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帖述历史：1978年上大学（选自《老八舍往事》）
第一学年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至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六十位舍友中，入学前为工人、教师、军人和国家干部的有三十三人，占了年级一半以上。还有十多位知青，也归于混迹社会的一类，真正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十四人，不足四分之一。
六十人中，属于“老三届”的有十四人，工作五年以上可带薪学习的十一人，做了爸爸的四人。年龄最大和最小的舍友相差十五六岁，差不多隔了一代人了。
上学期
1978年10月5日——1979年1月22日
■ 1978年10月5日 星期四 晴
武汉大学78级新生开始报到。中文系的新生入住四区八舍，人称老八舍（现在的桂园五舍）。
【斑马回复】1975年夏天，我高中尚未毕业，就作为知青下乡到农村。第二年冬天，逢部队征兵，知青也招，就报名应征。体检、政审一一过关后，成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当上班长后，为带出一个好班风，营造爱学习的氛围，自费买来数学、语文、地理等书籍，全班大家一起看，这样也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恶补了一把。没想恢复高考后第二年，允许战士报考，前期学习积累的底子派上了用场。
【Lzj回复】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元月下乡插队的，正宗“老三届”，当时不满16岁。1972年，我被推荐参加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供销社的工作组，运动结束后便被招进了供销社当营业员，一干就是将近七年。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分数上线，大学却没上成。当时供销社正开展“三大讲”运动，工作组在我的入学政审中做了“思想反动”的结论。别人都陆续接到入学通知书了，我的却久等不来，一打听才知政审出了问题。我忍无可忍，找到工作组据理力争。他们自知理亏，答应如果再考取了，决不作梗。这样，当1978年高考时，他们不仅不再说我思想反动，而且把政审鉴定写得很好，让我过目。我终于可以走进大学了。
【Bjll回复】我小学毕业进入北大附中，未满一年即逢“文革”，沦为“狗崽子”。毛主席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以后，我毅然放弃在北京工作的机会，选择和同学一起上山下乡。
下乡的地点在吉林省白城地区，庄稼院十八般武艺样样练过。因“表现突出”，未曾入团就已被任命为大队团总支委员，后来又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大队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吉林工业大学读内燃机专业，却因得罪了公社书记，被调换到吉林哲里木盟师范学校。
1976年从师范学校毕业留校， 未几日被哲里木盟教育局相中，调去主管76、77、78三届大学招生。此间利用哲盟乃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与本省多所大学交涉寻求照顾，从而将多名“死档”考生送进学府，其中包括不少北京、天津知青。当然，这两三年招生工作的最重要成果，是将自己招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其实，若不是主管招生有着近水楼台的便利，我原本是该进北师大心理学系的。
【他乡人回复】说起来，我与老八舍是有缘分的。77级高考时，我作为在校生也有幸参加。出榜时也达到了体检标准（每门课及格），但平均分差一分未到在校生的录取标准（80分）。当时报的第一志愿也是武大中文系。77级没有读成。1978年再考时，其他科考得不错，唯独中文没考好，好像是没及格。报志愿时，学校报的是武大，却不敢报中文系。录取通知接到时，赫然见到是中文系。后来了解到，当时去广西招生的老师是我们系广西籍的罗老师。大概我的总分尚可，就被罗老师网罗到老八舍。冥冥之中，今生与八舍的兄弟姐妹们就是有缘。
【宋姐回复】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没敢报名。1978年，我见头一年试题不难，想尝试一下，又犹豫不决，因为我的工龄不满5年，按政策不能带薪。幸好这时父母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父亲如枯木逢春，以67岁的高龄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父母全力支持我，愿承担我读大学的费用。我这才下定决心，在工余与车间其他青年一起复习，互相切磋，终于在29岁那年，迈进了武汉大学的大门。
【施曼娜回复】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随同学下放到河南省罗山县五七青年农场。和插队的知青相比，农场知青虽然没有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吃苦受累一点也不少。下水田犁田耙地、插秧除草、割谷打场，村里男劳力干的活我们都干了。1975年病退回城后在家待业，先后当过灯泡厂的工人和中、小学校的代课老师。
当年高考选择文科，并非我的理想，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1978年高考，我的语文成绩只考了70分多一点，是各科成绩中最差的；而数学考了80多分，是除了政治以外，各科成绩中分数最高的。最初我是打算考理科的，这也是家人的愿望，老爸老妈一直希望他们的女儿能上医学院，将来当医生；而我自己心仪的学科是生物，理想的专业是园林、植物或农作物栽培，将来当一名园艺师或农艺师。如果不是临考前对物理一科心里没底，怕分数太低影响了总成绩，最终改报文科，我或许进不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莫得万回复】1977年底，我在福建厦门前线某野战部队服役正好满一年。那时的部队，正在进行渡海登陆演习，为解放台湾做准备，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虽然整天累得一身汗，可空闲时我还是喜欢阅读无线电方面的书籍。当时有一个信念，这个国家要发展，总要用上科技知识的。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所在的部队还是采取推荐上学的办法，结果一个没有录取。为此，1978年高考前，团部派人到各连队调查有无可为部队增光的人。我们连推荐了我。真是很幸运，我作为全团仅有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这次部队很重视，高考前一个月，师部把十五名考生集中到厦门同安县城脱产复习。我的志向和兴趣在理工科，可部队只允许我们考文科。而且我们只在同安二中听了一次课，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到模拟考试阶段，无奈，我们只好自学。好在福建省编的那套复习资料帮了我们，十五人中，北大、武大、厦大和北外各录取一人，在各师中名列前茅。
当时填志愿也很可笑，既不知道志愿和录取的关系，也不知道所填志愿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我的三个志愿竟然是以自己没有去过的城市为依据，第一是北大，第二是武大，第三是中大。回想起来，当年幸亏自己少考了几分，不然被北大录去，失去做老八舍一员的机会，那遗憾可就大了。
【Qyg回复】我的七年知青岁月是在辽北农村度过的，我落户于全村最穷困的一个老乡家，劳作于旱田水田，经历了春种秋收。挣工分，分口粮，在疲惫、盲目和无望中固守着看报读书的习惯，斗转星移中送走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其间，曾于1973年参加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考试，虽成绩优异却仍因“政审”通不过而取消了资格。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迟迟不能被招工选调。直到197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得以通过文字考核，被选调到地区报社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之际，我在辽宁参加了考试。当时报的是天津的学校，但77级跨省的名额极少。某日，省招生办打来电话，征询我是否愿上辽宁大学。片刻的迟疑之后，我决定放弃。半年以后，再进考场。想不到命运同我开了个玩笑，这一次无人和我打招呼，就莫名其妙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事后才知道，武大到辽宁的招生工作迟了一步，未及发布招生信息，造成全省无人报考的局面。省招办特许学校招生人员先行从报考其他重点院校同类专业的考生中挑人，我就这样极偶然地与武大结缘。
【凉风回复】我中学一毕业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7年，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全国高考又恢复了，我报考了理科，上线后体检也合格，但没被录取。第二年再考，改为文科，一不留神，进了全国重点院校之一的武汉大学。
【王菊回复】我于1973年4月11日，在红旗如海、歌声如潮、锣鼓震天的欢送氛围中，成为河南柘城县第一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一员，被送到了农村。两年半的知青生涯，最大的收获一是锻炼了身体，二是磨炼了意志，三是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理解。
1975年12月，托小平同志复出的福，我们这些本没有希望参加招工的国营农林场知青，因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而有幸参加了招工，我被招到河南省商丘市化工厂，直到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
【渔夫回复】我是朝鲜半岛移民的后代。1937年，我的爷爷奶奶带着我父亲七兄妹，从半岛最南端的巨济岛长途跋涉到黑龙江省尚志县开垦农田，算起来我才是移民的第三代。
我1960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命运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过“文革”动乱，又经过恢复高考，从中学直接考上了武大。高考那一年在家乡延吉市倒是闹了点小轰动，因为没有读高二，高一结束时与上年级一同参加高考便考了个地区文科第一名（记得是365分）。不过入学后发现高中毕业后考来的同学还有比我小一岁、两岁甚至三岁的，于是那点自得心理立刻烟消云散了。
【格格回复】我1973年底高中毕业务农，1975年当民办教师，1976年被推荐读师范。1978年毕业时，参加了高考，紧接着又参加了一个全省的“转正考试”，95%以上都能通过，而成为公办教师。我的考分应该是全校的第一，做公办教师是没问题的。但是，武大的录取通知书先到了，我自然到了武大。
【雅琥回复】1966年，我刚读完高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亲见一位强健的高年级学生挥舞竹鞭，狠命地抽打一位年老体弱的女教师，只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女教师痛苦地连声哀叫，却没有人挺身喝叫“放下你的鞭子”。这个镜头长期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也许是对那场运动最深刻的印象。
1969年春天，我回到家乡农村，跟着社员一起出工，干遍了一年四季所有的农活。我的乐园是村里的大队部，劳作了一整天，晚上一大群男女青年就聚集在大队部编戏排戏，然后到各个村子演出。不料，经过两次县文艺汇演，我竟然被县文艺单位调去当上了专业编剧。1974年，我创作的文场剧《瑶山教师》在地区文艺汇演中出尽风头，一时间，悠扬的文场曲唱遍桂东北十余个县。
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成家立业的我，对此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兴趣。到了1978年，大概是早年积淀下来的潜意识以某种形式被触发了，终于走进考场，来到了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
【夏十三回复】我是应届生参加当年高考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就读武昌黄鹤楼小学，蒙学阶段记忆里就只一个“玩”字。五年后就读武汉市第十中学，政治运动和学工学农劳动占据大部学习时间，课堂所学，除了字词句及加减乘除，其余大都已模糊不清。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一批老教师重上讲坛，突击教学，才学到点东西。所幸平日结交好读点杂书的学友，无非红楼西厢水浒之类，才有了对文学的爱好，也才有了日后考取武大中文系的微薄本钱。
【清风回复】我也是应届生参加高考的，在30年前那个孕育着一场伟大变革而充满生机的秋天，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会在武大中文系学生名册里与大家排列在一起。我喜爱文学，自打初中起，心中就燃烧着创作的火焰。我曾在县文化馆编的杂志上发表诗，曾给《湖南日报》文艺副刊投稿，我的高中毕业作文写的是一个短篇小说，我还不知天高地厚，计划写一部反映本乡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但是我对武大中文系望而却步，不敢填报志愿，因为我担心高考语文成绩不理想。当我打开录取通知书时，奇迹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中文系”字样跃进了我的眼帘。我感觉天旋地转，不期而至的幸福在周身流溢。虽然我缺乏才华，最终未能戴上作家的桂冠，但我仍然深深怀念这个意外之喜，感谢它安排了我与大家相识的机缘。
【WF回复】俺上学前当搬运工，每天清晨五点多钟上班，晚上六七点下班。扛大包，拉板车，天天累得半死，不上大学，俺就是死路一条。从个人翻身的角度来说，俺是很感谢邓小平的。
【斑竹回复】与大多数“老三届”的同龄人一样，我也在水田里插过秧、割过谷；在河岸旁挖过土、挑过泥。最艰苦莫过于饿着肚子在水牛都不能下去的泥淖里，以人代牛拉犁垦荒。再后，招工进了武汉制氨厂，一干就是八年的“工人阶级”……
【鬼马回复】1973年元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在生产队劳动，在大队当政工员。1974年秋到公社信用社工作，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下乡驻队，忙于催种催收。1978年8月调到县信用社上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在工作之余，将华师附中编印的几本复习资料，从崭新读到破旧，自问自答，感觉良好。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不少同事，特别是有子女高考未取的同事异常惊讶。
上大学前，我几乎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名著。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文学的爱好。我看过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如《烈火金刚》、《红岩》、《青春之歌》等，总是心系主人公命运，并幻想能做一个书中的英雄。报考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Xmx回复】我中学毕业后在老家当了知青，先是学了一阵子木匠，后当了两年民办教师。1978年初，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如何，因分数没有公开不清楚，但通知我去参加体检，说明考得还可以。但最后还是落选了，原因是我的父亲是右派，政审没过关。半年后再次参加高考，我和我的初中毕业班学生一起考，他们考高中，我考大学。
【阿师回复】1978年3月，为了圆上大学之梦，我放弃了部队提干的诱惑，毅然退伍回到了家乡。
虽然目标明确，勇气可嘉，但是，那时的高考，人人都说无异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过一线天。八舍诸友，皆有此劫，个中酸辛自心知！五年之久，没有染指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之类的东东了。从3月中旬到7月初，留给我的复习时间只有三个多月，白天要备课、授课、批改学生作业，人生杂务一项也不能少。真正属于我支配的时间只能是晚上。二弟对母亲说：“早晨上学路过哥哥的宿舍，从窗户里看到他还趴在办公桌上睡觉，好可怜啊！”
谢天谢地谢自己！如愿以偿。1978年10月初，秋风送爽，鱼跃龙门。我来到了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樱花园中，溶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的怀抱中，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与突破！
【铁拐赵回复】入老八舍前，我几乎足不出县，在湘西张家界的乡村学校、山区茶场辗转二十二年。十年“文革”，获失学、砍柴、半农半读、打零工、代课、下乡之底层经历。1977年恢复高考，在知青队白天做工，晚上复习，初取张榜居然排名靠前，斗胆填报武汉大学，不料乐极生悲，体检时与一肺结核考生同时X光透视，被张冠李戴盖错了章，望眼欲穿也未见录取通知。半年后再鼓勇气参加1978年全国统考，废寝忘食死记硬背，体检时瘦成九十五斤，撞大运考上本县文科状元，再报武大，终于从慈利饭甑山来到了东湖珞珈山。
【胡子回复】高中毕业时，正赶上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所在的中学办了个补习班，说是要恢复高考，但不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击碎了我们的大学梦。我回到老家当了两年知青，后被招到县农机厂当工人。闲暇时到处搜罗各种书籍，除了小说，还有《宇宙之谜》、《十万个为什么》、《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甚至翻看过一本破破烂烂的《笑林广记》。这种乱七八糟的阅读，让我受益匪浅。1977年高考时，工厂不让请假，我只有利用星期天补了几天数学。考试时感觉不错，结果也进了初选名单，不料政审时被厂长做了手脚，说我喜欢看“黄色书籍”，思想不健康，最终名落孙山。1978年高考政策更人性化，不仅成绩张榜公布，政审结论也须本人签字，我得以顺利考上武大中文系，弟弟也同时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在小小县城一时传为佳话。
【张三回复】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当然是第一次参加高考。不过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我却是第二次报名参加高考了。77级高考报名的时候，允许在校生参加考试，我们中学校长可能想放个“卫星”吧，动员我参加。我听话地正式报了名，后来一想实在不是放“卫星”的料，就没敢去考试。可惜了五毛钱的报名费。
说起来，我们读的那个高中也只是个初中的底子，“文革”时期办的高中。我们那几届学生毕业之后，又办回初级中学去了。类似的还有我的初中学校，是从过去的小学提拔起来的，如今也还原成小学了。所以，如果好事者按我的档案查我的初、高中学历，是大有问题的：现在两个学校都没了。
其实，工作以后还真的有人“质疑”过我的学历，因为年头对不上。当时毛老人家一句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结果我们的小学只念了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加起来，比城里的学校、比现在的学生整整少读了三年书。即使是这有数的几年学习时间，学得最好的还是“劳动课”。
【白兆山人回复】1975年10月起，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安陆县程巷公社田湾大队的队办农场劳动、生活了三年，1978年，我经过搏杀，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其时我刚刚二十岁，对外面的世界一直是懵懵懂懂的，可以说，是四年的大学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历程，改变了我的精神世界。
【娇菊回复】我五岁多上学，一年级在庙里，二年级在牛栏，三年级才转入在祠堂里办的“中心小学”。毕业后考入省重点中学，66届初中毕业，属于“老三届”。1968年下乡当知青，以后上师范学校，1975年毕业后留校，后调县教育局工作，一直到参加1978年的高考。再以后的经历大家就都知道了。
【梯子回复】我高中毕业后，赶上了知青下放的尾子。一开始就野得很，一个月中打了十三次群架。再后来明白公社的养猪场终不是久留之地，于是拼命劳动图表现，争取早日被推荐走。直到走出去了，方觉得知青生活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只是那时不懂罢了。
【洋布回复】1978年，我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进同一考场参加高考，成为“新两级”大学生中的“胡子生”。富有戏剧性的是，纪念1977年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之际，竟是由我这个当年五百万考生中的一个，主持编辑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亲见当年决定我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御批”，感慨万端。
【香港郭回复】因为高中时期我的班主任苏老师、政治科杨老师都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平时老跟我说起珞珈山的美丽，令我神往不已。所以，高考填志愿时，我毫不犹疑就填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命运之神的眷顾，我如意地实现了愿望。如今，一晃已经过去三十年，今天重新回顾，仍然深深觉得，在珞珈山度过四年光阴，是我一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老巨回复】对于机遇和缘分，1978年前我是不相信的。八年辍学，我早已放弃了上大学的幻想，当我在部队医院深夜为去世的军人换军服的时候，当我在运输单位独自打扫那偌大的停车场的时候，我哪敢再去想读什么书，哪敢再去想上什么大学。尽管有一句话叫做“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可是这句话对我来说，只能是“日子总会过去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也有机会上大学，也有缘结识一批亲如兄弟姐妹的大学同学。这不是机遇，不是缘分，又是什么？从我走进珞珈的那天，我相信了。
【梁山泊回复】第一个进校报到的，是不是彭教授？
【老彭回复】山泊记得很准，我是第一个进校报到的，朱指导员安排我给大家发餐票。
【黑白子回复】我记得自己比通知书上的时间提前了一天。因为乡里伢子怕误事。我是与我大哥一起去的。最早碰到的是张国安与王子，然后与他们同车去学校。约是下午我们一起去接过闲云，她也是来得早的。我是我们室第一个入住的，选择了里面靠窗西的下铺。不言住我的上面，他来得比我至少晚一天。
【徐博回复】我是10月6日早上到的武昌火车站，在车站广场等学校的汽车时（记得好像是卡车），认识了一起等车的卢出版，我们俩成为互相认识的第一个八舍人。
【沙记回复】珞珈山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时浓郁时飘涉的桂花香，它使人感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仙风丽心。
第一个见到的78级中文系的同学好像是酒徒——从武昌火车站被拉到珞珈山后须等待些许，几个人在高坡上踯步也似等人。问起来有一人也是中文系78级的，当时看他面甚嫩少，神情沉静，后来知是我们年级的老大哥之一，修养之深博，令我们刮目。
第一位见到的女同学是闲云，她像充足气的皮球一样弹性十足地蹦到我们屋，与我们这些高大板硬的北方汉子形成鲜明对照。
【梁山泊回复】入校时间早晚不一，我们宿舍里外省的渔夫、老金们来得早些，我是10月8日进的珞珈山，那天是我17岁生日。第二天就出早操了。记得跑步后，朱辅导员还表扬老菜哥主动打扫公共卫生来着。
【黑白子回复】老道虽然就在与武大相邻的水院上班，但过来得并不晚，只是来后放个东西就与他的哥们走了。
【老道回复】全校新生中，估计我的报到距离是最近的。我所在的水院印刷厂到老八舍只有几百米，抽个工间操的时间就可报到了。
【鬼马回复】我的录取通知是走读。我到学校报到时，说房间安排了，要我在校住读。我是个集体主义者，听说能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很高兴。学校为什么发走读通知呢？我想可能是要表达积极招生的态度。
【唯心论回复】俺当时记得过于简略：9月28日接到录取通知，10月5日自襄（樊）买车南下，6日清晨抵武昌，上午到武汉大学。
【WF回复】我是在汉口江汉关上的武大接新生专用的大卡车。下车时，到中文系新生接待站，迎接我的是老金和师总。他们因为先报到，就帮着77级一起接待。
最有意思的是，在报到前好几天，我去武汉市交通局转团的关系时，遇到霍霍，一说起来，我们竟是一个系的。后来不但是同班同学，还同小组，真是好玩。霍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八舍同学。
【莫得万回复】我是我们寝室第四个到的。寝室里六个人，有三张上下铺的床，木质的，很陈旧。部队的排房里也是这种床，倒没什么不习惯的。只是我在上铺，铺床时，右脚差点踩空了。原来稻草床垫之下不是木板，而是稀疏的竹片，不小心就会踩到空当里。想不到堂堂武汉大学，住宿条件比军营还差。这种状况直到三年后住进新宿舍才改变。
【老太回复】谁能有那张入学通知书就好了。我那天夜里到校，被两位77级的同学送到寝室门口，屋里老段、公子和社科刘已经睡下，夏十三据说白天已经用行李占好了位置，人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报到体检，印象最深的是渔夫，因为他说是吉林来的，而且是高二的学生提前参加高考的。另外对老菜哥被表扬的事儿也很有印象。
【Lyx回复】我到校时，寝室里已有了老彭和王子，老彭给的饭票。跟王子一聊，小老乡啊，本以为都是天南地北，没想到原来我们两家只相隔二十里，在一个镇子上赶集，没准都见过的，只是不相识罢了。第二天指导员就安排我去接新生，接了老巨，河南南阳的，老乡，亲切，还接了天津乔，一问，是辽宁的，也算是老乡，更亲切，所以都记住了，别人就都忘了。后来张三来，一副稚嫩的样子，俺刚退伍不久，乐于做好事，忙不迭地帮他铺床。
【老巨回复】记得我是在武昌火车站下的火车，好像是上午，坐的是接新生的大卡车，到校后第一个见到的舍友就是卢出版（他是头一天报到的，所以参与接待）。如今三十年过去，好像老卢的身材、长相、动作、表情、音容笑貌都没什么变化。
老卢把我带到宿舍，宿舍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入住学生的名字。进得门去，就看到一个同学正在专心看书。这个同学年龄很小，说句不礼貌的话，简直就是个孩子，他就是三皮，后来我与他同室四年。
在与三皮说话的同时我四处一看，原来每张床上还贴有一小条，写明该床的使用者，排除了自我选择的可能性，看来准备工作确实做得较细。三皮看书看得专心，我将行李一放，就出去四处转悠了。这就是我对老八舍的第一印象。
【老太回复】如果此说属实，则需要揭开一个秘密，就是：当年每个宿舍本来是安排好了每个学生住哪个寝室以及具体睡哪个床的。揭不开的秘密则是：谁把那些贴在各个床上写有同学姓名的纸条给撕掉了？
【张三回复】记不起是哪一天到武大报到的，但记得是阿师在新生接待站接的我。当时我还有些紧张，因为入学通知书上面我的名字错了一个字（“红”字写成了“光”字），生怕是通知书发错了，因此入不了学。结果根本没费周折就混进“老八舍”这个群体里了。
【孟子回复】看来大家都比我报到得早。记得我是10月10日晚上才到宿舍的，放下行李一会儿就通知集合开会了。1975年的10月10日，是我下乡当知青的日子，所以有点巧合。
本省的考生为什么会来得这么晚？大概是收到通知书太迟的原因吧。那时候交通十分不便，头一天从松滋坐车到沙市过夜，第二天坐一整天的汽车到武汉。
我是傍晚在汉口新华路长途汽车站下的车，很顺利找到武大的新生接待站，和几个同样晚来的人坐上一辆敞篷卡车往武昌去，刚开上长江大桥，两旁的路灯哗地亮了，觉得心情特别爽。
在珞珈山12路车站那里下了车，中文系的人把我送到宿舍去，是谁我可没有记住，反正不是咱们年级的人。走过四区阅览室时，里面的日光灯从大窗子里投射出来，像一地的月光，当时桂花开得正烈，香气直要把人熏醉了！
【娇菊回复】在汉口新华路长途汽车站接我的是77级的张桦。当时我胡子太多，且刚刚在县委干校锻炼（任团委书记）了一段，晒得很黑，本来只有二十几岁，看上去却像四十岁的人。张桦好像嘟囔了一句“怎么比我们老师的年龄还大”之类的话，搞得我自卑了好长时间，上课时总是坐在最后面。
后来听朱指导员说，对我们这些25岁以上的超龄生，录取时的审查很过细，我的高考试卷他都认真看了，评价还是不错滴。
【霍霍回复】25年后送儿子到华科大报到时，眼见校内各种小车川流不息，以至于华科大附近几条路都严重塞车，曾对儿子说起我们当年报到的情景。儿子笑着回答：时代不一样了。
那是一个因资源缺乏人们欲求很低因而容易知足的年代。1978年10月8日，上午，我背着铺盖包，左手提个网兜装的脸盆，右手提个小皮箱，从江汉路步行三站路到新华路长途汽车站的武汉大学新生接待站，坐卡车去学校报到。
铺盖包是军用背包带打成的，那个年代城市的学生勤于形式多样的战备演习，没有不会打背包的。不仅会打，而且速度快，三分钟搞定，形状整齐，四周有棱有角，中间一个横平竖直的“井”字。这套行装，我从初一开始背起，高中毕业背向武汉市汽车运输公司，当了三年半装卸工和汽车司机，现在又背向了大学。
两位中学同学兴冲冲陪我去学校。自从我们读中学以来，上大学都是由单位推荐，像我们这样的百姓子弟，绝对没有那个奢望。恢复高考了，两位同学没报考，但很有兴趣去武汉大学看看。
接新生的是老解放牌卡车，长鼻子那种，我开过的，如今早已进汽车博物馆了。过江汉桥、长江大桥到武昌，天气晴朗，一路上汽车很少，在很窄的道路也能飙车，绝无堵塞，40多分钟就到了武大。
12路公汽终点站就在四区（现在的桂园）路口，中文系新生接待站在公汽乘客下车处，一张课桌，一群热情的同学。
寝室的其他五位室友早已安居。心里嘀咕自己太老实，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日期报到。如果知道能提前住校，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来安家。
送行的两位中学同学帮我挂帐子铺床，半小时就完工。时近中午，请他俩吃饭，迎新处有一家小副食店和一家小餐馆。点了四菜一汤加一斤散装白酒，两元多人民币。呵呵记得青椒肉丝三毛五、爆腰花三毛、排骨汤三毛五，天堂的物价。
那两位中学同学为人热情义气，铺床叠被时谈笑风生。没想到的是，过了些日子，居然有室友告诉我，当时感觉来了三个武汉阿飞。哈哈，我们是三个典型的那年代武汉青年工人形象，怎么会在农村来的同学眼里，有那么大的感觉落差，至今纳闷。
太多理由让自己忘不了那个日子。一如太多理由忘不了从那天开始结识的八舍舍友。
【霍霍回复】至今和那两位送我去学校的中学同学还是好友。当年他们送我去报到，得自己坐车坐船回家，12路车票从起点到终点一毛二，轮渡票价六分，到汉口还得走两站路。那一毛八分钱，是当时一天的伙食费。我很领他们的情。
【老彭回复】因为上大学，我来到了省会长沙这座大城市，从这里坐上火车走出省界。
第一次坐火车，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从小就向往着坐火车，总是把它想得很浪漫：风驰电掣的车厢，窗外闪过的明媚的风光，长而尖锐的鸣笛，舒适的座位，与临时结识的旅伴有趣的交谈，更令人神往的是，兴许有某种艳遇。（火车必是艳遇的温床，这似乎是流行于那个时代年轻人中的一个普遍的误会吧。）因此从下午两三点钟买到车票后，就焦急地等着上车的那一刻。
在候车室里不知等候了几个时辰，终于等到了人群的一阵躁动，朝检票口望过去，知道是开始检票进站了，就随着人流往前挪动。过了检票门，忽听得嗡的一声，人群像枪管里的子弹，飞也似地向前方喷射出去。我来不及细想是怎么回事，就本能地跟着变成一粒子弹，狂奔向前。当冲到列车跟前时，每个车厢的门口都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车外的人拼命向里挤压，就好像我家乡的妇女做腌菜时往坛子里塞菜，我这才知道坐火车原来是如此这般的景象。好不容易挤进车内，车厢里满眼是人头涌动，浑浊的热气向身上扑来，原来有关乘坐火车的浪漫情怀至此一扫而光。座位当然是不可能有的，在过道里拣了一块狭窄的空间，萎缩着身子坐了下来，就这么晃晃荡荡到了武昌。
到武昌时，才半夜三点钟的光景，出得站来，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刻。人生地疏，在黑夜的包围中，觉得特别地孤立无援，看到站前有家亮着灯的旅馆，进去登记，勉强过了半个夜晚。一大早奔往车站，找到武大迎新的人，随车到了武大。
三十年前好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就这么踉踉跄跄地来到了号称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走进了老八舍。
【城根回复】说起报到，让我想起当年“卖粮食”的往事，从中可见那时温饱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城镇人口定量供应粮食，农村是没有的，但因曾有人就知青问题给毛主席写过信，故“文革”后期知青每人每月有四十五斤定量口粮和三两食油。我插队的公社按七十斤谷子折算四十五斤粮食，全年就是八百四十斤谷子，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知青的定量口粮每年从生产队的应交公粮中留出，多一个知青就能少交公粮，在这一点上农民愿意接受知青。
由于知青一年中总会回几趟家，所以定量口粮都有节余，女孩节余更多，有些家里缺粮的知青会把节余的粮食带回家。后来考上大学的知青，考前请假回家复习，考完后在家等通知，节余的粮食更多，我就如此。
知青考上学后，节余的口粮因为数量多不好往家带，也不知道更不懂还可以卖，直到临走的头天晚上，有当地人悄悄问我卖不卖，现在记起他们当时说话的神情，透出对粮食的极度渴望，而我觉得这样好省事，就按当时的行价卖了。算下来大概是百多斤或更多，要好几十元，买者手头无钱，连夜翻山回家去取（多半是借），第二天赶在我离开前送来。其实在当时那是倒卖粮食，论得上是犯罪啊。 |
发表于 2010-1-28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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