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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2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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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难以复制的“成功者”
陈季冰
据报道,11月9日上午,《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正式向母公司——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提交辞呈,与她同时辞职的还有30余位同事。另有消息证实,胡舒立去职后,并未如此前传言的那样带领采编团队直接前往“新刊”,而是将赴任广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当然,估计这并不会影响到她在时机合适时另起炉灶,搭建“新的媒体平台”。
这个业内已经沸沸扬扬传了很长时间的“新闻”看来还不会很快尘埃落定,因为“后胡舒立时代”的《财经》走向以及胡舒立本人的未来都将是许多人感兴趣的故事。就在国家致力于在全球塑造中国传媒影响力的时候,中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内部却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动荡;而就在第十个“记者节”的第二天,最有号召力的记者却暂时告别了她的记者生涯,并且很有可能是永远告别了她创办的这本迄今出版至第250期的杂志。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媒体铺天盖地的时代,一份杂志与一个传媒人(及其团队)的命运,能够引起如此热切的牵挂,这种现象本身倒是颇值得推敲的。这得从《财经》杂志在她并不悠久的历史中确立——或试图确立——的某种价值说起。
中国的传媒由于其担任的宣传任务,在具体实践中,无疑严重地“机关化”了。可以粗枝大叶地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媒体基本上都是“衙门”,而媒体人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官”,他们的自我追求全在于政治。
这种局面当然不能适应中国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情势,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及其造就的多元社会,从90年代上半叶开始,各地相继涌现出许多党报监管下的以贴近普通老百姓为诉求的所谓“市场化”媒体,它们有时也被含糊其辞地称为“新锐”媒体。但由于它们处于政治与财务的双重压力之下,与党报比起来,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内部机制更为灵活和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锐”媒体中的相当一部分走向了为人诟病的所谓“低俗化”、“小报化”道路。即便能够维持一定报格的、比较敢言的,也都首先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换句话说,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走出传统体制缝隙的媒体又一下子变成了“公司”,大批媒体人则变成了“商人”,他们的自我追求大多在于市场价值。在另一侧面,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席卷世界的传媒商业化的浪潮,这些寄身于媒体的“职业经理人”也十分认同自己的新身份。
在我看来,《财经》杂志可能是目前经得起公众审视的最好的“传统”媒体,而胡舒立可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人之一。据上溯到数百年前报纸诞生时代的传统,传媒是一种传递信息、表达诉求的渠道,但它本身不应像议会、政府、法院那样,成为一个权力机关或它们的附属物;同时,传媒的确是企业,必须以符合市场规则的方式运作,但它又是极为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肩负着重大的社会利益。
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同样是揭露一个黑幕,传统党报这么做,是为了宣传政策;都市类等大众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眼球;《财经》这么做,是为了揭示事实本身。
《财经》杂志并没有获得过多少“中国新闻奖”,也没有特别大的发行量,虽然它是盈利的,并且经济状况一直相当好,但若以利润来计,它与许多真正“市场化”的都市报仍有天壤之别。然而,它却远比那些年年捧回一大堆新闻奖的媒体或发行量(收视率)、广告收入位列全国前茅的媒体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我想原因尽在于此:它恪守了真正意义上的传媒的使命,并孤独地在这条荆棘密布的羊肠小道上执着前行。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居然似乎走得还相当成功!这就更加凸现了它的稀缺和珍贵,用一些悲观者的话来说,《财经》模式因存在太多特殊性而不可复制。
我因此觉得,与其说人们为《财经》杂志和胡舒立的前途牵肠挂肚,不如说他们是在关心这条荆棘小道最终有没有走通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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