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历史学家就是做镜子的

李旧苗

和一般学者的儒雅内敛不同，沈志华身材魁梧，饮酒如水，仰天大笑的样子似不“斯文”。当这位史学界的传奇人物终于站在了面前，所有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与骇人头衔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他对几十年冷暖人生的从容淡泊，以及那份笑傲江湖的豪气干云。
　　从航空兵、锅炉工、商人，再到史学家，沈志华的人生显得不同寻常。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个人出资100多万元，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苏联解密档案的经历。
　　在人生的传奇之外，沈志华正是通过这些前苏联解密档案，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冷战史研究的传奇。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就像拼图游戏，就像破案，而历史学家就是那个做镜子的，不断还原历史的真实，是他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最大的责任。
　　“给大家讲了一个新的故事”
　　《文化广场》：今年正值共和国成立60年，也是中苏建交6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再来反观您对冷战史，尤其是苏联史的研究，它对于中国人有什么现实意义？
　　沈志华：中国人的习惯，是每逢60这样的日子，就会回忆很多过去的事情。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要告诉人们的是历史的真实面目。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苏联历史，最近十几年，我的感觉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又特别重大，因为我们需要重构历史。这跟长期以来的档案不解密有很大关系。一般老百姓了解的历史，都是在过去多少年内流传的，但都离真实的历史相差很远。因此这十几年冷战史的研究，就显得特别突出。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它给大家讲了一个新的故事。
　　《文化广场》：更进一步说，了解苏联的兴衰成败，对于普通中国人的价值在哪里？
　　沈志华：研究苏联历史，最大的着眼点是两个。第一，苏联的道路是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选择之一。亚非拉后来多少国家都跟着走，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他们是如何经历自己的奋斗，想开创一个新的天地？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第二个方面，对于中国来讲这个意义就更大了。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了和苏联同样的道路。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和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这又是为什么？所以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中国今后的道路怎么走，更有借鉴意义，这里边就有很多历史学家的责任。你首先要搞清楚，它的过程是怎么回事？现在俄国有那么多档案解密了，不去了解它70多年的历史，就拍拍脑子下结论，说严重了，会误导将来中国的走向。
　　“步步遇到陷阱，处处遇到问号”
　　《文化广场》：您所做的工作是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如何看待思辨型的大历史研究与实证性的案例研究这样两条不同的历史研究路数？
　　沈志华：从历史研究本身的要求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只是具体到某一个时段、某一个研究领域，你首先要做什么。我强调的，是先做实证性的案例研究，目的是通过搜集、整理和梳理档案文献，先把历史过程先搞清楚。
　　我原来一直对理工科感兴趣，而且1973年考过清华大学，成绩也非常好，最后竟不让上，百思不得其解，才一怒之下转向了文科研究。从1974年开始读马列、政治经济学、哲学。1979年我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在“文革”刚结束的那种政治氛围内，大家马上把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在史观上的争论非常激烈，那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又过了十几年，苏联解体了，对人们的震动非常大。以前不管怎么争论，谁也想不到苏联会走到这一步。当时正好出现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扒开这些文献一看，哦，原来自己了解的史实有重大出入。在这种情况下，史观的争论就应该往后放一放，首先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个案研究上，先把史实弄清楚。这才是将来进行宏观叙述的基础，否则宏观叙述肯定是步步遇到陷阱，处处遇到问号，无法进行下去。
　　《文化广场》：现在您对基本史实的掌握，是否已经足够去进行宏观描述？
　　沈志华：就苏联史而言，还远远不够。不在于它没解密，而在于我们还没看。这次我到哈佛大学，拉蒙特图书馆地下六层，一米五高、几十米长的书架上，搁满了苏共中央档案的缩微胶片。这绝非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如果能够合理分工，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苏联史的面貌、脉络大体上是能搞清楚的。
　　就中苏关系而言，大体上的脉络可以捋出来了。现在看起来，基本的史料是有了，但也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特别是最高层的档案还是没解密。比如朝鲜战争中，斯大林和金日成的会谈记录，现在一件都看不到。它就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只有等待俄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以及期待俄国学者的良知了。
　　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文化广场》：您自己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做思辨型的大历史描述？
　　沈志华：今年年底，我将基本结束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我和李丹慧（沈志华夫人）合著的四卷本《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年底结稿，我写了1945年到1959年，她写了1960年到1973年。我们研究了十来年，基本上把大大小小的事件，该梳理的都梳理清楚了。下一步就应该进行一些思辨性的思考，对一些核心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描述。比如说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比如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
　　中苏关系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还有中朝关系、中越关系、苏联跟南斯拉夫、苏联跟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在铁幕另一边，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逐步把它们掰开了，会发现其实它们内部运行的国家关系准则，与西方国家很不一样，这就是一个理论突破点。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运行的政治准则究竟是什么？我将来就要解答这个问题。这个理论一旦突破，对于整个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将是一个大贡献，它将弥补过去冷战研究的一个大缺陷，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理论上的概括、总结的空白。
　　冷战史研究学者后继无人
　　《文化广场》：您曾说过，历史研究就像拼图游戏，就像破案。在您看来，历史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沈志华：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把基础史实描述清楚，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以史为鉴”是不错的，历史学家就是那个做镜子的。你把这个镜子做得越真实越好，别让人照出来成一哈哈镜，是一个歪曲的影像。那就耽误政治家了，就会把国际关系研究引入歧途。
　　历史学家把第一步做好，但最终解决问题的不一定是历史学家。现在，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恐怕也在期待着历史学的成果。从冷战史的研究领域来看，很有可能最终是历史学家和国家关系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来进行理论上的升华。
　　《文化广场》：您个人出资设立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11年来已资助出版了90余本史学著作，现在国内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群体状况如何？
　　沈志华：现在的状况真是青黄不接。苏联史还稍好一些，它毕竟是个大国。但苏联东欧史学会也就几十个人，真正从事研究的只有十几位，这就是国内的全部力量了。原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研究，更加寥寥可数。现在更重要的一个情况是俄罗斯档案的收缩，而东欧档案在开放。但是后继无人啊，全国研究罗马尼亚史的只有一个人，捷克斯洛伐克史的研究者已经一个都没了，我们只能找波兰、匈牙利退休大使来从事翻译、整理工作，国家应该扶持、鼓励小语种的历史学研究。



沈志华：“我们要给政治家提供真实的历史”



    近日，由沈志华教授主编，集老中青三代俄罗斯研究者之力而著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中下三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使用俄国最新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把档案文献作为史实描述和判断的主要根据。其中许多档案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学术著作中出现。在本书的出版座谈会上，多位专家一致认为，本书代表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首先要做史实的重建
    新京报：编著《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的缘起？
    沈志华：苏联史，除了俄国人以外，中国人应该是研究得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苏联曾经走过的道路太相似，你可以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对比，它们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上也有相似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研究苏联史有很大的问题我不是说他们的研究精神不行，是西方人对苏联的理解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隔膜。美国人写的苏联史，基本上都只能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包含着什么东西，我们能看得懂，美国人看不懂。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现在中国学术界对苏联的研究水平？
    沈志华：苏联都解体那么长时间了，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做得很不够。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学术指导思想，它不是注重于史实的研究，而是很着急要得出一些政治结论。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沈志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了解苏联历史的根据是什么？就是一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里面问题很大。中国学界面临一个主要的任务是重建历史，你要从头重新解读这个历史，重新描述历史，而不是急于下什么政治结论。首先要做史实的重构，之后你才能够进行理论性的思考。
    新京报：你也是带着问题意识去研究史实。
    沈志华：历史就像浩瀚的大海一样，你怎么能抽出它的逻辑，发现它的脉络、线索，这个是要靠问题意识，这跟急于做政治结论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先做专题性的研究，所谓专题性的研究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把它搞清楚，我们把基本的问题都搞清楚以后，进行那种理论性的思考，或者政治上的对话，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基础。比如，有一派人说斯大林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苏联垮台的原因是他们把斯大林创造的辉煌的成绩都给吃光，喝光，用光了。请问，斯大林时代建立了什么辉煌的经济成绩？你可以做具体研究，把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做比较，再来讲你的结论。类似的例子非常多。
    一页核心档案卖十个美金
    新京报：你们做史实重构的依据主要是什么？
    沈志华：本书几乎都是使用苏联最新解密的档案，来重读某一段历史。现在俄国解密了大量的档案，看都看不过来。往往是你刚刚写了一段，俄国又公布了很多档案。咱搞历史的人，哪一件跟研究有关的档案不看都不放心。
    新京报：这套书既有很多新专题也有老命题。
    沈志华：老题目有很多，比如，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十月革命，老得不能再老的题目了。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讲十月革命，但到现在你都说不清十月革命到底怎么回事，这本书里有一篇对十月革命做了新的解密。
    新京报：如何拿到那些历史档案？
    沈志华：现在进苏联档案馆比较困难，我要什么就花钱买。因为我研究中苏关系，我知道哪个对话，哪个决议在中国没发表，苏联也没发表。比如，对核心档案就只能是给他十个美金，要一页档案，他们还真的卖。
    新京报：你们在书中是否下了结论？
    沈志华：我们很少做那种比较大的政治结论了。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故事，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你把这个故事讲好了就完了。以史为鉴，那都是政治家的事，但是我们要给政治家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否则他的经验教训可能是歪的——这就是我们搞苏联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领袖的作用是最关键的
    新京报：为什么苏联的改革失败了？
    沈志华：如果列宁晚去世几年，新经济政策能够走下去，它的结果就是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认为在八十年代，凡是苏联遇到的问题，中国都遇见了。这方面苏联没给中国提供什么经验，为什么？因为列宁死得比较早。如果他不是那样早去世，斯大林也接不了班。斯大林扼杀了新经济政策，改革就没搞下去。
    新京报：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什么也失败了？
    沈志华：赫鲁晓夫没有走下去，是因为党内的阻碍力量非常强大。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那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想调头都调不回来了。
    新京报：苏联的三次改革都失败了，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却获得了成功？
    沈志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我觉得也有几个独特的条件，第一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稳定的计划经济，这跟苏联区别太大了。苏联的计划就是法律，但是中国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哪个计划真正执行过？然后就进入文化大革命了，一片混乱，所以它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计划经济，所以你打破它很容易。而苏联要想打破很难。
    新京报：还有其他因素吗？
    沈志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领袖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这个领袖不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不想改，任谁有什么想法都没用。中国要没有邓小平，改革也不可能成功。总而言之，领袖的作用是最关键的。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老木匠

历史究竟给人民照镜子，还仅仅是给领导照镜子，这还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