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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0-2-22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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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干弱枝的大一统体制：地方削权和中央分权
如果说“苏区党人”与“白区党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共从造反到掌权的角色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的集中反映，那么，建国后过渡性政权体制到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式确立，是一个调整权力架构过程中的真刀真枪的利益再分配，更是两者冲突的焦点 。
中共建政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体制。大区体制是在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格局，大区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机关，又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有很大独立性。大区体制对消灭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和盘根错节的地方割据势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中共新政权在广大地域牢牢地扎下了根基。但如果大区相互串联起来，也足可以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这就使中共的新政权面临着历史上十分相似的一个老问题，国家初建时的削藩问题。即如何尽快结束各地“诸侯”分治的“五雄七霸”局面，建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中央大一统集权体制。这也是自晚清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实现的政治目标。
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自然十分熟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前朝开国故事，对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尤其有心得，十分警惕国家出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局面。在开国之初，毛泽东曾当面警告过各大野战军的军头，如果不听话，就拿你们开刀。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赴朝参战、刘伯承去南京办学、林彪去苏联养病、聂荣臻调任总参谋长。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相继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和地盘，军事与政事分离，从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据的可能。
1952年，经过剿匪、镇反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大陆上的敌对势力已经消灭殆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朝鲜战争也进入停战期。中共中央开始准备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不失时机地把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中共的中央集权过程，是在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引进苏联计划体制中完成的。其要旨有二：一是固本抑末，上收大区权力，结束“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二是调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泽东为轴心的中央分权制衡体制。
于是，“削藩”之后，如何平衡各山头的利益成为突显问题，并集中表现为中央高层权力分配的冲突。这便是“高饶事件”发生的体制背景。
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大区书记和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35]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先后奉调进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8月就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4月就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就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2年11月就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1月就职）。
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就任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远在其他人之上。故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在把各大区主要领导人调至中央的同时，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区行政委员会。大区行政委员会仅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不再是地方最高政权机关。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和主要行政人员，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华东行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先后成立。这样，大区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实权的层级变为虚权的层级，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各省市、自治区。1954年11月，各大区被完全取消，彻底消除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可能。
在地方“削藩”之后，毛泽东立刻着手调整中央的权力构架，改变建国时期的中央体制，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传统王朝体制下，君权与相权经常冲突不断。史家钱穆说：“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36]历代王朝政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地分割相权，加强君权。明代废丞相，设内廷。清王朝更是以皇帝秘书班子的军机处作为中央最高权力中枢。这是中国皇权专制“圣人持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的历史必然逻辑。对于这些中国传统政治的利弊得失，历代帝王分权制衡的驭臣之术，毛泽东都是非常熟悉的。
1949年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共领导下的联合政府性质的体制，政府的实际权力在政务院，类似于责任内阁制。中共入主中央政府后，继续了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毛泽东之下，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负责政务。刘少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周本着各司其职的工作原则，对一些在自己职责份内的工作就便处理了。如刘少奇发表的许多讲话、文章，没有事先征求毛泽东意见。甚至一些中央文件，没有经毛泽东同意，就批发出去了。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周恩来主持政务院工作，国事繁冗，车水马龙，也让毛泽东很有些不快感觉。甚至说出了“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的悻悻之语。这十分类似历史上君权与相权冲突的老问题。
当时毛泽东一批再批的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以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本是比较简单的责任权限划分和工作程序的问题。说到底，也无非是政权初创，各项事权不明确的问题。但以 “圣人持要，四方来效”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圣上”的“大权旁落”，问题的性质就很严重了。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行为“擅权”蔽上，早就有在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的想法。[37]各大区书记奉调北京后，毛泽东在中央的力量大增，开始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着手调整党和国家的权力构架。
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刘少奇很快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他还提出了书记处负责人分工和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分工的名单，在少数领导人中征求意见。接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38]
刘少奇提出的名单方案，是研究“高饶事件”的一个关键性的史料，历来鲜为人知。据《高岗在北京》一书披露，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当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39]其中，彭、安、刘都是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俱是占居要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这势必让其他山头的人马感到不快。所以，高岗认为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只是安排人员，甚至认为刘少奇的征求意见是在搞试探。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些年来在政治上跟不上去早有不满，在人事安排上刘少奇似乎是过多地考虑了他熟悉的干部，这无疑使毛泽东对他的看法更加严重了。特别是安子文起草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这都是刘少奇“圈圈”里的人，而战功最为卓著的林彪居然没有列入。虽然起草人或许是出于林彪身体不好难以承担繁重国事的考虑，但毕竟林彪是四野的旗帜，夺取天下四野位居首功，帐下走出的战将如云。这个名单显然没有到照顾山头间的平衡，还很有些包揽中央组织人事大权的嫌疑。
关于安子文起草的这个名单，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事情，有安子文擅自起草说，有高岗授意说，有刘少奇授意说。以理推之，高岗不分管组织，又刚到中央工作，高岗授意说的理由最不成立。安子文以中组部副部长身份，能胆大妄为到擅自起草政治局人选名单的程度，也很难让人信服。最顺理成章的是刘少奇授意说。刘少奇主持党务工作，即使让安搞个名单提供最高层参考，本也是份内之事。在一次党内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未经授权私拟“名单”，暗指刘少奇越权违规。
毛泽东将这份绝密名单送给高岗阅看。[40]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举动，表示他很不赞同刘少奇的人事安排。高岗对华北山头的成见很深，看到这个“有薄（一波）无林（彪）”的名单，自然是非常恼火的。高岗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他的意见掺杂在一起，在高级干部中私下传播，散布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圈圈”，煽动对刘少奇和华北山头“宗派主义”的不满。军队高级干部尤其火大。
毛泽东显然是想借重这些大区来的力量，改变刘、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高岗是大区干部的领头羊，在这个变动中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有4名政治局委员、11名中央委员、2名候补中委，阵容强大。毛泽东对高岗信赖有加，几乎无话不谈，经常一起说些私房话，议论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他们的不满。
这时发生的一件最为严重的事情，是毛泽东密查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的问题。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要他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事情。高岗不负重托，指派东北局第二书记张明远调查并密报了相关的情况。[41]
高岗曾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私下散布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老（林伯渠）和董老（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外，中央其它许多同志都对他们不满意。”[42]他还说：“少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等等[43]。高岗的这些话，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正当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日益不满，中央高层出现信任危机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去世了。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斯大林的死，给毛泽东提供了更方便地调整中共高层权力构架的历史机缘。
1953年初，毛泽东借新税制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大做文章。他尖锐地批评新税制，一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二没有通知地方，替资本家说话，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指责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随后，毛泽东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消弱和分割刘少奇、周恩来权力的措施。在遏抑刘、周的同时，让高岗取得了很大权力。
措施一，撤销政府党组干事会，分割周恩来的经济权力。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今后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44]该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划分为国家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等六口。周恩来除名义上负总责外，具体工作只分管外交，职权范围大大削减。
5月15日，政务院将所属20个部中的8个工业部移交给高岗领导的国家计委。[45]国家计委权力很大，当时有“经济内阁”之称。
毛泽东甚至还有撤换总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毛泽东和高岗议论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高岗故作推辞，推荐了体弱多病的林彪。[46]
措施二，指责刘少奇擅自签发中央文件，分割组织人事权力。
1953年3月，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擅自”发文件的事情大发雷霆。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和中办主任杨尚昆的指示中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还要杨尚昆检查1952年8月1日到1953年5月5日的中央和军委电报和文件，查明有多少是没有经他看过的。他严厉指责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47]可见，毛泽东的恼怒非同一般。
1953年4月，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正式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各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任副部长。这意味着原来由彭真和安子文掌管的党中央组织大权，转移到了大区来的干部手中。
6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所谓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从政治路线上再次敲打了刘、周。
这样，毛泽东把党政的两项最重要的权力，党务的组织权和政府的经济权，都从刘、周手里析离出来了。毛泽东的心腹爱将高岗“一马当先”，不仅把周恩来的经济权力收归旗下，而且还要涉足刘少奇负责的党务领域。[48]
到1953年6月，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外交，高岗管经济的格局。这个三足鼎立的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改变了过去内阁制的体制，应该是初步实现了毛泽东“分权持要”的意图。进而，毛泽东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
四、毛泽东一、二线体制设想的提出与“高饶事件”的发生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使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工作的不满和批评，不仅有了政治路线上的合法性依据，而且确立了他变更和调整中央权力格局的政治正当性。在组织上，毛泽东重用高岗，期望他能成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得力助手。
毛高的亲密关系，让其他领导人都感到了某种威胁。（机敏精细的周恩来曾一度改变发文的顺序，把高岗放到他的前面，以试探毛、高的意图，摸摸底。）这样一来，党内协商机制就发生了畸轻畸重的非常变化：过去较为均衡的毛、刘、周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毛泽东为轴心的，刘、周、高三足鼎立的不均衡格局。毛泽东因势利导，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一线二线的体制设想。“高饶事件”的发生，是在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体制以后的事情。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对高饶的问题，“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49]1954年，高岗在事发后的检讨中说：在财经会议之后，他才有反对刘少奇的活动。[50]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说，“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两位中央领导（刘、周），“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51]时隔20多年后，在1980年2月26日召开的一次安排中央人事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以高饶事件的历史教训告诫大家，说：高岗是在分一线二线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线。”[52]这就点出了高饶事件的实质是权争，而且是在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发生的权争。
诚然，“高饶事件”背后是毛刘之争。但毛泽东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层权力斗争的底线。高岗本是毛泽东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刘、周的棋子，但这个棋子的鲁莽行动却几乎导致翻盘，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清除出局。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考虑调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如何考虑接班人问题的？对此，缺乏中央工作经验的“二杆子”高岗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糊里糊涂上马，糊里糊涂落马。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对高岗的重用，是否意味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的地位。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调整中央权力配置。他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政治上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右倾”，组织上自行其事的“分散主义”，对高岗十分器重，委以重任。这是出于更换“接班人”的考虑，还是出于调整中央权力构架的考虑？他不满刘少奇，甚至考虑让刘少奇去担任虚权的国家主席，这是“贬刘”？“抑刘”？还是“倒刘”？同理，他重用高岗，是想换马，还是在备马？
以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他虽然很器重高岗，但绝不会重蹈覆辙，再把高岗摆到刘少奇的位置上。就制度而言，无论从斯大林集权体制来讲，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来讲，毛泽东都是要实现最高权威掌控下的一元格局，不会允许再出现君臣争权的二元格局。就领袖素质而言，高岗虽然精力过人，勇于任事，但心机不细，城府不深，拙于思考，长于行动。这是毛泽东能够放心委以重任的条件，但作为交班的条件就未必合适了。毛泽东重用高岗的直接目的，还是为了变更从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平衡刘少奇、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局面，以实现以他为轴心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中央权力架构。此外如果他对高岗还有更大的期许，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其次，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是未雨绸缪的体制考虑，还是储君位置上的人事更迭。共产党国家的接班人体制，历来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制度安排。接班人既没有“家天下”储君的血缘继承资格，也没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法定权威，只是出于最高领导人寿限原因的被迫“交班”安排。斯大林突然死亡，事先没有对身后事的任何安排，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在苏共领导人中开展了一场问鼎最高权力的激烈斗争，贝利亚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斯大林之死引发的混乱让中共领导人深受震动。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实现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对高岗和其他人多次提出过“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的问题。[53]
1953年，毛泽东60岁。刘少奇和周恩来55岁，高岗48岁。对于政治家，60岁是正当盛年的岁数。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应是比较从容的长远计议，而不会有虚位以待的紧迫感。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共领导层中实行一线二线梯次安排的设想，把年富力强的人放到处理党政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前台，他则居于主持大政方针的后台。这样，毛泽东既能摆脱日常事务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权旁落出现“分散主义”的危险，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填补斯大林死后的权威空白。这是个体制性的制度安排，并非是更换接班人的走马换将。邓小平后来讲：“毛主席是从这个战略思想来考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配备的。毛主席的说法是，这样比较能够经得住风险，也就是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会影响到整个集体。”[54]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设想的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体制，应是一个在他掌控之下的“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
第三，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批评，纠正他坚持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右倾”错误，是否就要立马打倒刘少奇。建国以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上虽有多次冲突，但集中爆发还是在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全国财经会议本是具体的工作会议。但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开成了一个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会议。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会上，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骂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党内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讨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受到批评，在党内威望大跌。也正是由于党内高级干部们都清楚刘少奇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才会形成10月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讨安伐刘”的局面。
全国财经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设想。以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积累下的诸多不满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上削弱了刘、周的权力，实现了刘管党务、周管外交、高管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放手把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交给一线，自己安心退居二线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立即承认错误的示弱态度还是能够认可的。[55]
第四，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是否要实现中央高层的“集体领导”。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56]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央实行分权体制，还是实行集权体制的问题。从制度上看，总书记制更类似于历史上的君相格局，副主席制更类似内阁格局。如果实行总书记制，刘少奇一直负责党务工作，自然是总书记非他莫属。这样，中央的权力构架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的延续。而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有诸多不满，实际是想要变动这个权力构架的。
高岗深知毛泽东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过去说高岗要多设几个副主席是“封官许愿”，拉拢人，搞权权交易。新出版的《高岗在北京》一书则另有说法。书中说：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57]以高岗的资历和在党和国家担任的职务而言，他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并不能说是有僭越的野心。他的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毛泽东关于一线的制度安排无疑是实现分权制衡的“集体领导”，但具体的人事安排是不清楚的。不过从事后人们揭发批判高岗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1953年10月，高岗到南方休假期间，曾在高级干部中散布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搞政治局。他还提出要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58]高岗的话或有添枝加叶的私货，后来对高岗的批判也肯定有落井下石的成分，但基本内容肯定是编造不出来的。
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中央高层人事安排的方案，是对中央已经形成的刘党务、周外交、高经济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调整。高岗如接替刘少奇管党务，掌握的实际权力又将扩大；刘少奇如改为负责国家政务，其权力将更加虚化；政府体制由政务院改为部长会议制，周恩来的权力也将被进一步分解。如果再由林彪或其他人接替部长会议主席，周恩来专管外交事务。这样，中央一线可能就是一个由毛泽东驾驭的三驾马车或是四驾马车的分权把口的格局。
以毛泽东“比较能够经得住风险”的制度要求来看，在国家政府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是为中央一线，由刘、周、高等分工负责，实现相互制衡的权力构架。所谓“集体领导”，实际上是要变更历史上形成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这个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历史上，储君久居生事，造成骨肉相残的悲剧比比皆是。毛泽东当然深知个中利害。另外，且不说刘少奇在党内的根基并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变更太大势必引起党内冲突。就高岗在党内的资历而言，比刘、周都浅得多。当时党内老人都建在，高岗要取代刘少奇，能不能压住阵也是个问题。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方案，是出于他的个人野心膨胀的谋权动机，还是他猜度到毛泽东心理的护主动机，都可暂且不论，但源头无疑是来自毛泽东与他“个别酝酿”的私下谈话。
从这个“胎死腹中”的方案来看，在毛泽东布置的这个新棋局中，高岗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但从“法、术、势”的政治逻辑观之，毛泽东也肯定不会在制度上再给自己设置一个对立面。以高岗的党内根基和能力水平，是可以制衡刘、周，但要取代刘、周则是另一回事儿了。毛泽东在政治上贬抑刘、周，在人事上重用高岗，是要实现组织上的大权独揽。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的是制衡刘、周，并非要打倒刘、周。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体现了毛泽东这时的真实意图。尽管这时的毛刘关系，已是嫌隙毕显，矛盾横生，但不能因此而将“文革”打倒刘少奇的史事倒推因果。如果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要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现有的证据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但是，由于政治道行尚浅的高岗把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问题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的问题，“倒刘”心切，四处串联，一意孤行，犯了党内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非但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权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高饶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党内裂痕，影响至深至远。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个事件划出了一道难以弥补的政治鸿沟，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每次党内斗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在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白区党人”。当然，这是另一个题目的内容了。
[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
[2]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46页。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4] 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出版。
[5]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
[7]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34页。
[8] 刘少奇：《关于华北互助组问题的批语》，1951年7月3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9]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10] 于光远、韩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页。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12] 于光远、韩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13]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
[14] 《毛泽东传》（1949—1976），第64页。
[1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16] 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80页。
[17] 彭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安子文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政务院人事部部长等要职。薄一波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等要职。
[18]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
[19]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1948年以来），中共中央华北局1949年6月翻印，第39～45页。
[2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528页。
[2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
[22] 《高岗在北京》，第23页。
[23] 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结论的一部分。文中关于枪杆子的话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312页。以该文的口气来看，这里的“某个领导同志”指的就是毛泽东。
[25] 《高岗在北京》，43页。
[26]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第118页。
[27] 《彭德怀传》，第494页。《彭德怀年谱》，第529、592页。
[28] 张明远：《我的回忆》，第381页。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1页，注①。
[29]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
[30]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高岗在北京》，第141页。
[31]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第123、124页。
[32] 《高岗在北京》，第47页。
[33] 《高岗在北京》，第114页。
[34] 《刘少奇传》，第745页。
[35] 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 (
[3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1版，第163页。
[37] 《高岗在北京》，第112页。
[38] 《高岗在北京》，第50、117、119页；薄一波的回忆，只谈到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制度。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312、313页。
[39] 《高岗在北京》，第50、120页。
[40] 《高岗在北京》，第117页。
[41] 张秀山回忆是1953年初。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高岗在北京》一书说是在春夏之交。
[42]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第118页。
[43] 《高岗在北京》，第47页。
[4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
[45] 《刘少奇传》，第739、740页。
[46] 《高岗在北京》，第51页。
[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29、230页。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
[49]毛泽东在中共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01页。
[50] 《高岗在北京》，第43页。
[51] 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25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46、147页。
[52]邓小平在1980年2月26日曾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毛主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在考虑一线二线问题。高岗就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04页。
[53] 《高岗在北京》，第114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04页。
[55] 毛泽东在8月12日的讲话中说：“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6页。
[56] 《毛泽东传》，第278页。
[57] 《高岗在北京》第114～116页。
[5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3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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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2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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