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梁启超的现代财政梦

李旧苗

梁启超，中国近现代民主思想与实践的先行者、启蒙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任公之伟大，是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无论走多远，在它的起点上，总是镌刻着“梁启超”三个字。
　　任公的研究领域极广泛，工商实业、法律教育、军事外交诸学均有涉猎，尤对财政学感兴趣，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等财经论著三十余万言，不遗余力地向封闭既久的国人传播先进的财政学知识。他十分注重中西方思想的融合，又不忽视实际应用，曾两度出任阁员，先财政，后司法，时间都很短暂，壮志未筹，旋即退出政坛，回转知识分子本色。
　　任公把财政与政治问题同论，主张用西方财政制度取代中国传统的理财术，认为“政治上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与财政相丽”。如此，立宪国家之国会就须“主持财政”，掌有议决、审查预决算之权。他指出，有了预算权，“政府凡百施政自不得不取途于预算以受国民之公断”；“其于监督政治之大体，则已若网在纲矣。”清末民初的思想家中，对财政预算问题认识最到位、论述最清晰最到位的，唯有任公。
　　任公主张整顿赋税，建立中国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制，用以调节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是为相当十分先进的税收理念，遗憾的是未曾成为现实。需知，即使在制度建设领先的美国，所得税这种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税种也才刚刚建立起来，中国人对现代税制的理解并不晚，亦成为民国时期正式建立中国所得税制的思想基础。
　　任公对苛捐杂税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尝撰《说橙》一文，以其家乡新会橙为例，从一株树收橙若干，到一亩产橙多少、五年以后的产量，加以详述后指出：“植橙百亩者，六年以后，可以坐收五万四千两之利。尽吾县可耕之地而植橙，岁入可骤增一万一千元”；“余语老农，若胼而手，胝而足，终岁勤动，……舍多就寡，舍逸就劳，抑何也！老农语余，县官岁以橙贡天子，岁十月，差役大索于野，号为贡橙，罄所有乃去，百亩之橙，一日尽之矣。故今日新会橙，将绝于天下。”世人认其可与白乐天之《卖炭翁》并读。由此，任公主张“减政主义”，其内容，一是缩减支出，二是裁并机构，三是改编军队，做到“署无滥缺，缺无滥员，员无滥俸”。
　　任公自视甚高，尝言“非国务部长不做”，希冀按照自己的思路整顿财税乱象，挽救已临破产之境的中国财政，使其“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骨肉之”。但在他有限的理财实践中却运气不济，屡遭挫折。
　　民国二年，熊希龄组阁，聘任公为司法部长。据传，熊总理曾力主以任公为财政总长，因袁世凯持异议而未成。袁认为梁乃书生一个，“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只肯让他担任教育总长。梁启超也坚辞不就，几使内阁筹组破产，急得熊总理五次三番地两面说情，遂改任司法总长。
　　民国三年二月，熊希龄聘任公为设在天津的币制局总裁，有意借重他在币制上的见解和影响。任公对这个职务也是认真的，尝曰：“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关”。拟定币制局简章七条，并撰写了大量改革币制的文章。可惜，因积弊过重、时局多变，改革难成，不得不在当年十二月即辞职。
　　自北洋起，天津就是全国的造币中心，生产厂家是东机器局(位河北西窑洼，今大悲院附近)，1912年壬子兵变后，与原户部造币总厂(位大经路，即今河北区中山路)合并，为造币总厂。总裁任上，任公一如既往，重视财政金融资料的整理，上任之初即命吴鼎昌组织编写造币总厂史。当年12月，任公因币制改革难于推行而辞职，正逢厂史完稿，任公坚持审定完毕再行离开，并亲笔题写书名：“造币总厂报告，民国三年。梁启超署检”。该报告分沿革、组织、厂基、机械、物料、厂员之管理、匠徒之管理、事务上之整理、会计之上整理、公务之上整理、化验之上整理等十一章，附图表，约5万字，由天津华新印刷局印制，是后人研究中国造币史的珍贵资料。
　　直到民国六年，任公才有机会出任财政总长。对此，任公自己的说法是：“洪宪以后，我本不想再入政界，不过当时一来因段芝泉(祺瑞)组阁，不得不与之合作；二来见机会太好了，本人确有野心来整理财政，所以去干财政总长。”
　　民初承清末之弊，中央软弱无力，地方军阀割据，财权匹配失当，币制紊乱，外债负累。财政赤字，民国六年达六千余万元，可是每年外债偿还本息即达7000余万元，预算三分之一要作偿债之用。币制方面，央地发行之兑换券，皆因准备金不足而导致币值下跌，通胀失控，百姓负担沉重。
　　为解救财政困境，任公煞费苦心，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治理财政之对策。他说：“令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全国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十三条对策中，外债与节俭为治标之策，整顿币制与扩充税源为治本之策。任公认为，权衡间应以治标入手，最终达到治本之目的。
　　面对穷途末路的财政，任公曾把希望寄托在举借外债上：“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唐朝大理财家)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但以民国初年政治经济形势之复杂，善后大借款终未成，任公的设想便只是纸上谈兵。其实，即使真的有几万万外债进账，若任公本人不能当政，则肯定为贪官恶吏所挥霍，或为无休止的战争所消耗，转为人民的新负担。
　　针对民初之艰辛形势，任公提出了大量财政设想和主张，多真知灼见，实践中也力图有所作为，可惜均未被执政者所充分重视，说完就过去了，没人较真，较真也没用，只得黯然辞职，只做了五个月的财政总长。
　　任公在政坛的遭遇，盖因政治环境恶劣，武人跋扈所致。段祺瑞政府在西南方向用兵，以武力谋求统一的政策，把段政府几乎所有的财力都消耗光了。传徐树铮等人暗中鼓动地方军人鼓噪，截留中央税收，不断伸手向中央索财，无奈之下，只得把部分裁断之权让渡给陆军部，财政部成了虚置。任公空有一肚子的才学得不到施展，所有主张和设想均无法变成现实，多年整顿国家财政的抱负化为泡影，是在极度气愤的情绪下挂冠而去的。
　　短暂的财长任上，任公仍不失时机地支持民间实业的发展。时承清盐政旧制，销售权归盐商把持。范旭东的久大精盐运销受其钳制，原料渠道亦被阻断。紧急关头，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梁启超出面鼎力相助，于1917年下令久大产品进销扬子江一带五个口岸，进而扩至长江流域之湘、鄂、皖、赣地区无阻，久大事业从此蒸蒸日上。中国近代史上，久大精盐的地位非同小可，有了它，才结束了几千年中国人“食土民族”的历史。其间，任公之劳不可没。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是为梁启超先生的《自励诗》，也是他一生之真实写照。辛亥后，任公进退于军阀官僚、奸雄宵小之间，政治抱负一再受挫。担任最后一任国务大臣，奔走欧洲各国，为改变中国贫弱的形象而呼号，然而，外交梦亦随着他的“财政梦”而破灭。隐退之后，任公顿入学林，栖居津门意租界内的饮冰室，往返于京津大学讲堂，著书立说，宣讲学术思想，继续为中国的黄昏时局与挣扎中的社会添注一份希望和光彩。
　　梁启超深邃的财政见解，给黑暗国度投下一道思想的闪电，虽未能救弊于一时，却也给今日之财税的研究者和改革者以智慧和启迪。作为饮冰室的邻居，我感到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