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吴敬琏被纠结了

李旧苗

不要因为柳红和吴晓波都写过吴敬琏的传记，两人之间有竞争关系，而暗忖他们文人相轻。
　　8年前柳红写了《吴敬琏评传》，去年吴晓波写下《吴敬琏传》。前日，柳红发出《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吴晓波回应《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柳红又复以《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
　　在我心目中，柳红和吴晓波都是英雄。我认识吴晓波有几年了，与柳红则只通过电话，那是2000年前后，我在《财经时报》，为吴敬琏的新闻稿请教柳红。当时柳红是吴敬琏的助手，在我们看来是吴敬琏的“中宣部长”，夜里11点打扰她，诚惶诚恐。
　　为什么说柳吴二人都是英雄？在现今这个年代，做什么都讲究效益，二位纠结一番，并打上媒体，为了个啥？能赢房子赢地？这种纠结最应该发生在刚刚过去的人大政协两会上，代表委员或与媒体，或与政府，或相互之间，纠结、拧巴、质疑和斥责，但惜乎甚少。而柳吴二人不是代表、委员，不赢房子赢地，却有这么高的觉悟，不是很英雄吗？不是很值得尊敬吗？
　　柳吴二人纠结纯洁得令人起疑惑，肯定有人要腹诽他们纠结的动机：这莫不是一个自我推销的苦肉计？但不像，二位真的刀来剑往呀。柳红最愤怒的是，吴晓波写作只在2009年8月到9月间，对吴敬琏只做过20个小时的采访，仅采访了几个人。“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因为这实为羞耻之事。”
　　吴晓波认为，自己是一个对自己、对读者、并试图对历史负责任的人。写作虽只花费3个月，但准备时间很长，他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他之前先后出版了《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对过去130年的中国企业史并不陌生。“在这部作品中，我至少完成了三个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一是梳理了梁启超—胡适—顾准—吴敬琏这条伟大的改良主义血脉……”
　　柳红一剑封喉：“他把一部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历史牵强附会，对号入座，而没有扎实的依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显然，“牵强附会”是一个广谱杀菌之剑。
　　柳红要的是完美，完美，更完美。她说：“《吴敬琏评传》出版后，我有很多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遗憾在不断地加重，在2005年到2006年间，我对原书做了一次修订，将受限制的某些历史和人物作了如实的呈现，吸取了听到的意见，增加了历史背景和较细致的脚注，后因故搁置。今天，我庆幸我的传记修订版当时放下了。”
　　为什么？——因为它仍不够完美，仍有人提意见。依此标准，吴晓波不能写吴敬琏，谁都不能写，包括柳红自己，写了就会遗憾。
　　吴晓波的书被指出了许多硬伤软伤，比如191页“在此（1998年）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则始终低于3％”。柳红指出，实际的CPI是2004年3.9％，2007年4.8％，2008年5.9％。吴晓波写“每隔一两周吴敬琏与顾准见上一面”，而柳红认为，他们是一两个月见一次面。不知谁说得对？
　　柳红认为，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经济改革历史图像，助长了快餐式传记的产生。“遗憾的是，在中国拥有话语权的人和他们本身应该具备和担当的道德和历史责任常常是失衡的。”
　　柳红的要求相当高。尽管吴晓波对自己也有高要求，但很难达到柳红的要求。道德和历史责任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不失衡？谁说得清？中宣部恐也费劲。但这应该不妨碍吴晓波继续写书，继续说话。大不了，吴晓波的快餐书成不了经典，被市场和历史淘汰，但是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不良社会后果，没那么可怕。大狗大声叫，小狗瞎哼哼，是狗都有发声的权利。
　　两本吴敬琏的传记，到底哪本更好？谁说了算？吴敬琏本人不说话。也许某日柳红或吴晓波恼了，齐声喝：谁用你王安饶舌，我等英雄自有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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