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虹：瓦尔登湖的神话

李旧苗

梭罗一生中都在寻求一种内心隐藏的甜美，一种与自然的亲情，一种个人精神之喜悦而并非世人所瞩目的功名，这也许正是他的成功所在。
　　梭罗对荒野价值的新发现，使他超越了同代的超验主义作家，成为当代美国自然文学追踪的焦点。
    2004年深秋的一天，我再次来到位于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记得2000年盛夏初次来到瓦尔登湖时，所见情景令我大失所望。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中所描述的那个神圣宁静的处所，在那个夏日已是人满为患，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嬉水乐园。当时，我甚至没有心情再去寻找梭罗湖边小木屋的遗址，便悄然离去。然而，此次的情景却大不相同。或许是深秋的季节扫去了夏日的浮躁，瓦尔登湖呈现出它原有的风貌：宁静的湖面映出岸上多姿多彩的秋色，湛蓝的湖水轻轻地拍打着湖边白色的沙滩，湖边间或长着几簇绿色的草丛，横着一根造型独特、泛白的流木。从湖畔一位晒太阳的老人那里，我打听到了小木屋遗址的确切位置，沿着湖边小道来到一百五十多年前梭罗曾经生活的地方。
　　小木屋遗址位于湖畔的一个小山坡上，如今只有圈起来的一小片地基和一个附有解说词的牌子。令我感兴趣的是旁边的一大堆石头。那石堆是世界各地前来“朝圣”的人们堆起来的。人们以往石堆上添加石头的方式来表达对梭罗的敬意。我随手从石堆上捡起一块石头，发现上面写着几个英文字“Health & happiness forever”（健康与欢乐永存）。站在这方寓意深长的石堆前，目光越过铺满松针的山地，再次投向瓦尔登湖：一池碧水，几只飞鸟，满目秋色，还有轻轻的浪声与风声……。我想，这应当是瓦尔登湖的本色。眼前这一切或许会解释多年前为什么梭罗会到这里来，而多年后，为什么人们还能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怀念着他。随着现代文明的加速，人们对梭罗的兴趣有增无减。当原始的自然与简朴的欢乐渐渐地离我们而去时，人们似乎更加怀念梭罗，期望追随他的足迹，去寻求古朴的自然，精神的自由，身心的健康。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梭罗的人生、著作及理念，会使我们原本浮躁的心态得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旷野的营养
    不同于“康科德的圣人”爱默生，梭罗生前不曾有过殊荣与名望。相反，他却总是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社会地位。自1837年从当时的哈佛学院毕业之后，梭罗曾教过书，在铅笔厂中做过工，当过土地测量员和木工。但上述谋生的手段都无法吸引梭罗。和英国18世纪的自然博物学家、塞尔伯恩(Selborne)的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 1720-1793)一样，在研究当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活动中，梭罗找到了充实而有意义的终生职业，追求着生活得更好的艺术。但是19世纪的新英格兰不会容忍一个无业者闲散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把在山野或牧场里游荡看作一种美德。因为，在工业化时代，要为个人内心成长而生活是相当困难的。为此，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承认，当有人问我对社会有何作用——对整个人类负有何种使命时，我深感汗颜。无疑，我感到惭愧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我的四处闲逛也并非没有理由。”
　　早在大学期间就读过爱默生的《论自然》（Nature, 1836），梭罗仿佛已经听到了一种神圣的召唤，要与世俗的雄心壮志背道而驰，走一条在研习自然、体验自然之中探索生活真谛，寻求精神升华的道路。爱默生对梭罗的人生选择有着形象的比喻。他在追忆梭罗的悼词中讲道，在欧洲的蒂罗尔山脉中生长着一种美丽的花。由于此花通常生长在悬崖峭壁，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但仍有勇士为了追求美丽和爱情甘愿冒死去采花。有时，人们会发现采花者已死在山脚下，手里还握着花。他由此感慨道，梭罗一生都希望采到这种花，而他得到这种花是当之无愧的。在总结了梭罗的一生之后，爱默生以这种浪漫的比喻来概括梭罗的追求是非常贴切的。只不过梭罗追求的爱情是精神的，他采花不是为了心上人，因为他早就声称：“大自然就是我的新娘。”
　　梭罗一生中，似乎都在寻求一种与自然的最纯朴、最直接的接触。他几乎放弃了世人所追求的一切——财富、名利和安逸。实际上恐怕他也很少懂得世间人们习以为常的欢乐与享受，因为他像爱默生所说的那样，一生都在追求那种常人望而却步的美。那个手持一本旧乐谱、一根手杖、行走在康科德乡间的梭罗，仿佛永远行走在人们的记忆里。那乐谱用以保存植物标本，手杖用以丈量土地，而他的服装永远是一种灰、或绿与褐色的组合，那种与自然和动物最为接近的色彩。让自然融于自身，同时也让自身融于自然，是梭罗不同寻常的人生追求。
　　当梭罗面对自然时，他发挥的是所有五官的作用，要让自己完全沉湎于各种可感受的气味和声色的现实中。“我看、闻、尝、听、摸与我们密切相连的永久的事物……宇宙那真实的辉煌”。 梭罗的“看”，并非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扫视，而是一种凝视，一种用心的观察。因此他才发现了“红色的雪”（即被红藻染红的雪）和“绿色的太阳”：当春天来临时，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青草像春天的火焰一样在山腰燃起……好像大地送来内在的热力，以迎接归来的太阳，而火焰的颜色不是黄的，而是绿的──永久的青春象征，那草叶，像是一条长长的绿色缎带，从草地流向夏天。”
　　梭罗认为嗅觉是一种更原始、更可靠的探索自然的方式。他可以凭借嗅觉，在半英里之外察觉到某种杜鹃花的存在。他由衷地喜爱生机勃勃的丁香花，因为它以其芬芳向孤独的旅行者叙述自己的故事。梭罗对自然的嗅觉还引出了一段生活哲理：“如果你满心欢喜地去迎接每一个清晨与夜晚，如果生命像鲜花和清馨的芳草一样散发着芬芳，从而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星光璀璨、更为神圣不朽——那便是你的成功。”
　　热衷于带孩子们在野外采浆果的梭罗，最喜欢跟自然一起野餐。对他而言，采浆果是一种像莫扎特作曲、米开朗基罗绘画一样的艺术。品尝浆果则是一种圣餐。在大自然充满了果实，邀请他前往野餐时，他常常为野果中那来自上苍的美妙味道而陶醉。寒冬，他会在冰封的瓦尔登湖上凿出一孔，品尝一口清凉的湖水，看到水中和天上的两个天堂。
　　梭罗的听觉是非凡的。许多生活中的欢乐，都是以声波的形式传给他的。夜间林中画眉鸟的歌声，清晨公鸡的啼叫，傍晚瓦尔登湖的蛙鸣，甚至一片树叶悄然落地，都会令他心醉神迷。在《瓦尔登湖》中专门有一章对“声”的描述。自然之声和教堂的钟声构成了康科德的“协和之音”。
　　梭罗的触觉也是他探索自然的助手。在《瓦尔登湖》中，他描述了夜间在林中行走的经历：“……有时在一个漆黑而潮湿的夜晚，回来很晚，我的脚摸索着眼睛看不到的道路，一路心不在焉，像是在梦游似的，直到不得不伸手开门时才如梦初醒，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来的。我想或许我的身体即使是在灵魂抛弃它之后，也还是能找到家门的，这就像手不需要任何帮助便可摸到嘴一样。”这种像盲人一样敏感的触觉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长期磨练的结果。或许正是由于在观察自然时，所有他的感官都是完全清醒而张开的，才使得他总是充满非凡的活力和敏锐，成为美国风景最伟大的观察家。
　　梭罗崇尚的自然，是一种近乎野性的自然。在自然中，他寻求的是一种孩童般、牧歌式的愉悦，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一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灵丹妙药，一种外在简朴、内心富有的生活方式。对他而言，走向自然，就是走向内心。测量瓦尔登湖，就是测量自己。观察自然的四季，实际上也是在观察心灵的四季。他在日记中写道：“四季及其变化全在我的心中……。自然与人类是多么完美的协调，因此他在她那里找到了家园。”所以在早春三月里，他感到自己也是春意盎然：“我的生命也分享了这无限的生机。”他在1853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当他提及冬季的11月时，又写道，“它（11月）的名字听起来是如此的冷酷和阴郁”，连“人都变得更加严肃”。甚至他在描写自然时，都带有一种浓郁的季节色彩：“我捡起一片泛白的、掺杂着红与绿色的橡树叶。它又干又硬，像10月似的。”实际上梭罗的一生都在试图与自然同步，都在尝试一种像四季那样的有机的生长，春天到来时变成绿色，秋天到来时变成黄色而成熟。而他自己，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则像一片树叶，一种植物那样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梭罗以一生对自然的追求和迷恋，试图唤醒人们随着自然的四季而不断地更新生命，使生活充满活力和希望。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在其后期作品《野苹果树》（Wild Apples）中对野苹果树的描述看到他人生的缩影：野苹果是一种长在荒野，被人忘记和忽视的水果。这种植物扭曲又多节瘤，虽然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很晚才结果，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崇高的使命。梭罗一生中都在寻求一种内心隐藏的甜美，一种与自然的亲情，一种个人精神之喜悦而并非世人所瞩目的功名，这也许正是他的成功所在。
    绿色的呼唤
    梭罗一生中写了四部有关自然的著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1849)，《瓦尔登湖》(Walden，1854)，《缅因森林》(The Maine Woods，1864)及《科德角》(Cape Cod，1865)。他作为作家的主要成果还有他的日记。梭罗从1837年到1861年写下的野外观察的日记，先是在19世纪末由他的一位朋友以春、夏、秋、冬为题出版了四卷，后来又陆续出版，共有二十卷之多。除此之外，梭罗还写有多篇散文及诗作。
　　如今，一提到梭罗，人们便不由地想到瓦尔登湖。虽然梭罗只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可是他似乎永远地留在了瓦尔登湖，成为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但是，当他的著作《瓦尔登湖》于1854年首次出版时，却受到了冷遇。印数仅两千册的《瓦尔登湖》，用了五年时间才售完。之后，直到1862年梭罗过世，《瓦尔登湖》才重新付梓，并从此屡屡再版，经久不衰。1985年，《瓦尔登湖》在《美国遗产》(American Heritage)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位居榜首。2004年当《瓦尔登湖》首版问世150年之际，美国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特意发行了作为美国经典作品的新版《瓦尔登湖》，以示纪念。不仅如此，《瓦尔登湖》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举世闻名、极具影响的书。瓦尔登湖也成为众多梭罗追随者向往的圣地。
　　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瓦尔登湖》的不朽。他在专著《环境的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1996)中视《瓦尔登湖》为“圣约”和“给人以灵感的文学经典”。但他又补充道，“与其说它是一部不朽之著，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实际上，《瓦尔登湖》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样板，教人们怎样明智地生活，鲜活地思考。梭罗对生活的追求，可以用那几个醒目的大字“简朴、简朴、简朴”来概括。他的一生放弃了几乎所有的物质追求，成功地实现了他关于要生活、而不为谋生所累的目标。在日记中，梭罗对他的简朴有明确的解释：“世上有两种简朴，一种是近乎愚昧的简朴，另一种是明智的简朴。智者的生活方式，是外在简朴而内涵丰富。野人的生活方式则是内外都简朴。”梭罗认为，一旦人们继承了农场、房宅、牲畜和农具，他们就成了土地的奴隶，终日被物质生活所累。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指出：“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的枯骨中摸索，或者偏要把一代活人套进陈腐的面具呢？今天的太阳依然光照人间……。”梭罗则在《瓦尔登湖》中写道：“为什么人们一生下来就开始挖掘他们的坟墓呢？”“……让我们首先像自然那样简朴而健康，驱散笼罩在我们额头上的愁云，给我们身上来一点活力吧。”
　　如果说爱默生是要唤醒国人，从旧世界的文化阴影中脱身，求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梭罗则要人们摆脱旧的生活方式的奴役，求得一种生活中的解放。他要像公鸡打鸣一样，把人们从睡梦中，也是从陈旧的生活方式中唤醒，采纳一种与自然同步的崭新生活方式。他要人们把物质的需求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自己的身心更为自由，精神更为富有。他在瓦尔登湖畔的实践，他生动的林中生活写实，便是他倡导的新生活的体现。
　　人们通常认为《瓦尔登湖》是梭罗创作的顶点，而他生命的后期却是创作的冬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梭罗生命后期所写的那些散文，却发现正是在这些后期作品中，梭罗发出了“我想为自然辩护”的呼唤，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表述了野生自然与健康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梭罗体验自然的另一个途径便是散步。散步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具象征性的比喻。在散步中他把空间、时间和思想溶为一体，让身体的脚步，与自然的脚步和精神的脚步同行，从而使得散步有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也因此写就了具有超前自然保护意识的名篇《散步》(Walking，1862)。梭罗在散步中最大的收获，便是发现了荒野的价值与魅力。他写道：“我所说的西部实际上是荒野的代名词；而我一直准备说的是，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
　　梭罗对荒野价值的新发现，使他超越了同代的超验主义作家，成为当代美国自然文学追踪的焦点。由于《散步》是梭罗生前最后的一篇佳作，他对荒野的观点，也成为他短暂一生中的绝唱。梭罗对荒野价值的新发现在于：他打破了人们对荒野的陈旧观念。走向荒野不是走向原始和过去，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荒野意味着前途和希望。他归纳道：“我们走向东方去理解历史，研究文学艺术，追溯人类的足迹；我们走向西部，则是充满进取和冒险精神，走进未来。”“对于我来说，希望与未来不在草坪和耕地中，也不在城镇中，而在那不受人类影响的、颤动着的沼泽里”。
　　荒野中蕴藏着一种尚未被唤醒的生机和活力。荒野也意味着美好和健康。梭罗认为，生活充满了野性。最有活力的东西也是最有野性的东西。而最接近野性的东西，也就是最接近善与美的东西。然而，他也发现了工业文明对荒野的破坏：“如今几乎所有所谓人类的进步，诸如建筑房屋，砍伐森林树木，都只能摧残自然景色，使它变得日益温顺而廉价。”他痛恨那残酷的斧头，庆幸它“无法砍下天上的白云”。因此他呼唤：“给我大海，给我沙漠，给我荒野吧！”“我愿意让每个人都像野生的羚羊一样，都像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他已经预示见到不顾自然环境、盲目追求发展的工业文明将会给人类带来的恶果。他相信，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一旦与荒野脱离，便会变得微弱而愚钝。于是，在“文明的沙漠中保留一小片荒野的绿洲”，便成了梭罗最执著的追求。
　　对梭罗而言，荒野不仅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希望，它也是文化和文学的希望。“在文学中，正是那野性的东西吸引了我们”，他在《散步》中写道。继而他举例说明，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伊利亚特》，最有魅力的部分“是那种未开化的自由而狂野的想象”。可以说，梭罗对荒野价值的新观点具有另一层意义，它把文学艺术家的目光引向荒野。他呼唤作家“走向草地”，使用一种“黄褐色”的与土地相接的语言。这种文学中对野性的呼唤，为日后的美国自然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吸引了一代代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意识，心灵，想象和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狂野的。这种‘狂野’像野生生态系统一样，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极为复杂，同时又多变而古老，充满了启示”。在梭罗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从美国当代自然文学作家加利·斯奈德（Gary Snyder）的上述评论中，看到了梭罗关于荒野价值的观点，仍在我们这个时代延伸和扩展。
　　在另一篇散文《黑浆果》（Huckleberries）中，梭罗明确地指出了自然的精神价值。“带有瀑布的河流、草地、湖泊、山丘、悬崖或奇异的岩石、一片森林以及散落的原始树木。这些都是美妙的事物。它们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绝非金钱可以购到。如果一个城镇的居民明智的话，就会不惜高昂的代价来保护这些事物。因为这些事物给人的教益要远远地超过任何雇用的教师或牧师或任何现存的规范的教育制度”。然而，令梭罗感到痛心的是，大多数人，他写道：“依我看，并不珍惜大自然，只要他们能活着，能得到为数不多的一笔钱，就会出卖自己拥有的那份大自然的美丽。感谢上帝，人类现在还飞不起来，所以不能像蹂躏地球那样去蹂躏天空。”他继而形象地比喻道，我们一边请人讲解植物学，一边又允许别人砍伐所剩无几的珍稀植物标本，这就好比在教孩子学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同时，烧掉印有这些文字的书本一样。保护野生自然，等同于保护人类的文化，拯救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就是拯救人类自己。梭罗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有了这种超前的生态意识，从而才能清楚地看到自然与文化的密切联系。
    在《秋色》(Autumnal Tints，1862)中梭罗进一步阐明了自然与文化艺术的关系。他由衷地赞美新英格兰的秋叶，声称是十月的晴天推出了它们绚丽的色彩，是灿烂的阳光赋予它们亮丽的光泽。他把整个森林比作一个花园，而秋叶则是“森林之花”。与这些秋叶相比，他感叹道 ：“我们的颜料盒显得那么单调贫乏。……想想看，所有的画家、印染家、造纸商、壁纸制造者及无以计数的其他人，他们从秋色中能学到多少东西？”他将秋景比作路边画廊，说明室内的画廊无法与路边的画廊相比。“让我们春季有杨柳，夏季有榆树，秋季有红枫、栗树及紫树，冬季有常青树，而四季都有橡树”。这便是梭罗心目中一年四季的自然画廊。
　　《秋色》还倡导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及高洁的精神追求。梭罗认为，如同人类会定期举行集市、集会一样，大自然也有一年一度的十月盛会。看着红色的枫叶，金色的榆叶，深红的橡树叶欢快地加入大自然的盛会，梭罗不由地质问：“难道这一切不在暗示人的精神应当像自然的精神那样高高地扬起吗？难道人类不应当飘舞自身的旗帜，暂停例行公事的生活，表达一种类似的喜悦与狂欢吗？”他尤为欣赏的是那些长在老树顶端的秋叶，因为它们随着树身，越长越高，受到了更多上苍的影响，从而超然脱俗，更加高洁。而且，神圣的天空是它们的舞场，闪动的光是它们的舞伴，当叶与光共舞时，它们是“如此亲密地融合在一起”，最后，“你几乎分辨不出舞蹈中哪是叶，哪是光”。
　　人们通常把秋季看作是收获的季节，同时也是万物凋零的季节。然而，在《秋色》中我们却丝毫看不到文人悲秋的伤感。对梭罗而言，在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回报了大地阳光的培育之恩，完成了一生的绝唱之后，树叶优雅地走向死亡。“它们是多么优美地走向坟墓！”他赞叹道：“在墓地平静地安息之前，它们曾有过多少次的飘动！它们曾经飞得那么高，如今重归泥土又是那么满足，躺在下面，安详地在树根下腐朽，给新一代的树叶提供养料，让它们也高高地飞起！它们教我们如何死亡。”
　　我们不妨可以说，《秋色》体现出梭罗思想和风格上的成熟，标志着作者生活和文学事业的顶峰。他学会了从艰辛的生活中求得崇高与壮美的艺术，并把他用精神播种、收获的成果奉献给人类，让世世代代受益无穷。
    迟到的辉煌
    梭罗在一则日记中写道 ：“人们总是夸大主题。他们认为有些主题重要，而另外一些则不重要。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平凡，我的喜悦很廉价……。我看见邻人怜悯地看着我，他们认为低贱不幸的命运使我在田野树林中漫步，在河上独自漂流。但是只要我在这儿找到了唯一真正的理想乐园，我不犹豫我的选择。”可以说，梭罗生前几乎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或许他生前只是把自己的追求视为一种个人的“理想乐园”，但却没有料到在他过世多年之后，他的论述成为影响人类文明的经典，他的选择成为众人生活的楷模。如同他生前描述的野苹果树，他的果实成熟得很晚。然而，时光与现实印证了梭罗迟到的辉煌。
　　如今，梭罗的生活态度及著述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坛关注的热点。比尔的《环境的想象》被认为是当今自然文学的权威著作。该书以梭罗为主线，阐述了梭罗与自然文学及美国文化形成的密切关系。另一本书《重塑梭罗》（Reimagining Thoreau by Robert Milder, 1995）则以现代的眼光重新评述梭罗的人生、著述及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影响。梭罗还被作为生态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进行研究与挖掘。当然，他也为普通大众所喜爱。20世纪末，一位美国学者在美国著名的巴恩斯诺布尔(Barnes & Noble)的一个连锁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以下陈列：爱默生及有关爱默生的书有八本 ；霍桑及有关霍桑的书有十九本，梭罗及有关梭罗的书有二十三本。
　　梭罗被奉为“自然文学的先驱”，影响带动着20世纪一批自然文学的作家群。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的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正是在反复阅读梭罗的著作之后，认真地采纳梭罗的人生忠告，最终迁移到亚利桑那州，把沙漠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出版了《沙漠岁月》(The Desert Year,1952)、《大峡谷》(Grand Canyon, 1958)及 《克鲁奇自然文学精选》(The Best Nature Writing of T. W. Krutch)等多部自然文学著作。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ton，1888-1968)在科德角海滩边建起了小木屋，写出了经典之作《遥远的房屋》(The Outermost House，1928)。其副标题为“在科德角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爱德华·艾比(1927—1989)先是于1968年出版了以美国西部大峡谷的生活经历而写就的《大漠孤行》(Desert Solitaire)，其后又沿犹他州西南部的绿河漂流多日，写就了自然文学散文集《漂流而下》(1991)。书中的一章题为“与梭罗一起漂流而下”，因为作者是手持一本第33版的《瓦尔登湖》进行这次旅途的。安妮·迪拉德(1945-)的著作《汀克溪的朝圣者》，也是根据作者在弗吉尼亚州汀克溪边观察自然的一年经历写就，它被评论界称作“更有胆魄的《瓦尔登湖》”。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梭罗为日后的美国自然文学留下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以某一特定地点为视角，来透视外面的大自然。这种强烈的地域感已成为当代美国自然文学的重要特征。如今，一个以自然为主题、在不同地理环境中写作的美国自然文学庞大作家群已经形成。
　　梭罗提倡的新的生活方式，不仅被当今美国自然文学所推崇，也被生活在美国都市中的人们所接受。20世纪中叶，美国波士顿的一对夫妇曾像梭罗那样走向荒野中生活，并以其经历写了一本书，《以丛林为家：今日过梭罗的生活》(At Home in the Woods: Living the Life of Thoreau Today)。书中的第一句话便是 ：“我们走向荒野，是因为一百年前有个人写了一本书。” 有位叫做安妮·拉巴斯蒂(Anne LaBastille)的现代女性远离尘嚣，在位于美国东北部山脉中的黑熊湖畔建了一所小木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居住在那里，并以亲身经历写了题为《林中女居民》（Woodswoman）的系列丛书，记述了作者几十年来生活在荒野中的经历与感受、梦想与沉思。由此我们可见，梭罗的魅力有多么强烈。那不仅是一种“迟到的辉煌”，而且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真实的辉煌”。
    1862年，5月6日，当身体虚弱的梭罗平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姐姐索菲娅说：“我感到仿佛看到了非常美丽的事情，而并非死亡。”另一位目睹梭罗过世的朋友评述道：“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满足而平静地死去。”而参加过梭罗葬礼后不久，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似乎自然以其最慈祥的神态，欢迎她忠实而亲爱的儿子在她的怀抱中长眠。当我们进入墓地时，鸟儿在低吟，初春的紫罗兰在草丛中开放，松柏在哼着轻柔的催眠曲。我们把他（梭罗）安置在他父亲及哥哥的墓之间，感到虽然他的生命似乎很短暂，但是在他离我们而去之后，它将永远地为我们开花结果，因为我们应当知道，或许在他死后，我们与他的关系将比生前更加紧密。”
　　梭罗如同他在《秋色》中描述的秋叶，优雅地告别了生活。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梭罗的“树叶”（散文）在他去世多年后一直肥沃着世界。

ironland

梭罗和卢梭似的，都有几分造作，杭州话说起来“千瑟瑟”。

每次想到“爱默生家一开饭，梭罗先生就从林子里像鹿一样地冲了出来”这句话，就觉得梭罗的自然生活又是个“淳朴野蛮人”的骗局。不过这幻像很适合顾不上休年假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