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我们真相信国内消费不足吗

李旧苗

谬误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我们今天在经济领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命题，因为不断被重复，久而久之就成为定论了，大家也就都相信了。这几年说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典型故事。现在，不仅媒体上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言论，甚至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也都认同和接受了这个似是而非的判断，相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今天，从上到下似乎有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的增长非要靠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才有出路。这个论断已经在前不久还写进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
    我们真的相信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吗？很多人会拿出国际参照值作为证据。例如，很多人发表文章都无一例外地提到，消费占GDP的比重，世界的平均值是70%，发达国家是75%，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2007年的数据，中国是48.8%。而且这个占比还在逐年下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曾在《财经》上发表文章提到：“2007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跌至历史最低点36％”。而渣打银行有限公司研究部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它们的测算，中国“2009年消费占GDP的36%”。不知道罗奇的数字是否包括了政府消费在内。不过，即使把政府消费考虑进来，2007年的最终消费率也不超过GDP的一半。总之，正如有些境外媒体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消费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可能是最低的”。
    我们先不讨论中国的消费支出（以及对应的投资）在数据和统计上的潜在问题。试想一下，假如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是70%，中国可以如此大幅度地偏离这个平均值而经济居然不出问题吗？长期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对待中国经济，毫不费力地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统计描述，而全然忘记了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原理。不错，各个经济体之间在很多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上会存在差异，但从道理或逻辑上它们不该过分地偏离这些指标的均值。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经济可以是个例外或者可以与众不同，那十之八九该是我们过于自信了。经济世界该没有这么回事。
    可是，离谱的事情就这样还是发生了。从国家公开的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值，而且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这个占比还持续向下走，平均而言，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30年前，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都在60%以上，而直到1990年代中，这个比率都基本稳定在60%强。
    那么，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怎么可能在1990年代中之后像过山车一样突然开始下冲了呢？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自己还没有更好的解释。既然统计上显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了，人们自然就会从那些约束家庭消费开支的收入上去寻找答案了，毕竟统计上显示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没有下降。于是，现在流行的解释便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差距不断拉大，居民消费的开支出现了减缓的趋势。2009年7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公开表示，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影响消费占比下降的重要因素。
    但这个解释面临很多问题。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本身存在一个定义模糊和度量上的问题，而且它只是一个关于相对收入的度量，并不反映绝对收入的变化趋势。另外，从收入差距上解释消费占比的下降还面临另外一些问题，你必须假设家庭的大部分消费需求不是刚性的。而面临更多的刚性消费支出项目应该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的典型特征。实际上，用收入差距的扩大来解释的应该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趋势才对。
    1990年代之后，由于体制改革和局部的市场化，原来由政府开支或企业包办的基础教育、医疗和住房开始部分进入市场，居民家庭也因此开始承担这部分的支出责任。由于这些开支是居民的刚性需求开支，因此局部市场化之后，居民在这些方面上的消费开支只会大幅度和持续地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
    以住房这个中国家庭十年来最大的消费开支项目为例，现有的统计系统处理居民住房支出的方法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彭志龙提供的数据，2008年中国居民自有住房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消费，居民全部住房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我相信，这个数据严重低估了中国居民住房消费开支的真实负担。低估这个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对中国居民的自有住房的所谓 “推断租金”（imputedrent）没有得到恰当的估计和统计。在国民账户系统中，居民购买住房的巨额开支不能被纳入当期消费开支的范畴，从而居民对自购自有住房的消费开支只能作为隐含开支来处理 （因为自己不对自己支付房租）。因此，作为一个核算原则，居民对自有住房的消费开支通常是通过估计“推断租金”来纳入统计的。所谓“推断租金”就是把一个与该自有住房在品质、大小和地段等很多方面都相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年租金作为这个自有房屋的参考租金。可是，由于中国房屋租赁市场很不发达，有关住房租金的资料严重匮乏，的确很难获得恰当合理的推断租金数据。因此，在我们的统计中，中国城乡居民每年的自有住房消费开支实际上是按成本法计算的，也就是居民的自有住房消费开支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以及物业管理费的加总。考虑到中国的自有住房比例高达90%这样一个事实，仅仅这部分的居民消费开支就很难不被低估。
    实际上，居民住房消费开支的统计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其他的服务消费的开支领域。比如在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消费方面，由于供给的不足和巨大的需求压力，中国的居民至今仍然面临政府管制价（即政府制定或政府审核的收费）与黑市或灰市价（即地方或部门单位自己制定的收费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由这个差距代表的那部分居民服务消费开支肯定未被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居民的金融服务消费和保险服务消费开支日益增长，但现有的数据资料非常有限，统计部门多数情况下只能借助于一些相关的指标来进行推算。所以，可以预料，相对于产品型的消费开支统计数据，中国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在统计上被严重低估就不可避免了。即使估计政府消费支出的财政支出数据，也可能只是反映了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情况，很难包括政府其他项目的支出范围。实际上，在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名目繁杂，同一功能的支出项目可能分散在完全不同的类别和科目中，很难将行政事业费的支出数据准确调整和转换为GDP核算所需要的数据资料。
    我曾经撰文提到，与消费支出数据被低估的情况类似，投资支出的数据被高估的情况也不容忽视。在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媒体记者）是不能够很好地区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两个概念的。情况常常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往往被简单地作为支出法计算的GDP当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了。这几年，总是听很多人说，投资已经占到GDP的60%了。其实，这个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不完全反映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我猜想，被媒体高度关注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的这一“不良”现象，很大一个原因是投资支出的数据中混杂了不断得到开发和交易的土地的价值。按照惯例，土地的交易价值不应该被包括在GDP的统计中，这是因为用于土地征用和交易的费用并不形成社会的固定资产。但是，我们在统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则的确是包括土地征用、购置及拆迁补偿等这些巨大的费用的。但由于它们不增加社会的固定资产，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统计口径下应将它们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扣除。
    有意思的是，居民购买住房的巨额开支不能被纳入当期消费开支，但另一方面，由于“推断租金”的基础资料不足，居民的住房消费开支则又被低估。这还只是居民服务消费被低估的一个方面。而在投资支出方面，由于征地、拆迁和土地交易价值的费用越来越大，地方和有关部门在报告统计数据时常常高估固定资本的形成额。实际上，按照标准的支出法统计的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么高，而且这些年来也没有大幅度地、持续地上升。
    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几十年的统计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企业和单位统计报告系统和组织。这套组织系统比较适合从产值的角度来核算GDP。因此，时至今日，中国的GDP核算主要还是依赖生产法进行的，而且这个核算具有很好的稳定性。相对而言，用支出法（甚至用收入法）核算GDP的难度就大多了，而且支出法核算GDP还要依赖对城乡居民的家计抽样调查，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面对和获得企业和行业部门的产值（包括增加值）数据比较单一，而要调查获得各级政府、城乡居民以及各种类型的经济主体的开支数据则复杂多了。
    事实上，很多人在谈到十年来中国的投资和消费相对于GDP的变化模式时，实际上他们使用了在定义和口径上并不一致的数据来源，而且没有去考虑统计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消费开支的困难所导致的扭曲。每当我看到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以及相应的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占比数据时，总是心有余悸的。
    回想在1990年代之前，我们的经济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一样，经济活动和结构还都显得十分简单。国家的统计制度还应付得过来。进入90年代之后，经济不仅稳定增长，而且结构变化迅速。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速度和城市化的进程日新月异。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显著地增长，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务农农民的减免和补贴与日俱增，对城镇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规模也越来越大，更不用说新一代消费主义阶层的崛起、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概言之，我们的经济比其他发展中经济变得复杂多了，而且复杂得太快了。我们的统计当局使用的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分类方法不再能满足经济变化的要求。即使政府的消费支出也因为分类的层级多少而无法全面涵盖。怎样去恰当和适时地捕捉经济的变化，准确描述出经济变化的模式，给我们的统计当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当然了，对于一个变化迅速的经济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统计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真正让我感到好奇的，不是一个可能被错误地组合起来的“占比”最初为什么会出现，而是这样的“占比”这些年来为什么总是不断地被夸大并信以为真。

老木匠

这是他的旧作吧？

李旧苗

这是他的旧作吧？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1-8 10:52

近作。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12月31日。

李大苗

通篇都是臆测性的，投资之重，最显见的就是基础建设和产业工程的规模。

这位张军先生，显然没有真正搞懂经济学，也没搞明白GDP的的统计意义以及该统计的设计原理。他以为自有住房GDP仅仅就是房屋交易价格，而不知道所有建房的材料，都是当年的工业生产值，本身就反映了建材业的GDP。

消费是和个人或家庭收入相关的，在收入约束条件下，租房支付的租金高，就一定减少其他消费，反之亦然。

李旧苗

关于中国消费统计问题的几点看法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彭志龙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占经济总量的份额却逐年下降，这一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到底如何看中国消费，笔者做了点研究，就教于同志们。
    一、我国消费的统计方法
    消费指为直接满足居民个人的生活需要和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常住居民和政府部门用于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我国消费统计是按照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年SNA）的原则和方法，并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确定的。
    （一）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指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最终用于生活消费的所有货物和服务支出。从消费主体上讲，它是常住居民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消费支出，既包括在国内的支出，也包括在国外的支出，但不包括非常住居民在我国的消费支出，非常住居民在我国的消费支出被看作是出口；从消费用途上讲，它是为直接满足常住居民当期生活需要的消费支出，不包括居民购买的作为固定资产的住房。从获得货物和服务的形式上讲，既包括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货物和服务支出，也包括从单位获得的实物报酬以及自产自用的货物和服务消费等。原则上，居民从市场购买的消费品按实际购买价格计算，自产自用的消费品按市场上类似货物和服务的价格计算，但如果缺乏合适的市场价格，则按成本估算。
    居民消费按用途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包括自有住房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实物消费、银行中介服务、保险服务、其他等11类。这一分类与1993年SNA的居民消费分类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利用城乡住户抽样调查的人均消费支出和对应的城乡人口数进行推算。此外，银行中介服务、保险服务、自有住房服务、公费医疗消费支出等利用有关部门资料进行计算。
    （二）政府消费
    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形成的消费支出和免费的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包括政府在国防、行政管理、医疗卫生、文教等方面的支出。由于政府提供的服务通常不收费或低于成本收费，因此，1993年SNA规定，政府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在实际计算中，主要利用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资料计算。
    二、我国居民自有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性消费支出水平
    （一）自有住房服务消费
    居民住房服务包括租房和自有住房两种形式。租房服务消费是房屋承租者消费的由出租者提供的住房服务，按承租者支付的租金计算。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指自有住房者消费了自己提供的住房服务。由于我国房屋租赁市场还不发达，有关住房租金的资料不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一般难以获取合适的市场租金，因此，我国的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即自有住房服务消费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之和。
    2008年，我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服务消费，居民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
    （二）医疗卫生消费
    医疗卫生消费指居民用于医疗和保健方面的全部支出。既包括居民在药品和诊治方面自己花费的支出，又包括由财政部门和社保基金为居民支付的药费及诊治费。在实际计算中，居民自己花费的支出，利用城乡住户抽样调查的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和相对应的人口数计算，财政部门和社保基金支付的部分，利用财政部门当期发生的对个人和家庭的公费医疗支出和社保基金支付的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等资料计算。从上述计算方法看，抽样调查的医疗保健支出是居民当期实际发生的支出，与居民是否在正规医疗机构看病无关，只要付了钱，都要求统计进来。公费医疗支出和由社保基金支付的部分是按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当期实际支出数来计算的，因此，将上述两部分相加，基本涵盖了居民全部的医疗卫生消费。2008年，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消费占居民消费的8.3%。
    三、我国居民消费绝对水平和相对比例仍然较低的原因
    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扣除价格变动影响后比1978年扩大了11倍，年平均增长8.8%。尽管我国居民消费增长较快，但相对同期GDP9.8%的速度，仍相对滞后。
    （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仍然较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一方面，尽管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在缩小，2003年，我国居民消费相当于美国居民消费的8.8%，2008年提高到15.4%。另一方面，从消费结构看，我国居民消费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一是食品仍是居民消费的主要部分。2008年，我国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消费的33.1%，美国这一比重只有6%。二是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偏低。2008年我国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的40.1%，美国为66.4%。三是家用汽车等舒适性消费较少。据联合国统计，2006年美国每百人汽车拥有量为78.8辆，固定和移动电话拥有量为134.6部；日本分别为57.9辆和122.3部；韩国分别为31.2辆和139.8部，我国分别为2.4辆和62.6部。
    （二）与投资和出口增速相比，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从而居民消费在支出法GDP中的比重较低
    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的三大需求发展不平衡，投资和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相对较慢，使得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2000-2008年，投资增长17.9%，净出口增长34.7%，分别比消费增速快7.2和24个百分点。
    四、我国居民消费统计存在的缺陷和改进方向
    受基础资料的局限，我国居民消费计算方法也有一些缺陷，致使某些方面居民消费真实水平反映得不太够，需要努力尽快完善。
    （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分割，样本数量偏小，代表性不够强。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是计算居民消费的重要依据，但由于我国现行城乡住户调查制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调查制度存在城乡分割不统一的缺陷。再加上调查样本不足，而增加和轮换样本现实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使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可能存在系统性偏低。
    （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消费信用资料较少。在发达国家，居民消费主要通过信用支付，银行联网的信用记录被大量用来补充统计调查记账的不足。而我国居民消费支付中，现金支出占大头，银行信用结算还不普遍，居民消费统计主要依据统计调查记账资料，难免出现遗漏。
    （三）居民消费中灰色支出的数据难以搜集。在住户抽样调查中，由于居民不愿填报一些灰色支出，如就医、上学和求职方面支付的礼金、择校费、赞助费等，造成消费统计有所缺失。
    （四）按成本法计算的自有住房消费有一定低估。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较快，房屋租金也随之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自有住房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可能会比按市场租金计算有一定程度的低估。
    总之，我国居民消费计算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但主要方面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计算结果基本反映了实际情况。

李旧苗

惊闻张军怀疑我国消费不足论


李光维



    我越来越感到，经济学总能把很简单明白的事理搞得一塌糊涂。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教授张军博士，竟然怀疑起我国消费不足的基本判断来了。
　　就在昨天，经济观察网发布了张军教授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真相信国内消费不足吗”。看到标题我就很惊讶，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是复旦的张军教授的文章，读罢还真是他所写。
　　应该承认，张军教授的这篇文章，就怀疑我国消费占ＧＤＰ比重的统计分析来看，是有见地的，目光是敏锐的。官方或国外学者的统计分析在量上可能有一定出入。但张军教授从定性的角度怀疑起我国消费不足的基本判断，就太不应该了。张军教授在其文中讲：“试想一下，假如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是70%，中国可以如此大幅度地偏离这个平均值而经济居然不出问题吗？长期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对待中国经济，毫不费力地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统计描述，而全然忘记了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原理。不错，各个经济体之间在很多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上会存在差异，但从道理或逻辑上它们不该过分地偏离这些指标的均值。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经济可以是个例外或者可以与众不同，那十之八九该是我们过于自信了。”这段话更让我感觉有失水准。且不说这里的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70％前用了“假如”字眼，更重要的是简单地凭借“道理或逻辑上”这几个字眼，就要得出不会大幅度偏离这个值的结论，而对我国巨额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及民众储蓄这些有关因素则避而不谈。更更重要的是，全文所要证明的只是中国消费占比不会远离世界平均值或者说低估了这个值，但这样就能否定我国消费不足的基本判断了吗？是那路神仙规定了达到了或没有远离70％就不存在消费不足了？
　　消费不足，本质是产能相对消费过剩的一种经济现象。由于我国多年来坚持外向经济战略，产能空前提高，产品消化（也即消费）严重依赖出口，如今出口受阻，产能虽然要受挫但不会相应消失，因而消费不足也就成了明显突现的现状。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张军教授怎能对此视而不见怀疑起我国消费不足的现状来呢？结论只能是接触荒谬的经济学工具太久中毒太深了！

老木匠

药吃多了，影响思维吧

李旧苗

如果国人寅吃卯粮大消费中国经济就完了

叶檀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消费数据被人为低估，由于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不够准确，存在极大的低估。
    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如果真的寅吃卯粮大消费，中国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就要崩溃。换句话说，没有国人勒紧裤腰带储蓄，中国的高投资率与大规模的基建成果将成为空中楼阁。
    中国投资率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工业化初期需要大规模的要素投入，二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有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GDP的偏好。
    张军先生业已撰文指出，我国的投资支出数据有被高估的现象，大部分人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同于固定资产形成额。并且，在投资支出的数据中混杂了不断得到开发和交易的土地的价值。土地价值越高，固定资产形成额也就越高。但是，按照惯例，土地的交易价值不应该被包括在GDP的统计中，这是因为用于土地征用和交易的费用并不形成社会的固定资产。张军先生所言正确，要进一步指出，固定资产形成额即使被高估，也不能否认我国属于投资主导型经济这一现实，去除高估的部分，我国投资率依然偏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率保持了较高水平。尤其是1993年以后，中国投资率出现了明显加快上升的趋势，至2007年更高达45%以上，平均在30%到40%左右。
    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基础建设关键时期，均维持着较高的投资率。以日本为例，从1966年至1973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0.5%、10.4%、12.5%、12.1%、9.5%、4.3%、8.5%、7.9%，而投资率分别为27.6%、29.4%、31.4%、33.2%、35.4%、35.8%、37.4%，以石油危机为界，从1974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率陡降，而投资率居高不下。也就是说，在基础建设时期，40%左右的投资率是可以接受的。
    此后日本的投资效率值得怀疑，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节节下降，甚至在偏远的地区修建起大量华而不实的娱乐设施与高速轨道交通，又无法应对日元升值压力的冲击。日本在应该放弃投资主导的模式之时，却依然执迷不误，坚持高投资政策导致不可收拾的失速下滑。
    在赵岩女士所写的专栏中，曾经提及日本西南部一个人口不足7万的偏僻渔村——滨田（Hamada），欧美媒体对这个小地方的报导屡见不鲜。因为日本“失落的十年”中，这个渔村耗资70亿日元修建了一座宏伟的跨海大桥，至今车流罕至，当地居民的评价是“可以练习蹦极”。日本政府开出了慷慨的财政刺激药方，超过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中主力。滨田在那段时间获得的不止一座大桥，它还兴建起一条高速路、一所大学、一座监狱、一个儿童艺术博物馆、一个滨田太阳村运动中心、一个亮丽的红色的游客中心、一座滑雪场和一个白头鲸鱼海洋馆。
    结果是令人伤心的，日本的失落期不见尽头，由于储蓄率下降，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政府的高负债。2009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2010财政年度预算案，预算和发债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新发国债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超同期税收。日本财务省预计，到2010财年末，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计债务余额将相当于同一财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1%，负债率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平摊到人头，每个日本人背负约7万美元债务。
    投资率是否高企并不值得太多关注，应该关注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投资效率如何，是否都进入了日本海市蜃楼般的滨田小镇？二是高投资是否在资金上寅吃卯粮，让公共财政背上沉重的债务，断送了经济发展的未来？
    相比而言，中国的帐面数据尚属乐观，2009年赤字率预计略超3%，债务已经在增长——今年的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逾6万亿元，中央国债相当于GDP的20%，相比2003年已经增长了200%，很多隐性债务还会在未来两三年内以银行呆坏账的形式体现。但不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足够的储蓄，是这些储蓄让中国的基建得以大规模推进，是这些储蓄使中国可以抵挡住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这些储蓄，使中国可以承受住资产价格的高估，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买单。如果储蓄率下降，银行与大企业是撑不下去的。
    储蓄减去投资等于经常项目顺差。一旦中国人开始降低储蓄，大肆消费，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这对一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经济下降、动荡和不安。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政府与国企的投资效率，不能让他们挥霍了资金进行低效的经营。
    一方面享受着储蓄的好处，通过压低利率与通胀获取资金，另一方面却抱怨投资者不会消费。有强盗逻辑之嫌。

李旧苗

扩消费难为经济增长的政策

张军




    我前不久发表了文章“我们真的相信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吗？”，结果可想而知，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果然，这再一次验证了一个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现象，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这是一个似乎很难被推翻的命题。可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这一判断其实并不一定那么靠谱。
    很多人提到下列的数字来说明中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这些年来，国内消费支出往往占到GDP的75%，甚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占比略低一些，但也接近70%。在国民储蓄率相对较高的东亚经济（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里，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稍低一些，但也在60%（其中政府消费约占GDP的10%）。从官方统计上看，这几年中国的国内最终消费支出（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不到GDP的一半。扣除掉政府消费支出，统计显示，中国当前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只有36%，而且这个占比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模式。
    经济学上有一个关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原理，它告诉我们，过度的资本积累（对应着人为压低的消费）所推动的增长是不能维持下去的。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依靠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政策也只是带来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而如果中国这么低的消费占比以及它的下降趋势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怎能维持这么久的高速增长。
    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仍可以是“正常经济”的一个例外。我这样说的含义是，那些宏观上的总量比例关系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应该具有正常范围的值域，而不会有过大的偏差。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经济早已告别了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和经济开放的力量成为经济变化的指引。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经济在宏观上的一些大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应该会受市场和经济开放力量的支配而趋于大体合理才对，不然，其经济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10年来我们的国内消费开支相对于GDP的增长持续不断地下降，经济还能在增长的轨道上持续这么多年而不出轨？
    就消费模式和消费/GDP占比而言，直觉告诉我，中国应该与东亚经济的经验比较接近（消费/GDP占比大约为60%）。我在前文提到的那篇文章里特别强调，由于统计本身的原因，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比我们看到的高得多，至于它在过去10年代的下降趋势就更不太可信了。我的那篇短文虽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但还是希望它能给读者一个善意的提醒，已有的消费不足的说法很可能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说不定我们在总量统计上看到的消费占比的下降更多地是统计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假象，这其中像居民住房等服务消费支出在统计处理上是一个存在严重偏误的核心问题。
    与消费不足的判断相呼应的是扩大消费来拉动增长的命题。其实，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扩大消费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政策吗？经济学家的回答一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假如为了扩大消费开支，政府今年决定把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的一半（约占GDP的20%）拿来作为消费券发放给每个公民，能拉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吗？显然不能。正常条件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推高物价水平，导致通货膨胀。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奖金分配总额超过国民收入（当时叫国民收入超分配），结果出现反复不断的通货膨胀。只有在经济萧条时，扩大消费方能作为短期的救急政策之一加以使用，因为经济萧条时，社会未出售的库存大幅度增加，像政府的消费支持计划或者补贴消费的政策可以帮助消化社会的库存，对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我们在2008-2009年对付全球经济危机时采用的扩大消费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仅仅在短期对付经济萧条有意义。
    从长期来说，决定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是那些鼓励资本形成和有助于提高拉动生产率的政策，而不是鼓励消费的政策。过分夸大消费不足是错置了我们的注意力。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居民的服务消费开支的实际增长，我估计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了政府消费）相对于GDP并无大的变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这些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其实并没有上升，甚至很多年份还有所下降了。但由于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快，再加上现有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来自生产部门的“储蓄”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这使得中国这些年能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基建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不至于大量举债。没有这额外的储蓄，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可能会慢下拍来。
    中国经济正处在资本形成和快速增长阶段。由于投资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持续提高生产率的宏观效应常被人误读为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并以此来证明消费不足的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也许存在于某些时点上的个别产业或产品，但这些并不足以证明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用产能过剩来支持消费不足的判断或者支持以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说法，依然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那里获得的基本知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从长期来说一定会不断提高（相应地，国民储蓄率也会不断下降），但那是经济不断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只有通过资本投资持续提高一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才能增进，工资和人均收入水平也才能不断提高。扩大消费不能设想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脱离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的水平去呼吁消费需求的扩大不仅在理论上似是而非，而且容易误导公众，以为消费才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发达经济的十分之一，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有日本的5%，这意味着中国在现阶段保持比发达经济更高的投资增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和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所必要的。

老木匠

化疗药吃多了

李旧苗

化疗药吃多了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1-15 23:18

老木匠兄请看：

http://v.ku6.com/show/tF4o2elhEhBlzsRD.html



呵呵

李旧苗

谁说花钱能促进经济增长

邓新华


  《理财一周报》2010年2月1日   



    今天你家来了一群朋友，虽然你很不情愿，但是为了面子，你还是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当然，你老婆会不高兴，因为你们正攒钱买房呢。不过，虽然你们不太高兴，经济学家却很高兴。
    他们说，你提高了消费率，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他们说，由于你的消费，饭馆得到了收入；饭馆去采购，屠夫又得到了收入；屠夫又让养猪场得到了收入……
    是的，经济学家多数是这样说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他们是对的吗？你应该为了经济发展的大局而努力消费吗？
    不要为你的节约而羞愧，因为他们所说的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谬误，这个谬误在100多年前就被批驳过了，只是因为现在正逢经济危机，它才又变得流行。
    最近，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在其撰写的《扩大消费不能成拉动经济增长长期政策》一文中指出，消费不能拉动经济增长。这在当下算是难得清醒的好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却遭到了一些人反驳。看来，需要不断重申一个简单的道理：促进经济发展的永远是生产、储蓄，而不是消费。
    看起来，你的消费为众多环节的人们提供了收入，但是请注意两点：首先，你之所以能消费，是因为你之前的工作让你获得了收入；其他人之所以能获得收入也是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为你提供了产品和服务。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人，如果没有生产，就不会有消费。生产和交换才是收入之源，而消费不是。
    但是某些经济学家却说，如果大家都不消费，那么所有人生产的东西都卖不出去，就会导致经济萧条。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其实却是错的。因为，人们今天不消费，是为了未来更好地消费。今天你储蓄，可以获得利息，而企业家可以把你的储蓄借走，为你生产未来的消费品。你今天少消费，就可以在未来更早地买房、买车。如果你今天增加消费，未来你就要减少消费。你只能推迟买房、买车。
    一个社会越是生产、储蓄，它的消费越是能不断扩大。那些生产效率低下、资本存量低的地区，它们的消费就小。储蓄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生产的手段，借助这些手段，人们就可以更好、更多地为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比过去消费更多，并为他人的产品开辟更宽广的销路。
    消费能力永远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个家庭，要靠多工作、多储蓄才能更快地致富，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家庭可以靠拼命消费而致富的。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请坚信经济学的简单道理，不要被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迷惑。
    你储蓄，不仅对你的家庭有利，也对经济发展有利。

邱晓云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不可以如此跨越，好比微观购买改变的是商品的数量，宏观购买改变的是商品的价格，黄金二百元一克，你拿一万元可以买五十克；宏观考虑：二亿一吨，一万亿却买不了五千吨，可能一千吨都买不了；回到储蓄这个问题，别人讨论宏观对策，他拿微观来举例是不合适的：你省吃俭用藏起一万元现钞，就储藏了一万元的购买力，这很好；可宏观一下，假如全国每人藏一万元，那也就是国家多印十三万亿现钞罢了，储存不了十三万亿的购买力。拉动消费是站在国家这边说的，菜卖得越多越贵，GDP越高；你买菜，不用考虑发展GDP，还价往上还，或者多吃一点，增加消费，这不是一个范畴的事。

李大苗

储存是增加不了就业的，而消费则能。超前消费，也就是借贷消费，能将明天才增加的就业提前到今天。就业增加的，说明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加了，财富当然也就增加了的，而且生产出来的商品也消费了。然，不仅如此，新增就业，就意味着增加了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这就是经济能够自激自增的原理。

所有人都超前消费是可怕的，可所有人都蓄意储蓄，更是可怕的。前者，为埋下日后埋下不知的风险；而后者，则人人都在准备着已知的风险。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极端的想象，或者说就是极端的假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也都有自己的风险和判断，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因人而异。当一些人过量储蓄时，势必造成供应过剩，商品的价格就会低迷，这样就有利于那些消费偏好强烈者。倘若通货并不紧缩的话，超前消费就有享乐的时间效益；若通货宽松，则提前消费比储蓄后消费占便宜；只有在通货紧缩的时候，明天的钱才比今天的钱值钱，储蓄者才占便宜。

中国人偏好储蓄，并不是文化现象，也不是社会的人格美德，而是中国历史里，通货紧缩是更经常的现象，所以，节俭者容易积累起来些许财富。

枫林仙

张军教授的说法怎么听着更在理呢?

李大苗

叶檀的东西，基本上没法看，进就是写个热闹而已。

政府理性与消费者理性，两者是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数量永远对性质产生边际效用，既定的领域内投资越多，投资的质量也就逐渐劣化；投资持续越长，积累起来的边际效用就会日益明显；政府投资的总量越大，边际效用就越严重。

再者，以高铁为例：前些年，为了实现大规模提速，投入铁道部门的资金极其巨大，而且，铁路工程建设部门都是铁道部自有企业，该行业不得外人插足，致使铁路建设系统极度扩张起来。一俟提速完成，所有铁路工程部门都无事可干，百十来万人，吃喝都成问题。所以，建设高铁就成了部门利益所在，至于日后经营效益会如何，那就不是铁路部门自己的事情了，这就是铁道部的理性。京津高铁，大约每六七年就赔进去一个自己，估计京沪高铁也会差不多，甚至可能更严重。

上例说的意思是，政府投资绝非仅是带动消费，还会，其实是更会增加和积累亏损。日本政府就是把自己搞到如此的。

李旧苗

张军教授的文章，如果放上我们市委书记的案头，我估计书记看后一定会拍手称好的。最近几年，我们市在和周边几个城市的GDP比拼中，明显落败，增长率远不如人家，但我们市的居民消费，却一直是高居榜首，所以和书记去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他是听不进去的，今年，我们市提出GDP增长16%的目标，前不久刚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上，把强投入三个字写到了书记报告的标题上，而且是前三个字，显然具有总揽全局的味道。

枫林仙

张军教授的文章，如果放上我们市委书记的案头，我估计书记看后一定会拍手称好的。最近几年，我们市在和周边几个城市的GDP比拼中，明显落败，增长率远不如人家，但我们市的居民消费，却一直是高居榜首，所以和书记去说 ...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2-5 12:58

旧苗兄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

我觉得张军不是为官方辩护,他还是站在学术和客观的立场发言的. 他的论据是从中国的统计体系和方法的角度切入. 实际上,倒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之不可靠了.

李旧苗

回枫林仙，我没有说张军为官方辩护，投官方所好，我只是说在客观上张军的这篇文章必定为官方所喜好，至于他站在什么立场上，主观动机为何，我并没有去追究。从目前来看，官员的帽子仍和GDP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不可能会有改变，投资占比仍将持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