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张发奎与胡志明的一段秘史

如果说张发奎曾经扶植过胡志明，读者们可能会感觉作者有哗众取宠之嫌——身为国民党中监委、国军上将的张发奎怎么会扶助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呢？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表明，张发奎同情与支持越南人民反法、反日革命，而且是同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同步执行的。
张发奎的四战区培训了千余名越南革命者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1905年，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曾两度与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会晤，揭开了中越两国革命党人友好合作的历史篇章。其后，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继而改组为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党人的独立运动一直受到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1930年，安沛起义失败后，越南国民党派干员来到中国广东、广西、云南各省设立海外支部，并派高干赴南京，请求设立越南国民党海外办事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越南民族独立运动表示同情，特准其在华设立办事处，每月资助活动经费二百元。1936年，一批流亡中国的越南爱国者，由中校参谋胡学览出面，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请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
　　越南历史上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后，越南便沦陷为法国的殖民地。1940年6月，法国本土落入纳粹德国手中，德、日法西斯曾一度猖獗。9月22日，日本向法越当局施压，签订了《日法河内协议》，其内容为：（一）允许六千名日军在海防港登陆。（二）允许日方使用越南三个机场。（三）允许一师日军从广西进入越南由海防撤走。法越当局还下令禁止中国货物经过越南由滇越铁路运输，并同意将中越边界的控制权交给日方。此举不仅截断了从越南海防到广西龙州输入军需物资的通道，而且截断了中国输出桐油、锡、钨、锑等重要物资用以抵偿外债的通道，旨在迫使国民政府停止抗战、接受和谈。同时，日军开始利用河内机场轰炸昆明。日军不仅封锁中越边界，而且大肆掠夺物资、焚毁房屋，企图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在此危局下，为了获取侵越日军情报、进出越南打击日军，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策动对越工作。
　　为防止日军假道越南进攻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军委会责成第四战区对中越边境采取相应的军事防范措施。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调派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南宁军校任职的越南人张佩公到柳州组织专门对越的情报机关，国民党中央党部则派遣邢森洲到河内设立办事处，负责策动越泰侨胞、联络越泰军民，为中国抗日力量的反攻作准备。
　　为了加强对越工作、收容越南难民，四战区先后设立了五个不同类别的训练班，总计一千多人，其中西南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一百多人，特训班三百多人，靖西第二边区政工队一百多人，第一边区政工队一百多人，电报通讯班二十多人。这批青年成为后来中国公开扶助的越南革命团体——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两个政权中都担任了要职。1940年，四战区在边境地区父老协助下，征募了一百多名越南边民，每月由中央拨款一万五千三百多元，组成越南特种部队，翌年扩充为特种营，在张佩公等越籍国军军官带领下于靖西集中训练几个月后，他们跨过边界进入高平执行越南境内的情报工作与抗法、抗日活动。他们经常有进出边境的行动，故日军不得不配备一部分兵力去对付他们，因此就减少了日军对中国抗日战场的正面压力。
　　1940年7月，日军侵占龙州后，张发奎拟订了夺回龙州的计划，打算率三个军挺进谅山，右翼以一个军从靖西向高平进军作为牵制，还知会滇军派一支小部队牵制滇越铁路沿线的敌人。7月18日，英日签订协议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曾计划派遣陈烈的五十四军与关麟征的第九集团军从云南进入越南，以恢复国际运输线。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曾警告法国驻美大使亨利·海耶：“如果法国认为给日军过境印度支那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么中国对由此引起的后果而被迫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时，法国不能对此举的必然性持反对态度。”张发奎在日记中也写道：“如果日军深入越南，中国人抗日战争一定会跨出中国边界，表明此战已具有世界大战性质，中国将战斗到日本停止南进。”
张发奎庇护胡志明
张发奎对侵越法国殖民者的切齿痛恨始自1930年冬，第四军驻防中越边境的龙州，一位法军营长邀请他去谅山做客。越过边境后，他见到法国殖民者的行径，感到震惊与痛苦——当此人跨上马背时，脚踩在一个越南人的膝盖上；行经一个小镇时，他鞭打街上的行人喝令让路，见到一个小摊伸到街上太远，就一脚踢翻，把货物撒得满地，摊主敢怒而不敢言。目睹法国军官虐待、作践越南人民，张发奎当时就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帮助印度支那人民！十年后张发奎在广西边境设立越南干部训练班时，主要动机乃是帮助他们取得民族独立，而且一再训示手下官兵：“我们只想帮助他们，而绝不想取法国人而代之。”1940年冬，法、日军联合清剿游击基地时，陈中立领导的三千名越南民族复国军官兵（包括法军的越籍逃兵）遭到法军进攻，陈于12月被法军俘获处死。此后其副手黄良率领一千多个越南人进入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请示张发奎如何处置，国军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也报告越南人入境。张发奎命令他们不要伤害越南人。虽然根据国际法，越南人必须解除武装被遣返交还法国当局。从高平、谅山逃入中国境内的越南军民集结于凭祥，张发奎命令将他们迁移到右江流域的绥罗与扶南，同时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从1940年1月开赴柳州到1940年年底准备反攻，张发奎的日记内有一半日程涉及向蒋介石请示，同何应钦、白崇禧讨论国军入越计划，同参谋人员讨论进军方案，考察入越准备工作，听取边境情势报告与对越宣传方案，处理越南人团体内部纠纷，审核越南革命同盟会会章、政纲、工作大纲，出席干训班开学、结业典礼，发表精神讲话，招待旅越华侨回国参观团，鼓舞团员协助国军入越等问题，“认为扶持一个同文同种的越南民族的独立，是中国责无旁贷的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接受同盟国要求，出任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盟军最高统帅，指挥本战区各国盟军共同对敌作战。1942年3月5日，四战区制订了《对越策动计划大纲》，其方针为“为求进出越南作战便利之目的，战区应利用政治、外交等手段之掩护，积极策动组织越南民众武力，并各地华侨，争取法越政府暨其部队之向心，及扶植指导越南诸党派，以期控制全部越南之潜力，使能与国军立于同一战线，共同打击倭寇。最低限度不使供敌使用，以期我入越作战收最大之成效”。与此同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中央日报》主张“恢复世界各弱小民族之自由独立”。1943年11月，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对越南并无领土野心，并提议发表宣言，战后让越南独立。于是，越南革命党人在华活动更趋活跃。经第四战区政治部刻意组织与培训，越南各党派代表终于抛弃成见，成立了统一的组织，将旧时的“越盟”改组为张发奎定名的“越南革命同盟会”，其筹委会成员二十八人，包含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复国军、越南国民党及土生华侨组织。然而，其中没有一人具有领袖能力与高尚品格，甚至有少数人以权谋私，在边境作奸犯科。四战区政治部人员尽心竭力居间调停，但收效甚微。张发奎对这批越南人头疼不已、束手无策，便把注意力转向吃苦耐劳、谦恭诚恳而且从来不为小事争吵的淳朴老人胡志明身上。
胡志明系越共著名领袖，原名阮必成，又名阮爱国。1942年8月，他以越南独立同盟会与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代表的身份离开越南，进入中国国境。他装扮成侬族的盲人，手持“胡志明，记者，越南华侨”的名片，声称要去重庆晋见蒋介石。胡志明这个名字，便是这时候开始使用的。由于他所持的三种文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会会员、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明书、本部军用证明书等尽皆1940年签发，已告失效，所以被天保县境内街长乡保安队以日谍嫌疑拘捕。案卷由乡公所呈县政府转专员公署再经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最后交付四战区政治部调查。后来胡志明在《狱中日记》一书中说，他辗转广西十三个县十八所监狱，在被捕后四个月才押解到四战区长官部，然后押送桂林囚禁四十日，再解回四战区政治部。据当时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回忆，每日由特务排长监视与送饭，梁同胡志明谈话十多次，认为从言语文字推断此人“才思老练，气度平和”，确认胡是共产国际的积极分子，故呈文建议处决他。可是国民党中央复文说，最好是“转化”他。在囚禁期间，胡志明在战区政治部出版物《阵中日报》上撰稿，借此向越南传递消息。接着，化名李光华潜入战地政工队任中校译员的越共党员黄文欢（后官至越南国会主席，20世纪80年代初受越共亲苏派黎笋等人排挤，投奔中国共产党，后来逝于北京）写密函给在云南的越共党员，要他们动员越南人士写信向张发奎抗议，要求他立即开释胡志明。越共还以“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施压。
张发奎释放胡志明
胡志明在狱中致函张发奎，声称在越南拥有二十万地下武装，他承诺重组“越盟”在河内的情报网为中国抗日大业效力，以此换取他的人身自由。张发奎常去胡志明被软禁的侨乐村越南人营区看望他，见他虽年事已高，但精力旺盛、头脑冷静、工作勤奋，能讲流利的汉语，痛恨法国帝国主义，并知悉他已为了越南革命而多次入狱。张发奎钦佩胡志明的革命精神，因而对他很友善。
　　1944年1月23日，张发奎呈国民政府的报告说：“倘若胡志明长期滞留中国，对中国不利；而把他遣回越南，则对中国无害。”张发奎问胡志明怎样开展革命工作，胡志明呈交了一份在中越边境建立游击基地与开展武装宣传的《回越工作计划大纲》。1943年9月10日，张发奎释放了胡志明，再向中央报告，中央也同意了。
　　为了整顿越南革命同盟会筹委会，张发奎兼任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指导代表，让胡志明进入了筹委会。1944年3月下旬，胡志明当选越南革命同盟会候补执行委员，很快就补缺成为执行委员。同年8月，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改组时，五名执委有三名是越共党员，胡志明顺利地在争夺领导权斗争中取得优势。在两次改组过程中，四战区政治部刻意压制腐败无能的越南国民党，全力扶持胡志明上台。同年10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才得悉胡志明即是越共与越盟的首领阮爱国。
那么胡志明是如何赢得中国国民党的支持的呢？
　　胡志明离开柳州时对张发奎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目前努力工作是为越南民族的自由独立，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工作。我可以特别保证，越南在五十年内不会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些话取得了张发奎、吴铁城、蒋介石的信任，以至于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中国还供养了数千名流亡中国的越南志士，还每月给予他们十万法币的活动经费，1945年3月又拨付五百万元，还由第二方面军发放两个团之武器用以装备越南革命武装；同年5月，军统中校杨清文率二百多名特训班成员渗入越南，马维岳带三十六个越南人经高平进入苗族领地。这些人迅速组织了八千人的革命军，发展了二十五万反法革命成员。
　　其实，胡志明早在1925年就担任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翻译，还在叶剑英主持的武汉游击训练班当过教官，并曾多次出入延安。胡志明在越南人中宣传：“蒋介石是反革命，真正的革命者在延安。”
对此，张发奎是怎么看的呢？1967年，张发奎在香港对人说：“有人批评我支持共产党、接近像胡志明那样的共产党人；还有人说胡志明能攀上北越共产政权的元首宝座是由于我的扶植。但我坚信，我奉行的对越政策自始至终是正确的。”他始终认为，美国人支持过与正在支持的南越领导人，没有一个是确实值得支持的，没有一位具备革命精神。这些观点，被历史进程证明是正确的。
　　越南人对张发奎是感恩知报的。1942年夏，一批特训班学员结业时，主动要求四战区提供建筑材料，在长官部附近修建了一座越式房屋留作纪念，使张发奎从河边的一艘帆船迁到了那座具有异国风情的房屋定居。直至张发奎去世，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一直有越南人写信给张发奎，赠送他香槟酒，邀请他访越。河内商会会长的函件指出：中国是唯一帮助越南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国家。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鼎力相助是结出丰硕果实的。1944年8月，英法盟军解放巴黎推翻贝当政府后，法越当局在日本与越盟的双重压力下，对中国的态度由挟敌自重、傲慢无礼转变为请求援助——越督德古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与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对中国有利的建议，如：华侨在越南有特殊地位；法国愿以其人力技术修复滇越、桂越两铁路供中国自由使用；中国人民与货物可以自由出入；由中国在海防设立海关自行征税等。这是中国屈辱外交史上少有的扬眉吐气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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