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金币之国

李冬君

金币之国

刘刚、冬君

　　有人说，楚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相似，不知从何说起。
　　但，我们注意到，楚以金币立国，或与古希腊相似。
　　古希腊金币上，比较常见的，是女神雅典娜侧面头像，看来流通中的信用，起初要靠信仰，货币的价值要由神权来保障。可仔细一想，雅典娜是什么神？是战神，看来货币还与战争有关。同一时期，波斯帝国铸币，正反两面都铸有弓箭，益见其以金币为国之利器，宣示军国主义。
　　在中国，黄金一说可上溯至夏，《史记·平准书》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有黄金。虽未见实物，但《山海经》中，多言“金玉”可为佐证。
　　广泛使用金属货币并留有实物，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过，中国货币理念迥异，既没有神圣化，与信仰挂钩；也没有崇尚武力，作为战争的标志；而是由生产工具演化而来，以货币来提倡生产。三晋“布币”，“布”为铲，乃农业生产工具；燕齐“刀币”，“刀”为削器，为手工业工具；战国后期出现的圜钱，则与古代妇女使用的纺轮相似，它们都是青铜货币。
　　楚有金币，称“爰金”。爰”，为称量单位，支付时切割成小方块，称其重量，今所见金币版上，当时交易的割痕还很明显。“爰金”上镌有“郢爰”或“陈爰”字样，“郢”和“陈”为楚都之名。郢位于今湖北荆州纪南城，陈位于河南淮阳。“郢爰”或“陈爰”皆不作工具状，而以都城名，乃国家意识已觉醒。楚先都郢，秦将破郢，又迁都于陈，便发行“陈爰”。
　　楚人用金币，大约与古希腊人同时。管仲早就说过，楚有汝、汉之金，“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夷吾”，即管仲，语出《管子·轻重甲》。楚人拥有金币，但他们只做不说，没有留下关于货币的理论，更没有以金币为本位发展出重商主义。谈金币，始于《管子》。
　　《轻重乙》说：“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货也。先王善执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重商主义要法先王，以金币 “守财物，御民事，平天下”。“守财物”乃国家财政；“御民事”指生产与消费；“平天下”似国际贸易，如今之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
　　先王“币分三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
　　刀布之类，可以“守财物”、“御民事”，却难以“平天下”，因为国际贸易还得靠金币。金币多少，与国家大小有关，通常“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此“贾”，泛指奉行重商主义的商战之士。人君坐庄一国，操盘天下，乃国贾。
　　还是在《轻重甲》里，管仲对齐桓公说：我以为，有可能成就王业的国家有三个，齐国是其一。桓公问：你凭什么这样说？管仲回答说：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金和盐，都是能成就王业的本钱。
　　于是，桓公煮盐于海，“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仲而问曰：安用此盐？对曰：一要专营，令“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二要专利，让有钱人行盐，且获利，“盐必坐长而十倍”也。果如其言，齐“得成金壹万千余斤”。
　　又问：这么多金子，怎么用？对曰：你要带头用，有人来献礼、进贡，你要他们都用金子，你赏赐臣下，也要用金子，你一用金子，齐国上下跟着用，各国跟着用，大家都来用，就“金重而万物轻”，使金价“坐长而百倍”。
　　金价“坐长而百倍”，获利最大的并非齐国，而是楚国。据说，齐刀流通，不出山东，而楚币，东往齐，西至秦，北上三晋，遍及吴越，覆盖黄河长江流域，多用于国际贸易，包山楚简中，还有“关金”记载。
　　楚币国际化，如美元之于当下，在那时的中国化世界流通，使楚国在长江黄河之两河流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作用。还在孔子向老子问礼之前，楚国就想来主宰中国化世界，以三大主义，解决中国化问题。谈地缘政治，楚是蛮夷帝国主义；论商品经济，楚是蛮夷资本主义；言思想文化，楚是蛮夷自然主义。孔子作《春秋》，言“荆、楚”约143次，堪为最，说明楚国在当时国际活动之频繁。
　　这样说，是因为迄今为止，所见出土货币，各国均为铜币，惟楚有金币。然而，楚以一国，如何能满足各国对于金币的需求呢？《管子》只提到楚有“汝、汉之金”，没提另一条来路，即来自西南川滇一路的丽水之金。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到楚人庄乔王滇，未言采金，“黄金来路”一说，由近人徐中舒《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乔》提出，后因秦军入蜀，才断了这条来路。
　　管仲毕竟高明，其高明在以黄金捆绑食盐，如当下石油美元，切入各国国计民生，以贸易战为帝国主义的本钱。后来，楚灭越国，亦煮盐于东海，更加强大起来，但历史已进入新时代——不是金盐合一，而是耕战合一；不是尊天子，而是自为帝；不是称霸诸侯，而是赢家通吃，主宰了国际。
　　总之，重商主义已过时，新生代兴起了军国主义，比着搞君主专制。在中国，重商也要有前提，那就是君主专制。专营、专利都要靠专制，拜金主义也是要有君主带头才能兴起来的。但是，重商主义的君主专制，终归还要受制于货币流通和市场机制毕竟要借用经济杠杆并符合价值规律。如此，便决定了重商主义的世界观要王权与金权并行，不可能搞绝对的君主专制。
　　搞绝对君主专制不能靠重商主义，要靠军国主义，管仲的后学商鞅比他的前辈更明于此道。谈帝王学，必言管、商之术。管子重商，故齐多商战之士；商君重农，故秦以耕战合一，而全民皆兵矣。管子以重商主义治齐，开了春秋争霸的先河，商鞅以军国主义强秦，则是战国兼并时代到来的标志。霸权时代，霸主还要以《周礼》为国际法，“挟天子以令诸侯”，当个“阴王”就行；而兼并时代，则列国以兼并战争杀人灭国，而求能“定于一”。
　　军国主义战胜了重商主义。因为在重商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富强起来的，不是各国诸侯——所谓“公室”，而是“私家”。
　　秦终于灭了六国。然而，绝对的君主专制亦物极必反，使权力更彻底的下移——农民崛起。自从耕战合一，农民成为战士，王权便触及了农业文明的底线。秦的胜利便是在文明的底线上把农民发动起来了。秦二世而亡，也是由于秦以暴政破了文明的底线。六国之人皆不畏秦，纷纷刺秦，惟楚人大举义兵，何也？以楚人多金，还有民间起兵的资本。楚人再一次从文明的底线上发动农民，先是陈胜、吴广，后有项羽、刘邦，直到开天辟地，农民中出了一位皇帝，权力下移才告终止。王权从此禁用黄金，后来，民众又选择了白银。请记住，要守住文明的底线，不仅要有能耕战的农民，还要有发动农民的黄金白银。
　　
《中国经营报》4月专栏――历史地碎片之“金币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