一九五八年）中读到过徐璋本的一篇长文，它的内容后来曾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内部参考》一九五七年二二二八期，页二十、二一）上报中央。


徐璋本对时代的理解

徐璋本认为，第一，马克思覑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覑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作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於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於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是出於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於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於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彩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


去留刹那间人生大不同

徐璋本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二十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於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据严昌文章磘述，徐璋本和钱学森私交不错，但对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对待这个时代。二〇〇五年六月，《人民日报》曾刊载钱学森秘书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八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钱学森和徐璋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同。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一个经典细节，一九五〇年，李政道送巫宁坤回中国大陆，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李政道回答不愿意让人洗脑。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巫宁坤已在农场劳改。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之初，受尽磨难的巫宁坤立即选择离开中国，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后，当年选择离开的杨振宁却选择回中国大陆定居，这就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感觉和判断，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和杨振宁一样，有非常好的直觉，他们选择最好的，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宿命，去留均在刹那间，人生也就截然不同了。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附件一

二十四：物理教研组事件——徐璋本

徐璋本在运动中的作为，不但在清华园，而且在全国也是闻所未闻的奇例！甚至比之于黄万里，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已提及，他的“向党进攻”竟是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后一个月，即全国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情势下开始的。如《大事记》所记：7月8日：物理教研组教授徐璋本暴跳出来，公然提出他的政治纲领，要组织“劳动党”，公开征集党员。

1957年8月7日第217期《新清华》刊登徐璋本关于成立“劳动党”的几份文件。《新清华》所加“编者按”曰：编者按：早在整风初期，理论力学教研组教授徐璋本就在座谈会上反对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他自己的系统理论。当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反对右派斗争时，他进一步提出“劳动党发起宣言”和“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于7月8日投寄本刊，要求发表。我们对他的理论和纲领是断然不能同意的，但为了使同志们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将他发表出来，请大家讨论。

徐璋本的三个文件分别是：1）《登记启示》；2）《劳动党发起宣言》；3）《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这三个文件的详细内容，读者可参阅该期《新清华》，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详录。但为了使读者更具体的了解当年的“反右运动”的“深刻”性，复杂性乃至趣味性，兹摘录有关几点如下：1）《登记启事》（全文）：人类的体力的和脑力的劳动创造了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是创造了人类特有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和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同时也创造了艺术、文学、音乐、绘画和人类整个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每个时期和地区的政治和文化，都是以往历史的结果和反映，同时也包含着以后演变的因素。一切因素都建筑在人类的劳动果实上。

由于人类仍然是地球上的一种生物，生物的生存欲望和本能是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基础性质的：自私利己和互助利他。自私本能的过分发展和没有限制，便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剥削现象和制度的最后根源，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着理想的共产主义永无止境地迈进途中，限制自私利己的本能和发展互助利他的本能，便将是人类道德和法律不断改进和厘定的最高标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态便是建筑在这个标准上面的。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的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组织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

2）发起宣言（摘录）：为着实现人类劳动的神圣价值；为着使劳动果实不带来剥削和被剥削现象；为着使人类劳动所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获得最广泛最公平最有效的使用；为这使这些劳动果实不受人类两种生物矛盾本能——利己和利他，爱和恨，——的支配，继续在前进的社会中产生矛盾；为着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及和平共处；为着使人类社会向着共同理想的大同公有公享社会顺利地和平地迈进；为着使人类劳动在社会的持久的和平及繁荣中发挥其最高价值；因此发起组织劳动党宣言。（一）党的宗旨——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公享社会。（二）党的纲领：（略，参见该期《新清华》）

3）理论：《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下略，参见该期《新清华》）

过多引录他的言论是不恰当的，因为虽然事情已过了将近50个年头，也肯定会招致为他作“反宣传”之嫌。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引录当年“官方”为“彻底粉碎”他的言论而发表的一些文字，以帮助读者从中略窥这方面的一些梗概：1957年8月19日，第218期《新清华》发表题为《理论物理教研组连续开会批判徐璋本反动言行》的文章，第一个大标题是：《在第一次批判会上，徐璋本公然宣称要反对共产党领导，并为反革命辩护》；第二个大标题是：《在第二次批判会上，徐璋本公然为地主辩护，恶毒污蔑马克思主义》。《新清华》为此而配发了评论，全文如下：彻底粉碎徐璋本反共反人民的猖狂进攻：正当全校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遭到全校一致声讨，彻底批判，从而陷入完全孤立的时候，徐璋本却突然暴跳出来，公然打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组织反革命政党——所谓“劳动党”，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还企图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发动拼死的斗争。在本刊揭露徐璋本的反共言论以后，引起了全校同志的极大愤慨。理论物理教研组为此召开了三次会，对徐璋本的反动言行进行批判。徐璋本非但毫无悔悟，反而继续发出反共反人民的叫嚣。在会上，他除了继续撒（抛？）出他那从资产阶级腐朽反动的垃圾堆中东拼西凑得来的反动透顶的“理论”——实质上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陈词滥调——以外，又进一步公开为帝国主义、蒋介石、地主、反革命分子辩护，居然说什么“杜勒斯也是为了人民”、“老蒋不代表帝国主义”、“弱者不是反革命”、“地主只是小猫”等谰言，替右派分子叫“屈”，为地主阶级喊“冤”，污蔑五大运动是“妨碍言论自由”，号召地主“不要沉默”，替地主阶级的幽灵招魂。进而污蔑共产党对人民是“独裁”与“剥削”，妄想修改宪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公然宣称要反对甚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一片疯狂的叫嚣，与台湾广播、“美国之音”等完全是一个腔调！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纲领，徐璋本公然明目张胆地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他居然狂妄地“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妄想拉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反动宣言。8月4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煽动；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他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并公然向物八学生煽动，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狂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甚至见了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也不放过，挑拨煽动地说：“你拥护我还是拥护毛主席？”——完全出乎徐璋本的意料之外，他的这一切疯狂活动，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严词拒绝与驳斥。但他仍然死不甘心。当大家愤怒斥责他的反共阴谋活动时，他竟大呼：“我的活动是公开的、合法的！”“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阴谋也罢，阳谋也罢，实质都是一回事：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之谋，”阳谋“则更显出猖狂凶恶！人们已经看出，这根本不是徐璋本伪装的”学术性辩论“问题，也根本不是他所谓的”言论、结社自由“的”合法“活动，更不是徐璋本的神经系统中发生了特别故障而发出的不省世事的呓语，而是明目张胆、反动透顶的反革命罪恶言行，是徐璋本所一直否认、我们所坚决奉行的阶级斗争的铁的规律的又一表现，即：反动派是永远不甘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徐璋本作为资产阶级右派中的死硬代表，是不会因我们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而自动鸣金收兵的。相反，他进一步向我们发出了疯狂的挑战。”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利令智昏，徐璋本已到黄河，心还不死，还以为可以从右派队伍中搜罗残兵败将，或者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中找到支持。但是，反动派往往是”为乐观估计所蔽“的。反右派斗争使一切敌视共产党与人民政权的反动分子早已溃不成军，完全孤立，谁敢东山再起，就会被人民的铁拳击得粉碎。反右派斗争又教育了广大的知识分子，人人提高了政治警惕，徐璋本的反动言论休想找得市场。但是全校同志在反右派的伟大的胜利进军中再接再厉，继续战斗，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粉碎右派死硬分子徐璋本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前曾提到，徐璋本是清华当年所划仅有的两个（按：经网友wata指出，不是2个，而是3个，参见wata留言。）“一类右派”之一，是仅有的两个受到逮捕法办的人当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庶民社”的孙宝琮）。据同时代的几位知情人回忆，他被捕后，实际上并未受到特别的虐待，而且还很受“重用”——被安排作一些特殊的技术工作。后被释放出狱，情绪还相当不坏，见到老熟人照样寒暄打招呼，仍旧是一派“书生”气。后病终！


附件二

右派教授徐璋本在邯郸流放地

（北京）严昌

徐璋本不是“死于劳改营”

今年是2007年。距1957年50年整。

朋友用电子邮件送来金钟先生的文章《中国右派的英勇起义——试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历史地位》，并将其中一段文字摘录出来，放在文章的前面，示意为应重点阅读的内容。这段文字是：“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尼赫鲁中间路线（他死于劳改营）。”我知道朋友让我看的其实就是最后6个字“他死于劳改营”。

我和徐璋本老先生是1970年2月在邯郸地区的狱中相遇的。那时，徐老先生已经在狱中渡过了12个年头。劫波渡尽的1979年3月，我们先后从流放地返回北京。那年我27岁，老先生已68岁。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年曾有过一些通信。后来就断了联系。

20多年后的2001年5月，我因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专题学术系列讲座而住在清华园内。一日突然想起了徐璋本老先生。托人问到老先生的家址，便曲径寻去。徐家正在装修，一年龄比我略长者告之，他的父亲前些年已经故去，骨灰放在八宝山。听此消息，心中黯然。

徐璋本老先生确实不是“死于劳改营”。但是，我也确实有必要将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的生活点滴写下来。记忆是否有误，请读者自辨。


1957年7月：徐璋本逆流而上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级组织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进攻，其中认定：“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向全社会释放了整肃的信号。

7月8日。全国的已是风声鹤唳。右派们已经开始反戈一击或写认罪书。可是，徐璋本先生却似乎全然不知抑或是全然不顾，公然逆流而上，在清华园公开提出他的政治纲领，宣布成立“劳动党”，并公开征集党员。

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华园被逮捕，同日被抓的还有孙宝琮，曹垂训两位教师。中共任命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当天在校园有线广播站发表讲话，重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过的对思想异议者的政策仍然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今天抓的这几个人不是右派，而是现行反革命份子。

其后，徐璋本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执行地在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市第一监狱（看守过我的一位老狱警和我提过他这个人——徐文立注）。椐他在第一监狱的狱友讲，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徐璋本先生曾享有一种任何犯人不可能享有的特权：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渡周末。周一上午或周六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徐璋本先生每周享有回家过周末的特权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后被取缔。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1969年。那年春天，争夺珍宝岛的战争爆发，中苏交恶升级。全面战争似乎不可避免。9月11日，中苏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胡志明葬礼之后在北京机场短暂会晤后，达成就边界问题举行中苏部长级会谈的协议。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滋涅佐夫。

然而，中共军方对战争前景做了最坏和最具体的估断：战争将在10月18日苏联谈判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的那个时刻爆发。虽然10月18日那天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运载苏联谈判代表的飞机上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冲出一支特种兵冲锋队，而是走来了几个文质彬彬的苏联外交官员。但是，战争准备却已经全面铺开。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人员的疏散。关于1969年秋季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人员疏散的文字记载，迄今为止，祇涉及到党政军要员的去向。当时的北京祇有总理周恩来留守。毛去了湖南，林彪去了苏州，被打倒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几个元帅分别去了广东、四川和河北。而一个被疏散和转移的特殊人群却从来没有被关于文革的回忆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被关押在北京各个监狱的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所下辖的各个拘留所的政治和刑事的未判决人员。


1969年：押往邯郸南场

北京市在押人员的大规模转押行动是在10月底的一个周末的夜晚进行的。作为人员集散的火车站即不是北京火车站，也不是永定门车站和西直门车站。而是西便门货车站。西便门车站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林立。但是，北京市的居民对这次大规模转押行动全然不知。被转移人员的家属都是后来在收到从流放地寄来的信后才知道亲人已经被转移出北京。

由北京开出的转押犯人的若干列列车分别在石家庄，邢台和邯郸附近的车站停靠。被转移人员被关入这些城市的监狱中。徐璋本先生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是在邯郸北部的永年县附近的临洺关小站下车。然后乘卡车被送往邯郸市南砖场。在临洺关下车也是为了将这次转移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限。

邯郸市内有两座监狱。都是砖场。因为地处市区的一南一北，被当地人称作“南场”、“北场”。当时南场的砖窑已经熄火。到达邯郸的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凡年富力强者均被送往北场。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犯人被送往南场，徐璋本先生那年58岁也被送往南场暂住。之所以叫做暂住是因为在邯郸东部的曲周县和大名县正在紧急建造两座劳改农场，以关押从北京转押出来的犯人。一但农场建成。暂住南场的犯人就将被转押到那里。

从1969年的深秋到1970年的3月中旬，大约四个月的时间，被关押在南场的犯人每天不做任何体力劳动，除去吃饭和睡觉就是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材料主要是当天的人民日报和毛主席着作。毛主席着作是有选择的学习，主要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敦促杜律明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结合阅读内容每个犯人要谈学习体会。所谓学习体会就是要谈出认罪服法的心得。南场的生活比犯人预想的要好一些。当被押上开出北京的火车的那个时刻，很多人的心里是很绝望的，都以为要去新疆了，或者是甘肃。西出阳关无故人，大漠荒原，自古就是囚犯的流放地。

关押在邯郸南场的绝大多数犯人是政治犯。分为历史犯和现行犯两大类。历史犯主要是一些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军官和行政官员；现行犯统称“现行反革命”，但是细分起来还可以将其分为四类：一类是国民党的派遣和潜伏人员。在“现行”时被抓捕获刑；一类就是像徐璋本这样的“升级右派”，虽然也是“现行反革命”，但是绝对没有前一类“现行反革命”从事过的杀人、投毒、爆炸等“现行”活动。被狱中警察和犯人叫做“右派反革命”或“反革命右派”。第三类是文革中触犯天条获罪入狱的。第四类人员是一些特殊案情犯。例如：有一个叫黄理文的老先生，捕前是总工会的负责人，干部级8级，曾参加过中共六大。因1956年与苏联大使罗申喝酒的时候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苏共不恭敬的内容讲给罗申听，罗申密报苏共，引发苏共的强反馈。黄遂因泄密罪被判刑15年。1971年出狱。1979年回到上海，还曾参与过一些抢救中共党史记录的回忆工作。关于黄理文在邯郸流放地的点滴回忆还可以另外成文。

狱中一直有一种传言：周恩来总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过，祇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是否确有其事无法证实。但是无论这种传说是否属实，都说明徐璋本虽然身在劳营，确实和一般犯人有所不同。有多少右派在被逮捕判刑之前就已经在各种场合明确放弃了自己的“鸣放”立场和观点。可是并没有得到执政者的宽恕。无一例外被投入监狱和劳动教养。和徐璋本先生一道从北京第一监狱押出北京，关在邯郸南场的另一个知名右派邹震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

邹震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做过南京《益世报》总编辑。被捕前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1957年5月16日，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邹震先生在会上鸣放：“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等等。《这是为什么？》之后，6月24日，北京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气候已经大变。事隔不过30多天，邹震先生不得不在会上检讨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份子来占领等等；并表示愿意悔改。但是，仍然被开除公职，判刑15年。

第一次见到徐璋本先生是在南场的犯人医务室。5、6个犯人医生围着一个老人。老人个子不高，但气色比一般的犯人要好的多。他用一种很顽皮的腔调和医生开着玩笑。谈话间，他们的谈话中夹杂着一些英语，显然是一些触及了敏感话题。狱中禁用同志相称，祇听到医生们叫他徐先生。其中一个医生问老人，你的这副眼镜很贵吧，老人从鼻梁上摘下眼镜，拿眼镜的手臂在空中不停地晃动着，很夸张地说：“这副眼镜，30块美金。”我很吃惊，因为这种口吻与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还略带一些挑衅的味道，而挑衅的对象已经超越了谈话内容和对象，指向监狱中无所不在的话语禁忌。当时，我不知道这位被称为徐先生的老人是谁。但是，从犯人医生对他的态度，能够明确地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犯人。


1970年：押解到曲周县劳改农场

1970年3月中旬，南场的近千名犯人被押解到新建成的曲周县劳改农场。劳改农场在曲周县的一个叫马疃的地方，马疃一带都是盐碱地。冬春季节，白茫茫一片，地面上全是盐碱。农场监狱建立之前，当地的农民是不在这片盐碱地上种庄稼的。

即将开始的劳动改造生活对于犯人们来说悲喜不同。对身体尚好的犯人而言，参加劳动比关在屋子里读报纸有意思，一则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一则伙食定量可以由每天的1斤增加到1斤2两。犯人的伙食很差，主食是窝头，稀粥。正赶上春荒，青黄不接，没有蔬菜吃，祇能吃一种叫跟头菜的野菜。跟头菜生长在盐碱地里，当地农民度荒都吃这种野菜。曲周劳改农场开张的第一年，犯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年老体弱的犯人，伙食不好又要从事体力劳动，加速了走向死亡。从南场刚到曲周的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每天都有死人的事情。一开始死去的犯人被葬在监狱大墙西侧的农田里。由于坟地靠近公路，不到半年时间，坟头已经曾加到一百多座，不断增加的坟头影响很坏，与革命的人道主义不相符，所以，曾有过一次迁坟行动。将路边的坟穴刨开，把里面的尸骨移到劳改农场几千亩农田的中心地块中，远离公路。被葬埋的犯人从来不用棺木，生前的被褥一裹了事，所以盐碱地的强腐蚀性很快将入土的尸体腐蚀成烂泥形状。迁坟的那几天正是盛夏，难闻的尸臭在方圆十几里的上空飘荡，挥之不去。

到达曲周农场的第一个劳动项目是沿着新建的监狱高墙外面挖掘防止犯人逃跑的壕沟。我见到徐璋本先生的劳动形象，就是在这个时候。徐璋本先生的劳动形象是很糟糕的。稍有体力的犯人都随着沟壕的加深，也越站越低于低平面，用力用铁锹将土甩上地面；地面上的人再将这些土移至由沟壕中的土堆成的陇坡。徐璋本先生由于年近60岁，被安排在地面。但是他仍然是难于应付。很快就被沟下甩上的土所包围。他拿铁锹的样子很滑稽，甩土的姿势也很夸张。他也不会躲闪从沟里甩上来的土。满身满脸都是土。所以，虽然劳动效率是最低的，但给人的印象是肯于吃苦耐劳的。劳动两个小时后，有犯人从大墙内挑开水来，这时会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每到这时，徐璋本先生就大声高喊：“Coffeebreak！Teabreak！”其实，确切的讲，应该叫做“waterbreak”。休息期间，徐璋本几乎每每成为聊天的中心。他很幽默，经常说些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记得他曾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实在是很反动的啊”。听者都知道他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心照不宣，就算有打小报告者想揭发立功也无从下嘴，于是大家一笑了之。

没有多久，由于徐璋本先生年纪偏大，且劳作实在不得要领，狱警方面不再安排他参加高墙外的劳动。平时大队人马外出劳动，他就在狱内搞搞环境卫生。

我确切知道徐璋本先生的身份是1970年4月25日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那个晚上。卫星上天的消息在晚间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第一时间播出。狱中的犯人从高音喇叭中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半个小时的联播节目还没有结束，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帅20多名狱警进入高墙狱内，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第一中队旋即集合。黄大队长将一摞宣传卫星上天的海报递给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让他分发到各个小组。黄大队长手中留下了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了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不从命，认真地念了起来。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黄大队长厉声说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的说：“惭愧，惭愧”。后来，黄大队长又发表了一顿演说，说了些什么，时隔多年，已记不得了。


徐璋本和钱学森

在之后的若干天内，徐璋本和卫星上天成为犯人的谈话中心，我也从各类人等的谈话中了解了徐璋本是怎样一个人。其中最核心的信息是说徐璋本和钱学森都是从美国留洋回来的，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两人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后来出狱后了解到，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3、40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应该指出的是，钱学森的大学也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的。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请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从徐璋本入狱前的经历看，他归国后基本上是从事教学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狱，是否能够介入以后的两弹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钱学森的私交确实很好。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钱学森如此荒谬地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是否与经济上接济徐璋本的家属而被迫检讨，感到的压力太大，急于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择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缘由就祇有钱学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祇能作为平反右派被后人评说，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无关。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一打三反”运动

认罪服法活动是中国监狱独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要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右派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得社会地位。虽然以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天资聪慧，入狱十几年把马列斯毛的书读了个通透，狱中召开的认罪服法的大会小会上，凡这等人登台演讲，无一例外，口若悬河、引证据典，舍我还谁的样子。如果扣除时空背景和认罪内容，单听演说中的形势分析和理论探讨部分，一定会认为是一位中央党校的职场教员在宣讲。笔者现在还记得听这种演讲时的感觉，那就是荒唐。在监狱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间话语系统的趋于空前的统一，这种话语系统的无差异性是一种创造，确实史无前例。而徐璋本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例外，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老先生登台演讲。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开上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独特的生存方式面临严峻的考验。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服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调离曲周农场。但是，关于徐璋本先生的消息总不断传来。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文艺活动向来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风向标，事到终极势必反，政治气候的转向祇是时间的问题了。监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最后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的人物。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共产党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都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指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在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邯郸地区被集中的人员当中，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潜送日俘小组组长宋忆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邹震先生也被集中，邹震先生事后谈起此事说，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与他49年以前曾做过南京《益世报》的总编有关，因为靠级评估的话，一个《益世报》的总编总不会小于县团级。至于邹先生的入狱所谓何事，却不闻不问。怪事还有，前文提到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黄理文也因这个释放国民党人员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为黄先生捕前享有共产党干部的级别无论如何是省军级，兑换成国民党的干部级别远远大于县团级。按照这种思维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同级兑换，也不会小于县团级，因而也属于被集中人员。这次莫名的赦免来得尽管很滑稽，还是应该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员的第一次被解放，虽然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设置是认定这些人曾经是有罪的。

“赦书一日行千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韩愈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1979年：徐璋本回到北京

到了1979年春季，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迁者与流者从千里万里之遥回到亲人的身边。我是其中最年轻的，27岁，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一切从头再来。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样的老人，当第二次解放降临的时候，20年的光阴已荒废和丢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与我回到北京。我们最后的来往书信，是为了一本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作者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德国科学家波恩。这本书在王府井大街的内部书店出售。我买下了这本书。徐璋本先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后，便写信讬我帮他买一本。我再去内部书店为他购得并寄去此书。在收到我寄去的书后，徐璋本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顾量子力学诞生的过程和它对物理学的影响。其中谈到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以及构建大统一理论的哲学意义。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涅磐与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国的青年智者。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1940年，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想象，29岁的徐璋本已经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祇能是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个没有民主和科学传统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那时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飞扬的神采和远大志向。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1957年的突变改变了一切，命运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而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对科学的追求，祇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经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话音的南腔北调；还有那脸上总是略带着的微笑——这就是他留给我中的印象。

行文至此，陡然想起诗人聂绀弩为香港报人罗孚先生题写的画像诗《赠罗孚》：“每三句话骇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徐老先生无论从身高和气质上均与罗孚先生有很多的貌似和神似。故斗胆对聂诗略作编篡以献给冥龄96岁的徐璋本老先生：

曾经一言骇天下，不七尺身轻众人。光阴似金皆粪土，我行我素徐先生。

杨林

“我们这个时代无论伟大，或者渺小，肯定不会再产生钱学森这样的人。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他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老木匠敢肯定，俺就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