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城：彭德怀与高饶事件

李旧苗

一、高饶事件的定名
    高饶事件，在文革结束前的正式文件中通称高饶联盟或高饶反党联盟。毛泽东在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与结论中都提到高饶问题，虽个别有“反党活动”、“反党事件”或“反党集团”之称，但总的称为反党联盟。结论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共列出六点，其中第一点说：
    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按此下所举五条，略）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46-147页） 按这番定性为“联盟”的推论逻辑，1957年反右推广至党外，适用于章伯钧、罗隆基的“章罗联盟”（或“同盟”）。罗隆基为之喊冤，章伯钧则低头认罪。1959年庐山会议，又适用于彭、黄、张、周的“军事俱乐部”。嗣后党内外斗争，沿用不断。须待文革结束，方告中止。
    在这次“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结论的第二点，毛泽东接着第一点提出了“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又说，“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活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47-148页）。现在知道，当时这些没有被点名的人中，主要指彭德怀。
    邓小平在这次全会所作主题报告，题目即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文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在第四节内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原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43-44页）
    邓小平报告的第五节中，指出“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反党言论之后，既不向党组织报告，也不要求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到党的组织中来，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的“有些同志”，当然包括彭德怀。因为毛泽东在结论中未点彭德怀的名，所以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没有点出彭的名字。但是这次不点名，不等于将来不算历史老帐。
    文革中，政治不断加温，毛泽东南巡，沿途大讲路线斗争。林彪外逃坠机，增加了一次路线斗争，同时，高饶反党联盟也上升为路线斗争，加上庐山会议一次，一起凑成党的历史上的“十大路线斗争”。1973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政治报告论述了“十大路线斗争”的历史，其中高饶联盟列为第七次路线斗争。这个政治报告稿由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收录了毛的批语，并在注释中说明：“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送审的报告修改稿上。8月24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个报告。”（358页）。
    但是，随着文革结束，中央开始拔乱反正，十一届三全会以来对许多历史问题采取了实事求是态度，其中对高饶反党联盟及是否路线斗争问题的提法，便也有了微妙的变化。邓小平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高饶问题提出这样的意见：
    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257-258页）
    邓小平不搞两个“凡是”，他的意见有两点颇堪注意：一、不再称高饶问题为高饶联盟，或反党联盟。高饶虽仍并称，但侧重高岗身上，对高饶分出了主次。二、提出高饶问题不应视作路线斗争，明确高岗“确实没有什么路线”。因此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14条关于高饶问题的决议，表述方式便与过去有所不同：
    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171页）
    《决议》对高饶事件不提什么联盟和路线斗争，这是符合邓小平意见精神的。在此之后出版的有关著作或回忆录，也都统一遵从《决议》的这个提法范围，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论述高饶的一章，用的题目是《关于高、饶问题》，不用“联盟”二字。杨尚昆载于《党的文献》2001年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回忆文章《回忆高饶事件》（2001年9月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未收入这篇文章）所用为“事件”二字，也不再用“联盟”。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没有高饶问题专章，仅在第六章第六节的“党的建设”中叙述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18页），用的也是“事件”，不过加了“严重”二字。
    本文即用“高饶事件”做题目，但引用文献原用“高饶联盟”等字样的亦仍沿用。
    二、庐山会议的决议
    如果不是李锐那本真讲真话的《庐山会议实录》如实地披露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批斗全过程，也许人们至今还不了解不清楚彭德怀与高饶事件有过什么牵连，或虽知曾有某些牵连，也不知其详。虽然庐山会议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实录》，下简称《实录》，347-348页引），点明彭德怀等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称彭德怀等人为“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称黄克诚“又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云云。但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发表，连公开发表的会议公报中也未提及，毫无知情权的人们根本不知高饶联盟中尚有彭德怀一员之事。直到1967年8月16日，经过八年之久，彭德怀已被从西南揪回北京批斗，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个决议。那时人人自危，谁也顾不上细究彭德怀蒙冤史实，他何以又被打成“高岗集团残余分子”，便成了一件历史悬案。
    现据《实录》所记，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斗，除追查他的万言书和所谓军事俱乐部外，同时新帐老帐一起算，追算他的老帐，而老帐中的一个重点便是他同高饶事件的关系。《实录》读者一般可能忽略这部分的内容，以为又是“欲加之罪”罢了，其实这对回过头去看一看发生在1953-1955年那一幕高饶事件中虽未点名但已记录在案的彭德怀的地位与动态，却是十分重要的。同其他新帐老帐一样，追查高饶事件这部分老帐，在庐山会议中同样也是先由毛泽东定下调子，然后分组批斗 ，推理上纲，将无作有，以小化大，白的也斗你成黑。
    从《实录》的记录可知，毛泽东在这次庐山大小会上的长短发言，针对彭德怀提及高饶（主要为高岗）之处，达如下多次：
    7月31日常委会   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高岗自己死了……。高饶能改？
    （《实录》。182页）
    8月1日常委会   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
    （《实录》，209页）
    8月11日讲话  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一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恶劣。
    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
    再迟半年、年把，我看不晓得怎样了，就是要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即中国这个世界。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
    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
    （《实录》，292-294页，296页）
    8月16日讲话   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按：指刘少奇、周恩来），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怀那个也不兴旺。......这回彭德怀继承衣钵。
    高岗、彭德怀从小局出发。
    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高岗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
    庐山这一场斗争同上回斗争高岗来比，这五年半里，我们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实录》，335-336页，339-340页）
    毛泽东在庐山上的这些讲话，没有举出彭德怀与高饶事件的什么具体事实，但扣上了具体的反党帽子，高饶集团的“重要成员”、“残余分子”、“漏网分子“等，最严历的是认定高饶联盟应是“高彭联盟”，或“高彭饶联盟”。这就成为小组会上批斗发言的重要追查问题，也成为庐山会议最后形成的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关于彭与黄克诚成为高饶反党联盟残余和重要成员的依据。
    三、小组会有关批斗发言，兼记刘少奇七千人大会讲话
    庐山会议小组会，关于彭德怀与高饶集团（主要是指高岗集团）的参与问题，基本上即按毛泽东所定基调，或追问，或发挥，或坐实，一方面要他老实交代，另一方面又不容他据实申辩；但在批斗者的发言中，也透露出来一些彭与高岗之间当时的交往与谈话情况。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某些人的批斗发言，以见一斑
    （皆引自《实录》，下各注页码）
    康生的发言   高饶反党集团和这一次反党的军事俱乐部都是用耍滑头、搞阴谋的手段，掩盖你们反党的本质，希望把你们的皮剥开来给大家看看。（308页）你是继续高饶联盟（也可以说高、彭、饶联盟），用阴谋手段分裂党，而且这次是你亲自挂帅，你承认不承认？（315页）
    王任重的发言   比如高饶事件问题，原来他讲是义务宣传员，后来同志们揭发了一些材料，他承认是高饶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个事情，他在小组会上含含糊糊，今天还是含含糊糊，似乎只是高岗向他宣传了什么少奇同志想篡党，什么宗派，他只是没有向中央报告，自己没有反对。（317页）你高饶联盟是满腔热情搞共产主义？（318页）
    陈伯达的发言   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如果没有彭德怀同志的活动和他组织的这个摊摊，高岗那个时候是会有所顾虑的。我们听说那个时候高岗说，军队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就是说，他背后有彭德怀同志这个摊摊做他的支柱。彭德怀同志自己现在承认，他是高岗集团的重要成员。当然，这是客气的，实际上，他是高饶联盟主要的一个头头。没有他这个支柱，高岗可能不敢那样放肆，不敢那样猖狂。高饶事件是几个野心家，主要是高岗这个野心家，和彭德怀同志这个野心家的结合。（323页）
    苏振华的发言   彭德怀同志承认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忠实成员，我说而且是主要的成员，很多同志讲话中都提到，高岗敢于兴风作浪，本事没有好大。彭德怀同志自己经常说对党忠心耿耿，为什么高岗对你说了中央、少奇同志许多坏话，你不报告中央？为什么你当时不敢对高岗说一句：你要造反。这会使高岗冷了半截。这说明你就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台柱，这样说是不过分的。你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饶反党联盟事件，过了五年了，你还瞒到现在。高、饶反党，高岗是野心家，彭德怀同志是主谋者。（331页）
    从小组批斗会的这一部分发言，可以看出众人遵照毛泽东所定基调所要追查的彭德怀与高岗关系，主要在于：一、高岗曾向彭散布对刘少奇不满言论；二、彭也曾有对刘的不满言论，在高面前表露，或曾与高有所附和；三、高岗的反刘言论，彭未及时向中央，特别是未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四、彭在小组会上被迫检查交代，承认是高饶集团“重要成员”，但对众人指斥为野心家、阴谋家，尤其被指定为高彭联盟或高彭饶联盟，则采取含胡的不承认态度。 但彭德怀不知，他所不愿违心承认的这个第四条，实是最关键的一条。你本人尽管不承认，但罪案已定，再分辩也无用。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事实已经证明彭德怀的庐山万言书是正确的，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讲话，仍斩钉截铁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理由是：“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有国际背景”，“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毛泽东还只说“高彭联盟”，刘少奇更提高档次，说“彭高联盟”，不能不使人觉得这是曲意迎合毛的意图。（刘的讲话和毛的插话，均引自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517-518页。按此书为纪实文学，许多描写出于文学笔调，但所引文献则可信录自档案原件。）据张聿温此书所载，彭德怀看到刘少奇讲话后，写出《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一文，指出所谓“里通外国”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对我是诬蔑”（张书，518页）。其实谁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定的案，彭德怀的申辩，连同他后来写出的“八万言书”，其中有一节专谈“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一一举证事实，为自己辩白。但终毛泽东在世之日，正如人们常说的，写了也白写，说了也白说。
    四、究竟陷得多深？
    1959年7月31日常委会批斗彭德怀，毛泽东对彭德怀说：“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此话出自毛泽东之口，非同一般，有千钧之重，甚至成为铁案。但毛没有指出“陷得很深”的具体事实。由于有关高饶事件的档案材料，一直处于密封状态，人们对于彭德怀在高饶事件中究竟陷得多深，有些什么具体的言论与行动，只能从已公布的决议、报告、发言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或文章中去推详，零星凑合起来，略知一二。例如彭德怀对刘少奇有所不满，这是他有可能同高岗的反刘意图投合，在高面前发泄过对刘不满的情绪或谈话。但是，对刘有哪些不满呢，讲过些什么话呢？在庐山会议的第二次（8月1日）常委批斗会上，刘少奇的一次发言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刘少奇说：
    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帐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实录》，204页）
    刘少奇这段发言，说明彭刘之间互有不满，由来已久。毛泽东在刘发言时，多次插话，为刘帮腔，表明对刘的支持，也是他自己对彭的看法。就在上一天（7月31日）会上，毛面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实录》，185页）这“搞不来的七成”中，显然刘少奇与毛是站在一边的。
    据所公布的高岗反党活动重大证据之一，是他散布的“军党论”。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揭露说：“他幻想从我们光荣的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因而把我们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又说什么整个党都是军队创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据《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480页转引）
    这个“军党论”，以及将党组织划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一些军事人员特别是某些老资格的代表人物来说，无疑是很听得进的，有吸引力的，估计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共鸣与支持。林彪就是高岗游说并表示支持的一个“军事人员”。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257页）至于林彪何以未作为“高林联盟”或“林高联盟”而被揭露与批判，下文再略作推测。其实，党内存在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关系的问题，由来已久。这也是延安整风内容之一，是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这篇著名的整风文献提出并要求解决的问题。高岗于建国后所持的这一论调，不过是新时期老问题的不同表现，但确实具有延安（那时是患难与共）时期尚未形成的蛊惑作用与分裂作用。所以邓小平的报告确定这“特别显著地表明高岗反党活动是反党性质的”，即是表明毛泽东意识到这种分裂倾向的严重性，因而发动了这次党内斗争，并且提高为路线斗争。彭德怀既被毛泽东认定在这次斗争中“陷得很深”，应该也是邓小平报告所说，与林彪一样，为高岗“在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的首选人物之一，而且是可能附和过高岗论调的，否则怎可说“陷得很深”并成为“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呢？但这只能是猜测，没有任何文献材料提供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我所看到的文革后的一些决议、报告或回忆文章，都有意回避彭德怀与高饶事件这段历史和问题，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庐山会议的一节是这样说的：“八届八中全会（按即指庐山会议）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按八届八中全会这个决议定性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分子”，现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之平反，指出“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包括原定性为“高岗集团残余分子”这一称谓在内。但是指明某一件事“完全错误”，并不等于这一件事未曾发生或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者首先应该承认历史事实的发生和存在，还历史以真相。任何隐瞒、含糊或回避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因此我怀疑，彭德怀之被认为在高岗问题上“陷得很深”，除了他与高私人间曾议论和不满刘少奇外，在“军党论”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 白区的党” 等问题上恐怕也有或多或少的牵连。而且这种牵连，丝毫无损于彭德怀的令名与人们对他的崇敬；相反，倒是愈见其正直与光明磊落。本来1962年6月，七千人大会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申诉信，就是通称的“八万言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二部分即是“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是会说清楚这个问题的，可惜全文至今未曾公之于众。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没有高饶事件叙述，虽有《庐山会议前后（一九五九年）》一章，也一字不提与高饶事件关系。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简称《回顾》），既有《关于高、饶问题》专章，又有《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专章，但前者不提彭德怀与此问题关系，后者不提庐山会议对彭所作决议涉及高岗集团的所谓“残余分子”决定。杨尚昆的《回忆高饶事件》（下简称《回忆》），自称“了解事件发生、发展到处理的全过程”，也不提彭德怀涉及此案情形。看来他们都有对彭“为贤者讳”（指参与高岗集团）和对毛“为尊者讳”（指错定彭为高饶联盟重要成员和残余分子）的用意在内。
    但是，读者可以看到，薄、杨二人的《回顾》与《回忆》，在叙述高岗散布大正统、小正统与大圈圈、小圈圈等论调时，都提到了“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讲）过”的话，这个被称作“某个领导同志”都被不约而同地隐去了姓名。现分别引录如下，薄一波《回顾》出版在前：
    他（指高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岗山的大圈圈。 （《回顾》上卷，312页） 杨尚昆《回忆》发表在后：
    他（指高岗）还胡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岗山的大圈圈。 （《党的文献》2001年第一期，18页）
    两人所引这位“某个领导同志”讲过的话，词句完全相同，当是同出于当年揭发批判高岗时的档案材料所载高岗的言论，只是《回顾》说他“无中生有”，《回忆》说他“胡说”，不同的状词，一样的意思。这就是说，在《回顾》与《回忆》的作者看来，这位“某个领导同志”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而是高岗编造出来的。我却认为，不能排除的确曾有“某个领导同志”讲过这样的话，讲此话者且地位不低。理由是：薄、杨二人记录此话，而又为讲此话者辩诬，且隐去姓名，适见其“为贤者讳”的用心与笔法。问题是，讲过这样话或这样意思话的“某个领导同志”会是谁呢？我以为最有资格讲此话的，即是创建井岗山根据地的大功臣，又对刘少奇、周恩来积有微词的，这样的人只有林彪与彭德怀。然而这里所指，不会是林彪。如是指林彪，这里就不能称他“同志”。谁可以称“同志”，谁不可以称“同志”，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例如李维汉、汪东兴以及此处引述的薄、杨等人撰写回忆录时严格遵守的“春秋笔法”。邓小平关于历史问题决议讲话，说高岗的活动，“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林彪名下也是不加“同志”的。因此这里既然称“某个领导同志”，有“同志”二字，可知必是指彭德怀，而不是林彪。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些在党内以地域、个人、资历等划线的论调，被高岗为实现其野心的游说活动所利用，所以毛泽东说彭德怀在高饶事件中“陷得很深”，决议更定为“残余分子”，其来由与根据或即在此。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一切有待将来关于高饶事件档案资料更多的解密与公布，历史学家到时可以作出符合事实的论述。
    五、几个留待研究的问题
    (一)“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这是指1952年至1953年期间，为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用“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名义，相继抽调了一批中央局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来到北京工作。“五马”即指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我以为，就其地位言，后二人应换作林彪、彭德怀，林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彭是西北局第一书记，这样才与前三人旗鼓相当。事实上，林长期养病，彭指挥抗美援朝，都已不再执掌所任地区军政大权。“一马当先”指高岗进京所任职务显赫，并得毛泽东信任，表面上一时超过其他四人。
    按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中央政府为巩固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权力，需要经常调整、弱化地方诸侯势力的膨胀与坐大，更不容许形成任何形式地方割据与对抗之势。中央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基本采用武力与和平或二者并用三种方式。武力解决的方式，远的如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较近的为清康熙削平三藩之乱。和平解决的方式，著名的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于谈笑中消弭军政大权的倒置，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毛泽东博览群史，通古今治乱得失，这一次无疑预见新时代地方势力坐大的潜在危胁，在刘少奇、周恩来的协助下，果断制定了调整中央与地方党政军人事安排的政策。“五马”这次进京各人的理解与态度各不相同：邓小平目光远大，坚决拥护中央决定，接到调令一个月内，携眷全家北上。彭德怀尚在朝鲜战场，凯旋归国即留中央做国防部长。林彪本在异地养病，调离与否，原不在意。高岗不学无术，又不懂历史，进京后倚仗毛泽东的信任（《实录》335页载毛讲话：“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趾高气扬，不察时机，妄想拱倒刘周，取而代之。他手下的“五虎上将”（杨尚昆语，高的智囊）也没有为他出点趋利避害的好主意。饶漱石颇有忧惧之感，曾说这是“调虎离山”，但亦错会毛的意图，遂与高岗此唱彼和。“五马进京”，遭遇有同有不同。不同者，高岗首被打倒，也是“一马当先”；饶漱石同被定为反党联盟。五年后，彭德怀继之成为反党分子。林彪代彭而起，荣居“接班人”高位，然不旋踵，仓皇出逃，命丧沙漠。独邓小平，以治世之才，始终为毛泽东倚重；1975年复出，主持整顿工作，助毛建立军区司令员互调制度，增强中央控军能力，可看出仍为1952年中央撤消大区军政委员会政策的继续。同者，“五马进京”同遭废黜，当然时间有先后，性质亦各异，但无一幸免，从这点说，似乎殊途同归。
    (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此案因扬帆于建国初在上海执行“以特反特”政策，用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头目之事而起。饶漱石、潘汉年是扬帆上级，与闻此事，遂捏合成反革命集团，分别投入监狱。饶死于狱中，潘死于监禁农场，扬幸得生还，已成皤然一盲翁。扬帆早年名殷扬，与江青相识，熟知其底细。项英曾据扬的呈述，电告中央，电文末云，“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这些电报为江青获知（扬帆《断桅扬帆》，217页），故积恨在心，矢志报复。据扬帆自述：
    我被释放回家以后，在1985年11月去杭州，当时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王芳同志来探望我，谈起我这件冤案的起因，他说，不久前听北京有关部门一位曾参与此案的副部长说过：“扬帆这个案子百分之百是因为江青的原因。”王芳同志以后调任公安部长，在1989年出版的《共和国第一冤案》一书中，王芳同志署名写了序。序中说：“因为这两人（指潘汉年、扬帆）都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做地下工作，领导过文艺、新闻界，了解江青在上海那段不可告人的历史，所以遭到逮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名目被定罪判刑。” （《断桅扬帆》，202-203页）
    扬帆、王芳和这位未提名字的副部长，一致坚信“这个案子百分之百是因为江青的原因”，他们一个是案件的直接受害者，一个是可接触全案材料的中央公安部长，还有一个就是办案的副部长，他们讲的话和写成的文字无疑是最符合事实的证词。人们从中不难了解，在一个毫无法律约束的社会，一个震动全国冤假错案的产生，竟是在堂皇的国家名义下为发泄权势者个人卑劣的私愤而服务。江青这样一个女人，上有支持者或指使者，下有追随者或帮凶者，她的这一可怕的权力，绝非一人所能形成。不过王芳写的序文有一缺憾，有意把饶漱石在此案的名字略去了，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应简化为仅有“潘扬”二人。
    杨尚昆就此案写的回忆文章，正视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党的文献》2001年第二期，22页）他没有因为没有中央决议而不提饶漱石名字。他文章下述一段话更值得人们注意：
    潘汉年、扬帆既然相继平反，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关于饶漱石，在这一案上，中央没有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一小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可以说是从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了反。 （同上，23页）
    这段话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杨尚昆的身份，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说的话有指导意义。他这段话说明，对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的复查，除了中央决议平反的方式外，尚有一种“注释平反”的方式。如这个案件中的饶漱石，就是通过“注释”的方式，“从事实上”“平了反”。当然，杨文也表明，饶漱石在“高饶反党联盟”中的案还是不能平反的。按以注释方式平反，不止饶漱石一例。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托派问题有两条新注，第一卷168页注38和第二卷516页注9，删去了旧注称托派为“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和“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等语，并说明这些看法系受共产国际的“错误论断所造成”。按照杨尚昆的上述论述，这事实上也是为“托派反革命”平了反。另外，《鲁迅全集》以新注平旧注反的例子更多，说明以注释平反的方式是相当通行的。不过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如杨尚昆文章所说，“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但是这种注释平反方式也有令人困惑之处，即有的冤假错案是由法院作为刑事犯罪判刑的，现不经法律程序，单靠一条注释来平反，份量好像轻了一点，而且看到的人不多，知道的人也不多，算不算数，尚待时间的证明。
    (三)林彪与高饶事件。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特别强调指出：“他（指高岗的活动）首先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据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所载，1953年10-11月期间，高岗到杭州多次与林彪密谈，叶群也几次到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林彪且有信件交高岗妻子李力群转交高岗。张书的记载，想有档案材料根据。从这些情况看，在高饶事件中“陷得很深”并是高饶联盟重要成员与残余分子、甚至高饶联盟应称高林联盟或林高联盟的，应是林彪而不是彭德怀。但结果却由彭德怀顶上了这几顶帽子，林彪则没有受到丝毫波及，反而成了反彭的英雄。原因何在呢？张书的分析（520页），认为一是林彪善于伪装，二是林彪隐瞒与高岗共谋情节，三是林彪为毛泽东“一员爱将”。
    我觉得，以上这些原因外，林彪长期休养，作韬晦蛰伏状，与毛无宿怨，不像彭德怀有旧怨新恨，又不直接带兵，不需要“释兵权”，故为毛所喜，亦是重要原因。历次运动、斗争，一向有区别对待政策，以利分化，反右斗争、庐山斗争莫不如此，反对高饶斗争自不例外。林彪为揣度迎合毛的意图爱好，曾着意研究历史。六十年代初，笔者亲见林办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函，为首长（即林彪）索购张舜徽著《中国史籍校读法》一书。平时则聘有教授，为之讲解中国历史。他在中央会议上所作历代政变长篇讲话，词锋凌历，杀气四溢，为毛树权威，为文革造声势，座间听众无不悚然以惊，说明他的确学史有得，不愧“主席好学生”，毛泽东亦为之赞赏。但一做“接班人”，就忘乎所以了，忘了吸取历史上接班人命运教训，大抓兵权，竟提出人民解放军为“毛主席缔造，林副统帅指挥”的狂妄口号，又在军内搞大清洗，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致犯毛忌，终致于败。这又说明他学史实未有得，只是学点皮毛罢了。
    (四)里通外国。过去不大理解，彭德怀出国去苏联及东欧数国作了一次访问，通过翻译与各国领导人有些交谈，都是公开性质的，为什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和七千人大会上都吃准他里通外国，并且写进了中央决议？即使彭一再申辩解释，仍然揪住不放。
    现在有许多档案资料显示，毛泽东决心清除高岗，与高曾企图投靠苏联和倚苏自重有关。《百年潮》2001年第12期载何祚康编译的文章《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介绍英国一位学者保罗·温格洛夫在莫斯科阅读苏联外交部档案和回忆录，写了《高岗与莫斯科的关系：来自苏联的证据》一文，披露了一些新资料。《百年潮》的文章介绍说：“作者（指温格洛夫）从上述材料中得出结论说，毛对高的背叛和与苏联的含混不清的关系感到恼火。苏联官员的确非常喜欢高。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一名官员费丕才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1949年）出卖了高岗’，高是‘真地忠于苏联的’。作者还认为高是自我灭亡的，他与斯大林的‘奇怪的和相当危险的友谊’，与苏联官员的批评（中国的）谈话再加上1953年的权力斗争使毛有充分理由整肃高岗。”
    高岗去过苏联，便同苏联勾搭上了。彭德怀也去过苏联，还有东欧，又被认定是高岗集团分子，“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实录》引毛泽东在常委批彭会上插话，198页），自然也被认为同外国勾搭上了。因此彭德怀成了“里通外国”分子，他的庐山万言书有了“国际背景”（刘少奇七千人大会讲话语），便是顺理成章的推论和结论。《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在引述《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时，指出《决议》“有两处引用了彭的原话，就是‘小资产阶段的狂热性’和‘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看来这是最触犯忌讳的两点。”（《实录》，347页）他所指“最触犯忌讳的”后一点，就是彭所以在庐山万言书和所谓“军事俱乐部”等罪名外，非得再加一个“里通外国”罪状不可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