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UID
- 2962
- 帖子
- 5867
- 精华
- 11
- 性别
- 男
- 注册时间
- 2005-2-5
访问个人博客
|
楼主
发表于 2010-1-12 14:07
| 只看该作者
[转帖] 薄一波在1947—1949年
康彦新 史进平
2007年岁初，百岁老人薄一波安详地走了。60年前，薄一波主持华北局工作，在太行山、在西柏坡留下了他奔波的身影和坚定的足迹，也留下了他永远的风采。
主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为了支持战争，争取最后胜利，中共中央1947年1月3日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指出应立即召集会议，交流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谈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问题。
根据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委托晋冀鲁豫中央局主持召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会议。受此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立即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成立了华北财经会议筹备处，对外名称是“青岛”工作会议筹备处。由于邓小平在前线指挥战争，受中央委托，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全面负责此事，并被选为大会主席，主持召开会议，
3月25日，华北财经大会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武安县冶陶镇正式开幕。
在开幕仪式上，薄一波分析了战争形势，提出了大会的任务。薄一波着重提出中央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兵源接济问题；二是财力困难问题：他说，战争是长期的，是比赛谁能克服困难；单靠任何一个地区是不可能供应战争长期打下去的，必须是各地联合起来，共同支持战争，特别是财经工作同志要更加努力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华北财经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研究如何解决好战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给问题。同时，薄一波还作为区代表汇报了晋冀鲁豫区农副业生产的状况和采取的三条主要措施：同定负担、发放农贷、奖励副业。这给大家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提供了一些新思路。
4月20日，薄一波在听取各地代表汇报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后，感到具体问题必须解决。如，贸易自由与各区之间的税收问题；各区之间贸易差额如何支付、物资要自给自足不要外来等问题。他指出，战争改变了一切，今天作战，已不是过去分散的各管各的形势，需要统一。因此，统一的问题，要搞出一个大家认为可行的办法。
1947年4月25日，薄一波在《关于华北财经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财经会议已进入最后阶段，准备产生一个决定，从保证长期战争供给及土地改革与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方向出发，基本上要争取独立自主，而且是与美蒋斗争的经济体系。5月4日，中共中央电告薄一波，同意产生正式决定，确定财经共同方针和各种政策。
5月12日，薄一波报告中央，财经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中共中央对此草案非常重视，于6月26日致电刘少奇、朱德，希望对薄一波6月5日发出的华北财经会议决定草案提出意见。薄一波投入全部精力，参与起草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定》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
参加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代表前往西柏坡参加了刘少奇在这里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
薄一波根据晋冀鲁豫的情况，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进行了土地改革，并不等于就能增加生产。贫苦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但缺乏资金和生产工具。受“左”的错误打击的中农也对增产不感兴趣。由于在土改中没有划清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前者是消灭的对象，后者则是保护的对象)，犯了侵犯工商业的错误，影响了农具生产、采购和农产品的运销。高利贷被消灭了，是好事，但政府的农贷却跟不上，农民需要的资金难解决。这些都是应当看到的不利条件。第二，土改运动过后，必须靠切实的经济措施来推动农业生产。在农村中搞变工队、互助组，是抓住了要害，对发展农业生产很有效，但是不能解决农村生产中的全部问题。良种、肥料、饲养大牲畜、旱地改水地等等增产措施，必须用经济办法来推动，比如发放农贷、奖励副业、增产不加收公粮等等。第三，必须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单从公粮来看，一般占农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还可以负担得起。最重要的是战勤和支差，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要说服农民挑起这副重担。
土地会议结束后，薄一波回到晋冀鲁豫边区。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局决定召开全区县以上干部大会，学习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会上，薄一波客观地分析研究了前期土改情况，部署了土改复查和基层整党工作，使大家明确了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耕者有其田”并不是平均主义，土改一定要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战争；党员、基层干部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撇开党的组织搞土改，不能搞“搬石头”。在认识逐步统一的基础上，薄一波对各项问题进行了归纳。1948年2月5日，薄一波把归纳的内容写成“关于土改复查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看到后，明确批复：“你们的指示是正确的。”
同年2月10日，薄一波再一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各地土改复查的情况。在报告中，薄一波把晋冀鲁豫土地改革情况分为三类地区。针对这三类地区，薄一波提出不同解决办法。这样，晋冀鲁豫中央局在薄一波领导下，陆续规定了一些具体政策，例如：团结中农；土改后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生产；在政权建设上，坚决纠正“只代表农民”的错误；纠正对开明绅士及地主出身的工作人员的错误处理等等。到1948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社会秩序安定，农村生产走上正轨，逃亡户也纷纷自动回来。
薄一波在土改中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毛泽东肯定。1948年5月2日，薄一波前往阜平县城南庄参加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其间，薄一波在见到毛泽东时谈起在土改中自己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曾经侵犯了工商业。毛泽东说：“对，是有严重错误。”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肯定地说：“土改中的错误，你们自己已纠正了。总起来还是‘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
探索新中国民主政治和经济政策
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薄一波任华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刘少奇兼任)、华北军区政委。华北局成立伊始，薄一波根据中央精神，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指出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应即宣布土地改革已经完成，要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1948年5月20日，在华北局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薄一波传达了城南庄会议的精神，并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华北区的具体情况，指出：“老区土地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目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稳定各阶层情绪……休养生息，把农村空气搞得和谐一些，做到生产、整党、民主相结合……中心工作是搞生产。”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实行精兵简政；做到合理使用民力；党政民工作人员应至少拿出六个月时间抓生产；不再增加人民负担。大家对薄一波所提方针、任务均表示同意。
1948年5月25日，中央发出毛泽东主席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后，薄一波迅速组织会议，进行传达、学习，决定公开宣布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结束土改，发给土地证，以全力转入生产。并准备在此基础上整党，建立人民代表会议。中央对华北局的做法表示赞成，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参照华北办法，根据各区情况，决定各区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计划，并公开宣布以安人心”：在7月干部会议上，薄一波把华北局的工作方针，归结为“安定团结，发展生产”八个字
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决定由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
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9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任主席，薄一波等任副主席，同时，中央还指定薄一波为政府党组书记。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使我党得以从国家政权的角度去探索政治和经济政策。根据中央支援战争、探索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经验的方针，薄一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构成，特别是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及党与国家的对策，做了详细的研究和探索。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薄一波投入大量心血。华北人民政府要求华北各地3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有若干工商业而人口在2万左右的城市，都要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他认为各界代表会议是城市解放后军事管制时期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1949年10月29日，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情形和经验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提出了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1)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课题。(2)会议召开前，要进行充分的筹备工作。(3)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形成决议后及时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作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取信于民。(4)谦虚征询各方意见，解答问题，使每个代表都有充分发言机会。(5)会议结束后，代表要向其所在单位报告传达。(6)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
10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报告中指出，“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的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
在华北局成立前后，薄一波就按照中央的要求，一切报告都亲自动手，定期向党中央写报告汇报工作，并要求各区党委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动笔向华北局定期写综合报告，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在1948年中央召开的九月会议上，他就执行“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情况和体会作了典型发言，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赞同。九月会议以后，薄一波要求华北局根据九月会议精神，用较多时间检讨工作中关于报告制度的认识和执行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加以改正。同时规定，给党中央、主席的政治的政策性的综合报告，由薄一波亲自负责，其他委员参与起草。
在经济方面，关于华北人民政府对待各种经济成分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薄一波作了阐述，他说：“新民主主义国家领导下的国营经济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我们必须发展国营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支柱。”“合作社经济的性质本来是建立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之上，可以成为国家经济最可靠、最有力的助手。”“合作社的经营方式，就是我们和资本主义竞争的焦点，能否发展供销合作社就是我们能否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关键。”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根据华北解放区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薄一波设想了四种形式：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代卖制。他认为这种经济形式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有利的，因其比较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了一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与国营经济发生一定的关系，我们要有意识地承认、提倡并组织这种经济。对于小商品经济，薄一波说：小商品经济是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发展到资本主义去，如现时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如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对于小商品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现在要用一切方法巩固他们的私有权，在他们个体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对于由此可能导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薄一波认为：“在发展小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在农民内部的某种程度上的分化，将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用不着害怕。”
致力城市接管与改造建设
在城市接管问题上，薄一波十分重视在接收的同时着眼于经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批中等城市解放后，城市工作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出现了诸如有的派去的干部“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等问题。对此，薄一波于1948年4月19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下了《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告》，分述全区工商业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已采取的政策及具体措施。毛主席4月29日批转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西北局、中原局及热河、晋绥分局，要求各地领导同志研究薄一波起草的这一报告，并在各地参照办理。
1948年11月8日，党中央决定把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为天津市市长。根据中央有关方针政策，薄一波主持起草了《华北局关于进入平津的政策与作风》的文件，并向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报告的观点就是要摧毁一切反动的残余势力，建立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以便为生产与建设的发展扫除障碍，从而使北平、天津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
把接管来的城市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是薄一波一直思考的问题。在1949年1月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会议期间，薄一波与其他与会同志经过讨论，认为比较重要的是：第一，进城以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广大的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努力学会管理城市生产和做生意的本领。第二，进城以后，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千万不能做李白成。第三，为防止居功骄傲，一定要严定制度，严明纪律。第四，进城后，仍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要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想法得到毛主席的赞许。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有的写在会议的决议中，有的作为党规党法确定下来。
一月政治局会议以后，薄一波用较多力量研究华北的城市工作，对到底依靠谁来改造和建设城市、如何对待私人工商业家、如何管理经济、如何恢复和繁荣城市经济等问题作了很多思考。起草《华北目前形势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时，除全面贯彻执行中央一月会议决议的内容外，结合华北的实际，薄一波特别强调领导中心转移到城市后，干部必须熟悉党中央规定的各项城市政策，学会改造和建设好城市；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做好财经工作，学会管理工厂和做生意的本领。同时要保护私人工商业 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就必须坚决执行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尽可能发挥他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其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
为了更好地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薄一波主持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社论。这篇社论也可以算作薄一波对毛泽东主席在一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提出的“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问题所交的一份答卷。
力促实现“绥远方式”
1948年11月，中央决定刘少奇不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由薄一波任第一书记。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搬迁至北平办公，聂荣臻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薄一波担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毛泽东指定薄一波和聂荣臻好好做傅作义及傅系董其武部的工作，实现党中央对董部采取政治解决的新策略，即“绥远方式”。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贺龙、李井泉参与绥远问题谈判。3月23日，林彪、贺龙、聂荣臻、李井泉、陶铸约请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到北京饭店协商解决绥远问题。会上，解放军方面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决定，绥远暂时维持现状，并组织小型委员会，具体协商划界、交通、金融、贸易等问题。傅作义方面表示同意。不久，因林彪、贺龙、李井泉等另有任务，根据中央安排，会谈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
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双方代表几经协商，互有让步。3月27、29日，聂荣臻、薄一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两次提到：“关于划界，经我方让步，商定自武川北之乌兰花、白塔……直到托县清水河之间的喇嘛湾，划一界线，停止冲突……喇嘛湾一地，傅方颇有不愿放弃之意，我们意见，如傅方坚不让步，我方可以不要。”除此之外，关于交通、贸易、金融、派联络机构等方面，我方也作出了让步，达成绥远分治协议。经毛泽东批准后，6月8日双方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
绥远和平协议达成以后，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诱迫董其武率部西撤，以便继续控制。董其武的部下有的坚持顽固立场，有的受阎锡山拉拢进行破坏，使协议的执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预定6月底公布协议的计划未能实现，按预定日期进驻归绥的解放军代表被阻挡而折返。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陪同下，再次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24日，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员被迫撤出归绥。针对这一时期董其武部一些小部队不断袭扰我解放军防区的情况。聂荣臻、薄一波于7月30日电示解放军，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如敌来袭坚决还击，并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又要忍耐，不要主动出击，尽量避免事端，以利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不久，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傅作义为主任，邓宝珊与解放军代表高克林为副主任。
9月12日，傅作义致电聂荣臻、薄一波，对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薄一波将傅作义的电文和准备以聂荣臻、薄一波名义发出的复电稿一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批准了复电稿，充分肯定了傅作义的意见。
9月19日，董其武、孙兰峰将军等39人联名通电，宣布率全体官兵6.5万人起义。
绥远终于和平解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