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三洲：“極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爬坡王

韓三洲：“極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沈元這個名字，現在許多中國人已經不知道了，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卻是一個曾經在中國史研究領域掀起過風浪的天才學者。2010年2月28日，農歷庚寅年的正月十五，在一次聚會上，意外邂逅了原是北大歷史系55級學生、與沈元同班並同時被劃為右派的一位老先生。這位雖長期身居國外、但仍保留中國國籍的老人，向筆者講述了他所了解的沈元。等到回來記述老人的談話時，突然意識到，與先他一個多月罹難的遇羅克的一樣，沈元也被處以死刑整整四十年了，而且國內有關這位天才青年的現有材料，少而混亂，謹將平時所收集了一些有關沈元的資料，整理歸納一下，權作沈元本事考，也算是對四十年前的亡靈一點追思吧。

一、家世

網上資料——沈元（1938～1970），1938年生于上海。1955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有志于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老人說——沈元是浙江義烏人，世家子弟，他父親沈鵬，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理科的，後來從政了，南京政府成立後，江甦省政府設在鎮江，他曾任鎮江縣縣長，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他的姑媽美籍科學家，也很有名氣。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了售價1200元的沈元遺著《〈漢書補注〉批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為其寫了序言，這讓我們得以知道，原來沈元與家世顯赫、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被稱為台灣“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為表兄弟。沈元的父親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親，也就是沈元的姑姑，當是老人所講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學家”。
再查沈君山的母親，則是沈驪英（1897～1941），女，原名家蕙，浙江烏鎮人。祖父善蒸，精歷算，曾掌當地方言館數十年。父親承懌，號伯欣，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1914年，沈驪英受美國一位女教育家資助，前往著名的衛斯理女子大學攻讀植物學，得理學士學位，復入康納爾大學研究農學兩年，立志獻身科學，報效祖國。1933年起任職于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八年零一個月之久。８年中，沈驪英以驚人的毅力，選育出９個小麥新品種，成熟早且抗逆性強，能廣泛適應在淮河流域與長江中下游推廣，中國迄今只有兩個品系的小麥是以人名來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驪英之名命名的小麥品種，這就是廣為人知並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驪英1號、3號、4號5號和6號小麥。這些品種，直到沈驪英去世後１０多年仍在上述地區廣泛種植，為糧食增產做出重大貢獻，深受群眾的愛戴。由于過度辛勞，積勞成疾，沈驪英于1941年10月7日在實驗室中突發性腦中風身亡，年僅44歲。沈驪英所選出的小麥雜交育種9個體系，解放後被命名為驪英1—9號，其中驪英3號和4號得到大面積推廣，被人們稱作是“麥子女聖”。



沈君山說——沈元是他的親表弟，小他6歲，小時很孤獨，“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7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由此可以推定，沈元是浙江桐鄉縣烏鎮人，而且是大戶人家，但與也是烏鎮大姓的大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否同為一個“沈家”，則不可考。

二、從勤奮天才到“極右分子“

據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文中寫道，
沈元這個上海人，出身書香門第，一個戴著一副近視眼鏡、身體孱弱、面皮白淨的書生，靦腆少語，循規蹈矩，從來沒有得罪任何人，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應職的工作。

1956年，年輕的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全國這麼多的考生中脫穎而出，獨佔鰲頭，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如他在給老師的信中所言︰他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他這個比喻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他當年學習生活的情景。就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勤勤奮奮當一名學生時，書生氣的沈元竟因一個不幸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他出于好奇心，也因為並具的聰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譯並議論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後，沈元回到北京。幸好當時沈元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別疼他，允許他住到他們在北京東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別與眾不同之處——他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研究歷史，居然做出人們意想不到的成績。



沈元的生前知己宋貽瑞女士主編的《難以紀念的紀念》——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畢業後參加高考，獲全國文科最高分。被分發到北大歷史系。

沈君山說——1957年大二時據說因私自翻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又加以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開始他悲慘的日子。1957到1960年，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為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于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1956年，甦共二十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摘譯和傳播討論，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勞動改造。後因表現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人推薦到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後予以破格錄取。


劉志琴《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我與沈元並非同事，也與他沒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觸到他的問題。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工作，協助領導處理學術事務。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薦給學部負責人劉導生的，劉導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薦到黎澍的門下。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從北京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學府，有幸的是，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相對寬松，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的大門。”

老人講述——沈元很有才氣，17歲考上北大歷史系55級，和我同班。他寫過古代小學讀物的《急救篇》研究，影響很大。赫魯曉夫做二十大報告時，國內是保密的，只傳達到高級干部，老百姓不得與聞，當年圖書館有英文的《美國工人日報》，刊載了赫魯曉夫的講話原文，沈元看到後，把這篇文章給翻譯過來，還到處傳播，這項罪名很大，所以反右期間被劃成“極右分子”。後來沈元到社會哲學部，給黎澍當助手，那些比較左的調干生很不服氣的，說一個歷史系沒畢業的學生，還是右派，憑啥上的這麼快？他們告狀，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里，歷史系的書記是郭羅基，听說還保了他。我被打成右派後，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門頭溝的齋堂背石頭，修水庫，很苦很累。當時沈元和他的一個姨表妹談戀愛，人很漂亮，曾到齋堂看過沈元，並表示要和他這個右派斷絕戀愛關系。沈元受刺激，很失望，痛不欲生，他說︰政治上沒希望了，愛情上也沒希望了，活著沒意思了。他甚至想輕生，跳水了斷此生。我在北海橋上勸了他兩個小時，說，什麼都沒有了，但我們不是還有生命，還有朋友嗎。文革期間，沈元再也受不了背石頭的苦，跑回了北京，就住在史家胡同19號姑父家，他姑父是北京一家醫院的副院長，姑母也是名醫，听說也是中央高層領導的保健醫生吧，房子就在章士釗家的旁邊。可能他姑父還有些地位，沈元跑出勞改隊，也沒人管他，還摘去了右派帽子。我曾去史家胡同找過他，多次與他徹夜長談。記得院子很大，還專門給沈元隔出一間來住。



《黎澍之路》（香港太平書局出版）——
沈元原是北京大學歷史系55級的學生，1957年反右斗爭中被定為右派（極右派），當時17歲，後下放勞動改造，可能是1961年回到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1962年四五月間，學部副主任劉導生將他推薦給黎澍，說這個人不錯，有些才華，並拿來他發表在《歷史研究》第三期上的《<急救篇>研究》一文，是從漢代蒙學課本中研究出的漢代社會狀況。黎澍看後也覺得不錯，與劉大年商量也同意。人事部門還從街道上了解他的情況，反映也很好。記得所務會就此研究過，沒有不同意見。這樣沈元就被分配到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後來因為議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打成極右，到農村改造三年，摘掉右派帽子後住在史家胡同姑媽家，姑父母均為醫學專家，在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1962年劉導生將其介紹給黎澍。



郭羅基——沈元與我同在1955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他在校時學習勤奮，以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且專攻秦漢史。但他並沒有鑽進故紙堆，而是心憂天下，關注現實。1956年，甦共20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為吃驚。他摘譯了其中一些重要內容，供同學們傳閱。在一個時期中，課下議論的中心就是斯大林問題。沈元的見解尤為出眾。他指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在甦聯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不是信史。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這是我們立志成為歷史學家的年輕人，在心中長久振蕩的天問。關于斯大林問題的性質，赫魯曉夫只是歸之于“個人崇拜”。沈元認為，不僅僅是個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問題，應當追究“個人崇拜”得以產生和盛行的社會制度。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凡是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驚世駭俗之論就成了“極右”。對“極右”的處理是勞動教養。沈元被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齋堂。

三、文章風波

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沈元是姑母推薦給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的。劉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薦到歷史學家黎澍的門下。正是經劉導生推薦，經黎澍、劉大年兩位學者肯定，〈論漢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歷史研究》發表。接著，沈元以其數十萬字的歷史學論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調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愛惜人才的有膽識的領導；最主要的還因為那時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毛澤東的極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議，一時比較收斂，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相對寬松了一些。不然，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的研究機構的。

沈元來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歷史研究》又發表他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壓縮轉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博得滿堂喝彩。沈元的文章還不單受到學術界重視，也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賞識。于是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一時間，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運似乎有了轉機。

當時知情人知道，所謂“轉機”背後有殺機。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大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即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又紅又專”），對抗黨的教育方針。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他“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但是由于有濁流翻滾，有關領導不得不建議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筆名發表文章。

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仍然不依不饒，又再次告狀，甚至聯名告到毛澤東那里，指責《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吹捧右派”（脫帽右派還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書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發下指示“要注意影響”、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

《黎澍十年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沈元被劃成右派後，勒令退學，他在家中自學，寫了有關《急救篇》的研究文章，許多學者贊賞，郭沫若見了此文，稱其為“神童”，黎澍將他的文章刊載于《歷史研究》並將他調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論洪秀全》文章很長，人民日報編輯部理論部主任何匡也是愛才，看到此文甚為稱贊，要他壓縮2萬字在由人民日報分兩期連載，此前還沒有這個先例。結果引發非議。有人聯名告狀到毛澤東那里，說沈元是“白專道路”的典型。



劉志琴——沈元來所不久，1963年第1
期《歷史研究》又發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建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再次博得滿堂喝彩。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這“沈元道路”的說法據說是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干部是嚴重打擊。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復旦大學的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無非是強調學生要有時間讀書，別無深文大義。可是說者無意，听者有心，引發輿論大嘩。沈元問題有人控告，有人贊嘆，沸沸揚揚，這一下引起主管宣傳部門的注意，為此也要有個說法，周揚親自發話要學部就此問題進行調查，就這樣我參與了這項工作。
被調查的對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員對沈元的反映，凡被調查的對象對沈元的為人和治學都有所稱道。黎澍喜滋滋地說:“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對一個小輩作出如此高度的評價，實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調查結果認為，對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黨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積極工作，在街道監督勞動期間表現良好，在來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應該以右派論處，文章的檢查也沒有發現政治錯誤。其實這一調查僅限于沈元個人，而對社會反響最激烈、最尖銳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談，在當時情況下這是保護沈元，息事寧人的唯一辦法，這也是從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到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的默契，作為參預調查工作的成員，也樂于保護一個難得的人才。其時沈元又寫成《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張玉樓”的筆名在《歷史研究》發表，《人民日報》並加以全文轉載。改用筆名也是有關領導在調查後的建議，可這一舉措並未完全平息風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又再次告狀，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饒，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



郭羅基——黎澍兼任《歷史研究》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選了《〈急就篇〉研究》予以發表。《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每個時代對兒童的教育，都是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他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研究漢代的社會性質。史學界為之嘩然。之所以嘩然，一是這篇論文開闢了研究漢代社會性質的新思路，郭沫若、範文瀾都贊揚這篇文章寫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責︰“為什麼重用摘帽右派？”黎澍指導沈元寫了一篇《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全文五萬字，發表于《歷史研究》。《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摘錄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刊登了一個整版。史學界又一次為之轟動。像沈元這樣，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傳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田家英告誡黎澍︰“你們千萬要注意！”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研究所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沖，批他“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四、文革中被判死刑

老人說——那時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間，世道很亂，沈元當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當時很少見的，她說了一句西諺，來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掛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勒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教授》里面就有。”這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記得是68年的12月份，距離元旦不遠了，沈元送我上火車站，還給了我20元錢。沒想到沈元後來會被判處死刑。可能他覺得在中國無望了，要跑國外。沈元瘦高、圓臉，頭小，他把自己臉用鞋油給涂黑，化裝成黑人，跑到一個非洲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沒想到文革期間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系是很好的，大使館馬上給外交部打了電話，把沈元帶走了。第二年初踫上“一打三反”，就給當成叛國罪槍斃了。



何與懷——當時，沈元實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他剛結婚不久，小兩口日子剛剛開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麗，既純潔又賢慧，與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歷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點點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嘗愚蠢到要走上這一條幾乎注定的死路？！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決。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革”時合並為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化妝成黑人？闖入外國駐華使館？這種做法在那樣的年代里實在太愚蠢，太戲劇化、太無成功可能、太讓人匪夷所思了。但這的確是真的。那一天，沈元買了盒黑色鞋油，涂抹在臉上身上假扮成黑人，進了某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誰知該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國政府。沈元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來，有何價值？豈能被收留?而且對方又如何承擔得起外交風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這是“叛國投敵”，當然是“罪該萬死”。
沈元注定要命喪黃泉更因為他又**到1970年1月31日毛澤東批示“照辦”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踫到“嚴打”，即根據政治的需要不時以運動的方式特別“從快從嚴”懲辦某些特定的“罪犯”。

劉志琴——文革結束後我調到近代史所，那時沈元已按投靠甦修的罪名處死有年了。到所後我從人事處處長陳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甦聯大使館，實在是被逼無奈，文革中他已經結婚，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迫使他們到處躲藏，走到哪里紅衛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納他，兩個年青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
現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難理解，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 1956年在他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名學生時，憑著他的聰慧和好奇心，翻譯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豈知就是這樣一個幼稚、魯莽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反甦本是劃右派的重要根據，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極右分子是什麼?
為此被開除、勞教，流落社會。當初對甦聯奉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邊倒，稍有異議的就以右派懲處。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顛倒，老大哥成為罪大惡極的修正主義，人人都要斥而誅之。又怎能為了一已的生路，潛逃到甦聯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
當初為伊淪落到地獄，今朝又夢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魯莽的錯誤。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裝成黑人潛逃，以為可混過大使館的門衛，卻被輕而易舉地揭露，在兩國交詈中，這是投奔敵國的行為，毫無疑問，這是叛國，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他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到甦聯大使館，豈能被收留?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

在狼煙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個右派叛國投敵的案例，是進行階級斗爭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領導豈可放過這一機會，公安部門很快就把這一案例交給近代史所的群眾進行討論，名為征求民意，誰又敢說個“不”字!
在磨刀霍霍的逼視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態，就這樣全所一致同意從重從快處以極刑，沈元因此被槍決，終年30歲。

文革後我來到近代史所，悄悄問過一些人，沒有一個認為他是該當死罪的，言談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還為當時的違心之論懷有內疚，可在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敢于站出來幫他說一句話，哪怕說一句死刑緩辦的也沒有，一個也沒有!
假如能緩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條命，一個少有的才華橫溢的年青生命。可這只是後來人的一廂情願，是天真的幻想，豈不知，文革中無端喪命的都難以計數，何況還是有端的沈元!
以征求民意為名要所在單位討論，實際上是狠抓階級斗爭教育，甚或是在釣魚，考驗每個人的態度，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種行動說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為過。由公安人員坐陣，形勢之逼人，氣氛之嚴酷，絕不可能有人站出來為他說情，包括最欣賞他，在學術界勇于提出獨立見解的黎澍，對他的死刑也沒有表示異議。在黑雲壓城，萬馬齊喑的氛圍中，有異議的也只能深藏內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沈君山——1966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韜光養晦，還選擇在專業上大出風頭，這就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樣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課，他最初忍著不與親友聯系，怕更加連累到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姐姐，唯一最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把姐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控的對象，沈元一來，一定三人一起被抓進去，只得硬起心腸，無論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無效，最後只有在電話上講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電話掛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頭貼了一張公安局的布告，說沈元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隨即執行。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黎澍十年祭》—— 文革期間，沈元橫遭批判，化裝跑到外國使館要求“政治避難”，被抓獲後開了公審大會，在如何處理的問題上，為了體現“群眾專政”，還交付當地居民討論，第一次討論，獲得寬大，未判死刑；又重新討論，結果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小小年紀的沈元到處受敵，四面楚歌。



郭羅基——沈元實在忍受不了，居然異想天開，化妝成黑人，闖進外國駐中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他被門口的中國警衛人員識破，當場逮捕。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後，以“叛國投敵”罪判處沈元死刑，黎澍欲哭無淚。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死到臨頭還在運用他的超人智慧尋求死里逃生的機會。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來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到。

五、平反

沈君山——42年匆匆過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陸，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們共同的親戚到旅館來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們，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槍斃的，文革之後重判無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幾年，無法起白骨于地下了
……



文革過去，許多人獲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80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們終于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審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就是這樣的一張紙！一位80歲的老母千辛萬苦地爭得了這張紙，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   



劉志琴——沈元早已成為枯骨，再也听不到為他不平，為他流淚的親友的呼喚，但這一結論對他的家人，對所有為他負疚的同仁，是一種解脫。這也只能是對後人的一種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擠壓下的人性，只能容有這一絲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彌補的是，沈元永不歸來了。這已是遠去的歷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他的後事，家屬的下落，也杳無音訊。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

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
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諱而自救救人，對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評說。如今他們都已有了完滿的結局，這不禁令人聯想到沈元，可嘆的是，他已永遠沒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終止，使他再無機會表現對國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刺心之痛，長留人間。



劉再復《面對高潔的亡靈》一文——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沈元的名字，記得這一個年青杰出學者被活埋、被毀滅的悲劇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劇時，我首先想到他在過去那些荒誕歲月里，自己也曾發過瘋，也振振有詞地批判過‘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唯恐落後地和‘沈元之流’劃清界線甚至加入聲討他們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參與創造一個錯誤的時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謀殺沈元的共謀。”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作者）——2007年，我發表了題為《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的文章。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16人被定為右派分子，七人後來被判處死刑，沈元就是其中之一。

郭羅基——八十年代，北京大學黨委為沈元作出“改正”的決定，認為︰原劃右派，屬于錯劃，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教養、開除學籍的處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當沈元的母親拿到平反通知書時，呼天搶地，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撫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親的悲憤？黎澍逝世前曾與我商量如何紀念沈元。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說，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注，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幸存下來。這就是出版《漢書》批注的最初動議。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人民幣），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漢書補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也是為了搶救文化遺產，不致湮沒。



何與懷——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被捕之後，夫人仍抱著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布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萬眾口號齊呼之下，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文革結束以後，終于有了一張帶有尾巴的平反通知書。此時此刻，沈元堅強的母親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親再也要不來兒子了——兒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親”殺死了。

李大兴

我在1970年就知道沈元之死，那是黎澍先生毕生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