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苦难的女儿”虹影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19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重庆老诗人梁上泉家中来了一位单薄的姑娘。
  “引荐她的朋友介绍说,女孩名叫陈红英,中专毕业,在重庆化工公司当会计,平常喜欢看书、写点诗,很想跟着我学点东西。”梁上泉说。
  此后三四年,周末姑娘多半会来登门造访。
  “我这才发现,她不是‘写点’,而是太爱写诗。她本来并不很了解文学,但她读书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我书架上的诗歌、小说,她全都借去过。”
  梁上泉向她建议:“你迟早会独立发表作品,但你这个名字太一般,我给你取个笔名吧,就叫你——虹影。”
  1997年,虹影在台湾出版了首部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声名鹊起。该书续篇《好儿女花》今年11月上架,再次引发热议。
  “我是一个私生女”
  “有天晚上,虹影睡在我的住处。她躺在那里突然说,‘你想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人在纽约的梅菁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1980年代末,她与虹影在一次笔会上相识,结为挚友。
  “你是什么样的人?”她好奇地问。
  “我是……一个私生女。”虹影盯着天花板说,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梅菁以为她在开玩笑。虹影说,“唉呀,话说起来很长——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写出来。”
  “等她将身世详细地写进《饥饿的女儿》,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怪不得那时只要我一叫苦,她就笑我无病呻吟,说,‘你这点算什么?’”梅菁叹道。
  “要想理解虹影的两本自传,要想理解‘饥饿’的另一层深意,你必须了解大的背景——那时的重庆。”北京望京某书斋内,作家止庵娓娓道来。他是和虹影相交20年的文坛好友。
  1976年他正在重庆。
  “重庆是长江与嘉陵江相汇处,两边分为江北与南岸,南岸是贫民区。我当时住在市中心。冬天时灶坑是热的,每个坑里都睡着光身子的人。你吃饭时,会冷不丁冒出一个衣不蔽体的人一把夺过饭碗撒腿就跑。赶集时,我亲眼见过70斤粮票换小孩的场面。就这么一个地方,却是虹影从小向往的天堂,因为她生长在南岸。”
  “我写的可是自传体小说啊。”北京宵云桥附近的意式咖啡馆里,虹影笑着强调,带着一丝狡黠。
  南岸在她的笔下是“城市腐烂的盲肠”,“你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这两个房间挤下你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你。”
  “那时虹影几乎像个孤儿。她从不欢迎我们上她家,甚至不愿提起家里的事。”李元胜现在重庆报业集团,当年他和虹影同在一个青年作家圈。“在我印象中,她已是公司的团委书记了,组织能力很强,锋芒毕露。虽然写作的才华还没显露,但一群人里数她事业心最强,有一股非要把事情搞出名堂的决心。”
  虹影舒展着她的右手,“你看,我手心中间有颗黑痣。算命的对它有各种说法,我相信其中的一种,我一辈子得靠这只手吃饭。”
  在《亲爱的16岁》里,这只手曾决然写下——
  你是一个私生女,你的母亲爱上了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违背所有人的意愿,你倔强地来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秘密,只有你被蒙在鼓里。你生来就是多余的,母亲因为顾及一个大家庭的原因不敢爱你,法院规定生父在你成年之前不能相见,养父对你有着一种理还乱的情绪。没人重视你、关心你,在邻居大人孩子的打骂和欺侮中,你一天天长大。你出生时正是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那一年,1962年。多少人被饥荒饿死,而你却活了下来,也许从那一刻就已注定:你是要与命运抗争的人。
  1980年农历8月,在小茶馆里,她与生父有过惟一一次相聚。
  她知道“那个人”18年来一直偷偷躲在她身后注视她,目睹她受到伤害却无法上前。他每个月从牙缝里挤出18元钱供养她,满心企盼有天能和她坐在一起吃顿饭,她能叫他一声“爸爸”。
  “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我可能从来不是处女
  “我曾不解地问虹影,她已经进了市中心的市级单位,够好了,还想走到哪里。她说不知道具体去哪里,可是走的意愿异常强烈。”梅菁说。
  1988年末,她收到虹影的一封来信,“看后很震动,有些话还能背下”:“这个地方不一定有人赏识我们的才华,但是一定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会欣赏我们。如果这里不能留住我们,我们就应该离开……”
  “虹影如见着,招待她,她的诗的确很好。”1989年5月21日,老诗人沙鸥在重庆给儿子止庵写信。
  6月5日,止庵再次收到父亲的信——“虹影处境很难,为读书,她已停发工资,你一定找到她,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她的诗在中青年中,是很好的,但重庆总压着她,不让她出头。”
  “我对她说,想走出去就要下功夫,光靠我们是出不了头的。”虹影北上前,梁上泉曾带她去拜访沙鸥。
  同年7月,止庵在北京红星胡同8号自家宅院接待了虹影。虹影送他一本自己的诗集《天堂鸟》。
  她当时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随后将前往复旦大学作家班。
  在上海,她与梅菁重逢,梅隐约感到她在恋爱。
  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20岁,看上去最多年长10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
  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也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虹影在《好儿女花》中为“他”起名“小唐”。
  “《好儿女花》主要有两条线索,第一条是母亲过世后,虹影对母亲命运的剖析;第二条是她经历过的一段婚姻。‘小唐’就是赵毅衡。”该书责编欧阳富勇介绍。
  赵毅衡毕业于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中国社科院师从卞之琳先生,研究莎士比亚。1980年代中期,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教授席位。
  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
  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诗里的恐惧,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望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
  “我偏偏就碰见了他。命运往往比小说还有戏剧性。”虹影的目光耐人寻味。
  情愿没有,也不要一个假父亲
  “1990年底,虹影决意出国。为了等签证,她前后两次在我家的南屋小住。”那时止庵每天回家都能瞧见虹影背单词,“口语挺烂的,四川味很浓。”
  1991年,虹影与赵毅衡在伦敦正式结婚。
  “她在伦敦的生活主要是写作和参加读者见面会。在国外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很少来往,作家需要有自己的经纪人。我和虹影曾经有过同一个经纪人。”一位姓马的作家从伦敦打来电话,他是虹影在西方事业发展的见证人,他的妻子当年是赵毅衡在伦敦大学教过的博士生。
  1991年到1996年,虹影发表了一系列诗集、散文、小说。1997年,她的成名作《饥饿的女儿》在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同年年底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不久被译为各种语言。
  “2000年,《饥饿的女儿》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我是它的责编。”何鸿烈当时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书稿交给副社长终审,他读到书里写‘文革’的细节,长江上出动军舰的场景,一下子跳了起来。一方面觉得很真实,一方面又害怕太敏感。”何笑着说。
  虹影在重庆签名售书的那天,“读者排成长长的一条队伍。突然人群骚动,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大花篮走上前来。虹影根本没料到,当即就哭了。原来那是书中描写的,与她睡一个房间的四姐。”
  “她四姐我见过。有次老赵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虹影的四姐也在,瘦高个儿,家庭妇女型。”伦敦的马先生回忆道,他似乎没察觉这个家庭潜藏着《好儿女花》中读者争议的沸点——“姐妹共侍一夫”。“我的孩子出生后,虹影老给他买衣服和礼物。我问过她,既然你那么爱孩子,为什么不添一个?女人做了母亲才算完整。”虹影没接话。“有时她会搪塞,说孩子是事业的包袱。”
  虹影的初恋是她中学时期的历史老师,一个内心压抑的中年男人,也是她第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好儿女花》中,她写道: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过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18年前一样,同样在七星岗妇产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现在可以。
  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和赵毅衡离婚后,虹影才向梅菁透露,这段婚姻硬扛到最后,她的身心倍受煎熬,一度曾尝试过自杀,但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伦敦的马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虹影与赵毅衡,是两颗残缺心灵的结合,注定不会幸福。
  “他13岁就常常失眠,想得太多,睡不着觉。母亲在‘文革’中被抓走,后来得了乳癌。他说,他这一辈子,年轻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把他下放农场,‘文革’时又被整治到兰州一个偏远煤矿,做苦工有10年之久。”
  “我对这个男人背后的东西更感兴趣,就是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人?他的历史根源是什么?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此刻,虹影口吻平静。
  “我以前错了。我的出身注定了我缺失父亲,而我以为可以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这简直荒唐。我情愿没有,也不愿有一个假的父亲。”
  蝌蚪间的对话
  “亲爱的孩子,你得走出家,或许你可以重新找到你自己。”在英国,心理医生向虹影提议。
  “她再次回到重庆时,婚姻已结束了。她跟我谈到它时,非常平和,就像谈一部作品。童年像噩梦一样跟随她,这事又让她经历痛苦。她把她的种种痛苦、父辈母辈的痛苦,又化为创作的财富。”李元胜很感慨。
  2006年10月25日,饱受命运折磨、顽强生存的母亲溘然长逝。虹影决定写第二部自传体小说。好儿女花,即凤仙花,又名小桃红。它是母亲生前的最爱,她的乳名便叫小桃红。书中描绘了姐妹们为母亲守灵的那一夜:
  “我晓得,妈和船里管人事的头头也有点那种——”二姐停了一下……“反正是那种不体面的关系吧。”
  大姐双手一挥,高声叫道:“……好多男人都信妈这包药。袍哥头(大姐的生父),我们的爸爸,爸爸之间遇到的守礼的叔叔,还有六妹的生父,那个姓孙的,想想,还有谁呢?对了,还有翦伯伯……”
  小姐姐说,“真是的,妈妈这一辈子有多少情人,谁也说不清。”
  母亲有多少情人,便有多少苦难。母亲做女工时,嫁给了袍哥头。这个男人除了对她不忠,还让母亲因这段历史,在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屡次挨整受批。
  养父,一个善良的船长,出船没有消息。母亲和5个儿女在家饿得活不下去时,一个年轻小伙子向这个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母亲宁可受尽屈辱,为他生下爱情的结晶——虹影,乳名六六。
  “陈瞎子”,其他人轻蔑地称呼患了眼疾的养父。母亲像男人般挑起生活的重担,养父则在黑暗中摸索,坚忍地带大没有自己血液的女儿。
  剪伯伯,一个终生暗恋母亲的好男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关押,母亲为了救他,不得不去求船里的人事科长,遭遇了一个女人难以启齿的凌辱与摧残。
  养父走后,母亲的晚年陷入孤寂,旧日苦难的回忆在她的心中留下深深的恐惧。她不顾儿女们的痛斥,一次次跑去河边拾垃圾。她叮咛别人不要对已成名的女儿说起这件事,“她好可怜,从小得不到我的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我不得不这样做。”
  女儿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当时虹影正忙着为作品《K》打官司,亲姐姐、丈夫、丈夫的其他情人,让她心乱如麻。
  某次在雍和宫外,她和母亲坐着吃雪糕。她的泪水直往外涌,她多想向母亲倾诉,多想听母亲对她说:“六妹啊,不要怕,太阳走,月亮出,月亮走,太阳出。”
  “两姐妹跟一个男人,可苦了我的女儿。”这是母亲对朋友说的原话。
  母亲生前从未过问女儿的婚姻,其实她什么都知道,只是无能为力,只好隐忍着内心的痛苦。
  年轻时,女儿有一次赌气回家。母亲问:“你还是恨我?”
  “我恨这个世界。” 她脱口而出。
  “你这样回家,不算回家。我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你该学会爱。有爱你就会快乐起来。”母亲劝道。
  2007年,她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孩子的父亲,守候在母女身旁,他俩相爱,但尚未正式结婚。
  昏睡中,她梦到一条小蝌蚪在重庆的江水里游,一条大蝌蚪跟在它身后。
  小蝌蚪的声音和母亲一模一样,它说,真好,前一世你是我女儿,这一世你是我母亲!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我能直接感受到母亲那种痛了
  人物周刊:谈谈创作《好儿女花》的初衷?
  虹影:母亲过世之后,奔丧的过程中就想写这本书,回到北京就开始创作。
  《饥饿的女儿》是35岁写的,《好儿女花》是45岁写的。两本书相隔10年,这10年风风雨雨,波澜起伏,经历了两场官司,发生了很多的事。相同的是都在写和自己相关的事——告诉别人,告诉自己,去寻找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不同的是我的身份在发生变化,以前我是女儿写女儿、女儿写母亲。现在是写了一本母亲给母亲的书,母亲给女儿的书。
  这些生活就在我眼中,几乎想都不用想,马上就能看到开头是什么,结尾是什么。只是我需要考虑该怎么写,哪些要回避。
  人物周刊:这个过程中你对母亲的理解有变化吗?
  虹影:我以前看见母亲为我、为这个家庭做出牺牲,也看见她作为普通妇女中的一员,成为一个时代的牺牲者,但我想得不透彻,不理解她牺牲到了某种深度。而这一次我成为了一个母亲,我能直接感受到她的那种痛了。她身上的悲剧性是延续性的,她在那个年代承受的一切会一直延续到现在。她到后来继续受那样的歧视侮辱,而且是来自她的亲人。一个女人没有做母亲,就感受不到母亲为爱所忍受的一切。
  人物周刊:在《饥饿的女儿》里,我们更多读到的是你的痛苦和愤懑。
  虹影:对。那时很盲目。当时收音机里念《圣经》,每一个字我都能背下来,但那其实是盲目的信,同样,那时的叛逆是盲目的叛逆,那时的愤怒也是盲目的愤怒。到28岁时就不一样了,知道自己要什么、真正的奋斗在什么地方了。那时一心要离开这个国家,跟当年一心要离开重庆一样。18岁时一心想离开自己的家乡,28岁时一心想离开中国,38岁时一心想离开西方。每个人的命运里面有好几个关键的时刻,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人物周刊:明年你就48岁了,还会想离开什么吗?
  虹影:还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再说。(笑)
  人物周刊:据说《好儿女花》删掉了很多内容?  
  虹影:写作用了一年,后头这两年在改,天天盯着电脑,思考到底哪个地方要、哪个地方不要。我把很多东西删了。原因就像我在书中最后写的那样,我有什么权利指责我的家人,指责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人物周刊:这两本书会不会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把家人也逼得太紧了?
  虹影:这不是自传,这是自传体小说,虽然自传体小说有作家的影子。如果只是为了揭家丑,我根本不必写这样的书。香港有一个女作家,用英文写了好几本书,全世界畅销。她公开演讲,说她写每一本书都是为了报复,因为她小时候在家里受尽了欺负。这样的作家,我一点都不尊敬,而且拒绝看她的书。我写书是为了寻找答案,自我忏悔。我把自己当成最大的罪人,所有过错都是我的。
  人物周刊:怎么看书中的“二女共侍一夫”?
  虹影:这本书不是关于我个人的婚姻,我的婚姻只是我们母女关系中的一段插曲,我母亲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写到了每个姐姐的婚姻。我也写到母亲跟男人们的关系,母亲和男人们的关系影响我跟母亲的关系。母亲其实知道我整个儿的生活,知道我从小是怎样一个人。
  我跟男人的关系,永远是跟我母亲对着干的,包括我跟这个男人的婚姻,也是。我母亲根本不喜欢这个人,而我当时就是要跟这个人。包括后来的两姐妹和一个男人的这样一种关系,我母亲也知道。但我一直以为母亲不知道。悲剧在于我们竟不能公开说明。我母亲认为说了我会担心,而且她很自卑,认为自己在我面前是个无能为力的母亲,没法帮我做任何事情,一旦说了,我会更远离她。
  我已经敢首先说自己是错的
  人物周刊:80年代你和一帮文学青年有一段“颇为大胆”的生活,现在怎么看?
  虹影:每个人都有一段《在路上》的生活。那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好像我们处于一个解放的时期,其实不是,所有苏醒和解冻都非常缓慢。打个比方,一个艺术家搞行为艺术展,你开门的那刻,公安局的人来了。艺术家、诗人走在最前面,很多人都被抓了,刚从监狱里放出来,马上又被抓进去了。我好几次差点被抓,后来从窗子里爬出去了,还好跑得快。
  人物周刊:你对爱情的独占欲似乎不强?
  虹影:怎么说呢,对爱情的理解跟以前不一样了。年轻时每一个人都是独占的。十八九岁,撒娇、任性、吵架、闹脾气,所有女孩子都经历过。根本对爱情一无所知,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不是理性的。
  这一次失败得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就懂了爱情。因为这次是你跟一个“父亲”的那种失败。男人毁灭你,可以再找一个男人,父亲毁灭你,不可能再找一个父亲。
  人物周刊:从初恋时的老师到上一位丈夫,中间还有过“父亲”这样角色的男人么?
  虹影:没有像他们两个那么明显。结婚之前肯定有过很多恋爱,但都非常短暂。因为在结婚之前我真的不想结婚,对婚姻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时候男朋友特别多,根本就不相信爱情。而且我是有意要做给我母亲看的,让她看到我是多坏的一个女儿,要让她心痛,要引起她的注意。我那时觉得我所有的不幸都是她带来的。其实我整个都错了。
  人物周刊:对《好儿女花》中的“小唐”,你是不是笔下留情了?
  虹影:我是要给人一个机会。我写这本书,不是想报复谁,否则出来的可能就是专门针对我的婚姻的第二本书了。
  每次我梦见6号院子时,我梦见的不是我母亲,而是我养父。梦见我跟在他旁边,一起做煤球。常常想起我最小的时候,搬个凳子站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守在炉子边上做粑粑。
  很多作家背或颈椎会痛,我永远不会。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因为他是一个船长,他们总是蹲在地上吃饭。我们家桌子凳子不够,他也蹲着吃,我跟着他蹲在地上吃饭。所以我有个习惯,写作都是蹲在椅子上。所有能量在腿上面,腿是直的,身体是平衡的。
  我回忆这些很美好的画面就够了。他就是父亲,我为什么要那么傻,要去找一个父亲,来折磨自己,来毁灭自己。
  人物周刊:如果说你母亲的不幸大部分是时代造成的,那么你笔下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不幸,是什么造成的?
  虹影:我们每个人都在找原因。我们会说是历史造成的,或者是我母亲造成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自己造成的,从来都把这个过错归于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对多少人造成了伤害。比如你要是敲开那个“小唐”的嘴,他肯定会说是我的错。而我在这本书里写得一清二楚,所有过错都是我的,我已经敢首先说自己是错的,这是我的勇气和人格。
  人物周刊:你相信生命的轮回?
  虹影:我一般不太相信,但我对鬼神是很敬的,尤其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女儿不仅性格像我母亲,她的额头、她的嘴角、她的笑、她的动作、她看人的样子,都跟我母亲一模一样。现在她才两岁就要决定自己穿什么,你给她开门她会哭,她让你关上,她自己来开。我每次看到她就觉得上天对我真好。
如此虹影。
如此虹影。
赵毅衡现任妻子、西南大学教授陆正兰的最新诗作

等等等

我着急慌忙地用一个春天为你飞
你却为一片风儿堕落成淅沥沥地吹
我寂寂不言送上你一直索要的美
见不到了!稀疏稀疏如慢走的水
这心事三亿年开不了花
这方向一两秒也不会变化
但我依然在这里等
看马蹄声后飞尘中落下的残春
看春天过后会不会有一座蓝蓝的城
等等不过是为了等,只为等等才是等等等

词典

我远远地把它背来
只是为了和你谈论爱
题目由你决定
意义可远可近
你坚持的只是一种语法
全不想越过雨天种花
这词典有山有水
只是不知道说话的将是谁

短路停电

四分钱的阳台,二米宽的阳光
一点惯常的交换说不了几句谎
告诉我你梦里有过多少胡话?
不说我也明白,看你迷糊的模样

我知道这里没有幸福可以相配
倾听?不过是碎脆玻璃一堆
那一笑,你记得,一切成背景
一朵花插进一瓶止住黑夜的香水

这些日子都成了雾里妍妍的画
拼命涂胭脂吧,做梦不可怕
天堂乐园都一样,
当你不再说那句话
         ----当我听不到那句话


起飞状态

蓦然间一切变得怪异
就从你,从我最爱的你开始
这种感觉让你汲汲
这种感觉令我嘁嘁

说起来也不算我糊涂
你一样,也一样渴望淳朴
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城
现在却各走各的路

今夜我的要求并不美
就一杯,一杯最平淡的水
让声音缓缓往心里回
听听往日的是是非非
我的眼睛已搁浅
不说了,我们知道谁也没罪
告别就不要在乎如何押韵了
你已经提前上岸,不如快快起飞



金屋娇娃“肖斯塔科维奇”
陆正兰

    生活中的彼此,常为音乐打架,越是至爱,越是宝贝,也就越是惩罚之最。
    家里除了藏书,就是藏碟。这些占地面积远远盖过了我们开放式的厨房。想必,赵毅衡当初坚持将厨房设计得如此开放,也是在维护音乐。他觉得,人类占有空气,空气就该占有音乐,否则,无味、无色。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是音乐占有空气,还是空气占有音乐。反正一到我们家,闻到的怕只是混合了音乐的空气。
    没有想到,毅衡如此酷爱音乐,远远超过了搞这个专业的我。把他如此嗜好音乐说成因为我而爱屋及乌,实在有些冤枉他了。难怪每次学生开如此玩笑来,他都耸耸肩笑得诡秘。一个人对音乐的爱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对音乐的感觉,肯定少不了后天刺激。
    记得,伦敦的书运回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在满屋子的书箱中翻找他的音乐碟片。他说,为此,他收集了二十多年。我非常理解,这些音乐对他意味着什么,就像每天喝的水。当他打开几盒没有碟片的空盒时,脸气愤得通红,“谁动了我的奶酪?”喔,当然不是“奶酪”,我实在找不出一个词来,描述那个对他如此重要的碟片。
    有人说,音乐可以承载人类最想留下的记忆,我想,这是一种不需要回忆的记忆。在音乐流出的时刻,它自然会溢出,如果说,生命最后留下的就只是记忆,那么,音乐留下的就更多更多。
    对毅衡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是我们俩一起去书店或者音像店。哪怕两个人手牵手进去,但一到音乐碟片面前,我们便很快移情别恋,各自去淘自己的宝了。流连再流连,最后双双捧出一堆宝贝出来,合在一起,唧唧喳喳,喳喳唧唧,选出最爱,满心欢喜地抱回去。一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冲到播放器旁,让手中的音乐成为家庭主人。
    川大的邮局旁,正好有个不错的音乐店。每次,毅衡去邮局取稿费,就直接把稿费送给音乐店了,用他的话说,用文字符号,兑换了音乐符号,卖出和买进,都是享受,都是升值的股。
    就这样一个音乐痴迷者,有时候表现得和音乐一样纯粹。有一次,他发觉我将家里的碟片,翻得奇乱,很生气地说,下次,你再这样,我就将“肖斯塔科维奇”,藏起来,不让你知道。我一开始没有听清,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出什么轨,搞什么金屋藏娇呢。原来他是想用我的最怕惩罚我的最爱。
    安了一个新家,毅衡送给我最慷慨的礼物,是那架白色钢琴。他不会弹琴,却对这个庞然大物,像个没见过钢琴的孩子一样好奇。有一次,他不好意思地对我叽咕:你不在的时候,我能否在琴键上,用小纸片贴上“多来米发”。我一听,笑得前仰后翻。这让我回到了很小学琴的时光。贴上小纸片,是占有和征服的第一步,小孩的小心眼,却上升为他的大野心了。
    音乐是幸福的,因为他拥有了毅衡的爱,音乐是毅衡的开心果,它让我有点嫉妒,好在,音乐也是我的开心果,毅衡更是我的开心果。毅衡说,你+音乐的你+你的音乐=我+所有的音乐=幸福的起点到终点。这个糊涂的公式,够我们爬山越岭了。
幸福不是用来说的,是用来享受的。
慕名读《苦难的女儿》,硬着头皮才读完,觉得文字没有文采不说,内容也比较贫乏。

但虹影的诗,俺们比较喜欢。随意贴一首她的作品:

琴声
  
  
  我藏起来的木板 搁置过一颗冰凉的
  头颅 一个我深爱过的罪人
  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谈论
  我从来都爱不该爱的人
  或许说 从来都原谅他们
  
  我坐在石尖上直到天明
  厌恶椅子和另一个人的膝
  我坐在石尖上难忍地等你
  
  是你教会我成为一个最坏的女人
  你说女人就得这样
  
  我插在你身上的玫瑰
  可以是我的未来 可以是这个夜晚
  可以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嘴唇或其它器官
  它甚至可以是整个世界
  
  我要的就是整个世界 一片黑色
  可以折叠起来
  像我的瞳孔集中这些世纪所有的泪水
楼上的,《苦难的女儿》实在比这首诗有文采多了,只能说,你没体会到。《苦难的女儿》是虹影的一个高度,其中的文采,不是来自文字表面,而是来自生之磨砺与真实之残酷。这部作品,她自己也很难超越了。现在的《好儿女花》,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太过于纠缠生活,无法脱身,限制了文字的翅膀——也许是虹影过于放松的结果,没有了紧张感的文字,固然亲切,但失去了力度。
两位女性的诗,我更喜欢陆正兰的。

虹影的作品读过《K》,印象一般,那书的出名,不是因为其很文学,而是因为故事里面有官司。
《苦难的女儿》我很欣赏,曾在《齐人物论》里推崇过。
她别的书,没有认真读过。《K》记得翻过,但搁下了。也许,虹影只能写这一部《苦难的女儿》,她属于元气型作家,而非功夫型作家。——只是猜测。
幸福不是用来说的,是用来享受的。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09-12-23 15:59
同感。
《饥饿的女儿》是有自传性的小说,故写得真切。同意郭兄,“这部作品,她自己也很难超越了。”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daxing
http://daxingli.blog.sohu.com/
虹影是位非常勤奋的作家。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写自身经历最能出彩,她亦如此。
生活中的她蛮神经质地,出色的女性作者似乎都有这种特质。
楼上的,《苦难的女儿》实在比这首诗有文采多了,只能说,你没体会到。《苦难的女儿》是虹影的一个高度,其中的文采,不是来自文字表面,而是来自生之磨砺与真实之残酷。这部作品,她自己也很难超越了。现在的《好儿 ...
guofuxiu 发表于 2010-1-6 16:49
非常喜欢你所说的“。。其中的文采,不是来自文字表面,而是来自生之磨砺与真实之残酷。”。
一直很难回忆起《饥饿的女儿》中的苦难,反而觉得女主角的生活态度是奢侈和张扬的,这有点像秀,明星味多了点儿,同时这本书读起来有断裂感,常常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什么,这些让我感觉《饥饿的女儿》不饥饿,不苦难,有些粗糙。
“她属于元气型作家,而非功夫型作家。” 周老师这话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