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办报——李锐口述自传片段

李旧苗

丁东、李南央采写



    准备离开延安
    一九八六年我应约写过一篇近二万字的长文《回忆热河办报》，后来编入《李锐往事杂忆》书中。现在根据记忆谈些有关情况。热河两年可说是我一生独当一面工作的开始。
    你们记不记得，毛泽东什么时候去的重庆，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吧。日本正式投降是在八一五嘛。那个时候，对于日本投降，在延安的人好像没想到会那么快，没有精神准备。似乎有一种自我欣赏，认为是苏联出兵，所以加速促成了日本的投降。实际上恐怕还是美国原子弹起的作用，我们对原子弹的威力和它对日本本土的影响，估计是不够的。（插话：前两天，王芸生的儿子对我说，王芸生临死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过去老说日本是被苏联红军打败的，可是苏联红军十四号出兵，日本十五号就投降。因此，实际上是苏联知道日本要投降才出的兵。所以王芸生说日本投降还是因为原子弹。他说不能说你头一天出兵，人家第二天投降，就是你打下来的，一天时间能打什么仗。）这是我们这么讲历史，实际上日本投降当然是因为原子弹。（插话：所以说实际上是原子弹炸得日本受不了了，日本决定投降。原来苏联、美国、英国三家说好了苏联出兵对付日本，苏联却迟迟不出兵，直到日本决定投降了，他才赶快出兵占地盘。）当然了。我刚才看了陈云的讲话，他说苏联出兵对共产党还是有利的。没有苏联红军进去解决了日本关东军，你占领东北就谈不上。随同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有原在苏联的周保中（金日成原来是周保中的部下）、冯仲云、韩光等那一批东北联军的老干部，大概刘亚楼也在里面，人不多，陈雷等大概都是那一批。北满有抗联的一批干部，是不是有一点部队我不清楚，有也不会很多。（问：北满的区域相当于现在的黑龙江省？）对，黑龙江。（问：比黑龙江大还是小？）不会比黑龙江更大吧。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在延安的人中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大多数人的情绪，疯狂、欢乐，如鲁艺的人打着火把遊行，一直遊到杨家岭，大概有十来里路。把棉衣都拆掉了，八月嘛，以为马上就要离开延安了，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蘸上煤油，当火把点。其实很多人后来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撤离延安。而像我这样在报社工作的人又是一种情绪，就是对整个的形势担忧。我在《解放日报》国内版一直管包括军事方面的评论，所以头脑比较清醒，并没有很多的喜悦，马上关心到一个问题：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蒋介石那时也很了解共产党的本钱比过去大得多了。考虑到恐怕会打，而且倾向于认为，恐怕是非打不可。我的《龙胆紫集》“延安杂忆十首”，最后一首即写此种心情：“昧旦争传倭寇降，山沟火炬喜如狂。夫妻默默窑中坐，天下谁家待较量。”我同那个时候的妻子范元甄两个人坐在窑洞里心情很沉闷：日本投降以后，国内的局势怎么样？前途是什么？觉得个人要做离开延安的准备。像我们这样的人，或者到大后方去，或者到前方去，不会再留在延安，而且估计我们绝对会是最早一批走的。因此准备得很积极，到了非常具体、非常细小的程度。譬如：我有一口箱子，得卖掉，大被子也要卖掉，认为绝不会在延安过冬了。那个时候中央有一个总方针：向北发展，守住华北，争取东北，向南防御（考虑对国民党和谈有个让步，江南的部队撤到江北来）。根据这个总方针，准备调延安的部队和干部到热河，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走出延安，北上承德
    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和谈[1]以后，延安党中央由刘少奇主管。关于解放区全局的安排，毛泽东去重庆前中央就做了这样的决策：党中央迁出延安搬到热河，以此为根据地，联系整个东北和华北。日本占领时期将东北分为九个省，热河省是延安通往东北的门户，省会是承德，包括了赤峰、朝阳这些城市。日本投降时，张家口、承德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决定中央撤出延安后到热河落脚。那个时候的命令是这样的：山东调三万部队到冀东，协助冀热辽肃清所有的伪军，开辟热河，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且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由李富春去打前站。刘少奇在电报中说：“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同热察省，并且有全国各个解放区同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就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所以那个时候把控制东北和冀热辽作为关键。实际上毛泽东后来并没有走，留在了延安，只是中央工作委员会搬到山西晋西北了。随后冀热辽改为分局，属冀察晋中央局管。
    到一个地方必须首先把报纸办起来，这是最先重要的工作。因此李富春就去找博古，向他要人。博古就找我谈，让我参加冀热辽中央局打前站的工作，去独立办报。当时在《解放日报》的年青人中间，吴文涛、吴冷西他们进入延安时，或是进陕北公学、或是进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之后安排工作，没有很多地方工作的实际经验。而我在进延安之前，就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过，当过省青委书记，独当过一面。博古当时是南方局负责人，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后，他到过湖南邵阳（长沙大火后，省委搬到此地），向省委全体会议作传达，我是会议的秘书长。一九三九年秋，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是湖南代表，在会议上听他作报告。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办后，我从中央青委调到报社，管评论工作，他很了解我，所以选了我，当然还由于我在报社工作比较出色。我立即同意了。
    那时，我的前妻范元甄调到《解放日报》有半年多了，她原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过记者，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区办报。俩人被安排跟着打前站的杨家岭大队走，有几十个人，直接去热河。大队的负责人是刘秀峰，知道这个人吗？做过建设部的部长，解放战争时是张家口的市委书记，后来到了华北局。我们就马上做准备，首先是交通工具，延安牲口不多，记得给了半匹骡子带东西。我带的什么东西呢？一半是延安出的《解放日报》，再就是在杨家岭的中央图书馆找到的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另外我自己还有点东西、有些书，合起来有一百多斤，我自己的东西中最珍贵的是毛泽东的两篇社论手稿，我在报社后期管社论，因此有可能取走，其中一篇谈生产运动的，《毛选》中没有刊出。（这两篇社论连同他写给湖南老朋友的两封信，在长沙时，我裱成册页，题名“当代墨宝”。庐山会议后被中央办公厅搜去了。）《龙胆紫集》中有诗记述：“字若龙蛇笔有神，征途万里总随身。桑干河渡曾浸水，手迹珍藏见寸心。”那个时候邓力群正被下放到中央图书馆做管理员，是他给我挑的书，大概挑了好几十本。（问：你们一共有多少骡子呢？）好像有五六头，刘秀峰有一匹马，可以骑，一般队员只有驮行李的骡子。（问：是任何人的行李都可以驮吗？）个人的行李有限制，每人二十斤。我自己随身背的衣服包，为了轻装，大被子都没有带，只带了一床小的，我分到的半个骡子就是给我驮资料。（问：您这半个骡子是因为工作需要还是因为级别呢？）工作需要。那个时候在延安级别没有像现在这样，延安的级别是大灶、中灶和小灶，就三个级别。毛泽东他们是小灶——特殊灶，高级干部吃中灶。在延安《解放日报》，陆定一、余光生他们吃中灶，我们吃大灶。衣服只分两种，毛泽东他们是一种，我们是一种。
    所谓大队，也不过三、四十个人，男男女女分成两三个组吧。我记得是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五日从飞机场排队出发，李富春特来送的行，还同我谈了几句话。杨家岭大队的队员中我现在记得的：一个在杨家岭管生活的行政处长，陕北人，姓张，非常好的农民干部，做事非常细，大队的骡马都归他管；杨作材，他是我武汉大学的同学（在学校时名杨克穆），比我高两年，一九三六年法律系毕业。他家在九江，是搞房屋建筑的，他虽然学法律，也懂得技术，会盖房子。他在延安最有名的事就是负责设计和盖了杨家岭的大礼堂，一个跨度很大的拱形建筑，没有梁，石头砌的，可以坐好几百人。那个时候他是在王家坪的总参工作，英文很好，美军观察组来时，给叶剑英当过翻译。我跟他在一个小组，他是组长。他去世前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我们是好朋友。
    已经是多少年没有走路了。从延安出发，头两天大概只慢慢地走三十里，后来五十里到六十里，也就这样一个速度。有一两匹牲口女同志可以轮流骑，我是一直走的。我们经过清涧、绥德、到黄河边的佳县，韩天石那时在佳县当县委书记，他是在中央青委精减以后去的那儿。我记得是在佳县过的黄河。过了黄河就进入山西，到达晋西北解放区的忻县，由此再往北一直走到天镇，就很兴奋了。为什么呢？天镇可以坐火车到张家口。那一路虽然一直是走，相当累，但是非常愉快，非常兴奋。（问：这一路都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啊，绝对的，整个陕北都是解放区，清涧、绥德、米脂都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只有榆林还不是，是邓宝珊的，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带着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那里。天镇那时已经解放了，也是我们的地方，从那里一直到张家口都是解放区，整个那条铁路也是我们的。那一路确实是喜气洋洋。《龙胆紫集》中有两首“离延安赴热河”，其中第一首记下了这种心情：“宝塔山头映曙光，人欢马啸整轻装。苍龙已缚魔犹在，红日将升夜岂长。抓紧时机收失地，记牢路线上前方。黄河两岸一横越，天镇将临喜欲狂。”
    到张家口休息了半个来月，把我们每个人都安排得很好。在路上大家都睡在一起，集体睡觉，夫妻没有可能同居。到了张家口就照顾了，我们单独一间房，范元甄就是在那里怀上的儿子。我上次讲了，在延安早产过一个孩子，还打过两次胎，那时不能有孩子，可是一到张家口就随意了。在张家口我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去参观《晋察冀日报》。那时《晋察冀日报》搬到了张家口，用转筒机印报，大转筒机，用卷筒纸，几万份报纸半个小时就印完了，在延安根本没见过。在清凉山是平板机，一张一张地印。《晋察冀日报》当时是邓拓负责，他大概有事没在，因此我跟谁有了一面之缘呢？张春桥。张春桥是副总编辑，由他接待，我们打着《冀热辽日报》负责人的牌子。参观了小半天，一边看，一边聊，看了印刷间、排字房。在张家口，就记住了这两件事情。（问：当时和张春桥就是一般性的参观吧？）啊，一般性的参观，那个情绪都是很兴奋的。张春桥好像没去过延安，搞不清怎么到了晋察冀，他原来在山东，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个什么有名的人物。邓拓的名字我知道，为什么呢？他的名字在《晋察冀画报》上面出现过，而且一直是《晋察冀日报》的负责人，所以就记住了。延安整风时，《晋察冀画报》挨过批评，登了聂荣臻的大幅照片，没有登毛主席的。
    离开张家口，还是走路，最后到了承德。从张家口到承德，一路都是原敌占区，尤其长城一带是无人区。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这四个字：惨不忍睹。《龙胆紫集》有诗记之：“人圈经过不忍睹，烂衣烂裤野人般；小儿炕角裸身抖，敌后创痍在眼前。”由于我们在张家口停留时间比较长，后于我们离开延安的《解放日报》的人反而先到了承德，因为东北急需要人去办报，他们要赶到东北。这其中原因我下面再讲。
    《解放日报》派去东北的有吴文涛、王揖一批人。吴原在报社负责国际版，后调到新华社负总责。延安时报社和新华社都在清凉山，实际是一个单位，由博古负责。由于去东北的路还没有搞通，他们先于我们到达承德后，暂时滞留在那里。驻在热河的苏联军队是九月份撤走的，将承德市全部交给了我们，《解放日报》这些人就先接管下热河省原有的一张报纸，大概叫《中苏新报》，后改名《大众日报》。我们这一行人到了承德后，吴文涛就将报纸交给了我们，几天之后他们就去了东北，这是十一月下旬左右了。报纸归热河省委管，书记是胡锡奎。我和范元甄两人负责。有个副手林采，他原来是冀东报社的前方战地记者。冀东的负责人李运昌，当时是热河军区司令员。（多年来跟李昌住一个楼，他是李大钊的侄儿、李葆华的堂兄，年纪可能比李葆华大一点。）同延安的记者比，林采水平和文笔差了些。到十二月，也可能是第二年，一九四六年的一月份，冀热辽分局正式接管了报社，《大众日报》就不再归省委管，报纸也改名为《冀热辽日报》。
    前面说了，延安《解放日报》一干人要赶到东北。为什么呢？我们离开延安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使中央的总方针有了改变，决定不再在冀热辽设中央局，而是尽快拿下东北，立足东北。这个事儿你们知道不知道？报纸上好像都登了。日本刚一宣布投降，朱德和毛泽东就发出命令，要日本向我们投降，共产党的队伍要接收他们所有的占领区。冀东地区的曾克林，动作神速，率领部队从冀东一下子就出了山海关，先于国民党的部队到了沈阳。苏联红军驻在那里，他们的司令一下子搞不清楚曾克林是哪方面的。曾克林告诉他们自己是共产党、八路军，红军不信，说要到延安去弄清楚。他们派了架飞机，让红军的一个负责人同曾克林一起飞到延安。那当然一下就搞清楚了。毛泽东不在，刘少奇立即决定派人去东北，乘红军的飞机，马上走，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变局。那架小飞机可以坐一二十个人，有彭真、陈云、吕正操、林枫、王首道，大概还有王鹤寿几个人。这一飞机人决定了什么呢？独占东北。（问：抢下东北是不是因为共产党所在的陕北等地区都不发达，在发达地区没有地盘，东北是比较发达的地方。）陕北当然很可怜，只有饭吃。当时的概念是这样，但是具体情况不清楚，到了东北以后才知道。（问：这着棋到底是毛泽东走的还是刘少奇走的？）恐怕主要是刘少奇走的，毛泽东在重庆，刘在延安主持工作，通过电报与毛泽东交换意见。（问：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个电视节目，好像比较突出这是刘少奇的功劳。当时上边走这着棋，下边的干部对于大局心里清楚不清楚？）我那个时候心里是清楚的，因为富春跟我谈了话。（问：当时上头用什么人也是前前后后有变化的吧？一开始不是李富春和林彪去冀热辽打前站吗？）对，曾克林坐飞机到延安以后变了。林彪走在山东的路上收到电报，让他去东北，李富春也去东北；由程子华到热河，冀热辽从中央局变为分局，由晋察冀管。
    十月底，中央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第一、二副司令员分别是吕正操和李运昌。彭真一直在北方白区党工作，建立晋察冀根据地有功，到延安后，毛泽东才熟识，很是看重，取代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党校工作。陆陆续续到达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二十四人，占七大七十七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有张闻天、高岗、彭真、陈云、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恒、林彪、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程子华、吕正操、王首道、谭政、刘长胜、乌兰夫、万毅、古大存、陈郁、肖劲光、陈正人、罗瑞卿。张闻天、高岗、彭真、陈云是政治局的。其中程子华、肖克、黄火青、杨青、赵毅敏留在热河。因为李运昌抗战时在冀东，一九四六年一月调回热河。
    开始中央总的方针是“关门打狗”，山海关关上大门，我们全部占领东北。那个时候，已经接收了四、五十个城市了，四平街以南，哈尔滨以北，佳木斯以南都有了我们的部队。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对东北局的指示是这样的：竭尽全力，大战全东北，万一不成，也造成对抗的力量，以利将来谈判。大概后来看着不行了，让出沈阳，死保长春、死保四平等，而不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为首，彭真就是死执行这个方针的，叫做保卫马德里，在军事上要拼，就是拼主力呀。彭真建立根据地他是有经验的，军事工作的经验少一些。晋察冀主要是在平山那一带，仗没有彭老总他们打得那么多。四平一役打了十多天，损失非常大。林彪下决心：“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下令撤退，不打了。高岗跟我详细谈过东北解放的全过程，他和林彪、罗荣桓、陈云，还有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于是硬将“彭真挤走了。”彭真是一九四七年初从东北调到中央的。于是东北的领导集体为“林罗高陈”，前两人管打仗，后两人管建设。黄克诚也曾同我详谈过这段历史。
    那时延安并不知道东北的具体情况，日本人占领东北那么多年，国民党也不清楚啊。那个时候的情况错综复杂，大的方面是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美国同蒋介石的关系，还有苏联同蒋介石的关系。美国当然不愿意东北完全被苏联控制，希望蒋介石能插进去。因为朝鲜北半部那时已经归苏联了，美国只控制着南半部，所以他们希望至少东北变成一个南北朝鲜的局面。（问：实际上就是日本战败之后留下的这个真空怎么瓜分的问题。朝鲜纯粹是美国和苏联两家瓜分，他们想怎么分就怎么分，而中国还有个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家都不是美国和苏联能够完全指挥的。）但是蒋介石的政府是合法的，苏联同中国政府有一个中苏条约，他们在东北从日本人手里接管的地盘要交给蒋介石，不能交给共产党，因此不能公开地将地方交给我们，城市还是要交国民党接管。但是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到东北一下子就站住了呢。当然这些关系随时在变化，恐怕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你看那个赫尔利在到延安时谈得挺好，一回去就变卦了。美军观察组的史迪威还是不错的，观察组派到延安来的那个戴维斯，八九年我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在旧金山湾区）接受邀请访谈时，还见过这个人，谈过话。（问：实际上美国当时的主张还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对，成立联合政府，和平，不打，美国并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司徒雷登就准备建交，继续当大使。蒋介石违背了美国的方针，可以这样讲，蒋介石是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
    我们派到东北去的干部、部队是从四面八方调过去的，作风、水平等各个方面很不一致。（问：但是都是共产党最强的力量吧？）是。所以这中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有一些冲突，包括那个时候有人指出毛泽东有错误、彭真有错误，指出中央东北方针有问题，我觉得这都不奇怪。应该讲出现了一些问题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问题在后来的争议，我所知道的争议，是黄克诚跟我讲的，从一九四五年的十月持续到四六年的上半年。


[1]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是于1945年8月28日飞离延安赴重庆和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