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料] 三十年前云南知青“我们要回家”

童志刚

武汉的知青问题研究者刘晓航最近出版了一本记述当年云南知青要求回城事件的书，书名叫《我们要回家》。我知道他这本书写了好久了，据说是在工人出版社放了几年终于还是没能够出来，最后是重庆某知青出身的企业家出资用了外面的书号出版的。书中有些图片看了让人震撼。

爬坡王

知青丁惠民给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公开信

薄熙来同志：你好!　　

知道你很忙，却又来打扰，不好意思了。 　　

最近我们这批原重庆赴云南老知青们，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递呈了，《关于知青退休问题的报告》，不知市委市政府态度如何?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对我们知青一代生存状况有所忽略。当年我们重庆二万四千多名初中尚未毕业的学生(大多仅十六七岁)在市政府（革委会）的动员号召下，怀着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幼稚心愿奔赴云南边疆当知青，开荒植树种橡胶达八年之久，硬是在猛兽出没，蟥咬蜂蛰瘟疫横行的原始丛林中，为国家开垦出几百万亩橡胶基地，在当时的军垦(后转为农垦)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下，我们身心承受了超出人体极限现今社会难以想象的种种磨难。尤其是一个接一个的所谓“大会战”更让我们至今心有余悸：在高原超强紫外线辐射的烈日下，在毫无劳动保障用品的情况下，我们男女知青一律吃在山上睡在山上，连续十数天不准下山，每天超负荷劳动十几个小时。吃的却是白饭加盐水，这绝对不是现行国家政策规定意义上的特别繁重工种和有毒有害工种环境及强度所能比似的，许多知青因此而落下各种病疾，甚至长眠在红土高原。 　　

回首当年，我们放弃了求学的权利，上山下乡当知青，返城后，我们工作在各自岗位上，继续为四化出力出汗，但时过不久，因国家改革开放企业改制等原因，我们被迫下岗失业，多少知青家庭陷入困境，上有老下有小，每月还要交纳养老保险金以及昂贵的药费学费，日子过得要有多难就有多难，在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的贫困中苦苦地煎熬着。有许多知青在贫困交加中撒手人寰。这些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知道吗? 　　

现在每当看到媒体报道某省某地处惩那些几千万上亿元的贪官污吏消息时，我们的感觉几近麻木，只是在心底祈求：什么时候我们知青能真正分享一点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中，中央提出拉动内需的口号，各地政府几亿几十亿地发放消费券时，我们不禁要问一下，为何不借此良机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历届政府长期回避的所谓敏感的知青问题呢?虽然上山下乡的起因与现在的中央领导人毫无关系，但政府的责职是有延续性的，难道真的忘记我们一代知青了吗? 　　

回顾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毫无疑问国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今天执政的还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还是人民政府，甚至流通的货币还是叫人民币，特别是在国家有财政能力的今天，对知青群体从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偿和照顾，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全体国民的交代，作为人民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知青有权利提出合理的诉求。我们已经老了或开始老了，已经处于社会边缘并很快将退出社会舞台，别无所求，只希望国家安定，经济繁荣，让我们老有所养。原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任期间妥善处理解决了上海郊区知青的问题，为各地作出了表率，在他赴京调任中央工作前，又专门交待（大意）：处理知青问题一定要郑重，有拿不准的地方，可到北京来直接找我。 　　

我们建议： 　　

第一、如有可能，请你出面并邀约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与我们知青代表进行一次座谈，大家沟通一下，对我们知青现今的生活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尽量就地解决问题。{上次你处理出租车事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影响}。 　　

第二、知青问题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在法律和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协商解决。如果你确实感到为难的话，是否可请你把此信和你了解的情况转交中央决策层?此议妥否? 请酌并复 　　

                                              　　

                                      原云南知青丁惠民    联系电话13983741267 　　

　 　

                                                        　2009年4月8日　 　　

　 　

又：附赠《见证历史》和《我们要回家》各一册，望斧正

爬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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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十一号监舍一一我的监狱之旅纪实

          丁惠民
时间: 2009年9月9日下午4点许

地点:上海市南汇区看守所

咣当一声,阴森沉重的牢房铁门关上了,从这一刻起我终于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囚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入牢房,第一次尝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第一次.....一个多小时前,在南汇公安局那张盖着腥红印章的刑事拘留证上签名时,我似乎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现在一切成了事实,不由暗暗感到一阵窃喜:他们开始犯错误了,这场搏弈的主动权开始向知青一方倾斜过来了.....

几天前,按照原定计划,我于九月三日飞赴上海,六日主持召开了上海市郊知青代表会议,因为从今年六月十日起,上海市郊知青正式向市政府提出申诉,要求解决工龄问题,并向远在重庆的我发出求援,希望我能来上海具体组织领导这次活动, 因为三十年前，我曾发起领导指挥了云南版纳地区五万余知青的罢工请愿返城风潮，这些知青兄弟们没有忘记我，六月二十二日我飞抵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调查,认为市郊的原云南知青提出的工龄问题有很大的合理性,也有充分的历史和事实依据,于是，我下决心帮助他们进行这次诉求，经过一系列筹划淮备，八月二日在南汇六灶镇召开了上海市郊各区知青代表会议, 铳一认识，成立协调领导小组,重新整理了书面申诉材料,指派专人送呈市级各有关部门, 并确定一个月后，如政府再不予答复,将组织知青集体上访,稍后我便取道昆明回重庆.九月三日又返上海时, 知青告诉说政府任何回复都没有,上呈的材料如同泥牛入海.

  六日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即然政府不拿上万知青的诉求当回事，九月九日就组织各区.镇知青去市政府信访办集体上访,因为九日是星期三,正好是政府规定的信访接待日,这天又恰巧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更赋予这次活动的特殊意义,难怪在以后提审中,我被多次问及是否有意选择这一天上访,其实这只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会议进行很顺利,所有的具体细节和人员分工安排均布置完成,代表们情绪高涨充满信心,会后九日集体到市政府上访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在知青中迅速传播开来,群情激奋高亢,一场声势规模空前的上访行动,已箭在弦上.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顾上海市郊知青问题,可追朔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文革灾难,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各城市积压了几百上千万初,高中毕业生,成了政府一块心病,于是就有了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上乡下乡运动,从本质上讲,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以维持社会最低限度的运转(当时还谈不上发展进步)上山下乡运动本来是针对城市居民人口,这是众所周知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都是这么理解和贯彻落实的,上海政府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偏偏把市郊一万多农村的青年农民也混杂在城市知青中,一起动员到了云南边疆,他(她)们自幼在农村乡田中长大,有许多人甚至连一封简单的家信都不会写,纯属文盲或半文盲.一夜之间突然成了所谓的知识青年,在云南辛辛苦苦干了整整八年,好不容易熬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知青大返城, 才回到上海，理所应当享受其它回城知青相同的政策待遇,由政府安排工作就业,也算苦尽甘来翻身出头了,孰不料,上海政府又节外生枝，搞了个农来农去政策,一纸公文把这一万多人又重新推回农村种田,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对知青而言,则是雪上加霜灾难连迭,这种不公正的遭遇一直延续至今,现在他们己老了, 再也做不动繁重的田间农活了，需要开始考虑今后退休养老的现实问题,经酝酿商议, 他们终于鼓起勇气向政府提出:从一九七九年回城到一九九三年国家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中间十三年应在他们六十岁退休时计入工龄.但上海政府却无视中央的信访条例和相关政策,末予理睬,迫使知青在无奈之下决定采取集体上访行动.

六日会议结束后,七日我到了嘉定区的一个偏僻小镇,在一家简陋低廉的小旅店住下,按照会议分工,我将负责起草九日上访时呈递政府的申诉报告,晚饭时,我把稿件交给该镇一个女知青,请她尽快打印出来,再交回我作最后的文字修改

回到旅店房间,我依在铺上按照平时养成的习惯，静静地思索着这几天来的所有情况,忽然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浮躁,上午曾接到嘉定区知青活动负责人陈进兴的电话说,公安局与他电话联系,想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表示可以告知对方,知青做事一向光明磊落,维权上访合理合法,正需要与政府部门沟通,但为什么公安局要插手呢?他们有什么意图?从昨天会议到现在己一天一夜了,消息已经传开,政府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部门与我联系?政府对九日上访会采取怎样态度?...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手机响了,是那个负责打印资料的女知青打来的: ＂老丁,刚才我家来了好几个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说是有事要找你,态度很生硬,还进屋到每个房间查看了一遍＂对方声音有点变调,显然受到了惊吓: ＂情况好象有点不对头,你要作好准备,最好马上换个地方..... ＂我安慰说: ＂不要紧的,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我就在这里等他们,你把稿件打好后,明天早点送过来,我还要作些修改 ＂

（末完转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