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追问阳光财政------ 税与福利（一）

周雪川

大家都关心自己口袋里的钱，都希望自己的钱包更鼓，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各项开支，都在努力挣钱增加自己的福利。然而，如果大家都抛开对税收这笔大钱的关注，只关注自己口袋里的那笔小钱，那福利也很难高得起来，因为税收与每个人的福利息息相关。
税收是政府对民众收入的“提成”，政府“提成”得越多，老百姓可支配的收入就越少。从企业的角度看，交的税越多，利润越少，进而减少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最终结果，会减少居民的就业机会以及获得更高工资的可能。
然而，税收也并不是福利天然的敌人，例如瑞典，它的宏观税负（税收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国，但社会福利却比中国好得多。法国政府有全民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并广泛推行失业救济制度，对贫困家庭进行补贴，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进行补贴等等,这些政策得以实现，主要也是依靠高税收。
对于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其背后有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进一步考察政府和百姓的关系以及公共物品的组织生产过程。为此，本章对明税、暗税和净税等概念作了区分，并说明，只有对一个国家的“净税”进行考察，才能对它的税收状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1.
税收如何影响经济
税是民众购买政府服务的费用，这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费用，例如付给饭馆、理发店或保姆的钱没有区别。如果我们所花的钱都是必要的，是我们自愿的，而且购买的消费品物有所值，这些钱并不影响我们的福利。但如果我们花了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些钱就浪费了，如果花的这笔钱数额巨大，那势必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使我们的生活品质下降，甚至因此陷入财务困境而致贫。所以，人们在纳税上的负担，会影响他们的收支状况与福利水平。
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分析，老百姓交的税越多，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钱就越少；从企业的角度看，交的税越多，利润越少。虽然企业可以把一部分税转嫁给消费者，但这种转嫁会减少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减少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最终结果，会减少居民的就业机会以及获得更高工资的可能。下面的故事，形象说明了税收对人们福利状况的负面影响。

事例11（虚拟）·阿星的蛋糕店
在电影《功夫》的结尾，阿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火云邪神。但故事还没有结束，他与好朋友肥仔开了一家蛋糕店。阿星是这家店的老板，肥仔是员工。在经营蛋糕店的过程中，他们碰到了税收上的问题。
这天，阿星接到税务局的通知：为了给新政府大楼筹集资金，市政府决定本年度个体店的营业税率由10%提高到15%。阿星算了一笔帐，自己的蛋糕店每月营业额在2万元左右，加税之后，每月多付税款1000元，平均每个蛋糕要分摊税款8元钱。
阿星不能无动于衷。首先，他决定提价——当然，他不敢把全部税款都加在原来的价格上，那样会冒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的风险；他给每个蛋糕提价4元，这样一来，多付的税款有一半由顾客来承担。
接下来，阿星找到肥仔，问他要不要继续干下去。几年来，肥仔攒了一些钱，想自己开一家店。这次税金增加，阿星准备对肥仔的岗位减薪300元，如果他想离开，这是个合适的时机。但肥仔说，他愿意继续干下去，因为市道不好，自己开店未必赚钱。阿星说：“那就坚持一段时间再说吧。”
其实阿星每月也要少挣200块钱。他本来有开第二家店的计划，现在也搁置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税收对人们生活状况的影响：
第一，影响商品价格——税收越高，商品价格越高，消费者支付的代价越高。
第二，影响员工工资——税收越高，企业减薪的可能性越高，提高工资的可能性越小。
第三，影响企业利润——税收越高，企业利润越低，扩大投资的意愿越低。
第四，影响个人创业——税收越高，个人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越低，人们通过创业致富的机会越少。
到底多少税收合适呢？1974年的一天，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记者及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张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幅类似抛物线的图，向在座的人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总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线”，下面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可以帮忙我们非常形象地理解“拉弗曲线”的道理。

事例12（真实）·土匪的生存危机
1913年，中国大地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四川省广汉县位于成都通往陕西交通要道上，境内有五帮土匪在川陕大道上专事抢劫。当时，由于抢劫的土匪太多，强度太高，以至于没人敢走这条路。不仅一般的百姓不敢走，就是小规模的军队，比如说一个排的军队都不敢走。抢来抢去，广汉境内的人纷纷逃避，逐渐荒凉，土匪没东西抢了，遇到了生存危机。于是，五帮土匪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办。结论是，不能这么下去了，要改革。
怎么改？比如说广汉县境内有一百里的道路，五帮土匪分配好，每一拨土匪管20里，在路口建立一个收费站，空手客来了收五毛，带包裹的小商小贩收一块。收了之后，保证这二十里之内不再重复收费，而且维护这一段的道路安全，然后到下一段又开始收。当时的一块大洋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三十五六块钱，空手客大概就是现在的十七八块钱，跟现在的高速路收费标准差不多。改用这个制度之后，川陕大道渐渐恢复了人烟。

这个故事来自著名历史学者吴思先生关于“血酬史观”的一次演讲，讲的是土匪抢劫，但却可以非常形象地理解政府税收与财富增长的关系：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就高，税率太高，人们就被吓跑了，结果是什么经济活动都不发生，你反而收不上税来。只有在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时，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这个原理并不复杂，我国古代名篇《文子·七仁》中就说过：“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古代名著《管子》中也说要“取民有度”，就是要把适当的税收标准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政策，“轻徭薄赋”也一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传统王朝比较兴盛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与统治者采用低赋税有关。
根据“拉弗曲线”，经济中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是政府税率为0，结果税收为零；二是税率为100%——也就是企业和个人的全部收入政府都想拿走，结果经济活动将停止，税收同样为零。在0到100%之间，有一个转折点，使得政府的税收随着税率（或征管强度）的提高而从上升转为下降，这是广大企业不堪重负的信号。
2009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29530.07亿元，同比下降6%，减收1895.68亿元。这种情况下，税务部门加大了税务稽查的力度，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将从今年4月份开展至今的大型企业集团税收自查工作的检查范围，扩大到了2008年度的税收情况，并要求企业进一步补交税。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的人士称，原计划从大型企业集团税收自查中追缴200亿元税款。但从现在的不完全统计来看，补交税款肯定超过了200亿元的计划。在财政收入日渐萎缩的当下，税务总局稽查局的全年税收稽查任务也在不断地加码，从年初制定的“保七争八”，即保证稽查700亿元，力争800亿元，最终增加到1000亿元。这几乎是2008年全国税务系统稽查总额513.6亿元的一倍。
税收下滑时加大税务稽查力度，似乎无懈可击。但深入分析，我们就知道，目前中国税收增长速度放慢，不但不能说明减税的困难，反而说明减税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程度。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衰退，珠三角、长三角出现企业倒闭潮，无数工人失业，失去了生活来源，一些勉力支撑的企业也只有通过给部分员工放长假来缓解自身的经济压力，工人们的福利待遇大为降低。

事例13（真实）·广东与浙江企业面临巨大困难
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2008年前5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数量达11006家，增长12.7%，占全省工业企业的26.0%；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49.3%，增幅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

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
浙江省经贸委发布的《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报告显示，在宏观政策从紧、国际经济波动、通货膨胀明显等压力下，浙江工业经济处于紧运行状态。
1至6月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总额增幅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5．5个和17．8个百分点。1至5月规模以上亏损企业有1．07万家，亏损面达19．6％。其中，各行业分化较明显，多数轻纺行业特别是皮革、化纤、服装、印刷等亏损较大。
另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有1200多家企业歇业关停，这在浙江连续10年的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事例14（真实）·这种税率企业哪里能撑得住？
南安市机动车维修协会会长高级工程师蒋建平先生，是福建省南安市建平汽修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汽车综合维修企业，属一类企业。不过因为税，这家公司已经不存在。
据蒋建平介绍：汽车维修企业营业额主要是工时费收入＋配件销售额。综合修理厂工时费收入与配件销售额比例一般是25%～30%：70%～75%；他的厂是一般纳税人，税负率是国税17%＋地税6 %（多），总计负税率是23%（多）。国税的17%只要有进项（即进货增值税发票），就可以按10%～12%进行抵扣；工人的工时费（产值），因没有进项，因此不能有抵扣。假如维修产值10000元，因没进项抵扣，绝对要缴纳国税17%＋地税6%（多），即必须缴纳2300元税。这种高额营业税岂不与所得税一样了吗？这种税额也已经接近乙类香烟30%和雪茄烟25%……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汽车维修行业已经是由生产性企业转性为服务性企业，对服务行业收取类似香烟类这么高的税额难道合理吗？”蒋建平忍不住质疑如此高的税率！他继续介绍：在本地区综合修理厂，工时费总收入一般是企业与作业工人各分50%，即10000元工时费收入，企业与作业工人各得5000元。企业管理人员（包括后勤、勤杂人员）的总工资，一般都占企业工人工时费总收入的25%，即10000元x25%＝2500元。以上三项：企业付工人工资5000元＋管理人员工资2500元＋缴税2300元人，等于9800元。企业在作业工人的总营业额中所得似乎等于0。
蒋建平说，目前全国仅轿车小车约有近500种车型，车型多又杂，但一般纳税人经营汽车配件商实在太少，整个南安市没有，整个大泉州市只有一家，而这一家经营配件的供应品种特别有限，因此他们公司进购的汽车零配件只得向其它无法提供有增值税发票的配件商进购配件，使他们进购的配件没有进项发票，无法进行抵扣，使销售后的配件要向税务部门缴纳23%的税。为降低税率，他们迫不得已想办法弄到进项发票（这种做法，不仅增加开支，而且严格地说是合理不合法）。然而企业不仅要缴税，还得付：水、电、电话、办公用费，要付工商费、治安费、卫生费、培训费，还要交全体员工的人身保险费和企业的财产保险费，员工伙食补贴费、医药费、配件进购的采保费、运费、要承担配件运输中破损的风险，还有仪器、设备、厂房折旧费等各种正常费用开支。
蒋建平自认为他的企业在南安市不论是信誉、技术、服务等属较好的企业，但没想到全市唯独只有他一家综合型汽修厂被指定为一般纳税人──“这种税率企业哪里能撑得住？”别说企业想发展，连维持运作的利润也没有了。无法与同行业平等竞争，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于是，蒋建平为了“不再折腾自己”，横下一条心，含泪把十多年辛苦奋斗和经营的企业，于2008 年9月卖掉。

拉弗曲线的原理和“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古训告诉我们，税收不能超出社会的承受底线，如果超出这条底线，不仅税收难以增长，连税收的基础都要毁掉。过去数年中，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是GDP增长的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