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玛特（豆瓣）：笑点很奇怪的《中国男》

笨瓜

　　以描绘历史人物的群像来带出作者的历史观，这种笔法并不鲜见。但是，余世存似乎特别地感到焦灼。他大概是焦灼于他假定的“历史目的论”与他眼中的历史及其所造就的现实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足以使他怀疑：历史，它究竟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难道它在耍我们？信念与怀疑夹杂，流诸笔端，就使得《中国男》这本书少了“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从容大气，而显得逼仄怪异。
　　余世存写此书之旨，显然不在于其腰封广告语所迫问的：“中国男人，你是哪种中国男？”而在于为今之中国男树立一种标杆、提供一种尺度。然而时移势易，书中的“近现代四十一位‘非常人’”，其遭遇与行止，如今仅存文本意义；他们之于今天的中国男人，或不可法，或不需法，或不足法；而余氏枉抛心力，恐怕只会落得个“我本将心讬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账。
　　究其因，倒不是今天的中国男人“朽木不可雕也”，更可能是余氏立意太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其“矫正历史的深刻意图”（朱大可序文中语）因为开错药方，而成了无的放矢。正如朱序所说，余氏在此书中“植入”的各种“价值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其实朱大可还算客气了，岂止是“有时”啊？
　　朱序提到，近年来的“民族记忆修复运动”大体有“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不论是否有这个所谓“运动”，“纠史”和“释义”应该都是史家的份内事。但诚如朱序所指出的，余氏此书“《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这就颇为趣怪了。史料的出处尚且未经考据，则其“背后”将存焉？
　　试举一例，余书“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一节，讲到：
　　“当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拟拆除紫禁城三大殿 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时，吴佩孚通电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 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当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
　　似乎国会议员们是如此地委琐不堪，而吴玉帅又是如此地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其实呢？相关史料并不难找，余世存却视而不见：
　　1912年初，国会参、众两院从南京迁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因场地狭小，渐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秘密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并委托瑞典建筑师司达克（Albin J. Stark）进行故宫三殿改造设计。
　　时吴佩孚驻节洛阳，听闻此事，于5月20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务总长张弧，表示反对。电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总理、内务部、财政部钧鉴：
　　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遂中饱之私。查三殿规模闳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太和门灾，补修之费，每柱靡国帑至五万。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其于帝殿教庙，尤为郑重。印度已逐蒙古帝，英人已灭印度王，而施爹利，鸭加喇两地，蒙古皇帝宫殿，至今珍护，坏则修之。其勒桡各王宫至今巍然。英灭缅甸，其阿瓦金殿，庄严如故。今埃及六千年之故宫，希腊之雅典故宫，意大利之罗马故宫，至今猷在。累经百劫，灵光巍然，凡此故宫，指不胜屈。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喟，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 ”
　　5月25日，主持国会迁建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复电吴佩孚，称三殿改造并非拆除，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 电报全文如下：
　　“洛阳吴巡阅使鉴：顷阅各报，载公致府院号电，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对于国会迁移之举，以为非是，各报且从而和之，力持异议。弟等读而疑之，以为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今日国中百度紊乱极矣。其为吾人讨论所及者，不过一二，未遑致议者，殆千百也。设此一二事，犹复闻异词，意见舛牾，贤如我公，卒不谅解。弟等以为决不至此。国会迁移三殿之意，弟等实共创之，用意所在，愿为公一述焉。一曰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闳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赛依王宫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维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实事，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吴景濂、王家襄、张伯烈、汤漪 有。”
　　国会的故宫三殿改造之议，确有合理之情、确无“拆除”计划在先，消息传出后被夸大、遭各方反对在后，以当时政局之多变，此事不了了之，形势使然尔。民元初年的各方通电，言辞每多激烈，本非玉帅一人如此；此议之止，也本非玉帅一人之功。而余氏径采坊间以讹传讹、近于演义话本的野史，来拉高那个历史场景的对决情势，并借以凸显传主（吴佩孚）的超迈俗流，这种戏剧化的笔法，很难说是严谨的历史书写者所当为。而当读到篇末，余氏如此拔高吴佩孚：“儒家文化或说我们的传统文明封闭太久，被强行打开后，见光死去，或如木乃伊因风而散，封闭中的文明大墓中站着的数百个军阀们在不可知的命运之手牵引下打打杀杀，中间只是出了吴佩孚这样在外人眼里还像有个人样的人。”我简直就像看《木乃伊归来3》里秦始皇出场一样，雷得无语了。
　　类似这样的“叙事灾难”（朱序语，但非指余），在书中比比皆是。如此写来，书中的传主们，多像堂吉柯德一般孤标而悲壮。简直应了余世存自己在书中熊十力一节开篇所说的：“汉语和汉语人有一种致命的倾向，就是让所谈论的对象失真失重。说得好听一些，我们都有将人物进行拔高、神话、传奇化的意愿和能力；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对人物进行妖魔化、歪曲、栽陷。我们很少从生活或历史的现场去理解人物对象，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活在他们中间。”余世存这种“致命”的写法，对他试图楬橥中国近现代史“历史目的论”的努力，不但毫无裨益，反倒令人对他的见识和态度均抱有疑虑。
　　这个“历史目的论”，就是他在林觉民一节中写到的，林觉民“这样的认知未必正确，但我们今天看到了，他的行动合于历史的目的性。历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战友们来书写了某种文明。”但这种假设却很让我不适。在我看来，历史不会、也不应该蓄意用大好青年的头颅、鲜血和尸体来“书写文明”。所有的头颅、鲜血和尸体，都是历史不能承受之重，而非它的举笔若轻。
　　不过令我最雷最无语的还是张静江一节的结尾：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不算悲剧，更不妄虚度。
　　张静江故居在湖州古镇南浔，是典型的江南豪宅。大厅内有清末状元张謇所题的匾额“尊德堂”，中堂系谢公展的画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则为翁同龢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国革命家的风范令人感慨。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已泽亲朋，更惠及后世。”
　　我读了三遍，却实在找不出一个头绪：百年旧家的中堂挂着几幅匾额、对联，和某个旧家子弟的人杰风范有什么关系？
　　但再怎么雷得焦头烂额，都不如最后一节、也就是此书封面题字者王康的事迹，更像个冷笑话、更轻易就消解了作者煞费苦心编织的“历史目的论”：
　　“2008年6月，王康去美国驻华领事馆办出国事宜，办理签证的美国人请他出示单位供职证明、银行存款证明、房产居住证明，王康一连回答了三次“没有”。濒临绝路的王康指着自己的秃头说：“但是我有这个，思想。”王康说，“我到美国不是旅游观光，不是做生意，更不会移民。虽然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向往踏上你们这片新大陆。但是现在我已年近六十。我与美国只剩下精神上的联系。”“按照你们的一般规定，你应当拒绝给我签发签证。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理解并尊重这些规定。但是，万物都有例外。按照另外一种标准，按照美国的自由原则，我比所有这些有财产和住房证明的人，更应获准进入美国。拒绝一个深度理解的中国人，将是我们共同的遗憾。”王康最后提出，希望能向更高主管官员再申述一遍。女雇员思忖半晌，最后放下两手，抬起头说：我接受你的要求。你请等候。 ”
　　本书的第二节写的是徐继畲，那个（余世存语）“把名字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的“中国男”。较早“开眼看世界”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吧，他的后来者中，会有人把这么一番慷慨的言辞，讲给一个美国领事馆的低阶女雇员听。这么讲，即便博取到同情和签证，笑点却实在实在很奇怪耶。它使我想起如下的电影台词：
　　简爱（对罗切斯特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她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象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一下子，性别颠倒了，余世存力图为我们塑造的最后一个悲壮中国男，站在美国领事馆女雇员面前（而不是上帝面前），竟有了简爱一般的刚烈女子的悲情。
　　那么，历史的目的，和这四十一位“中国男”的意义，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