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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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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换人间，沧桑依旧——童祥苓谈片
本帖最后由 网事情缘 于 2009-11-1 17:38 编辑
换人间，沧桑依旧
——童祥苓谈片
施京吾
在样板戏中，我最熟悉的是《智取威虎山》，至今我还能哼哼出大部分唱段，特别是杨子荣与座山雕的一段黑话对白，一句接一句的顶针，很有意思。《智取威虎山》在样板戏中的地位自不待言，不可动摇地排在第一。
排名在中国历来是很有学问的事，里面往往藏着着深奥的政治玄机。小时候听广播，只要中央有公开集体活动，后面一定会跟着一段长长的名单，排第一位的毋庸置疑是毛泽东。排在第二位置上的就说不准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待过，最后在这个位置上的是华国锋，一直陪伴到他老人家去世。那时消息相当闭塞，大人们就从排名里窥探政治动向，虽不是十拿九稳，也总说的有鼻子有眼，所谓捕风捉影的现代版，形成别具一格的“排名文化”。现今，这种文化并未绝迹，不仅从央视级的新闻中可以揣度政治风向，那些地方官员更是乐于此道。一个顺序的差错，都可能引发无限遐想，谁说中国人缺乏智慧？一张名单就能解破政治风情，谁又说中国人不浪漫呢？排名都排出了深高莫测的境界。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见到那种基于普世价值的制度化设计，我曾经下过一番功夫认真地研究过，那制度设计的真叫精巧，通过各种手段，最大可能地限制了权力的胡作非为，尽管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目前是最好的，真正体现了“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计较起来，中国式的“胸怀天下”，不过是个井口洞天。
八个样板戏的秩序是，《智取威虎山》第一，从第二到第八依次是：《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龙江颂》、《海港》、《奇袭白虎团》、《杜鹃山》，这是“样板戏”的标准顺序，也是拍摄成电影的先后顺序。这些戏在拍成电影之前早就在各地演出，不过剧场的传播效应显然不如电影，拍摄成功后，可以不限数量地印制拷贝，过去叫全国公映，现在的大片已经可以全球公映了。
样板戏舞台上的第一英雄是杨子荣——不，是童祥苓，是童祥苓扮演的杨子荣。
童祥苓，1935年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时他叫童福苓。刚出生时，家庭时运不济，家道贫寒，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十多岁。由于父亲酷爱文艺，年轻时还演过话剧，这就使其子女们有了接触京剧的机会，结果，童福苓的二哥童寿苓、四姐童芷苓、小姐童葆苓先后跻身梨园，唱出名之后还建立了以童家班为班底的“苓社”。此时，影响最大的是童芷苓，后来她的风头远远被弟弟盖过——这已经是许多年以后的话了。那时代，京剧舞台上的竞争异常激烈，一个演员到了挂牌演戏，其成就已相当了得，童芷苓早年成名却在文革中带来一场无妄之灾，自己受到残酷迫害，童祥苓也深受牵连。
童芷苓成名之后，举家迁居北京，北京梨园热闹，童福苓自小便深受哥哥姐姐们的熏陶，到了八岁时光，他决计投身梨园，同时正式改名为“童祥苓”。他专工老生，文戏拜雷喜福为师，武戏拜钱富川为师，后雷喜福又请其师弟刘盛通专授童祥苓念白做工，童祥苓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唱着唱着，年幼的童祥苓唱出了些名气，小小年纪便有了“铁嗓钢喉”的美誉。
因童芷苓时常往返于京沪之间演出，1947年，童祥苓一家迁居上海，此后，时常往来于两地。那时的人口迁徙看起来非常简单，从未听说有“暂住证”之类的东西。
解放之后，童祥苓向钱宝森学《战太平》、又向李世可、张伯驹学余派（余叔岩），这里特别提一下张伯驹，他是当年的大名士，著名票友，对京剧艺术的理解、传承，不在专业演员之下，可见当年京剧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一个颇有影响的专业演员要向票友学戏的佳话，连同张伯驹这样的票友，如今已经再也没有了吧。马连良归国之后，童祥苓于1955年8月又正式拜马连良为师。童祥苓戏路越来越宽。
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惜才，他邀请童家班南下，京剧院成立了以童家班为班底的上海京剧二团，童祥苓在上海正式落户。文革前夕，童祥苓再拜周信芳为师，他博采众长，艺术水准日臻完善，成为上海同辈中头牌老生。
在上海，童家班立足未稳就迎来了反右，童家班因此遭到攻击，说他们是一堆破烂，被收进上海京剧院这个垃圾桶里。此时的童祥苓根本不知道、也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正值血气方刚年龄，哪里受得了这番屈辱，竟然幼稚地要和革命群众对贴大字报，被四姐童芷苓制止。他的“坏脾气”在文革中又发作过一次，和已经炙手可热的张春桥大吵一番。姐姐的劝阻使童祥苓躲过这一劫，但童家并非安然无恙，他的小姐夫、童葆苓的丈夫，著名话剧艺术家、被称为“话剧皇帝”的石挥，因被打成右派跳海自杀，当石挥的遗体被冲倒沙滩上时，已经高度腐烂。中国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于，不仅要你低下的是头颅，更重要的是尊严，要让你低头低到口服心也服的地步，让你从此觉得，是自己错了，真的是自己错了，错到了连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地步。石挥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心高气傲，是一个把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于是他选择了死。
躲过这一劫，戏还得演。童祥苓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毛泽东多次看过他的演出。
据童祥苓回忆，大约是1960年，毛泽东在上海观看童祥苓演出，接见时对童说自己每天都要看大戏考。我家里有一部1955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京剧丛刊》，接近正方形的硬壳精装本，我们通常也称作“大戏考”，不知道毛泽东看的是不是这一部。从领袖话语中，童先生看出了领袖“对京剧和文艺的研究与关心”，而我却看出了领袖敏锐而深远的政治眼光，毛泽东从大戏考中看出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看出了“死人统治舞台”，我当然相信领袖“对京剧和文艺的研究与关心”，但我更相信，领袖的从来是独具慧眼、目光深邃的。当时间行进到1962年的时候，领袖果然严肃地提醒了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教给了全国人民“不忘记”的口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口诀我自小就烂熟于心，比算术口诀更加熟练。当年底，毛泽东在上海又对戏剧界提出了尖锐批评，到了新年元旦，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号召文艺界“大写十三年”，从正面迎合毛泽东的批评。整个文艺界要改邪归正了。
领袖这招果然很灵，立刻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人民的阶级斗争意识，当童祥苓携京剧《尤三姐》到南昌演出时，当地文化局负责人说，如果这是一台好戏的话，他得用显微镜照照。用显微镜看戏，实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发明，中国人民的智慧一旦用于阶级斗争，发明起各种斗争手段，真是一套接一套，层出不穷，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大写十三年”成果辉煌，童祥苓作为演员也不甘落后，先后扮演了“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的韩小强、《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只是这两个角色都不成功，角色要求和童祥苓的扮相相去甚远。而更加积极投身“大写十三年”的重要人物不是别人，是即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旗手江青。
《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最初来源是根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一段演绎而来，编剧为陶雄、李桐森、黄正勤、曹寿春，由申阳生执笔。1958年8月首演于南京中华剧场，正式公演是当年9月17日，到了1963年9月，上海京剧院得知将要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周信芳院长认为该剧不错，可以修改。年底，张春桥邀请江青亲自“指导”该剧，江青由此全面介入。一面是张春桥有心“邀请”，一面是江青有意“指导”，一心一意，契合投缘。江青的介入，使《智取威虎山》份量大增。1964年6月该剧进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7月17日受到毛泽东接见，后来，毛泽东还亲自为剧本改过唱词，如此殊荣，《智取威虎山》的地位不排第一都不行。在其中一稿的修改过程中，江青就五次观看此剧，提出了很多意见，尽管这些意见经常把剧组人员弄得手足无措、无言以对，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但剧本确实越改越好。
本来，《智取威虎山》是一出“唱念做打”都比较平衡和繁重的戏，最初出演主角杨子荣的李仲林以武戏见长，文戏方面不太突出，江青对此很不满意，她更不满的是李仲林，说“李仲林对我眼露凶光”，李仲林敢吗？不敢也要换下，另找主演，找来找去，便找到了童祥苓。1965年夏，张春桥根据江青意见将童祥苓安排到《智取威虎山》剧组出演杨子荣，童祥苓正式走上了英雄道路。由童祥苓扮演《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成为十年文革中的中国“头号英雄”。
样板戏中的演员，不论是谁，真是千挑万选，扮相、唱工、做工简直无可挑剔，由童祥苓扮演的杨子荣形象深入人心。江青毕竟从事过艺术，她具有一定艺术眼光和艺术敏锐性。
《智取威虎山》中最经典唱段莫过于《迎来春色换人间》。苍莽林海在悠扬圆号伴奏中更显静谧、深远，杨子荣以极其优美的“马舞”出场，当他唱到“迎来春色换人间”时，一个亮相，真叫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在童祥苓脸上洋溢着喜悦、憧憬、展望的神情。这句唱词原来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毛泽东在1966年冬第二次观摩此剧时将“春天”改为“春色”，这一改，确实高明；毛泽东改动的另外一句是“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原句则是“同志们整行装飞速前进”。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也极具艺术家天赋，毛词堪称一绝，这两个字的改动，精当、巧妙。而毛泽东在1959年还帮童祥苓的妻子改了名字，将“张兰云”改为张南云，一直用到现在。
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全国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童祥苓的四姐童芷苓已经作为“反动权威”被揪斗，这对童祥苓是一次巨大考验。童祥苓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不仅和姐姐“划不清界限”，而且还是为四姐翻案的“积极分子”。童芷苓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弥天大罪竟然让旗手动怒？
《海港》——还在叫《海港的早晨》时，那时的主要人物也不叫方海珍，而是叫金树英，金树英的扮演者正是童祥苓的四姐童芷苓。却因江青的一句话“与童芷苓在一个党内，我感到羞耻！”至今，没人知道江青为什么感到“羞耻”，也没人知道童芷苓到底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唯一的线索就是江青和童芷苓三十年代都混迹于上海文艺界。江青的这句话让童芷苓在文革中遭受到一番又一番的折磨和摧残，造反派把童芷苓的头按在抽水马桶里，直至窒息，这还不够，他们把童芷苓装在麻袋里，从一楼拖到六楼，反复几次。童芷苓真是命硬，一个女人被如此残酷摧残居然挺了下来。她于1995年7月6日逝于美国。
童芷苓的遭遇祸及童祥苓。这个舞台上威风凛凛的杨子荣，由于和姐姐划不清界限，同样也被关进牛棚。这是个人鬼颠倒的时代，童祥苓白天在牛棚里扮鬼，晚上在舞台上装英雄，造反派们逼着他与四姐划清界限，可是童祥苓做不到，他根本不懂得这是一个阶级情感、斗争意识高于姐弟亲情的年代，都说血浓于水，但现在却要你承认水比血更浓。在他与四姐相处的年代，从来没见过姐姐的权威是如何“反动”、更不知道四姐又怎么成了“文化特务”的，在造反派的审查、关押、批斗中，童祥苓死活不肯低头。
为了“挽救”童祥苓，以保持样板戏的革命纯洁性，张春桥亲自找童祥苓谈话。此时的张春桥已不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而是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在场的还有姚文元、徐景贤、于会泳，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集体约见童祥苓，足见谈话的重要性。但是，谈话的结果没有按照张春桥的意图使童祥苓“心回意转”、重新回到革命的正确道路上，童祥苓反而和张春桥互相拍了桌子，不承认四姐是“反动权威”、也不承认四姐是“文化特务”，惹得张春桥口不择言说：“你们童家能有几个好人？”童祥苓毫不买账反唇相讥道：“童家有几个好人历史会见证”。说完，扭头便走。既然童家“没几个好人”，那么就继续批斗，童祥苓和四姐童芷苓同台批斗，姐弟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舞台”上“翩翩起舞”，作为被专政者联袂“演出”，直到把童祥苓批得连死的想法都有，倘若不是年幼的孩子，也许，我们就少了一个“英雄”而多出一个“畏罪自杀”的敌人。
1967年5月，已经被册封为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再度进京，参加“革命现代京剧”汇报演出，并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观看该剧。《智取威虎山》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但童祥苓却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当汇报演出结束回到上海，他即被“隔离审查”，转眼间，“英雄”当不成了，那就做一个阶下囚吧——张春桥没有忘记童祥苓在康平路办公室里与自己的争吵，此时，《智取威虎山》已基本定型，不再需要江青频繁指导了。童祥苓在“样板戏”的舞台上消失，代替他出演杨子荣的是朱文虎。
在文革中，江青不仅把所有传统戏赶下了舞台，所有不符合“样板戏”要求的剧目也一律不准上演，仅靠这几出样板戏全国巡回演出，实在满足不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要求。中央决定把样板戏从舞台搬到银幕上。《智取威虎山》理所当然地排在第一。
江青有个习惯，她看中演出样板戏的演员，没有她的指令，是谁也动不得、不能更换的，为此，她多次责问于会泳：童祥苓哪里去了？童祥苓出演杨子荣是她钦定，当然也不能随意更换，他塑造的“杨子荣”又实在无可替代，只好放他出来继续扮演英雄，童祥苓最终能够登台演出了。既然春色已来，人间也换，童祥苓也能够继续在舞台上扮演英雄人物，他该享受到“样板戏”的恩泽了吧？可是他沧桑依旧，童祥苓扮演的英雄和别的英雄不一样。
1968年底，童祥苓被“突击解放”，首先随剧团南下广州演出，可怜的童祥苓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优待”，还要做许多幕前幕后工作，甚至要为剧组洗刷碗筷。到了近两年电影拍摄过程中，他既要参与剧本修改，还要不断地接受检查、写交代，童祥苓终于承受不了体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悔改”了、向人民“投降”了，他对长期伴随他的“工宣队”头目说：“你们说吧，你们说什么，我写什么。”1972年的《红旗》杂志以《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题，说剧中的一个主要演员犯了严重错误，经挽救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其中辛酸，只有童祥苓才有深刻体会。
有人说，这是一个把鬼变成人的时代，可我总看到的是人变成了鬼。
既然“重新回到了革命路线上来”，童祥苓可以继续在舞台上蹦跶了，但是长期的积劳成疾使他身体垮了，再加上因排演《磐石湾》摔伤，他渐渐离开了舞台。这时，《智取威虎山》已经拍成电影，观众们看到的是银幕上那个威风凛凛、集合所有英雄人物优点于一身、唱念做打已达化境的杨子荣，可谁知生活中的童祥苓受过什么样的磨难，没人知道银幕后的童祥苓始终是个“戴罪之身”，他的被“控制使用”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可能由于《智取威虎山》在样板戏中的特殊地位，童祥苓的政治地位在“控制”中稍许得到提高，1975年马天水提议他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但这并未给童祥苓带来任何好处，样板戏的重要成员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分别成为文化部正副部长，宋玉庆也做了山东省文化局局长，人们都认为童祥苓也是得宠于江青，所以才得到一席“人大代表”资格的，一些与会代表对童祥苓的态度很不友好。代表们更不知道的是，这是个被控制的“代表”，他连为许世友将军唱上一段都要受到监控，随后江青宣布童祥苓不能再唱了，他的“嗓子坏了，声带长了小结”并给他三点指示：一养身体，二不要演戏，三做艺术指导工作。
次年，因日本方面点名邀请，“嗓子坏了”的童祥苓被派往日本演出《智取威虎山》，就是这样，他还是受到“特别关照”，和他同住一房的同事，正是被安排监视他的。
“四人帮”垮台之后，童祥苓因为扮演了文革中的“头号英雄”杨子荣，继续接受审查，尽管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但童祥苓艺术生涯几近断送，生活上的待遇也久拖难决，两个儿子双双失业，退休后，童祥苓开了一间餐馆给儿子维持生计。命运对他如此不公，他若无根浮萍，可谓凄凉。
人至暮年，童祥苓做一段“早贴早轻松”的广告，却又成为相声中经常讽刺的对象，真是黯然。
人间多次变换，童祥苓沧桑依旧，这也许是一种宿命，中国伶人的宿命。
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此为完整文字，发表时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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