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古代酷吏的“打黑”往事

李旧苗

以今天一些人的眼光来看，古代的酷吏似乎是很吸引人的。表面上看，酷吏有以下好处：  
　　首先，酷吏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汉代大酷吏郅都，“敢面折大臣于朝”，不避亲贵。做济南太守的时候，到任就捕杀闲氏首恶，摧折济南豪强，权贵们都不敢正眼看他，称其为“苍鹰”，对他是又怕又恨。张汤更是专治诸侯王，诛戮富商、大姓、豪强，自然也是其强项。王温舒治广平的时候，大肆“打黑”，捕杀“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到十二月底，已杀得“郡中无犬吠之盗”。  
　　其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善于强化治安。郅都上任一年多，济南“郡中不拾遗”。他守边的时候，匈奴害怕，不敢进犯，被称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时“道不拾遗”、赵仲卿主持屯田时“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了。  
　　另外，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郅都从不收礼，在任的时候不拆私信。张汤死后遗产不到五百金，王温舒甚至连五十金都没有。隋朝的厍狄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旧绝迹 ”。  
　　这样的官吏，勤力“打黑”，又清廉，这么一说，恐怕很多人会心向往之吧？可为何在古代，从官方到民间，一直都大力批判这种酷吏呢？对酷吏的批判贯穿儒家政治学说的始终，到底是古人糊涂还是今人脑残？  
　　古人批判酷吏，一来是因为其手段太残酷，但更重要的是，不仅其手段残酷，而且残酷之后，也换不来太平繁荣，反而把社会搞得更糟！这又是为何呢？  
　　最早提出酷吏一词的是司马迁，他专门做了《史记·酷吏列传》，对酷吏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司马光也批评汉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酷吏的坏处一句点破：“末暴虽胜，崇本或略”，意思是说，酷吏们追求用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手段来妄图解决社会失范的问题，完全是舍本取末的行为，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也自然解决不了问题。  
　　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的根本在于设置一个相对公正的制度，要尽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财富，这才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定的根本在于减少社会矛盾，而不是无视矛盾，靠暴力酷刑维持。仅仅靠强力，靠刀架脖子：“举起手来，不许动”，这样的稳定，纵有一点效果，也是暂时的。  
　　酷吏严延年任河南太守时，为了数威，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一时间野无行盗，庶几太平。然而没过几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也逐渐反思，好用酷吏之风也歇菜了。  
　　制度不合理，不仅酷吏解决不了问题，就算是“酷皇”出马也是白搭。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对于官员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想通过空前严酷的法律根除之。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并且剥皮实草。他还屡兴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但结果如何呢？明朝贪腐有增无减，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贪腐最严重的王朝。  
　　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长期遭受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侵害，确实渴望有铁腕青天的出现，用严刑峻法来尽快终结那种失范的现状。这或许正是乱世中渴望酷吏“打黑”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但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酷吏的严刑峻法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是以维护权利为本，而酷吏的严刑峻法，本质是为了镇压。酷吏之酷，绝不为纾解民困，而是为了取悦主子，酷吏“打黑”，说白了，就是更大的流氓去消灭地方小流氓罢了。酷吏这个角色，暗合封建政治的本质需要，是皇帝不可或缺的打手。酷吏“打黑”，锤击豪强宗室，其实是为了维护最高集权的意志独尊，替皇帝把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他们同样对民实施暴政，扒房、拉猪、牵羊。酷吏就是皇帝主子凶狠的牧羊犬，要像牧羊一样收拾妥帖千千万万的纳税良民。  
　　古代的一些老百姓精得很，他们宁要贪官，不要酷吏。这又是为何？在他们看来，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财富，民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发贪官，贪官之恶最多也是个人之恶。但到了酷吏时代，则是铁桶般的钳制，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整个社会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民众只能三缄其口，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  
　　在酷吏的统治之下，路不拾遗，盗贼绝迹。不过，你千万别以为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这样一个“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垄断了全部作恶的权力。一个通过“打黑”消灭了豪强的社会，只是让一个个民众直接面对更强大的统治者的全面钳制，更加无还手之力。  
　　“打黑”之后，小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点好处和安宁，但那只是短暂的。酷吏打黑除恶一时，却让恶的制度长命百岁。更何况酷吏绝不是依法办事的人，绝对只是人治，曲法枉法是酷吏的家常便饭。史书记载，酷吏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王温舒纵使督捕，“快其意所欲得”。没有来自民众的约束，只对主子负责，酷吏们哪里还会遵循法条，哪里还顾得上程序正义呢？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屡废屡起，深得皇帝喜爱。张汤就是因为替汉武帝屡次清除诸侯豪强而深受武帝信任，升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仅次于丞相。还有尹赏，他起初任县令，犯“残贼”罪免官。但后来又很快被重新起用为郑县令。后来因首都长安治安恶化，尹赏被任命为长安县令，皇帝赋予其“得一切便宜从事”的全权。不久，尹赏升为江夏太守，因为诛杀盗贼及吏民太多，又坐“残贼”之罪免官。后又因为“南山群盗起”，尹赏又被重新起用，任右辅都尉，不久再升一级。  
　　这也是古代酷吏频出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不仅郅都、张汤、严延年都无善终，汉代十几个著名的酷吏，没被杀的仅有赵禹、杨仆等两三人，唐代的酷吏，也就姚绍之、毛若虚等几人得以幸免，其余都没逃脱斩首诛族的下场。  
　　酷吏“打黑”，别迷恋它，它只是个传说。

李旧苗

《南都周刊》转载《古代酷吏‘打黑’往事》，意在何为？


深山寻兰踪
龙小贤
来自重庆渝北




    2010-01-29《南都周刊》转载了香港浸会大学西方政治哲学博士李铁（自称擅与流行的谬误作战。）的文章，题目是《古代酷吏“打黑”往事》。
    该文，以古讽今，含沙射影，直指重庆党和政府的打黑除恶斗争，揭尽污蔑丑化党和政府之能事。采用“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逻辑与句式，提出：“宁要贪官，不要酷吏”这一逻辑混乱的口号。直接为大陆的贪官污吏张目，为贪官污吏喊冤叫屈，与广大人民的诉求对抗，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对抗，对重庆的打黑除恶大肆挞伐。其反动立场昭然若揭！必须给予严肃的批判和揭露，以正视听。
    该文，摘取古代历史上的一些史实，剥离和排除当时的历史史实，任意断章取义，蓄意恶向取舍，歪曲与丑化历史。影射今天的现实，把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为国肃贪的官员污蔑为“酷吏”。胡说什么“贪官之恶最多也是个人之恶。但到了酷吏时代，则是铁通般的钳制，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整个社会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此为本文的中心反动立意！其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李铁文说：“最早提出酷吏一词的是司马迁，他专门做了《史记·酷吏列传》，对酷吏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司马光（注：历史上豪强地主反改革顽固派的代表）也批评汉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者大抵多酷暴”。
    还是让我们看看史书记载的历史的真实吧！
    诚然，司马迁所著《史记·酷吏列传》共例写了汉武帝时期的十大“酷吏”的生平，政绩与评说。但是司马迁均有其批评，也均有其肯定。绝非如李铁所言全是“尖锐的批评”的任由李铁随心所欲地歪曲史实。
    作为司马迁本人，也是那个时代“‘外儒内法’，‘儒学加酷吏’政治”的受害者。他自己就因政见与主流政治不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执不同政见者”），而被割去了“两个蛋蛋”，还被投放在监狱。在愤发之下写出了《史记》。因此，他笔中的事实也就必然有个人的感情在其中。纵然如此，司马迁也不是全然对“酷吏”的政绩全盘否定的。而是从道德这个高度与严酷相对立而提出的批评。（注：所谓“酷吏”是相以于“德吏”而言）我们可以从《史记·酷吏列传》司马迁开宗明义引用孔子《论语·明政》中的“以德礼化之”和《老子·三十八章》中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名言之后，司马迁自己的感慨便可知：“太史公云：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翻释成今天的话就是说：“所言其是呀！要治理好国家是需要法令的，但法令绝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司马迁又接着述说道：“秦国时法令，法网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吏治‘奸伪萌起’，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上下互相蒙混欺骗，以至于不可救药。”最后结论“由此观之，在彼不在此矣”其中心意思就是“在道德，不在严酷”。同时，司马迁也主张在道德不兴，“天下之网尝密”“奸伪萌起”之时，“言道德者，溺其职也”是什么也办不了。而必须要“严酷”才能治理。而李铁这个香港浸会大学西方政治哲学博士，却对司马迁开宗明义的主题思想完全放在一边，故意选择性失明。断章取义地来奢谈什么“酷吏”？不是显示了其邪恶的居心了吗？
    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尊重历史，并常常把历史作为一面有益的镜子。我们在引用历史史实时，必须尊重历史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而绝不能曲解历史，更不能蓄意歪曲历史，借史攻今！恶劣地滥用，曲解历史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司马迁在说他为什么作《酷吏列传》的自序中说：“太史公自序云：民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这时司马迁又是十分肯定了只有“严酷”对待“奸轨弄法”者，方能“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对当时的严酷之吏治给与了肯定。当然另一方面也给酷吏的吏治给与了尖锐批评，而这一批评是却是站在“道德”德治的高地上，给与的一种政治批评。两者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回事。由此可见，这个李铁绝对是个心怀叵测之徒！
    我们现在有必要回看，在那个时代，汉武帝何以使用十大“酷吏”？他们在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的辉煌伟业中起了什么作用？又有那些历史局限性？后人从中要吸取那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所呈现的轨迹令人感叹，那些强大而长寿的封建王朝在经历各自的开国六十年时，无一不恰逢盛世，却又蕴藏着许多危机和挑战；那些构成历史的重大事件或风起云涌或暗动，无一不对后来几十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逾千年而不衰！
    汉，唐历来被称为中华盛世。西汉的盛世高峰出现在其开国六十年之际。汉武帝采用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的手段，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西汉疆域广大，文化繁荣，丝绸之路延续万里直达欧洲，中华文明传播四海，天下归心。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盖源于西汉政权迎来它的开国60年时做的三件大事：一是抓经济（抓农业生产，厉行节约）；二是抓吏治（抓惩治腐败，特别是惩治高级官员腐败）；三是选拔人才（抓拓宽人才选拔的范围）。
    这第二的一条，“惩治腐败”，就是启用清官，即西汉史上的所谓“十大酷吏”（注：值得警惕的是这“酷吏”本身有的就是市井无赖如义纵；有的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如宁成，这些人往往以当地的“豪杰”，黑恶势力为爪牙，对百姓为非作歹。这就有点象今天的文强。）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汉武帝为何实行酷吏政治作一个了解。它的历史背景是：一是朝庭出现了党争，讨伐北方匈奴又刻不容缓，武帝需用“酷吏”整肃朝纲；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它们宗族势力强大，欺压农民，破坏封建法度，与封建王朝形成了矛盾；三是有一些人以游侠为名，逞凶于市井乡里，救急于人，以义标榜，也有些游侠形同盗贼，他们在破坏封建法度方面与豪强地主类似。故均为“酷吏”整治的对象。
    历史写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也正是汉武帝的“儒学加酷吏政治”才使他完成了“文治武功”的汉，唐伟业。使西汉成为封建社会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最耀眼的亮点。称雄于当时的世界之最。
    综上所述，香港浸会大学西方政治哲学博士李铁，对这些历史事实全然不提，一味利用人们对“酷吏”一词的负面认识，和对当时历史史实的不了解，夸大“酷吏”的负面作用，居然还对为官清廉进行挞伐，这不是蓄意制造思想混乱又是什么？进而影射重庆的打黑除恶斗争。把封建社会用来影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把贪官污吏的贪腐行为合法化。认为那是贪官污吏个人的行为，于社会无大碍，于制度无大碍，把中国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打击污为社会的白色恐怖！真是丑陋无耻得令人惊心！
    这个香港浸会大学西方政治哲学博士李铁，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就是蓄意的恶毒攻击，二者必居其一。而《南都周刊》转载此文，意在何为？不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吗？
    中国共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60年来，都是在中外反动派的恶毒攻击谩骂声中成长，发展，强大起来的。任何恶毒的谩骂与污蔑，都绝不会挡住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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