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撰写回忆录的资格与动机

李旧苗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因为披露了体育界一些内情，成为热门话题。其实，在西方国家，政府要员退位以后，撰写回忆录是常见的文化活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因撰写回忆录，甚至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拉练门”惹上官司，退休时欠下数百万美元律师费，出版回忆录《我的生活》的版税，化解了债务危机。中国领导人在毛泽东时代是终身制，没有退休一说，也没有领导人写回忆录。1950年代末，党史专家李新帮助吴玉章写回忆录。陈毅给他讲了留法勤工俭学时在里昂被捕，领头的党员赵世炎却溜之大吉等鲜为人知的情况。李新提出要帮陈毅写回忆录。陈毅说：“写回忆录，我没有资格。”李新说：“你是元帅嘛，怎么没有资格？”陈毅说：“留法的时候，吴老已经是名流了，我还是娃娃呢。”陈毅不是故作谦虚，这可能是当时高层不成文的共识。毛泽东不写回忆录，别的领导人也不便破例，加上当时运动频繁，自我评价很难定位。使得开国那一代主要领导人，都没有留下成本的回忆录。只有像吴玉章这样比毛泽东年长，又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回忆的又是辛亥革命等前朝往事，算是留下了书。
    改革开放以后，写回忆录的资格问题不复存在。领导人可以写，老百姓也写。中国逐步结束了终身制，党政高级领导人在70岁上下就退出了政务活动，可以说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撰写回忆录的情况便多了起来。比如钱其琛，虽然和陈毅不是一代人，但担任过的要职和陈毅差不多，都曾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他出版了回忆录《外交十记》，亲历的重要外交活动基本上都涉及了，披露的内情不少。这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当然，中国退休政要撰写回忆录，讲述决策内情都十分慎重，注意和党的决议保持一致。采访袁伟民的书虽然引发了一点争议，其实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引爆争议，或许正是出版投资方预期的效果。有了争议，能吸引眼球，使这本书更为畅销。
    退休政要的回忆录，畅销者固然有他的价值，但不畅销的未必价值不高。前些时候，有朋友向我推荐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我买来一读，果然此言不虚。李新以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专家闻名于世，最后的领导职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逝世于2004年。这本回忆录有一部分生前曾以《救亡与抗战》、《回望流年》等书名出版过，反响并不大。这次出版的是他去世后由陈铁健整理的新本。新本收入了有关中共北方局整风、人民大学的三反和反右，以及作者赴甘肃参加四清运动的回忆等内容，史料价值甚高。因为不是畅销书，出版时曾遭到毁约。其实，就史料价值而言，高于某些畅销的回忆录。
    且举一例：李新1948年到西柏坡向任弼时汇报工作，长谈三日。当时李新任河北永年县委书记。任弼时详细地询问了全县党务工作干部的情况，县委多少人，常委几人，县委机关多少人，每年需要多少经费，全县共有多少脱产的党务人员，全县党务工作的经费大约多少？李新回答之后，任弼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的党务干部不很多，全县只有几十个人，开支也不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给，自己搞生产，能解决问题吗？”李新回答：“我们能组织生产推进社，解决几十个党务干部的生计和党务经费，是不成问题的。”他反问：“弼时同志，你为什么单问我党务干部的生计和党务工作的经费呢？难道要停止对我们的供给了吗？”任弼时回答：“你放心，不会让你们没饭吃。”他又说：“现在不是要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吗？新政府是联合政府，不只有共产党，还有各党派；那时，如果各党各派的经费都是自给的，我们共产党的经费怎好由政府供给呢？”李新又问：“党务经费为什么一定要自给呢？将来新政府成立，对各党派也给点经费不就行了吗？”任弼时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你给他们多少？给共产党多少？谁来决定？而且，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后来的国情没有按任弼时的思考发展。但李新的回忆，不可谓不重要。庞大的党务的人员队伍由纳税人供养，总不能说是政治文明的体现。
    李新这本书，填补历史盲点，澄清历史真相之处甚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此书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在于他撰写回忆录有自己的动机。他说：“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当今市面上流行的回忆录很多，作者有退休政要，也有平民百姓，有作家学者，也有明星艺人，乃至工商人物，三教九流，写作的动机也各式各样。有的是为着雁过留声，有的是想亲属和后代留个念想，有的是为了标榜以往的成就，有的是炫耀权力和财富，有的是体现某种政治待遇，也有的是为出版商赚钱的目的所驱动。不同的动机，必定让回忆录呈现不同的品质。相比之下，我以为李新这种境界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