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土改发诤言——先父章乃器与梁漱溟佚事之二

西南土改发诤言——先父章乃器与梁漱溟佚事之二

作者：章立凡

1951年5月至8月，为了让党外人士了解土改，全国政协组成了西南土改工作团，我的父亲章乃器担任团长。当时梁先生圣眷正隆，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父亲率团员梁漱溟、于学忠、尹赞勋、陆志韦、马彦祥、张国藩、林亨元、汤璪真、金善宝、周士观、林传光、黄艮庸、张光宇等二十余人，一同前往川东的合川县。梁先生与父亲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了三个多月。

同去的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当时的安排来看，与其说是要他们去领导土改，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因此在下乡之前，先后听取了中共高级领导安子文、张际春、邓小平、阎红彦等的动员报告，以及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合川县长武永嘉、书记傅茂如等各级地方干部的情况报告。土改的工作阶段日程，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梁漱溟回忆说，我们这个团"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同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1

　　建国之初的民主人士们，确实希望努力跟上共产党的步伐，而面对革命成功后新国家"法治"与"人治"的歧路，其思想上的疑惑与尴尬，在父亲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

　　在5月23日的团员座谈会上，梁漱溟第一个发言，谈到这次报名参加的"动机在考验教育自己，同时考察土改是否合法"。他谈到一点新的认识："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经过斗争人与人关系才能改变，人的本身才能改造。必须退押、反违法才能发动贫雇，发动贫雇就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关系，这是目的之一。去年六月制定土改法时是生产第一的形势，所以内容可以和平一些。但西南情况，尤其是援朝以后的情况，是与蒋匪作战时比较近似的。"团员汤璪真（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同意梁的观点："认为依法办理，也可以整垮地主阶级，所以作土改应该严格执行法律。"

不过在中国大地上，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暴力革命。斗争地主时使用肉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解释是贫雇农"出于义愤"。在"矫枉不妨过正"的惯性政策下，干部为了早日斗出果实，一般不去制止。民主人士们在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法律之间，陷入了困惑。

　　父亲赞成土改，认为"革命斗争当然是剧烈的，没有和平的可能"；但他不同意肉刑吊打，一直主张与地主"斗理斗法"，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与一些领导干部意见相左。他在魏思文做土改报告时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只好回答：绝对禁止。后来川东区党委秘书长赵增益传达了区党委书记谢富治的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此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与中共的距离在缩短中"，并批评以前"宣传政策不够"，"干部抓得太紧，包办代替，任务观点"。

　　父亲7月1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与梁漱老谈话"的要点，主要是对封建主义和土改作哲理上的探讨。他们讨论的命题有三：一、"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的与个别的--[个别的]不是封建是什么？"；二、"本质的与形式的--人与土的解放"；三、"自由--农村人多了可以放任"。梁漱溟指出中国历史上"官吏代贵族，郡县代封建"是"更提高集中"的形态，对于"封建内部的软化分解"的个别现象，不可忽略其"更集中的一面"，父亲也认为对封建社会不可"以少蔽多，不从发展看问题，不从实际出发"。梁判断中国封建社会"盘旋不进而不是缓进，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父亲则提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是二？"的疑问。对于当前土改中工作团内的种种思想困惑，梁先生的看法是："理性开发太早，斗争是教育--知识分子主观"，中国文化传统"缺宗教，不重武力--重理性不重武力是提高"；父亲认为"理性变为更高的宗教"。

7月23日，中共西南局来函，批评赵增益所传达的谢富治指示，认为"这是右的命令主义。会使农民束手束足，甚至变成和平分田。"父亲再度感到困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过去减退，吊打流行，可能太'左'，这次也可能太右。但问题在于会否成为和平分田，及吊打能否打开僵局。过去普遍吊打，减退果实2也不过30%，这次不吊打，已超过30%了。吊打显然无效。但激于义愤也不能打，可能是右。"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主持下，对合川地区的土改进行"加工"，重新补课一遍，结果是"加工"出了人命。父亲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天星三村"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但其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没得'"。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粮]二石3，死二人"。

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反映："吊何芸樵时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梁漱溟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否暗示吊打？"

在8月12日的会上，梁漱溟又提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领导吊打是将领导与群众混同......两偏（按：指左偏、右偏）要掌握，主动掌握，不是能[掌握]"；他认为"政策是理性的，但也必须承认群众的感情"。梁还批评说："魏不知命令包办之势已成，不准摸地主，又不断追果实，群众生产损失、疲劳"；对于"义愤"问题，他分析说："乱不乱是依法不依法，义愤应在诉苦时。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追果实中因（地主）顽抗而忿怒"。其他工作团成员也对魏的做法表示不满。父亲会上谈到自己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仇行动与复仇主义不同"；"'革命不是绣花'，是同情群众义愤；对干部必须要求细致，反对粗枝大叶。"

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在四川的土改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27日最后一次的总结座谈会上，梁又有发言，表示"同意了总结，但也另有自己意见"，他回顾自己近年去东北、华北参观到参加土改，并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论文，"是思想转变的开始。到云门以后才承认中国革命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作胜利了，但工作不圆满。初期是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足，接近和平土改。抗战时看到了干部与人民是相依为命的，今天似乎干部不必依靠农民了。'加工'时的缺点是放任自流，让群众去乱斗。我相信我爱土改工作，也站在人民立场。"

8月30日工作团返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父亲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吊打地主导致死人命等问题。

毛泽东向父亲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据梁漱溟回忆，毛对他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认真执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4在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梁还表扬了邓小平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赞同。

与此同期，父亲的老同学陈诚也正在台湾岛上推行土地改革。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丢失了大陆的国民党，此时才接受失败教训，实践40年前建立民国时"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这一场以赎买方式进行的"和平土改"，没有死什么人，不过规模比大陆要小得多。搬走大陆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拿出少许以换取小岛土著地主的田地，当然比无偿平分自家的祖业来得容易。父亲后来一直被指责在川东搞"和平土改"，"反右"时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

秋月春风，白云苍狗，十四年后"文革"爆发，已入另册的父亲和梁漱溟都被抄家、批斗和殴打，经受了一场类似土改"加工"的冲击。据报刊披露，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5。政坛上也物是人非，星移斗转：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刘少奇，竟成头号打倒对象，被幽禁虐待而死；原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批斗后放逐出京；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已升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多年（据说"反右"时他还打了不少"右派"），1967年10月30日遭毒打致死；原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却成为大"左派"，一路青云直上。

"文革"中的广泛暴力，近因当源于土改，远因则可追溯到湖南农民运动，连土改的大小领导人也未能幸免。慨叹世事轮回之余，父亲对我说：以今度之，当年谢禁止吊打的指示仍是对的。

劫难余生的父亲曾做过一首诗，如今我只记得起一句："遗臭万年'暴力论'"。

注释：

1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17页。

2 "减租退押"的简称，是实现土改的主要"斗争果实"之一。"租"指地租，"押"指押租。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的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土地改革中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3 同"担"，中国旧计量单位，一石等于一百二十市斤。

4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18页。

5《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