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从 “美国之音”中听到的文革

邱晓云

我下乡当知青时，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用中波半导体收音机收到了“敌台”──美国之音。以后，又搜索到莫斯科电台对华节目，还有一家香港的福音广播电台。那时候就知道，穷乡僻壤之地，天地广阔，也是政府鞭长莫及之地。

参加工作后，我在一所“三线”工程的职工医院工作。那里虽不是深山老林，但绝对属于荒江野老之地。天高皇帝远，政府的干扰信号管不着那里。所以，只要有半导体收音机，听美国之音是件很容易的事。那时候自己挣钱了，便托同学帮我买了一个“百泉”收音机，虽然不好看，工艺粗糙，只有中波，但确实便宜，13块，用两节1号电池，沉甸甸的。

拿到收音机当天，因为知道要做什么，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好不容易等到半夜，我就开始试着寻找电台。“百泉”收音机没有带耳机，我只能把音量开到最小，耳朵贴着喇叭，还得蒙着被子，万一叫同屋的人听见呢？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这架收音机的灵敏度很差，找来找去，只有美国之音，到了后半夜，又找出一个台湾台，好像叫“复兴之声”。我很扫兴。其实，我是想找到香港的“福音之声”，这个电台每晚播出一支古典名曲，我很喜欢。在农村的那些漫漫长夜，这些曲子就是我的古典音乐的启蒙老师。

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听到美国之音，我还是很高兴。毕竟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用我熟悉的、完全可以听懂的语言，报道着我刚刚从中央广播电台听到或者从《人民日报》看到的同一件事，但却给出另外一种说法。当然，究竟可信与否，是不是真相，都要靠自己判断。你要是不信，即使真相摆在你面前，你也不相信；你要是相信，即使告诉你假话，你也能从假话中发现真相。因为基本新闻事实都是一样的，就看谁能揭示事实的真相了。──这句话就是放到现在，亦如此。

那年月，听美国之音是桩罪状。大街上经常有划了红钩的法院告示，昭然彰显因“偷听敌台”而获刑者，大有人在。

所以，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便提高革命警惕性，对毛泽东“敌人就在我们内部”的教导奉若神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也比较紧。因为我深知自己在做什么。当时我还是单位的团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像这样半夜“偷听敌台”，一旦被人发觉，告发出去，不仅大祸临头，而且罪加一等。

我不是每天必听“敌台”，但是，只要听，之前都要做些准备，条件不具备，宁可不听。我和同屋共三个人，我一般都选他俩有一个值夜班的时候，做半夜收听的准备。剩下的一个同屋，临睡前绝对不和他多说一句话，以免引起他兴奋，关了灯还起劲聒噪。等到熄灯，睡下，便假装很快入睡，使呼吸发出隐隐可以听到的声响，但是要均匀，和缓，目的是催眠，要给人很安心的感觉，觉得我已经睡着了。再等一阵，确信同屋也有了均匀的鼾声，便慢慢放下心来，再等一个时辰，从翻身、鼾声确信他已经睡熟，这才拿出压在枕头底下的收音机，蒙好被子，蒙严实，开始调台，开始“偷听”。

有几次，听着听着就睡过去了，后半夜醒来，发现收音机一片嘈杂声，就赶紧关上。被窝里惊出一身汗。

当然，要是赶上同屋两个人都值夜班，或者都外出不归，那便是我的盛大节日了。晚上早早锁门、上床，也不关灯，明目张胆地打开收音机，听完一个台，再找另外一个台，整宿听下去……

有时候，正修理收音机，猛抬头，却看到同屋正对着我亲切微笑，便隐隐感到那微笑后面潜隐的威胁，霎时间一身冷汗，心头突突，手下便乱了方寸。如此，惴惴不安好几日。只待确实无事，才慢慢平静。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是很相信美国之音，正如我并不是完全不相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情，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虽说如此，美国之音确实给了我另外一种声音，使我在不知不觉中体味到事实和真相的关系，怎样发现真相，甚至慢慢体味到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好新闻……那时候，我还能听到台湾的广播。用现在的话讲，台湾的电台与大陆是一个思路，一个宣传模式，简直是一对双胞胎！漫无边际的宣传，强加于人的观点，新闻中夹杂着评论，接着就是各种口号，还有谩骂，无非大陆说台湾“蒋匪”，台湾说大陆“共匪”……实际上是同一个声音。美国之音不是这样，新闻就是新闻，平铺直叙；如果有评论，一定在另外一节，言明是谁谁评论；幕间曲多选用“二泉映月”等二胡曲，或者小夜曲，很惬意、舒适。虽然你可以不信，可以怀疑，但是，一旦听到，就不得不想听──因为它确实很好听。完全是另外一种声音。

当然，我还是不完全相信它，毕竟它是美帝国主义的电台嘛。

在我的记忆中，听美国之音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天安门广场事件”。1976年4月5日，北京的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被有组织镇压，不少人被打、被抓。

听到这件事完全是偶然。应该是4月5号当天夜里，或者是6号夜里，我从美国之音听到天安门广场出事了，大吃一惊，继而心里很紧张。虽然不愿意相信美国之音的报道，但也无法排除，只能自己闷在心里。因为自文革以来，从来没有传出过在北京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第二天，心里仍闷着，也不知道找谁说。这一天过得怪难受的。晚上吃过饭，去找同事聊天，他们几个不知道从那里听说，神秘兮兮地正说着。见我到，赶快招手，说，告诉你件大事！又赶紧把门锁紧。我装作初听，把一副惊讶万状的表情恰如其分的摆到脸上，还不失时机地用“啊”、“是吗”表示惊奇。当然，也恰当地表示出对小道消息的怀疑──为自己留有余地。虽然我也议论，但不敢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更不敢说是从美国之音上听到的。

正在众人争论这个消息是否属实，真相究竟是什么的的时候，窗户外的大喇叭响了，整7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头条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事件”。播音员声音抑扬顿挫，情绪慷慨激昂，感情义愤填膺，把“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骂得狗血喷头。大家一听，都傻了！惶惶如丧家犬，静静地坐着听广播，没有一个人说话，脸上的表情难以名状。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被自己人的子弹射中是什么样的表情。

接连几个晚上收听美国之音，几乎都是一样的新闻报道，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美国之音的报道，基本调子是“大批集聚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遭到当局残酷镇压，许多人被逮捕。”

中央广播电台的基调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假借悼念周总理的名义，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粉碎。”

这样，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在我心里就有了两个版本，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我该相信哪一个呢？现在有人看了这文章，可能会说，相信美国之音的。其实不是，我想相信美国之音说的是真的，但是，我更害怕中央广播电台说的是真的。

我该相信谁说的呢？那确实是一段比较痛苦的内心煎熬。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下、良莠，就是在这些事实面前形成。

第二次印象比较深的新闻，是听到美国之音广播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捕的消息。那次可是禁不住的高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很难理解当时人们听到这四个人被抓起来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

几天我老觉得要出什么事，每天晚上都长时间地听美国之音、莫斯科电台，还有台湾的广播，好像在等什么消息。到了10月8号，还是在半夜，美国之音突然中断正常节目，开始播出“据北京消息灵通人士提供”的消息，说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已经被逮捕。第一次播出没有提姚文元。又隔了一会，到第二次播出时，就加上姚文元。提供消息的人好像还很知情，说“从汽车里一个一个核对”。

我惊呆了！那种激动，那种高兴，那种将信将疑，那种想信这是事实又担心是一场梦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

因为前面有“天安门广场事件”，所以，这次美国之音的报道，我基本相信了，虽然还是有点将信将疑，毕竟“逮捕”这个词用在江青身上，她是谁，都知道啊！还有王洪文，那是中共中央副主席！

心里的惊喜，还有纳闷，不敢对别人说。每天仔细听广播新闻，看报纸。越听，越觉得有事。比如，新闻反复强调“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反复强调“反对毛主席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反复强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听起来味道不一样。但是，新闻仍然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叫人觉得还是老样子。

到了晚上，早早蒙着被子睡觉，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偏偏那几天，美国之音再没有了新鲜东西，翻来覆去播出的就是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

就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收官之作──天安门广场事件和逮捕四人帮──我都是最先从美国之音得到消息，而且，都是真实的消息。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亦工亦农

8 9年第一次听美国之音，纯属好奇，对敌台心里还有些害怕。真正喜欢听是94年，晚上睡不着听到它播发美国政府或者国会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摘要，发现中国政府严词驳斥的这个报告竟然说的都是中国的现实，没感觉哪一条属于捏造。这次收听改变了我，第一次明白了国内电台在说谎， 从此迷上了敌台，大大改变了对中国重大问题的看法。

邱晓云

10月8号，还是在半夜，美国之音突然中断正常节目，开始播出“据北京消息灵通人士提供”的消息，说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已经被逮捕。第一次播出没有提姚文元。又隔了一会，到第二次播出时，就加上姚文元。提供消息的人好像还很知情，说“从汽车里一个一个核对”。

我惊呆了！那种激动，那种高兴，那种将信将疑，那种想信这是事实又担心是一场梦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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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个人悄悄收听到这个消息，那种满屋子乱转，无人可以诉说的兴奋高兴，一辈子再没有有过第二次。

何堪

上小学时，喜欢听香港福音台，最深刻的一句话：点一盏心灯！

袁灿兴

大学时第一次听美国之音，用的是德生收音机呢，当时紧张的心里像个小兔子在跳，觉得是在偷听敌台。
第一听后，宿舍的兄弟们一起谴责了美国佬。不过后来、大家从排斥心态变为看八卦的心态，再变为喜欢了。
网络发达后，就不怎么听收音机，不过最近，觉得又有再听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