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现代化中国要有三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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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新立1945年出生于河南唐河县，那正好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在那个祖祖辈辈都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的村庄，1964年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成为了轰动全村的事件。在他解释为什么要读钢铁的时候，他说那是受了“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热潮的影响。毕业之后他当了9年钢铁工人，到1978年研究生考试恢复，他为了学到更多知识，才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工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我上小学要感谢毛泽东，上研究生要感谢邓小平。”他总结道。他至今念念不忘的是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最终产品与最终产品率》。在该文中，他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归结为“重重轻轻”，即过于重视重工业，轻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产业结构极不合理。这个观察一直渗透到他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之中，直至他2000-2009年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时，亦是如此，他主张转变中国经济的结构，促进消费，增进民众的福利。郑新立现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近期本报记者采访了他，请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讲述他的体验和梦想。
    “对我锻炼最大的十年”
    经济观察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有关经济政策的调研和研究工作的？
    郑新立：我是在198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因为当时中央机关需要人，我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室主任是邓力群。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经济问题研究资料》。
    可以说，这七年，为我走向经济政策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研究室我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是调研报告和对中央重大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也有学术文章。最重要的一篇是1983年写的《关于合理的投资率的界限》。
    经济观察报：1987年之后的十年，你又经历和参与了什么样的工作？
    郑新立：我后来到了国家信息中心，这是国家计委下面的一个研究机构，我在那里做副总经济师，总经济师是我在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乌家培先生。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还是搞经济形势研究，参与了“八五计划”的起草。1990年7月我调到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又是计委的一个综合部门，主要起草国家经济方面的文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我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研究经济问题的能力，特别是从实际出发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我在这里一干就是10年，这也是对我锻炼最大的10年。
    经济观察报：对这十年，你有什么体会？
    郑新立：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变化都很快，如果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肯定是南辕北辙，肯定出错。当时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经济还要不要计划，如何转变计划职能？这是现实给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也是我当时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的观点是，市场经济需要宏观管理，但是这种管理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不同？
    郑新立：“世异时移”，管理体制当然和以前不一样，但是政府不能作壁上观，而应该让“看得见的手”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是如何抑制通胀的？就是采用行政手段，大砍建设项目，在建的项目也必须停工。计委隔壁的中国科协大楼在建设过程中，遭遇了两次上马、下马，一个楼盖了十几年。中国经济就是这么周期性地大起大落。要避免大起大落，就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资体制。资源配置方式由过去政府直接配置为主，转变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要适应新形势，就要建立和完善计划、财税、金融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
    经济观察报：你还提出要对投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郑新立：那也是针对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来的。我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通过市场竞争和产业政策引导形成投资激励机制，通过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对竞争性、基础性、公益性项目投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强化竞争性项目投融资的市场调节，拓宽基础性项目投融资渠道，改善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制度，改进对投资总规模的调控和对投资结构调整优化的引导，培育为投资主体服务的咨询、设计、审计、招标投标、工程监理等服务体系。这些建议对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投资主体变成企业了，不是政府在那儿推动了，银行的贷款约束机制也建立起来了，投资约束机制建立起来了，对投资不负责任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各种消费品也极大地丰富了，商品匮乏现象结束了，需求和供给之间形成了大体平衡的关系，消费约束机制也建立起来了。
    经济观察报：到1997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完全变化。经济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通货膨胀，而是需求不足。
    郑新立：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这是在国家计委工作过的同志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以前从来没有为需求不足发过愁，经常出现投资和消费“双膨胀”，一膨胀就带来通货膨胀，这是周期性的现象。可是到1997年以后，形势完全反过来了。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
    经济观察报：从过去的那种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
    郑新立：对。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矛盾。所以我在计委工作最后几年，在曾培炎同志的领导下跟需求不足做斗争。当时投资上不去，消费也上不去，增长速度很低。我曾和一些同志建议，发行1500亿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曾培炎同志以他个人的名义给中央领导写信，朱镕基、李鹏、吴邦国等人一致表示赞同，很快地就形成了决策，仅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把1500亿国债和配套的项目全都定下来了。第二年、第三年的国债投资又提出，改善国债投资的投资方向，不光是搞基础设施建设，要着重搞那些能够拉动消费的建设项目，比如说高校扩大招生等等。
    经济观察报：国家计委还提出了鼓励民间投资的十三条意见，对民间投资起了重要的鼓励作用。
    郑新立：我在浙江考察时发现，浙江的民营企业投资增长很快，全国投资增长才6%，可是浙江温岭的投资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几，都是民营企业在投资。在我回来的建议下，曾培炎同志带着计委各司司长到浙江走了一圈，总结了浙江的经验，提出了鼓励民间投资的十三条意见，要求在税收上、项目审批上、用地政策上对民间投资要与国有投资一视同仁。发行国债加上鼓励民间投资两大措施，就把投资需求拉起来了。到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就进入正常了，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一直到2008年，出现了长达六年经济增长速度10%左右的平稳、快速增长，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
    经济观察报：2000年你再次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郑新立：我这是第二次进中南海，二进中南海的人不多。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当前经济运行状况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计委比起来，这里的工作相对超脱一点，不像在国家计委整天跟打仗一样紧张。
    经济观察报：你的兴趣是如何转移到农村研究上的？
    郑新立：原来我不是搞农村研究的，长期搞宏观，但是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以后，我对农村的改革发展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我参加了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起草工作，文件提出农村改革要建立六项制度，完善农村的经济体制，推动农业现代化。
    我认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城乡一体化。现在中西部城乡一体化的典型就是成都，沿海城乡一体化的典型就是昆山。如果城乡一体化制度真正不遗余力地搞十年，中国农村就完全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贫富差距会逐渐缩小。
    “最关注转变增长方式和转变发展方式”
    经济观察报：除了从事实际工作，你对经济理论也进行了研究思考，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郑新立：我最关注的，是转变增长方式和转变发展方式。1996年“九五”计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十七大报告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两个重大发展战略提出的前后，我写文章、编书，利用各种方式，可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探讨、论证、阐释和宣传。我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内涵即主要方向，编写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两本书，组织召开了全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验交流会。
    经济观察报：在研究生毕业论文里，你曾提出的最终产品和最终产品率问题，其实也是转变发展方式问题。
    郑新立：转变发展方式，第一个转变就是经济增长从出口和投资两轮驱动，转向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拉动，更多地注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当前应对危机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现在出口萎缩，光靠投资不行，还是要增加消费。我算了一个账：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是45%，假如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55%，距离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还低两个点，那时候是57%。第二，把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35%提高15个百分点，达到50%，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85年还低两个点，那时候是52%。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年我们将会有5万亿左右的商品由出口和投资变成让老百姓消费，意味着现在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可以增长50%。
    经济观察报：那么，老百姓的消费可以有一个历史性跨越。
    郑新立：如果采取有力措施，完全有可能用三年时间实现。
    经济观察报：哪些措施呢？
    郑新立：首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口袋的钱多一点，特别是让中低收入的老百姓收入多一些。其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这些措施，我们就可能通过增加老百姓的福利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福利型复苏”，让老百姓受益才是最大的增长。
    经济观察报：而不仅仅是GDP数值的变化。
    郑新立：美国人的居民消费率是72%，我们是35%，再低也不能低到这个程度。我们一年生产30万亿GDP，老百姓消费只有1/3多一点。那么多东西都是拿出去出口，拿出去搞投资了，结果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工业生产严重过剩，再过几年基础设施也要过剩了。我一再呼吁避免这种投资的巨大浪费，调整结构，让广大居民从经济发展中更多地受益。这个观点，没有人比我说得更多的。所以有人叫我“郑消费”。
    近30年来，我不断地呼吁提高消费。在1990年代后期扩大内需中，我撰文强调以改善居民住行条件为重点启动消费，之后又提出在消费领域全面开动吃穿用、住房、汽车、旅游四个“发动机”。2003年到2008年，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投资率上升为历史上最高的时期，居民消费率则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提出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率的目标设想，提出房市、车市、股市三大市场联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经济观察报：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根红线，就是消费。或者准确地说，是切实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
    郑新立：让人民真正从经济发展中更多地受益，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像我这样30年来一贯地关注、研究、呼吁这件事，而且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观点。
    经济观察报：我知道，早在1980年代，你就一直主张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中国应主要依靠内需支持经济增长。时隔十几年，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也有学者说，扩大内需我们错过了十多年。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地解决？  
    郑新立：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是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指导下，走到极端上去了。急于求成，为生产而生产，为了把速度搞快一点，就把生活消费压得很低，结果欲速则不达。在这30年里，GDP增长速度才六点几，实际的工资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一点几。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调整了思路，开始探索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实惠比较多的新路子，一个是重点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的供给。第二个是优先发展轻纺工业，到1984年我们就解决了长期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短缺的局面，所以这个时期经济效益非常好。1985年不管是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还是居民消费率，都是历史上最高水平，甚至超过现在。
    上一轮扩大内需，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们面临通货紧缩时实行扩大内需战略。应当说，那一轮扩大内需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那一轮之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进入了新一轮上升期，这轮上升期是以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为特征的，钢铁、化工等行业发展得很快，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过于注重GDP的增长，而重工业对GDP的拉动作用很大，所以各种大项目竞相上马。现在钢铁的生产能力搞到6.6亿吨，相当于美、欧、日、俄的总和。
    可是，这么多重化工产品并没有变成老百姓直接可以消费的东西，而是用于出口和再投资。所以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里，出口增长也很快，从2003年到2007年，新一轮上升期出现了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局面，我们连续六七年GDP的增长达到了两位数。这是我们利用国内重化工业增长较快、美国低利率政策导致的房地产和经济繁荣对中国产品的吸纳能力也比较强等机遇实现的。外需占的比例比较高，年均投资率也很高，达到42%，为历史上最高的时期，而最终消费率在这期间降为50%，为历史的最低点。这是由这几年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经济观察报：不管是调整内外需结构还是调整投资消费结构，关键在于提高公民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有钱消费。现在问题是，中国收入差距太大，普通民众无钱消费。
    郑新立：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收入差距拉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收入差距大一点可能比较容易调动部分民营企业创业投资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好处，过于均衡化，搞成福利型国家，像北欧一些国家，中国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关键掌握好收入差距的度。从目前来看，造成我们社会消费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初次分配里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中居民所得偏少，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银行存款的大部分是企业存款。这不利于消费，所以必须要消除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消费能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现代化中国要有三个转变
    经济观察报：六十年来，中国一直走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
    郑新立：这条路还远远没有走完。中国实现现代化要有三个转变：第一，调整需求结构，由投资和出口需求为主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更多地发挥消费的作用；第二，调整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上由主要靠第二产业拉动，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调整要素结构，由过去那种过分地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经济增长。如果借助于这次经济危机的压力，在三个转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那么在危机过后中国可以在一个新的台阶上来实现更好的发展，再创造30年的快速增长完全有可能。
    经济观察报：前三十年中国每年平均增长9.8%，未来还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吗？
    郑新立：现在我们人均3000多美元，韩国一两万美元，至少我们要赶上韩国的水平，在这之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不应该结束。实际上我们的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有些人老是鼓吹一个理论，说现在中国基数大，发展速度会慢下来。但是去看看中西部，好多地方的工业化差得远呢，还是一个劳动力种那么几亩地，怎么才能实现现代化？就得通过工业化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搞规模化经营，这样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里面从事二三产业。现在我们的城市化率是44%，一年提高一个点的话，达到65%还需要二十年。所以，中国至少还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应该再保持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人均达到1万美元甚至到1.5万美元，在那之前我想我们的速度不应该突然慢下来。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说，中国经济要走上集约化发展的轨道？
    郑新立：这是最要紧、最关键的。一等企业卖标准，二等企业卖专利，三等企业卖产品，四等企业卖苦力。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的上游，而中国还是靠卖产品、卖苦力，因为我们的技术、管理和工人素质都存在不足。中国经济真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从教育、创业、创新方面下大力气，重视技术进步。我写了许多文章鼓吹技术进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自主创新是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十六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中心环节”，在十七大报告里更进一步，提出“自主创新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现在看来，这个战略已经开始形成共识，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科技部告诉我，各个地方以及企业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再过五年到十年就会大见成效了。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认为中国劳动力富余，应该生产鞋袜，由发达国家搞高级产业，我们经过这阶段之后，自然而然地先进技术就转移到中国来了。
    郑新立：这是一种消极等待的思路，理由无非两个，一个理由是，中国现在主要问题是就业，玩高级产业就业就少了；第二个理由，引进技术就行了，买技术比自己开发更便宜。高级产业吸纳就业并不少，至于买技术，关键技术能买到吗？例如，在大飞机项目上争论就非常激烈。1980年代中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技术上已经很成熟，可是美国人用了个计谋，说“运十”停了就跟中国合作生产，给中国转让技术，我们就乖乖停了。合作了一段时间，人家公司被兼并，“运十”也给断送掉了。如果我们坚持下去，现在中国大飞机早就飞到天上去了。前些年，我和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联合搞了个大飞机的课题组，对中国上马大飞机进行了三年可行性研究和论证，阻力大得很。我们研究别的问题，各个行业都积极支持，但是在搞大飞机课题时，这个行业的许多人都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现在中国没条件。我们还是坚持，还有一部分专家也坚决主张要上大飞机，后来终于把大飞机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十六大专项里的第一项。宋健同志讲，大飞机列进了重大专项里边，科技发展规划就成功了一半。温家宝总理说，大飞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
    经济观察报：此外我们还面临什么问题？
    郑新立：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发展第三产业。现在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39%，就业的比例只有33%，都太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计委专门开过发展第三产业的会，国务院还出台了一个文件，但是始终没有突破。原因在什么地方？可能症结是在金融体系上，是信贷。中国的银行经营是高度集中的，贷款额度一般是几个亿，几十个亿，它只服务于大中型企业，而第三产业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是几万、几十万，得不到信贷支持。今年上半年，国务院跟政协进行专题协商的时候，好多政协委员提出了要建立面向小型微型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是依靠原有的大型专业银行，而是要重建一套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其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讲得非常到位，现在关键是，落实太难。有关管理部门对第三产业采取压制的态度，国有企业也挤压其他资本进入第三产业的空间。所以第三产业的发展难度很大，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转变需求结构，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难点是在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格局，要这个利益格局稍微调整一下，很难，总是有不同意见，最后啥也弄不成。比如说，几大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就是靠垄断获得高收益，但是垄断行业收益要调整很难。需要尽快建立一套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方案。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百分之六七十，向企业征收的税占百分之二三十，我们正好倒过来，间接税占百分之六七十，直接税比例很低。中国现在可能已到了税制改革阶段了，要建立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收体系，收入拿多少没关系，但是多拿多收税，上缴国家。另外打破垄断，垄断行业要准入。事实证明，哪个行业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哪个行业很快成本就下降，收入就均衡化了。
    针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社会舆论很多，但是垄断行业它们话语权比较多比较强，一提改革，总是可以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吓唬人，什么涉及到国家安全啊，关系国计民生啊，理由一大堆，其实都经不起推敲。现在中国经济确实有复苏迹象了，可是4万亿投资的受益者是国家重点项目，投向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受益不大。上一轮民营企业投资很活跃，这一轮投资不活跃，因为它们看不清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