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中国人看中国人

亦工亦农

中国人看中国人

　　

　　世界的整体性、广阔性、多元性，通过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旅的足迹和军士的火炮在中国展开。中国被逼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
　　启蒙与侵略并存，接受与屈辱同在。
　　
　　十九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严复做成了《天演论》。
　　社会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原则，在西方可以成为帝国列强侵略的工具，自承优秀民族而以武力逞强；在东方，则不甘于充当劣等民族而被淘汰，故可以成为救亡图存的口号。同样的理论，因接受的主体及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其效果甚至可能完全相反。
　　国民性问题同样如此。
　　
　　史密斯作《中国人的气质》，我们当今的学者可以恶意地推测作者的动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启蒙学者“误读”它并翻译出来予以传播，都因为身在近代中国的困境引起的危机感所致。
　　
　　《中国人的气质》中译最初以《支那人之气质》为名，刊发于1901年3月1日《清议报》上。“支那”一词最早为古印度对中国的称谓，后传至日本。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时，“支那”带轻侮之意。在中国，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等人最先启用此词，此后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流行。这些留日人士的使用，不忘国耻的用意是明显的。
　　发表时，有按语云：“吾邦人廉耻扫地言之痛心之外，吾邦人不自知，而外人知之；吾邦人所不敢言，而外人言之；吾邦人所不耻，而外人深为耻之；吾邦人不自责，而外人责之。太史公曰：悲莫悲于伤心，吾邦不以为伤心，而外人心伤之。呜呼！言之诚堪痛心矣！”
　　与其说，他们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结论，不如说是为了自我批判而主动求助于他者的判断。“知耻近乎勇”。他们是一群真正懂得“耻辱”的爱国者，大勇者。
　　
　　《中国人的气质》发表后，在上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界影响甚大。有人称“其言酷而实，其语迫而不可逃”。有留学生说读后形容是“山鸡对镜，自见其形”，虽情有不甘，却不能不愧其言。
　　梁启超于1902年发起“新民”运动，明显地受了史密斯著作的刺激。次年，他发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痛陈国民性四大缺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活力之欠阙。此时，旅日华人及留学生掀起批判国人“奴隶性”，培养“国民性”的国民化运动，“奴隶”、“奴性”之词遂多见于华人报刊。
　　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次精神自审的集体行动。
　　
　　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发表一百年间，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亦受到中国爱国学者的反批判，始有辜鸿铭，末有摩罗。
　　辜鸿铭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中唾骂之，又比较各国人的特性，确认中国人为最杰出而完善者。摩罗明确指《气质》为“殖民话语”，不但打倒了一个史密斯，而且接连绊倒了在他看来跟随洋人起哄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们。
　　
　　鲁迅留日时即读过《中国人的气质》，后来曾多次提及。他明确表示不尽赞同书中观点，却强调它对中国人自我认知的价值，多次建议翻译成中文出版。逝世前半个月，他仍然在信中提出：《中国人的气质》值得翻译和阅读，认为据此可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把《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同中国人的变革联系到了一起。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倡言个性解放，将戊戌—辛亥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改造国民性”付诸实践。
　　恰达耶夫曾热情赞美过这样的历史时期，说：“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它充满疯狂的躁动，激烈不安、草率和无目的行动。这时，人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成了世上的流浪者。这是一个强烈感受的时代，广泛设想的时代，民众伟大激情的时代。民众的追求是骚动着的，没有显见的原因，但对后代而言却并非毫无益处。所有的社会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所有的社会都要将其最明亮的回忆，其历史中最英勇的成分，其诗歌、其所有最有力量最丰富的思想归功于这样的时期：这是所有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否则，民族的记忆中便可能没有任何值得珍重、值得喜爱的东西；各民族也许只能去依恋他们生存其上的土地的微尘。各民族历史中这一诱人的阶段，就是这民族的青春，就是一个各民族的能力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代，关于这一时代的记忆，将构成各民族成年时期的欢乐和教益。”
　　五四时期就是这样一个青春时期。不幸的是，为时过于短暂。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它受到了自诩为“自由主义者”及各类爱国学者的诅咒。
　　
　　说到中国的改革，鲁迅认为，第一著是扫荡旧物，造成一个使新生命能够得以诞生的机运。他指出：
　　“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和历史，所以无价值。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倘不是从改革的立场出发评价五四，那么，五四对传统价值的批判，被某些爱国学者讥为“自虐”，也就毫不足怪了。
　　
　　五四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无论从西方拿来何种思想，也无论对传统文化作何种评估，都不可能是学究式的斤斤于考证，而是宏观的、整体把握的、直指核心价值的。近代官派改革家主张“中体西用”，而五四人物不但“用”“西”，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中体”之体。
　　陈独秀公开声称，改革的目标在于铲除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代之以近代西方的生活与思想方式。他对中国传统深恶痛绝，理由有三：一、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陷入惰性之中而不思进取；二、以家庭和社会的巨大责任义务泯灭人性；三、孔教对实利存在偏见。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鲁迅的评论几近“酷评”。
　　他说：“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是撒谎国和造谣的联邦”。他十分重视人在国家中的地位。“但实际上”，他发现，“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广大奴隶的身份，是中国国民性的底色。鲁迅承认，史密斯所指的“面子”问题，“是中国精神的纲领”。中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缺乏“敢于正视”的勇气，以“瞒和骗”为正路；“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不认真，不切实，害怕明确，喜欢含混，好宣传和做戏；不肯研究自己，不爱听别国好处，等等，其实都同“面子”有关，身为奴隶而以准主人自居。
　　忍从，麻木，自欺，奴隶很容易变成奴才——即准主人——而万劫不复。鲁迅说：“奴隶与奴隶主是相同的。”所以，在鲁迅眼中经过的中国“革命”，就只是争夺一把交椅，主人变了，而宝座不变。不同的社会地位，相同的生存逻辑——这就是奴隶得以万古常新的秘密。
　　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惟在于革除现行的奴役性制度，使奴隶上升为人。
　　
　　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鲁迅的态度最激进，也最彻底。他深知，文化不是纸面的东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任何宏大的主义都只能回到个人那里去。所以对他来说，所谓启蒙，终极目标就是改造国民性，也即“立人”。
　　
　　鲁迅常常这样感叹说：“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对于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他的反应是：一、赞赏中国的，他表示憎恶，说：“我记得‘拳乱’时候（庚子）的外人，多说中国坏，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我深憎恶那些赞赏。”二、批评中国的，他表示感谢，说：“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又说：“我常常想，凡是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在西方颇为知名的林语堂，于1936年出版《中国人》一书，对中国国民性也多有批评，但指出：“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
　　出版家张无济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头一年，写成《中华民族的人格》，也说：“中国除了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他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立意在救亡时期，彰显民族精神。
　　三十年代，当中国沦为国民党的“党国”，辛亥—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批判的风气已然销歇。至抗战时期，民族情绪高涨，国民性格的消极面更大程度上被隐匿起来。无论是政治家的演讲、报告、著作，还是普通的“文人话语”，都是如此。
　　“民族性”，完全成了一个正面的、褒义的语词。在延安，能不能讽刺人民、暴露黑暗？要不要采取“民族形式”？此时已上升为文艺创作中的一个原则问题。
　　
　　鲁迅一直执著于“国民性”批判，在救亡中坚持思想启蒙。他的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有多种杂文集为证。
　　从清末到民元革命，到清党，到左联内部，鲁迅一直使用“奴隶”一词。他明确表示反对成为异族的奴隶，但也反对做本国统治者的奴隶，做奴隶的奴隶。他从根本上质疑和反抗社会秩序的根本合法性。
　　逝世前，在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前后，他对周扬等人的理论批评，是结合人格批判进行的，可以视作国民性批判的个别案例；又，反对当时报刊、教科书对岳飞、文天详等“民族英雄”的宣扬，是国民性—奴隶性批判在新的形势下的一种延续，有文化战略的意义。
　　当然，在面临抗日救亡的特定时刻，他也不忘指出：论中国人要看“筋骨和脊梁”，看“地底下”，因为那里还有掩不住的“光耀”。
　　
　　在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大题目下，值得纪念的，还有储安平在抗战期间撰写的著作《英人，法人，中国人》。通过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比较，他确认，“中国为一弱国”的事实与国民性格及社会风气大有关系。最后，他表示说“一个进步的现代的中国固常为著者所追求者，……盖他实亦希望他的感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思，因而或能慨然兴起稍挽我们目前的颓风于万一”。
　　1957年，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分子”，六十年代不知所终。
　　
　　国民性批判并不如摩罗所夸说的那样迁延不绝，流毒深广。事实上，在1949年以后，这类批判已经烟销火灭。
　　在正统的意识形态里，国家、民族、人民，这些词汇，已经上升至神圣的地位而不容亵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受到宣传和鼓励。“民族性”、“人民性”，作为“国民性”一词的变体，因为关乎国家的形象，关于“无产阶段革命事业”的命运而受到颂扬。此时，作为批判的对象，阶级性——如所谓的“封资修”——代替了民族性，在几十年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反复接受演练。运动开始时，批判的主体——知识分子即已被迫进行“改造”，接受“武器的批判”。
　　所以，斥责国民性批判如何遗害深远，不过是爱国学者背向历史的一种臆想而已。
　　
　　七十年代末，有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在理论上，有限的几位“高干”、“高知”讨论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像“国民性”一类文化问题，其实是与之相关的，当时却未能引起广泛关注而自然遭到搁置。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1949年之后一直没有出版过，直至1990年，仍然被出版界拒之门外。由此可见，国民性批判问题长期成为禁脔，无人可以染指。
　　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文艺界兴起“文化热”，于是产生了一种叫“寻根文学”的文学。这种文学在主题方面，与“国民性”批判确实有某种粘连，聪明的作家大抵从文化学概念中受到启发，而不是从现实体验出发，结果将他们的作品变做了一大群愚夫愚妇的“劣根性”展览。这种文学有两大弊端：一、劣根性的造成，皆归咎于民族文化基因的遗传，传统不是落实到现实政治之中，倒是现实政治成了传统的附庸，貌似深入，实则逃避。二、因为不是从现实中来，普遍缺乏真诚、情感和血肉，情节及人物设置成了文化符号的简单拼贴，图解化、概念化。
　　如果国民性批判可以离开现存体制及现实生活而进行，结果不外乎哗众取宠的戏耍。
　　
　　没有国民性批判，就没有国民性改造。
　　国民性的生成犹如冲积岛，原本来自辽远的水域；因此，对它的批判和改造是全方位的、不断深入的、持久进行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倘使工程被迫中断，必然导致国民劣根性的恶性发展，不但沉渣泛起，新的恶之花也将蓬勃地生长起来。
　　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把恶劣的人性搅扰起来，合法性暴力、阴谋、贪婪、嫉妒、虚伪、凶残和冷酷覆盖了全社会，告密和迫害成风。人类之爱，同情心，至“文革”几被摧残殆尽，国民劣根性不但得不到批判，反而受到权力的纵容而得以疯长。
　　“文革”结束后，封闭已久的国门打开缺口，市场观念与国外资本乘隙而入，长驱直进，其颠覆性的力量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不出数年，官员下海，学者经商，金钱代替圣像，为人们所供奉。权力寻租，群体腐败，官商勾结的现象比比皆是。譬如连续剧，“毒奶粉事件”最后登场，以最集中的形式，最无情面的事实暴露国民劣根性，致使举世为之震惊！
　　长达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既扫除了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又摒弃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旧的已去，新的不来。所谓社会道德便呈现出一种真空状态，天下滔滔，竟不知荣耻为何物！
　　
　　正如西方有西方的社会病一样，东方国家的病症自有东方的特点，并非经西方“妖魔化”而来，而是客观存在。这些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无一不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不但在器物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都如此。在历史上，没有可以与西方先进国家相隔绝而自行进入现代的。所谓传统的“转化”，也只能在异质文化介入之后方能进行。
                       ---摘自作者博客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五）(

周泽雄

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发表一百年间，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亦受到中国爱国学者的反批判，始有辜鸿铭，末有摩罗。
——对摩罗先生也太抬举了。斤两完全不匹配。哪怕为了否定摩罗，也不必如此。
由鲁迅的深刻性，是不能得出国民性批判的重要性的。那是鲁迅个人的荣誉，而且，讽刺的是，作家的深刻性并不能提升国民的觉悟。比如，鲁迅关于奴隶的著名论断，并没有改善中国人的奴性意识。我频频看到的只是，有人热衷于通过引用鲁迅的话，来显示自己的例外性。
由作家个人从事的国民性批判，大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要改变中国人的心灵状况，还是只能依赖制度。

周泽雄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作家，比如英国、法国，非常热衷于嘲讽本民族。俄罗斯作家则分成两类：一类无比热爱本民族，赞词不断，另一类则痛加批判。但是，深刻或俏皮的荣誉悉归作家，民族还是依然故我，并没有随着他们英明话语的出现而略改分毫。

亦工亦农

2# 周泽雄
看到文中出现摩罗时我也一愣，以为民国或海外还有一摩罗呢。
改变社会是从制度还是从文化（国民性）入手，我隐约倾向于体制的力量更大更据操作性，是硬办法。但从印度的现实看，这好像又不对。

周泽雄

有一本林贤治先生主编的文选，标题即选用了摩罗的哗世名文《我是农民的儿子》，可见林贤治对摩罗的看重。最近，貌似摩罗文字犯傻的行径让很多人发现了，所以……
从摩罗的文字里，我从来没看出多少理性的潜质，对我来说，他犯再大的浑，我都不会意外。

印度的情况，我不敢乱说。大致上，假如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专制还是民主，印度的问题主要是宗教还是现代。

WIND

粗粗浏览了一下。

WIND

我不太清楚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说法，但是很明显，至少诸位在阐释这一点的时候，国民性改造的意识特别浓，而且正如泽雄兄所说的“制度很重要”。其实，中国人的人性之所以一直在堕落之中，就是因为中国人的那种改造的意识特别浓，因为码字者有意无意在诉求一种改造的权力，而中国的人性已经被权力折腾到不杜撰出一种“东方文明”的“国学”，实际上已经爬不回正常的状态了。

彼亦一是非

鲁迅、林语堂、张元济……林贤治洋洋洒洒地搬出了一串人来为“改造国民性”撑腰。这种知识分子的鸦片，可以休矣！

WIND

当“我们”说：只要有好的制度，人性就会象善的方向发展。可是“我们”忘记了：制度是人建立的，于是限入了死循环。过去的一年，我在细心追索英美经典文献的时候，发现了现代文明——真正的现代文明——的三个支柱：基督信仰，法律，科技，而信仰是最基本的。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个人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的思考首先缺乏诚实，我们所痛斥的很可能恰恰是我们所欲求的，只是我们缺乏作恶的条件而已；如果群体没有对上帝信仰，我们的思考将缺乏诚实的听众，上帝叫我们三个人聚会，祂便会亲临，祂在演讲者和听众间建立诚实。人性或者趋向于邪恶，或者趋向于良善，没有信仰的文化只能是前者。有人打了一个比喻：人怎能自己提着自己离开地球呢？这可以用来说：人怎能自我拯救呢？

周泽雄

回WIND兄：基督教信仰确实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支柱之一，但这不等于说，别的国家要走向民主制度，也非得先信基督教不可。日本人是在毫无民主准备之时，被美国人以一种近乎“制度政变”的方式强行实行民主的，结果证明，即使这么干，民主仍然可以存活，而且活得很健旺。韩国人现在有大量基督徒，但韩国人的民主制，似乎不是缘此而来。台湾人目前还没有普遍信基督教的迹象，但台湾式民主也走在良性轨道上。马英九未必是基督徒（好像，台湾人对此有过争议），倒是前总统蒋介石，基督徒的架子整天端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
人类可以追溯的民主制，始于希腊，希腊人是没有上帝概念的，宙斯不是上帝。
实行民主，是件很简单的事，它只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比如当年华盛顿的美国，以华盛顿的威望，貌似他要把总统一直当下去，也就当下去了。他选择不，并通过制度化方式把民主固化下来，美国人就有福了。
我们呢，我们有条件成为华盛顿的人，都选择一直当下去，所以人们只能陪着三呼万岁。
成为第一流的民主国家，再过一千年，中国人都未必够格；尝试民主制度，则今天决定，明天就可以开始，不需要多余的门槛。

WIND

回泽雄兄：

WIND

1，就总体而言，我所说的三大支柱，基督信仰还是这三个支柱的基础，我可以这样来形象地描述：人类建立文明之初，用基督信仰建了一个水泥的立方体，这个就是大基础，随后发展出法律和科技，当然信仰仍然居其一。虽然，罗马法的历史也很古老，但是英美现代的法律一般都是追溯至大宪章，其信仰背景是非常浓厚的，我第一次尝试来翻译就是从翻译大宪章开始的。

彼亦一是非

呵呵，WIND兄总是绕到信仰基督上，而且现在快搞成疑似“单线进化论”了，危险啊

WIND

2，你举的日本，我以为它不能作为社会只需两个柱子的例子。日本学习英美由来已久，半个世纪以前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里就描述过日本人，说他们在行为方式上非常英美化，我想这可能是自他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你说的日本的基督信仰很淡，也许是事实，而我想这也许是日本在英美面前一直以来只能当学生的原因，不过日本人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

猪头猪智慧

贴一篇李大苗的旧帖。

林贤治还在昏迷中

对鲁迅，林贤治倾尽心力，可我还是不得不说他研究的成果未能令人解惑。但这是一个旁题，可撂下不谈，而切力议论一下林贤治的《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这篇文章。“反省一下，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战场上的失败倒不是最主要，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他们进一步失去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在被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中，所余的仅剩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已经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这是林贤治这篇文章从毛泽东一段话语引论下来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知识分子当初为什么不逃离反而归附，甚至说是顶礼膜拜地投奔这个历史事实。

我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叫做“知识分子人格”的东西，倘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共同的人格，此前也不大可能那么热爱内讧。其实林贤治研究鲁迅，对鲁迅的人格极为崇拜，但愣是没有发现他自己竟然要从一个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出一个另外的人格。其实，即使林贤治用“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来武装文字，依然容不得别人对鲁迅的批判或另待。从我的视角来看，林贤治更期待全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统一装备上鲁迅的人格，也就是统一的“独立人格”和制式的“自由思想”。虽然又跑到鲁迅的地界里说了两句，但这还是为着理解林贤治对“中国作家”的价值判断。

林贤治立论说知识分子“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脱离历史事实，至少在重庆和南京时期，知识分子的“首领”们就是周恩来的高朋，这些首领们也曾经奔赴延安考察过，在“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的运动中也不断呼唤和期待新政权的冉冉升起。我们大可查阅那个时代的留言，首领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这些新政治、新主义和新制度，如此，断言“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显然和历史不符，是后人的凭空推断。知识分子应当执力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我相信林贤治同意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历史证据就是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不满，而且长期就不满，从北伐战争前开始就不满，一直地不满。可知识分子批判了那么多的现实、提出了那么多的理论、坚持了那么长的主见，中国在他们的手里改变了么？说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沉重地失望，其实，大约在北伐夭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自己的失望了。中国知识分子，但凡对政治抱有参与或批判的，大致分为两类，一个是胡适类西方格调的向往；另一个呢，就是鲁迅类莫斯科性格的瞭望，但这不是人格，而是意识形态的选择。

确实来讲，这两大派的主张和实践，谁都没有改变中国。当一九四八年末到来的时候，势态已经证明那个曾经寄望的也是曾经未被寄望的力量改变了中国。这个事实还能不有力地证明知识分子是一帮空谈的政治家和幻想家么？还不能强烈地令知识分子们自己自觉惭愧下去么？还不能令知识分子们真切体会到自己的卑微和孱弱么？难道还不让知识分子揶揄自己一事无成么？要知道，这些知识分子们至少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努力地改变中国、改造社会，此时已经四十年，甚至可以说一代的抱负都早已落空，无所事事地好似游手好闲，甚至羞辱在罪过感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欧美的贵族精神，也就是胡适式的，崇拜制度设计、法治构建和精神解放；另一个呢，则来源于日本，立意整治国民性、相信改造和期待底层。更重要的呢，从孙中山时代，以人民的名义，或者说就是“底层主义”就成了政治正确的基本标准。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之所以在中国变得很有历史分量，就在于关于“人民”而言的标识。弱迹穷乡僻壤的，进而割据偏荒一隅的，这个以农民为自己最大成色的力量，最终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究竟是“人民”的力量来得人间正道，还是知识分子们的苦心冥想来得风起苍黄？这还用说么？

即使在当时，民心所向或是历史潮流，就是那么浩浩荡荡，若风卷残云一般浩浩荡荡。在这个历史转变中，即使多么残酷、多么惶惑不安，谁能不承认它气势恢宏地震撼这个国度、这个世界和每个人的心胆。即使我们想象知识分子有一种刚毅的共同人格，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的大潮中，这样的人格价值还有几何？他们的信仰或理念还能价值几何？还用得着毛泽东们来傲慢地羞辱他们么？诚惶诚恐地羞辱自己，这就是必然的时尚，不是表演而是心悦诚服地羞辱自己，羞辱自己的见解、羞辱自己的主张、羞辱自己曾经的想象，直至把自己羞辱得卑鄙龌龊，扪心自问为什么二十年前不投奔共产党。

知识分子，今天有模有样地自信起来，其实何尝不是以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惨痛代价为自己的话语权力么，用上一代悲惨无奈的牺牲为自己身份骄傲着的么。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和当年进城大军那种受过伤、吃过糠的自豪心态又有什么不同呢？当话语被引渡到“无数革命先烈……”这个铁打的事实面前的时候，那一代知识分子除了为自己安逸舒适的情调、自在自如的生活和奇思怪想的虚幻作沉痛而真实的检讨之外，林贤治还期望哪些资本可以令他们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想一下，如果顾准没有可以令他自豪的阅历资本，顾准还能保持它独立的思维么？还能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么？顾准的气质，仅仅就是发自性格或人格的么？他之所以能批判，源于他曾经真诚地信仰；而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呢？不正是因为曾经的怀疑和摈弃而争先恐后地转变和洗脱么。这当然和林贤治所谴责的制度有关，但和历史事实与进程无关么？胡风之所以首先罹难，就是因为它以为自己是鲁迅的正传，有话语资本的资源，而他对文艺的主张，其实何共产党别无二致。根本的冲突中有着延安窑洞豆油灯的艰辛对上海亭子间电灯泡舒坦的讨嫌，用毛泽东的语录来讲，就是这只胡风从上海滩爬上来摘桃子了，人家当然不干了。之所以说“林贤治还在昏迷中”，就是觉得他抛开历史真实和过程来判断、单纯判断政治、单纯判断人格、单纯判断是非、单纯判断好坏、单纯判断真理。

WIND

3，韩国的基督化确实很突兀，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我虽然进过三星工厂，然而对韩国的历史了解得很少，不能说太多。

WIND

4，至于台湾，一切都还处于成长时期。至于说到老蒋，我以为相对于他的对头，基督教对他是有很大的有益作用的。木匠兄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一方是赤膊上阵的无赖，一方是穿长袍的绅士（至少是有绅士内涵的），我以为比较恰当。

WIND

5，至于说到民主，泽雄兄考虑得太简单。至于说到华盛顿是主动选择民主，把美国历史看得太粗糙，太表面。

网事情缘

本来还想仔细看看的，看到“摩罗”两字，打住……

LS640604

15# 猪头猪智慧
即使在当时，民心所向或是历史潮流，就是那么浩浩荡荡，若风卷残云一般浩浩荡荡。在这个历史转变中，即使多么残酷、多么惶惑不安，谁能不承认它气势恢宏地震撼这个国度、这个世界和每个人的心胆。即使我们想象知识分子有一种刚毅的共同人格，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的大潮中，这样的人格价值还有几何？他们的信仰或理念还能价值几何？还用得着毛泽东们来傲慢地羞辱他们么？诚惶诚恐地羞辱自己，这就是必然的时尚，不是表演而是心悦诚服地羞辱自己，羞辱自己的见解、羞辱自己的主张、羞辱自己曾经的想象，直至把自己羞辱得卑鄙龌龊，扪心自问为什么二十年前不投奔共产党。


这一段写得好.

李大兴

林贤治先生思路之简单，和摩罗先生的自我感动一样，都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理性思考的贫瘠。

舒雨湖

其实，作家的功用并不大。呵呵，周先生说的那个观点不错。说实在的，如果上个世纪前半期，不说有好多好多国人切实地学习并尊重鲁迅，就说有一千个人，或者一百个人，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当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