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曉春：也談「高饒事件」發生的某些因素

李旧苗

發生在1950年代中期的「高饒事件」，長期以來被定性為由於高崗、饒漱石個人權欲、野心惡性膨脹而導致的分裂黨的陰謀事件。近些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也有學者提出了發生「高饒事件」的制度背景問題1。其實，「高饒事件」的發生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本文試圖從當時中共高層權力架構開始調整入手對此進行一些歷史的回顧與探討。 　　 一　1953年中共內部高層權力調整局面的出現
　　眾所周知，中共自誕生至全面執政前，其高層的權力架構和更替問題，由於複雜而特殊的革命環境以及蘇共的影響，一直未能得以制度化地有效進行。全面執政後，中共仍基本延續了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後所形成的領導集體2，但進入1953年，中共內部卻開始出現了高層調整的跡象。
　　首先，根據中共七大黨章的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並召集之。在通常情況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況下，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延期或提前召集」3。由於從戰爭到和平環境的轉換，七大後中共並未及時地召開黨的代表大會4。而進入1953年，中共所面臨的國內外局勢則發生了根本變化。抗美援朝戰爭全面停戰大局已定後，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局面。在階級鬥爭方面，工人、農民等對中共擁護力量的增長，基本上改變了同民族資本家、地主、富農和知識份子等階級階層間的力量對比。工業化建設方面，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專案主要部分也最後確定，而在大規模有計劃經濟建設迫在眉睫之際又找到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將私營經濟納入國家計劃軌道這一現實的途徑。因此，在取得軍事和政治上的徹底勝利之後，中共在蘇共的影響下開始提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根據蘇共和中共過往的經驗，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一般都要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形式確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時基於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因素的考慮，也要對人事做出相應的調整。
　　其次，據薄一波回憶，1953年3月初，高崗向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安子文轉達了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內容，說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央授權5，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在這份名單上，政治局委員分兩組寫出，一組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上是書記處成員──引者注）以外，寫有高崗、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書記，也都是在中共全面執政初期分鎮四方的「諸侯大員」──引者注）；另一組上寫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人和中央正副秘書長人選。這個名單安子文曾給高崗看過，也向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饒漱石談過。6
　　再次，1953年底，毛澤東提出要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希望自己退居二線，由其他人主持一線工作。當時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等職務，掌握黨政軍大權，威望如日中天。此外，中共中央還提出過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等問題。這一切似乎意味著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將要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安排方面自然也應作相應的變動。
　　此外，1953年3月史達林的去世引發了蘇共高層權力格局的調整。7月上旬，蘇共中央舉行全會，決定把貝利亞從蘇共中央清除出去，並開除其黨籍（同年12月23日被處決──引者注）。9月份，赫魯雪夫當選為新設置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對世界各國共產黨影響甚巨的史達林時代得以真正結束。
　　那麼，如果進行中共高層的人事調整，會出現一種怎樣的權力架構，也就是在人員安排上會出現怎樣的變動呢？
　　1952年6月20日，毛澤東曾致信史達林提出，「由於經濟建設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擬參考聯共（布）中央的經驗加強我們黨的中央機構」7。7月，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稱，「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黨和政府的中央機構必須加強」，「並擬逐步縮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區政府的機構與職權」8。此後，中共採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有：（1）上調各大行政區實際負責人進京。這一方面為撤銷大行政區做準備9，另一方面重新佈置高層的權力架構。各大行政區實際負責人的具體安排是：最先調來的鄧小平，1952年7月份來京後即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財政部部長。隨後進京的習仲勳於9月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鄧子恢於1953年1月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此後，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調任計劃委員會主任。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1949年10月即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且華北局駐在北京，不存在「進京」的問題。（2）加強中共中央主席對國家政權和政務的直接領導。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分散主義」和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對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機構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被撤銷，中共中央主席開始直接對各黨組小組和分黨組幹事會進行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對下屬各經濟部門的領導，也不再通過政務院的中財委，而分別通過政府新增設的五個方面領導人進行，時稱「五口通商」10。這樣，政務院原來事權專一、無可替代的地位和職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並且由於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只有外交等少數部門，其職權範圍已大大縮小。而當時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在如何對待新民主主義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有所分歧，受到毛澤東多次批評，其權力亦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和影響，並隨後不得不在中共內部作公開的自我批評和檢討11。
　　不難看出，中共利用發動反對「分散主義」運動和調整、重用各大行政區領導人（華北局的薄一波除外，並且由於薄一波一直在中央工作還成了調整和批判的物件）在中共高層初步實現了毛澤東個人的相對集權和中共高層權力的制衡分佈。但是，這樣一種權力安排顯然並不是一種令毛澤東滿意的最終結果，最直接的表徵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設立和政務院職權的削弱導致一種體制龐雜、部門重疊、關係不清的體制困境的出現。並且，當時中共也已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改革國家體制。此外，更有人事方面重要的原因。
二　高崗、饒漱石的活動及中共中央的反應
　　對於這樣一種調整後出現的人事安排格局，趙曉光認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捨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對高崗的提拔重用，雖然含有對劉少奇、周恩來在某些工作中的不滿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一種刺激和觸動」12。自然這是一家之言。當然，調整的結果也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有抑劉少奇、周恩來，而揚高崗、饒漱石的最終權力架構設想。
　　高崗，「這個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能幹」。在創建陝北蘇區和陝北紅軍中，「他有過重要貢獻」；「抗日戰爭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績」；東北解放後，他主持東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工作「走在全國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後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揚」13。因此，他屢受毛澤東的重用。中共七大時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隨後任中共東北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集東北大行政區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此外，在農業合作化和工會工作方針等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分歧的問題上，高崗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和支持。1952年11月高崗進京後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53年中央又決定把8個國家主要工業部門劃歸給高崗任主席的計委領導，國家計委遂有「經濟內閣」之稱。因此，高崗的權勢一時甚為顯赫，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與此同時，高崗也有其性格和作風上的缺陷，當然，在中共處於主要依靠暴力奪取與穩定政權的過程中，這並不成其為左右政治生命的決定性因素14。此外，高崗在東北的一些舉動也讓毛澤東心存疑慮15，儘管這方面的壓力在史達林逝世後得以明顯減輕。
　　從中共此前高層人事變更情況看，政治路線對於高層的權力架構起著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且有著豐富經歷和成功經驗的地方幹部更容易進入中共權力的高層。因此，高崗進京並「一馬當先」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其能否更進一步，實現所謂的「打算安排劉搞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讓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16的權力架構，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充滿歷史機緣的「天問」了。
　　眾所周知，集權體制內權力調整往往會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而從高崗進京後的表現來看，他也確實為鞏固和提升自己的權力積極進行了活動。當然，由於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活方式已然形成一種個人集權的格局，也就是無論意見分歧，還是組織調整、人事安排都由毛澤東個人裁決和決斷，也由於當時中共還沒有馬上召開權力更替的代表大會的明確計劃，因此，高崗在權力之路上更進一步的作為只能表現為一些「非制度性」管道的行為選擇。也就是在聽命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本人保持密切關係的同時，一邊進行私底下的串連，積極尋找支持者或同盟者，一邊在表面上利用對手工作上的失誤，以反對宗派為名搞公開的黨內鬥爭。當然，在中共黨內，試圖搞「攤攤」和「圈圈」，或以「攤攤」和「圈圈」為名搞活動，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一種地震」，在名義上是最終為中共的主義和體制所不允的。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由於毛澤東不點名的指出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右的錯誤和要求中財委把問題擺到了大會上，以及提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7，高崗、饒漱石等人便抓住薄一波的問題大做劉少奇的文章。
　　薄一波認為，從全國財經會議後期開始，毛澤東已逐步察覺高、饒的活動不正常。他在談話中指出：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線錯誤，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錯誤的說法18。范守信則認為，此間毛澤東是將其作為一種有礙黨的團結的錯誤言行對待的19。而此後的事實是，財經會議後，劉少奇曾兩次主動找高崗談話，徵求意見，並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而高崗表現得更為活躍，並四出活動；饒漱石則引發了9月中央組織工作會議的風波。據鄧小平事後回憶，高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他還找到陳雲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20。
　　在6-8月的財經會議期間，毛澤東曾電令在北戴河休養的陳雲、鄧小平回京講「公道話」，以結束財經會議。而此時，陳雲、鄧小平則都選擇了上報毛澤東的處理方式。林彪在完成其軍事任務後就處於長期養病狀態，表現得波瀾不驚。饒漱石則在這一時期表現得較為活躍。
　　眾所周知，「饒漱石在戰爭年代曾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過，受到劉少奇的器重」。中共全面執政後，其擔任華東局和華東行政區的黨政一把手職務，是一方諸侯，上調中央後任中組部部長也是所謂的「吏部尚書」。然而，1953年初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長後便發動了對常務副部長安子文的鬥爭。由於中組部是劉少奇分管的，自然就涉及到了劉少奇。財經會議期間，分管中共之組織工作的饒漱石是否已與分管國家計劃工作之高崗「串通一氣」21，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在此之前高崗與饒漱石素無淵源，目前關於這一時間節點上的「鐵證」也未問世。但同年9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安子文又受到了批判，饒漱石認為自己對組織部「插不進來」，並與劉少奇「頂了牛」22。會議期間，一些中央局組織部長也發言批評了安子文，如東北局組織部長張秀山。但據他事隔半個世紀後回憶，「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所講的這些意見，都是和毛主席交換過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來講的，並且是安子文請我到組織工作會議上，給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提意見的，在大會發言時，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場。」23
　　針對這樣一種高、饒進而劉、周退的態勢出現，據楊尚昆回憶，毛澤東採取了「測試」高崗的作法24，並於同年12月24日，經過緊張的醞釀和準備，25主持召開了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有29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26。他提議要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議決定，毛澤東休息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毛澤東即離開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憲法草案。
　　12月28日，在陪同蘇聯客人去東北期間，高崗在瀋陽主持召開東北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加強黨內團結的指示，並要求擁護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休養期間主持中央的工作。從瀋陽回京後，他就不再上班，開始準備反省檢查27。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杭州就高崗問題致信劉少奇並中央書記，建議召開七屆四中全會，以通過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並指出：會議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22日又就高崗來信要求到杭州和他商量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一事致信劉少奇，說高崗不宜來此，請劉、周、鄧和高崗商量即可；並再次指出：全會上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28。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與會的劉、周在會上都作了自我批評，高、饒也作了檢討性發言。全會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字。12日，中共中央即發出〈關於傳達和學習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向幹部和黨員認真傳達並組織學習〈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議的決議〉三個文件。其中，會議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幹部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幹部的團結，尤其是決定革命勝利的最主要的關鍵。」因為，「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這是我們必須嚴重警惕的。鑒於我們現在還採取著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策，而小資產階級還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圍著我們；鑒於我們的黨很大，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還很不夠，一部分幹部的思想政治情況還相當複雜；鑒於一部分幹部甚至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特別是鑒於在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鑒於這一切情況，中央認為，當此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緊要歷史關頭，有極大的必要來喚起全黨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強黨的團結。」同時，在決議中對全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同志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人提出六項規定，如「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因此，必須把任何地區、任何部門的黨的組織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整個黨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必須堅決反對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作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全黨高級幹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意見應經常向所屬的黨的組織報告和反映，其關係特別重大者則應直接向黨中央的政治局、書記處或中央主席報告和反映；如果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稱中央來散佈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必須加以反對和禁止」29等等。
　　應該說，會議和檔案儘管是不指名批評，但既然已指出為「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非法活動」，其意已明，並且依照中共黨內鬥爭之傳統就必然還會有「下文」，也就是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30，以起到從政治、思想和組織等方面徹底解決之功效。因此，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1954年2月15日始，分別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對二者進行揭發和批判，也聽取他們的申辯和檢討。
　　然而，2月17日，高崗卻在寫完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信後自殺未遂，並於當日被實行管教31。於此，2月25日，周恩來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圖失敗之後，他就走上自絕於黨和人民的絕望的自殺道路。而「高崗的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主要事實之一就是：「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高崗在任東北局書記時，對工作報喜不報憂，不願意檢討，受不得批評。他來中央工作認為是調虎離山，後來仍兼東北局書記才放了心。高崗歷來不願讓中央及中央各部門對東北工作進行檢查，一遇檢查即利用檢查人員的某些弱點大肆攻擊，企圖使人望而卻步。」並認為，從高崗事件中應該吸取的教訓是，「一切驕傲情緒、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宗派情緒、小團體習氣、分散主義、地方主義、本位主義都應受到批判」，「獨立王國的思想必須消滅」32，等等。3月3日，這個總結發言的提綱在經毛澤東修改33和中央政治局批准後，轉發給了全國各省軍級的黨組織。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則開了7次，到會26人，結束會議時到會有各大行政區及中央各部66人。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在1954年3月1日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中對饒漱石問題的結論有：「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認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統一的革命政黨，而是把黨看成是派系林立的集團，認為投機取巧，運用手段，就可以駕淩一切。他在一個地區工作時，從來不願中央各部門對他的工作進行檢查，從來沒有自我批評，總是把自己的缺點掩蓋起來。」「他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成是一個獨立王國」34。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也批准了這一報告。不難看出，座談會期間高的自殺是整個事件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隨後，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紛紛召開會議，傳達和學習七屆四中全會和關於「高饒問題」的指示精神，一些單位還進行了揭發和批判高、饒的活動。如3月9日，中南局發出關於傳達和學習四中全會檔的通知。3月17日至4月8日，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四中全會的決議。由於華南分局1952年出現了所謂方方「地方主義」，「到會同志進行了認真的檢查，一致認為華南黨的組織自從反對了土地改革中的右傾思想和反對地方主義、分散主義以後，全體同志團結在黨中央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正確的組織路線下，黨內的團結是大大增進了。但是，黨的團結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利於黨的團結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還是比較普遍地存在著；特別是黨內同志對於必須增強黨的團結以擊敗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製造派別活動、尋找代理人的陰謀毒計的認識是很不夠的，而這正是地處國防前線的華南黨組織所必須充分注意和高度警惕的。」35 3月13日至24日，西南局舉行第12次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書記、副書記及西南一級機關和重慶市委相當於地委書記以上幹部，軍隊師以上幹部共300多人。3月16日至21日，華北局舉行全體委員會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3月10日至27日，內蒙古分局舉行擴大會議，傳達並討論了七屆四中全會決議。3月25日至4月1日，西北局舉行擴大會議，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和「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西北局委員，新疆分局和各省（市）委正副書記及各省（市）與西北區機關高級黨員幹部共計48人，接著又召開了3000多人參加的各級領導幹部大會。由於高崗是從西北局調到東北去的，西北區層層幹部對其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時期的個人主義、思想作風和生活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揭發批判，並結合個人的思想工作實際進行了自我對照檢查。新疆分局也在4月8日至17日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七屆四中全會和西北局擴大會議的精神。由於新疆分局在牧區工作上未能堅持貫徹中央和西北局的慎重穩進的正確方針，而採取了冒險急進的錯誤方針和政策，也深入檢查了新疆地區黨的團結問題。36
　　當時，高崗和饒漱石仍分別擔任東北和華東兩個大行政區的黨政軍職務，也由於中央已把他們的問題初步定性為搞「獨立王國」和派性，這就不能不對東北和華東兩區進行清理和整頓，以消除高、饒問題在地方上的影響。
　　1954年3月25日，東北局召開全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省、市、地以上領導幹部參加），出席會議的有517人，指定列席的190人，會議由代行東北局書記職務的林楓主持。3月26日、27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高崗、饒漱石問題以及初步結論的傳達報告，指出：高崗的錯誤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他已走上分裂黨、反對黨的道路，變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37。3月28日，周恩來返回北京，羅瑞卿38作為中央的觀察員留下指導會議。
　　由於中共中央認為「對高崗的錯誤要有集中的、歷史的認識」，「東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犯有原則性錯誤」，「在這次會上先作原則交代」，因此，儘管也強調「高崗的錯誤與東北局每個人的錯誤要區別開」39，但會議很快由東北局幾個書記做檢查轉變為對所謂「五虎上將」的批判40，並且羅瑞卿在會議總結性發言中還指出：「高崗在東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組織內的若干成員和它的主要領導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張秀山、張明遠同志等參加了以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小集團」；並且說高崗的「活動綱領」就是所謂的「東北特殊」，「東北先進」，「東北一貫正確」，「軍黨論」41等。4月24日，高幹會通過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認為，「根據與會同志揭露的事實，證明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為了達到他們的卑鄙的個人目的，不顧黨的紀律，在不同程度與不同範圍內追隨高崗污蔑和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破壞中央威信，挑撥黨內是非，創造黨內不和，實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因而在實際上參加了高崗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形成了一個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接受高崗的策動，接受高崗所謂「東北特殊論」和「東北先進論」這些反黨的觀念，在實際上把東北局和黨中央對立起來。同時，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崗吹噓裝潢，包庇他的錯誤和罪惡；另一方面，在高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楓同志，即在高崗離開東北地區後，他們實際上仍然幫助高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致使林楓同志難以行使職權。這是一種嚴重的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和政治原則、破壞黨的團結的不可容許的錯誤。會議指出，這些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和在高崗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必須繼續進行深刻檢討，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動，脫離原來宗派的立場，把宗派活動的情況向黨徹底交代，以便回到黨的立場上來；否則他們就會犯更大的錯誤。」會議還認為全區黨的組織，必須根據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本著此次會議的精神，進一步揭發高崗的罪惡，粉碎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徹底肅清高崗的影響，全區黨員首先是高級幹部，應該從高崗的事件中吸取教訓：獨立王國的思想必須消滅。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必須糾正。黨內非法活動必須禁止。「會議同時鑒於東北局多年來受高崗的把持，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曾經積極地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因此請求中央考慮改組東北地區黨的組織的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東北局」42。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批准東北地區高幹會議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以及關於撤銷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時任東北局副書記和東北局委員及其他的黨內職務。對此，張明遠始終認為，東北局的高幹會以把與高崗因工作關係而和高崗接觸較多的人打入「高崗反黨集團」而結束；並且，林楓和羅瑞卿都很欣賞所謂的「五虎上將」這個比喻。他們把還不實的會議情況，連同這個錯誤比喻都當作「事實」向中央彙報，得到毛主席的認可。43
　　在華東局方面，4月1日至15日，華東局召開由華東局委員、華東局各部委、華東軍區及各省市高級幹部60人參加的擴大會議，除討論四中全會的決議，進一步揭發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外，會議以絕大部分時間著重檢查了華東局的領導。會上，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和常委舒同對華東局和自己的工作也作了檢查和自我批評。到會人員都根據四中全會的決議，也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會議認為，「饒漱石是一個十分奸滑、巧於偽裝的陰謀家」，「華東黨內還存著適宜於個人野心家發展的「土壤」和「氣候」」，但「不應該不按事實而按印象去「按圖索驥」，去追查甚麼「支持者」、「宣傳員」、「抬轎人」，找甚麼「小饒漱石」等，因為那樣不但會誇大饒的影響作用，而且會鬥錯人，造成不應有的損失。至於華東黨內是否有積極支持饒漱石反黨活動的人物，是否有人雖然與饒無直接聯繫卻有一套錯誤的東西，會議對這一問題暫不肯定，留待各省、市的會議上進一步加以檢查」44。4月29日至6月7日，華東局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召集了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擴大會議，6月份又召集了上海市黨代表會議，8月份召集了山東省第一次黨代表會議，這些會議對所謂饒漱石及其追隨者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等人的「反黨活動」進行了揭露、批判和嚴厲的組織處理45。
三　大行政區的撤銷和中共高層權力架構的最終完成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曾在省級以上正式設置過大行政區一級行政建制。當時的大行政區政府擁有廣泛的職權，「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是各該區所轄省（市）高一級的地方政權機關，並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領導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機關」46。並且，各大行政區領導群體突出個人的領導權威，形成以中央局書記或第一書記為核心的集權體制，實行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模式。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決定對大行政區調整後，高崗、饒漱石等人儘管名義上仍擔任大行政區的職務，但已不具體負責實際工作，並且大行政區性質和任務改變後，大行政區的權力和許可權也受到很大限制。
　　有鑒於此，金安平認為，從客觀條件上看，高、饒的活動是充分利用了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領導權力而進行調整機會；從主觀條件上看，高、饒的野心是在他們被委以重任，上調中央後而急速膨脹的；從內容上看，他們陰謀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獲取中共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是在地方搞「獨立王國」47。應該說這有一定的道理。但二者的最終目的還不能說是獲取中共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儘管他們有「拱」劉、周的用意和表現，但仍是徹底服膺於毛澤東的，這一史實的材料隨處可見。同時他們的「野心」也不是甚麼「急速膨脹」，因為高、饒都是久經黨內鬥爭考驗的「封疆大吏」、「一方諸侯」，利用「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領導權力而進行調整機會」就「急速膨脹」「野心」，顯然是對複雜歷史過程的一種簡單化處理。
　　眾所周知，歷史人物的「野心」，包括「急速膨脹」，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通過上述對歷史的回顧和分析，不難發現高崗、饒漱石對形勢判斷的依據、進行活動的實力資本，與當時中共中央高層調整後的權力配置格局，及其執掌大行政區最高權力的經歷，以及當時名義上仍負責各大行政區和中央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中央高層權力調整使高、饒事實上已走到了歷史前台，而不是還在利用和繼續尋找時機。此外，「過渡形態的大區行政建制與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權力結構，易於助長「獨立王國」的傾向」48；「大區一級如果要在政治上搞串聯來影響中央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比省一級搞串聯要容易得多」49。儘管從事後看，高、饒並未在其所轄的大行政區形成所謂的「獨立王國」，但其大行政區的經歷和任職無疑增加了其在權力之路上更進一步的可能，以及增強了他們對此的信心。此外，從另一個角度講，出於執政初期加速中央集權的考慮，他們的大行政區背景和做法也影響了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黨內權力鬥爭形勢的判斷和處理方式的選擇。
　　既然中共在對「高饒問題」處理過程中突出了對「獨立王國」和「宗派活動」的批判，也由於高、饒都有大行政區的背景和東北局還提出改組東北局領導機構的請求，這就不能不對1952年就已明確的將要取消大行政區的決策起到加速的作用。此外，對「高饒問題」的批判和處理的過程也有效地消除了撤銷大行政區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種種疑問和阻力，並最終使這一重大政策的最後定奪和落實變得異常順暢起來。因為，當時對分散主義、地方主義、「獨立王國」和個人主義等問題的批判，毫無疑問，一方面起到了清除原有「分散主義」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各大行政區在中央對「高饒問題」嚴肅處理的情勢下不得不紛紛向中央表達無條件服從中央權威的誠意，並在實際行動中竭力表現其決心。所以，儘管「高饒事件」不是導致大行政區撤銷的直接原因，但卻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中央撤銷大行政區的有利時機之一。
　　大行政區於1954年底全部撤銷後，其領導群體的安排是：（1）除陳毅仍兼任上海市市長職務外，幾乎全部集中於中央任職；（2）1955年調整大軍區時，其原任大軍區職務一概被取消50，有的在軍委總部工作，有的儘管也任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但主要從事黨政工作，有的則完全脫離軍隊；（3）除高崗（1954年8月17日自殺身亡）、饒漱石（1954年3月，停止一切職務，隔離審查）外，絕大部分繼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而其中的「翹楚」則是西南局的鄧小平。
　　1954年4月，鄧小平即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並接替饒漱石兼任中央組織部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和黨的組織工作。同年9月15日至28日，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全國普選的基礎上得以召開。大會通過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劉少奇當選為第一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而由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在工作制度方面，由國務院總理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負責政府方面的日常領導工作。鄧小平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1955年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七屆五中全會，討論到高、饒問題時，他說這個檔也搞了一年，幾經反覆才搞成這個樣子，他們的聯盟是─個陰謀集團，不是甚麼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爭取領導，而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也是合乎實際的，是一種政變式陰謀51。因此，在3月21-31日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將他們兩人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緊接著，4月4日，鄧小平、林彪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同時選入中央政治局。
　　1956年中共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際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確定其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高層權力架構方面，有大行政區領導職務背景進入八屆中央政治局的有8人，加之曾任山東分局書記的康生和內蒙古分局書記的烏蘭夫，共計10人，佔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總數23人的43%左右，其中羅榮桓、陳毅、劉伯承、賀龍、烏蘭夫和薄一波為首次進入政治局。會後，又選出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組成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鄧小平還出任新設立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自此，中共全面執政後第一次形成了其比較穩定的高層權力架構。

註釋
1	參見戴茂林、趙曉光：〈試析「高饒事件」發生的原因〉，《黨史研究與教學》，2003年第6期；〈關於「高饒事件」幾個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6期。
2	1950年6月，陳雲代理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10月，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病逝，陳雲正式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樣，中共全面執政初期其最高領導層成員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
3	〈中國共產黨黨章〉（1945年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第1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26。
4	對此，毛澤東在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過一段解釋。他說：「黨的代表大會，十年沒有開了。當然頭五年不應當開，因為兵荒馬亂，又開了『七大』，後五年可以開而沒有開。沒有開也有好處：高饒問題搞清楚再開，不然他們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時，我們的五年計劃也上了軌道，過渡時期總路線也提出來了，又經過這次代表會議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統一了，為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準備了條件。」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06。
5	1955年3月，毛澤東曾在全國黨代會上說，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佈名單的人（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頁328）。儘管此話說在高饒問題已出之後，但仍值得商榷。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322。
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474。
8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343。
9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決定對大行政區進行調整，「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大區行政委員會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該地區進行領導與監督地方政府的機關。」參見〈中央人民政府關於改變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定〉（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52年11月17日。
10	「五口通商」，即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業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劃歸高崗領導；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劃歸鄧小平領導；農業部、林業部、水利部，劃歸鄧子恢領導；勞動部，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饒漱石領導；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和人民銀行，仍屬陳雲領導，在陳雲休養期間，由薄一波代理。五個方面領導人設辦事機構，有權召集政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並將結果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報告。並且「五口通商」的經濟管理體制確立後，政務院對5個方面領導人只起到聯繫和協調作用。
11	如1953年10月27日，劉少奇出席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閉幕會。他對會議中提到的幾個問題，如農業生產互助組、「半工人階級」的提法、黨員發展成富農如何處理等問題，比較系統地作了自我批評和情況說明。參見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47。
12	趙曉光：〈「高饒事件」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學習時報》，2005年10月11日。
13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82。
14	於此，張秀山在1953年3月在東北高幹會上的檢討發言頗具代表性，他說：「過去，我和高崗一塊工作23年，雖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點，但認為他的本質是好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對他盲目的信任。雖然也看到他誇張自負，但認為是一般的思想作風的缺點。雖然也和他作過鬥爭，內戰時期，因為他搞女人，開過鬥爭會，撤銷了他的政治委員的職務（我當時任紅42師黨委書記）；抗戰時期，也批評過；我離開延安時也曾給他提過意見，來東北後也批評過幾次，而且在他不虛心時，我拍過桌子。但我沒有把這些問題提高到黨性及政治品質的高度來看。」參見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18。
15	中共全面執政前後，東北大行政區出現了嚴重遊移於中央中共和中央政府權力控制範圍之外的「離心」現象。由於蘇聯領導人和共產黨情報局對於中共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逐步發展與轉變，而不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化步驟懷有很大疑慮，甚至擔心中國會走南斯拉夫的道路。不僅如此，蘇聯領導人還直接支持中共黨內「左」的偏向及其代表，做法同它在東歐各國幾乎一樣。由於東北區和高崗的特殊性，受到了蘇聯領導人的注意，高崗也同蘇共和蘇聯政府的關係也極不正常。參見陳耀文：《共產黨情報局──一個特殊的國際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405-406；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頁15。對此1954年2月〈周恩來同志在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把其歸納為：「在中蘇關係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蘇團結。高崗在東北時，未向中央請示，就與個別的蘇聯同志亂談黨內問題。在去蘇回國後的個人談話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話，並藉此吹噓，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論和觀點，顯然是不利於中蘇團結的」。參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20冊，頁268。
16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頁292。
17	毛澤東：〈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94。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頁328。
19	范守信：〈一則重大歷史事實的考證──高、饒分裂黨的陰謀是何時被揭露的？〉，《黨史研究與教學》，2003年第1期，頁57。
20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93。
21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45。
22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頁296-297。
23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318。
24	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擬請劉少奇臨時代他主持中央工作，問大家有甚麼意見。本來，這已是近幾年的慣例，高崗卻表示反對，主張由幾個書記「輪流坐莊」。楊尚昆說：「這一試，果然使他露了底」。參見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頁293。
25	詳情參見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頁298-299；《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91-192。
26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所作的結論〉，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98。
27	趙家樑口述，張曉霽整理：〈對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一文的幾點意見〉，《百年潮》，2002年第3期，頁77。
28	《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94-195。另見〈關於高崗來信和七屆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問題給劉少奇的電報〉（1953年1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頁440。
29	〈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1954年2月10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一致通過的決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26-129。
30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頁300。
31	趙家樑：〈高崗第一次自殺經過〉，《百年潮》，2003年第7期，頁25-30。
32	〈周恩來同志在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1954年2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頁267-269。
33	毛澤東在修改中寫到：「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面，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面。他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是他黑暗面的必然結果。」參見《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197。
34	〈鄧小平、陳毅、譚震林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1954年3月1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頁275。
35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擴大會議討論四中全會決議做出關於加強集體領導的規定〉，《人民日報》，1954年4月16日。
36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舉行擴大會議深入檢查新疆地區黨內團結問題〉，《人民日報》，1954年4月25日。
37	《周恩來年譜》（1949-195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人民出版社，1989），頁359。
38	羅瑞卿，時任公安部部長、政務院政法委員會的副主任、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等職。
39	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390。
40	據張秀山事後回憶，林楓在會議發言中曾說：「高崗離開東北局以後，東北局某些負責同志，仍幫助高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進行反黨中央的宗派活動，這種嚴重情況，我和東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沒察覺。」而東北軍區的周桓，過去與高崗關係很密切。在這次高幹會上，他卻把我、張明遠、趙德尊、郭峰、馬洪五個人說成是高崗的「五虎上將」。周桓講這個話，在東北工作過的高級幹部一聽就明白他說的目的。東北解放戰爭初期，由於東北局領導對東北的工作方針、策略有爭議，在1948年東北局高幹會議上，東北局領導成員曾批評過林楓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說他們是「桃園三結義」。這次他們就把我們說成了「五虎上將」。參見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320-321。
41	中共中央東北局廳辦公廳秘書處1954年5月9日印：〈羅瑞卿同志在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發言〉，參見張明遠：《我的回憶》，頁393。
42	〈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1954年4月24日通過），《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頁295-298。
43	張明遠：《我的回憶》，頁394。
44	〈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召開華東局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四中全會決議的報告〉（1954年5月10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頁 311-314。
45	參見任全勝：〈建國後山東最大的冤案「向明事件」〉，《炎黃春秋》，2005年第6期，頁7-8。
46	〈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通則（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適用此組織通則）〉（1949年12月26日政務第11次政務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49年12月19日。
47	參見金安平：〈建國初期中央和地方關係若干原則的形成〉，《北京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21。
48	戴茂林、趙曉光：〈關於「高饒事件」幾個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6期，頁76。
49	辛向陽編：《大國諸侯──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之結》（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頁271。
50	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附卷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44-99。
51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頁302。

吹笛在湖北

还是上一篇好，理路清晰。

李大苗

高饶事件，应当从更大的视野来观察。

如果把“三年恢复期”也就是1949-52年的情况仔细考察，就可知道，1948年至1951年的政权是多么糟糕。三年内战，除了济南、天津和长春和太原外，没有什么战事在城市进行，即使天津和长春，只是城市建设和民众生命受到不大程度的破坏与伤害。全国的铁路线，基本上保持完好，产粮区也未受到破坏。苏联破坏的工业设施仅仅在东北，然而东北的经济远比国内其他地方来得稳定和发展。

若以哈尔滨为代表的北满广大地区的行政和经济管理为标志，1949年时，高岗们已经有了将近五年的政府管理经验，以及组织班底，而此外的经验只是石家庄和张家口这个两个极其不足未道小城镇。

1949年春开始，乱废钞和滥发钞，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新币通胀数千倍，工商经济一片哀鸿，中央政府治理无能，比照高岗所辖的东北，简直如似天地。比照其他大区，如邓小平等，高岗简直就是率领整套班底进京的，大有全面换班的气势，这当然把最高当局中的所有同僚得罪光光。这才是高岗命数所在。

毛起初是想极其重用高岗的，但意识到这要开罪近乎所有的派系，拆掉自己的根基，故疑云之后翻手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