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抗日名将张灵甫的遗孀王玉龄采访摘录

王玉龄在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主持人陈晓楠以及《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和张灵甫仅仅持续了三年的婚姻，然而这段短暂的婚姻，却成为王玉龄一生的回忆。

记者：应该说，张灵甫和上海还是很有渊源的，两次淞沪抗战，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八一三”，他都有份，后者更是实实在在打了场恶仗。
王玉龄：：我告诉你，上海、南京、长沙、江西，这一带的战争，他没有一仗不打的，没有一仗不是受了伤抬下去的。受了伤，留着血，他还是一直坚持指挥，直到部下强行把他抬下去。他这个人，既不讲名，也不要钱，就是要尽他的能力把仗打得最好，不要命地打，所以他能够带兵，74军所有人都很服他。打日本人，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记者：“八一三”时，张灵甫是团长。当时参战的“团长”中，可能有两个是最有名的，一个是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一个就是张灵甫，他们还是黄埔4期的同学。
王玉龄：对，他们是同期的。不过好像他们没什么来往。张灵甫这方面和我性情相投，都不喜欢交际。他很少出去，我从来没看见过他和好朋友聚会。他几乎就没有朋友，只和自己的部下来往。
记者：张灵甫跟你说起过自己的抗战经历吗？
王玉龄：他从来不讲。在南京的时候，他也从来不讲他办公室、军营里的事情。过去的事情，高兴的、不高兴的，他都不讲。所以对他的过去，我一概不知道。
记者：但是他受了很多伤，那些伤口你应该是亲眼所见吧，据说有13处？
王玉龄：不是，是有一次，13块弹片一下炸到他身上。他身上的伤还要多。比如他的右腿，有人说他有点跛，叫他“瘸腿将军”，其实你看不出来。抗战的时候，日本人的机关枪扫过来，有两粒子弹留在他膝盖里，伤愈后他这条腿就完全直了，不能弯曲。坐着的时候，他只能一条腿弯一条腿直，想要站起来，就全靠左腿使劲一蹬，整个人就起来了。我试过，怎么蹬都蹬不起来。但是走路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他腿不好。
记者：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70周年。你安排了什么纪念活动吗？
王玉龄：有啊，“七七”的时候，黄埔同学会组织了活动。我现在还是香港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七七”的纪念活动上，我还发表了演讲。

1903年，张灵甫出生在陕西一户农家，1923年，他考入北大历史系。后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修补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灵甫参加了著名的“八一三”凇沪保卫战，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关枪跳出战壕，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而远在湖南长沙，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离开故土，四处迁移。
王玉龄：只是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包一层旅馆，因为我们还带了厨子，带了家庭教师浩浩荡荡的一大家子，佣人都带上了，所以对我们小孩来讲，那是很高兴的事情，就在，好像在旅行。
当时，年幼的王玉龄还无法体会到战争的残酷，随着日军步步紧逼，王家从湖南迁到贵阳，王玉龄也在颠沛流离中渐渐长大。
王玉龄：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有时候手啊，腿啊掉在电线干上面，那是很凄凉的。就觉得对日本人的仇恨是很深很深的，我就觉得我是中国人，我应该为中国出一点力。我妈说，你能做什么，什么都不会，她说你不是跟人家去添麻烦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一天，王玉龄在理发店里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陌生男子。

记者：张灵甫追求你的各种细节，大概可以拍一部很有意思的爱情电影了。
王玉龄：他是请了一个朋友张处长做媒。张处长跟他讲，有个女学生，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张灵甫就跑来沅陵，我当时读中学的地方，来看我，结果我不在。最后他找到一个认识我的人，让他给我打分，那个人打了99分。张灵甫问为什么不打10 0分，人家告诉他，因为这个小姐脾气太大了。
记者：你是小姐脾气很大吗？
王玉龄：我也不知道。可能确实是在家里娇纵惯了。我不大喜欢和生人接触，所以人家会认为我脾气大吧。我在衡阳时读的明明中学是男女同校的，可是我以前一直读女校，一下子进男女学校很不习惯，人家跟我讲话我都不理，人家就觉得我脾气不好。
记者：后来他怎么见到你的？
王玉龄：回长沙后，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女孩子出去理发，张处长的太太来了，硬要跟我们一道去洗头发。后来我们坐在那里打肥皂的时候，张处长就带了张灵甫进来。他站在我背后，对着镜子看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觉得这个人看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横了他一眼。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记者：结婚以后，你们说起过当时这些事情吗？
王玉龄：嗯。结婚以后他跟我说，他讲我说你臭美。假使我当时笑一笑，他就没兴趣了。
记者：为什么？
王玉龄：可能他也是古板脑筋，觉得女孩子先对男人笑的话不好。
理发店一面让张灵甫对王玉龄颇为满意，于是他请朋友代为邀请设宴款待王家。
王玉龄：他说，嗯，问我伯母多大了？我伯母说她32岁了，他们就讲，哎，副军长你也有三十二岁啊，你们俩个同年的，干一杯吧。那个张灵甫就扯谎了嘛，一下冒掉十岁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40多岁了。
他们就讲，他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什么好的小姐跟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一个人就讲，他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啊，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都太小了。所以后来他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那我坐在那里当然不大不小就剩我了，我就生气了，我就把脸一板。
王玉龄的情绪被张灵甫看在眼里，他非但没有生气，反倒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个颇有性情的姑娘，回到家中，能写一手好字的张灵甫铺陈笔墨，写下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卧房里。
王玉龄：他虽然心里很急切，但是表现的还很绅士风度。
他非常绅士风度，在不断的接触中，王玉龄消除了对张灵甫的戒心，开始对这个比他大25岁的男人产生了好感。然而，张灵甫的登门求婚却遭到了王玉龄母亲的反对。
王玉龄：她说她自己是守寡的，她不喜欢她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所以她不想，所以我们的婚礼她也不参加。
记者：后来呢？
王玉龄：后来他就天天来我们家。开始我根本不理他，不习惯和生人讲话嘛。慢慢慢慢的，他就不让我紧张了，熟了之后，就开始聊聊天。
记者：都聊些什么话题？
王玉龄：讲历史啊，讲故事啊，就这样。他也不会说爱啊什么。
记者：你后来同意嫁给他，主要是因为家里安排，还是确实感受到他的魅力？
王玉龄：当然我不讨厌他。他人也不错，长得也很英俊，谈吐很有修养。主要还是我的二伯母，她是文艺界的，比较开放，她很赞成这桩婚事，所以我伯父就没什么意见了。
记者：当时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王玉龄：因为后来都很熟了，也没什么征求不征求意见，我也没多想，很自然就接受了。我还想着，结婚以后可以自由一点，离开家，没人管，不用念书了。唉，你想想啊，17岁的小女孩，是不会想得太全面的。
记者：当时，你对嫁一个军人是什么感觉？
王玉龄：我只觉得他会很可靠，老实跟你讲吧，他也像，像我爸爸一样。
张灵甫的“忍”字没白写，终于，他获得了17岁的少女王玉龄的芳心，而就在两人决定结婚的时候，张灵甫又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的军长和南京卫戍区的司令，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两个人当时把婚礼的地点定在了上海，所以时间很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在上铺，一个在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记者：你们的婚礼为什么那么麻烦定在上海，而不是在“首都”南京？
王玉龄：我们的婚礼，那时候算是豪华的，而南京，老蒋在那里，你不能弄得太隆重了。而且抗战刚胜利，南京的物质条件不太好，东西不是很全，就算上海也不是很全。当时我去买婚礼穿的高跟鞋，不是小一号，就是大一号，结果只好买大一号的，穿在那么大的婚纱里，不小心就会别一下。
记者：书里说，“党国元老”程潜是你们的媒人？
王玉龄：不是的。我只知道，我们家要求张灵甫找个有名气的人来，他就找了个“主席”，我那时候那么小，根本不知道“主席”是谁，而且他也不是来给我做媒，只是当“媒保”。我只告诉书的作者，那个媒保是“主席”。因为程潜当时做过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所以他们就写了程潜。其实是不是程潜，我也不知道。
记者：婚礼那么盛大，来了哪些宾客？
王玉龄：我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我只知道，我们的婚礼请帖都没时间发。因为老总统(指蒋介石)是要随叫随到的，所以只好等到最后一刻才出发去上海。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坐火车，早上大概6点到上海的，一到就忙开了。幸亏有一家姓罗的，对上海很熟悉，罗太太就带了我去买花、买首饰、买各种婚礼用品。
记者：这些都是婚礼当天办的吗？
王玉龄：对，当天办的。我的衣服，包括卸妆以后穿的旗袍什么，好几身衣服，都是当天几个钟头做出来的。
记者：婚礼当天你们就回南京了？
王玉龄：我忘了几点，肯定是当晚回去的，可能八九点钟的火车吧。因为老总统在那里啊，他一点点事情，一不满意，就要把张灵甫喊去。
记者：那天老蒋喊他了吗？
王玉龄：没有，但是怕他随时会喊嘛。
记者：爱将结婚，老蒋也不准几天假？
王玉龄：那时候啊，他给你假，你就有假，他不给你假，你连礼拜六礼拜天都没有。老总统随便哪天，晚上十一二点钟想起来打个电话给他，他都得马上去报到。
记者：资料上说，张灵甫身高1.89米，你有1.7米吧，一个威风，一个漂亮，当时走在街上应该很“吸引眼球”吧？
王玉龄：他父亲是1.9米，他是1.87米，我们的儿子是1.83米，孙子是1.81米，所以我开玩笑，张家是“每况愈下”。我是1.68米。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一起在街上走，出去有车，只有在古董店里面，或者偶尔在玄武湖、中山陵逛的时候，才会两个人一起走走。那时侯不像现在人那么多，我们去的地方人更少，所以没什么人会盯着我们看。
记者：张灵甫毕竟是北大出身，虽然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但后来在黄埔也得读书，所以他的文化程度在国民党将军里应该算很高的吧。
王玉龄：国民党很多将军的文化素质都很高，但他在其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他小时候读的不是学校，而是私塾，后来在北大读的又是历史系，所以古文造诣很深。读中学的时候，他一有空就带着纸啊笔啊墨啊，去西安的碑林临摹,所以那时候字就写得很好了，学校都给他开书法展。当了师长以后，他又开始专门学习于右任老先生的字，于先生看了之后说：几可乱真。他后来用最粗的一种派克笔写字，也是自成一体，而且是用红墨水写，包括给我写信，都是用红墨水。
记者：你们毕竟年龄那么悬殊，婚后是怎么相处的？
王玉龄：我们也没有像你们现在这样，什么爱不爱的，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但是彼此很关心，很照顾。我们在一起，就是念念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我也会陪他去古董店。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去他军部驻扎的中山陵骑马。一般都是他先早起，去军营升旗，然后打电话给我，我就去骑马。那时候我还不会骑，那些马都是接收的日本军马，很高大，有一次副官把我推上去时用力过猛，我又从那边下来了。张灵甫喜欢逗我，那些军马，只要前面有他的马在跑，就不会停，我怎么叫都不停，只好死死抓着缰绳。
记者：他也不怕摔到你啊。
王玉龄：我不知道。可能他有经验，知道不会摔。齐白石他们的画，我们家有200多幅
记者：他经常去古董店，收藏了很多古董吗？
王玉龄：是啊，他是明天没饭吃，今天看到好东西也要买下来。只要是他欣赏的东西，他可以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一研究就是好几个钟头，一边看一边得意。我们在南京的家，每个月，房间里陈设的所有古董、字画都要换过，而且不许别人动手弄，勤务兵连碰都不许碰，全部都是亲手弄干净，放好，再把新的挂出来。
记者：他主要收藏些什么？
王玉龄：瓷器啊，字画啊。他收藏过一对酒杯，据说是杨贵妃用来喝过酒的，酒倒进去，白色的瓷器上就会映出个美女，喝干了呢，美女就又消失了。有些东西那时候还不太值钱，像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光他们3个人的画，我们家至少有20 0多幅，其中包括一些很大幅的“中堂”。
记者：这些画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王玉龄：不是，是从他们手里直接买来的。他对字画很有兴趣嘛，所以他们都认识。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枚印章，很好的鸡血石，是齐白石专门为他刻的。
王玉龄：我们结婚以后，没有那种，好像是隔阂什么。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你很感动，他说我讨了个好老婆，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
在王玉龄的记忆里，南京的生活甜蜜温馨，但偶尔也会有波澜阵阵的小插曲，在外出差的张灵甫，接到了一封匿名信。
王玉龄：他说，听说你的太太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他说你在天子脚下，你应该注意一下，他就在他那个信上批了一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我看了就越想越生气，我就写了封信给他，我说我很高兴你有这样的好朋友，能够为你着想。我说，但是我不能原谅我的丈夫对我不信任，我要跟他离婚，他吓坏了。他就讲，他说假设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就宁可老死于山沟。回来就给我站在那里，跟我敬礼，我说我又不是你上司敬什么礼，我不理他。
记者：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么?
王玉龄：他跟我大概都差不多，不喊他他不去，喊他他没办法，他一定要去，每个做了军长就要跟“总统”照一张照片，他对这些我想他已经看的很开。
记者：那个时候能看得出来周围的人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王玉龄：人家对他挺好的，可以讲他的部下对他也是非常尊敬，因为你想他当连长，当排长的时候打了胜仗，他会把他的薪水拿下来添菜给大家吃。
记者：当时军中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猜忌啊，或者有一些人争一些职位，这些对他的心情会造成影响吗？
王玉龄：他无所谓。
王玉龄：他不喜欢交际，很不喜欢做军官，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所以要他去打仗他很高兴，他觉得好像他解放了，我也被他感染了，就觉得没什么。他在日本人那样的，上面有飞机，底下有日本的炮火，再加上毒气他都没死，人那么容易死吗？
记者：而且你觉得他是很神勇的，不太可能要死的。当时一点都不担心吗？
王玉龄：我觉得就好像他出去旅行一样，我就在跟他收拾东西，但是我就注意，好像是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吃维他命啊，或许是保养啊什么。有时候你饭菜吃的不好的时候，维他命还是需要补充的，我就写了个条子，带了些什么衣服什么东西，就这样就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没有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记者：今年也是孟良崮战役60周年，你4月刚登了一次孟良崮。以前去过吗？
王玉龄：没有去过，我没到过山东，这回都是第一次去。
记者：对你来说，那个小山包，也称得上是“伤心岭”了吧。
王玉龄：唉，我是坐车去的，现在有柏油公路，一直开上山。但是有一部分，到那个山洞去的路，要下来走。我一边走，一边想，那时候真是苦。打孟良崮之前，基本上每打完一仗，张灵甫和整编74师就要撤下来修整一个礼拜左右。他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了。那次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腿上生了一个疮，后来他就上孟良崮了，又不能坐车，只能自己爬上去的吧。
记者：是瘸的那条腿吗？
王玉龄：不是，是另一条。很痛，有脓，没熟的时候又不能挤，他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我也快生了，9个月了，也只能睡在床上。人家来看我们，我们两个人就都躺着。
记者：你都快生了，还跑那么远？
王玉龄：那时候年轻嘛，根本就不觉得。其他的军官太太们就讲，张太太，你带着这样一个大肚子，跑来跑去好像没事一样，我们一路跑到前方，好像骨头都散架了，都不想再来了。那时候，每打完一仗，我都去。
记者：他在不断前进，等于你每次回来，再去的时候又要多走很多路。
王玉龄：对对对。就是一次次走。
记者：一路上是怎么去的？
王玉龄：我们先要坐火车，从南京到徐州，再坐吉普车到前方。当时没有路的，吉普车直接在田里走，颠簸起来，人常常被抛得碰到车顶。
记者：那你也不怕影响到胎儿？
王玉龄：当时是19岁，不懂啊，人都是懵的。我刚怀孕的时候，都不敢告诉人家，以为自己生病了，就叫军医来给我打葡萄糖针，打得我的孩子生出来是12磅，生的时候足足叫了2 5个钟头！
记者：你最后一次见张灵甫是在哪里？已经进山东了吗？
王玉龄：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刘庄还是陈庄什么，我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庄子里面。我一离开，他就打孟良崮了。
上了战场，张灵甫无法回家探望心中却时常惦念着怀着身孕的妻子。
王玉龄：他在打仗的时候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就是讲我们家的那个院子里边的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他从来没有说好像把它当一回很大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呀，或许是，这种感受。
1947年春天，怀着9个月身孕的王玉龄前往前线探望丈夫，由于战场的迁移，每一次探望，她都要走更远的路，这一次，王玉龄舟车劳顿颠簸了十七个小时。
王玉龄：他脚上面长了一个脓包，还没有长熟的时候就很痛，他躺在床上。我到底毕竟是年轻，九个月，就带了那么一个大球跑了那么远，所以也很累。
记者：那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要一个人好像迎接这个小孩的到来，不觉得心里有一点，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的感觉吗？
王玉龄：没有，那个时候都还傻傻的，什么都不太懂，也不会去想那么多，生小孩是我的事情，是应该的，那他做了军人，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要求他什么。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和丈夫见面，一个月后，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
王玉龄：他很高兴，就问儿子声音响不响亮，他说我好像是心地善良什么的，他说将来一定多子多孙。
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但她决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们的儿子。
和解放军交手大半年虽然国民党军队多占上风，可是张灵甫对解放军的战斗力并不敢太过轻视，同时他对“国共”的战局也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在致一些将领的电报当中说：匪军无论战略战术战斗皆优于国军。再过年余，死无葬身之地。他也曾经上书蒋介石，痛陈国军的积弊。他说：“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所言所虑，都在孟良崮一语成谶。
1947年5月11日，张灵甫带领的整编74师被华东野战军9个主力纵队围困，在孟良崮焦急地等待增援。然而援军最终没有及时赶到。5月16日凌晨一点，华东野战军向孟良崮的张灵甫残部发起总攻，拥有全副美式装备整编74师被全部歼灭，张灵甫殒命于山洞中。此时，在南京的家中，王玉龄刚刚产下儿子不过十多天。
记者：张灵甫1947年5月16日战死孟良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王玉龄：我们家里他也派了两个卫士回来，就告诉他们所有的报纸都收掉，不给我看，而且跟人家来看我的人都跟他们讲，这个坏的消息不能告诉我，所以我一直都是好像模模糊糊的。
记者：那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王玉龄：他的朋友啊卫士啊，都瞒着我。时间长了，隐隐约约的，我就很奇怪。因为张灵甫打仗的时候一般不打电话给我，但是会发电报，拟个稿子，让译电员发过来。有时候战场上电话可能不通，电报一般总是通的。他在外面打仗，几乎每天，不是有电话就是有信啊电报啊回来。所以那阵子我就很奇怪，好像一下子，什么音讯都没有了，好像这个人就丢掉了。问周围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其他太太们其实都知道了，但是据说产妇在月子里不能受刺激，所以她们安慰我，说打仗的时候，打得太激烈了，没有音讯很正常，从前打日本人时，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他们是能骗一天就骗一天，直到他的随从杨参谋，被俘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被放回来，我记不清是8月还是9月了，他把那封信带给我，我才确定。
记者：是张灵甫亲笔写的绝笔信？
王玉龄：对。杨参谋一回来，就跪在我的面前痛哭，把信交给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死了。但是以后的一年多，我还是会觉得，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说死就死了呢，好像不太可能吧。
他就在孟良崮，打到最后没有办法了，他就知道是死，他打了这么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打了电报给总统，告诉他就说他决战至最后，以报国家与领袖。
记者：张灵甫好像在给蒋介石最后的电报里特别提到说请照顾我的家人？
王玉龄：对，杨参谋说，他一想到自己要死，他就提到要特别照顾我的家人。
在孟良崮的时候，副军长蔡仁杰就跟我先生讲，他说你带些人在人少的地方冲下去，冲出围还是可能的。他说，到了南京以后你就跟总统报告我们作战的情形，友军的不合作，讲完了以后你就在总统面前自杀。他说，我回南京去了，看到我老婆我就不会想死了。
他死的时候，就把这封信交给那个参谋，他讲，你无论如何要交给太太手里，说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你们爱戴我的话，你们也一定要服从她。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记者：据说张灵甫出征前曾给你留下一把小手枪？
王玉龄：你看看，很多事情都是谣传。你说张灵甫对我那么好，而且他的遗书上，要求我善待老父，养育幼子，他怎么会要我也自杀呢？不可能的嘛。这个不晓得谁编出来的。
王玉龄：很长时间相信不是真的，每一天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去坐一坐，去回忆。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展开，彼时的南京城，气氛异常紧张，张灵甫死后没有给王玉龄留下多少家产，而作为“国军”烈士遗孀的王玉龄，也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特殊照顾。
王玉龄：宋美龄要接见我们，都是些寡妇，结果，我根本就懒得去，但是人家就讲，好像是应该去去。大家都去，一定劝我去，那我就去了。去了结果到了总统府，我们都坐在外面，坐在外面等很久，我都等得不耐烦了，结果有一个海军武官跑出来讲，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你们请回吧，就这样。那一刻你是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是吧？
1949年4月，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强渡长江，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王玉龄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又远走美国，读书打工，寻找新的生活。
那个时候挺苦的，因为第一没有钱，第二还要靠自己做工，那真是日夜的都在做事情，有时候太累了，我一看到太阳的时候，好舒服。我说我这一次回去，回到台湾我要睡一个月。
19岁是王玉龄生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这位富家千金小姐完全不知忧愁为何物，而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她不得不迅速的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毫无积蓄，必须要独自抚养幼子的女人。王玉龄说，人的潜能和变化，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在美国奋斗了几年，王玉龄把妈妈和儿子接到身边一起生活，而在1973年的时候，身在美国的她收到一个好友带来的口信，说，有一个人想请她去北京看一看，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据说，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只有两位客人可以自由地出入中国，一个是杨振宁，另外一个就是这位国民党名将的遗孀王玉龄。
记者：你1973年回国的情况，披露的都是一个大概。《佳人》这本书里，说你是受朋友之邀从美国到了澳门，而后似乎又在比较懵懂的情况下被请到广州；可是也有报道说，你是正式接到由黄华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信，才下决心回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玉龄：是这样的，周恩来大概很早，尼克松访华回去后，就在做我的工作了。就是请我的朋友写信给我，邀请我回北京，说你再不回来，四合院都拆光了，你就看不到老北京了。可是按照那时候的说法，我先生是反革命，我怎么敢回来？我就很客气地回了信，说要到你们那里去啊，签证比较困难，假设能够拿到签证的话，我就回来。没多久，黄华就写封信给我，说如果我没有改变初衷，他就愿意给我签证。我在办公室里讲这个事情，周围人就开玩笑，说大概有人想Get Rid of You，把你骗回去杀掉你。
记者：是美国人这么说吗？
王玉龄：都是美国人。我就写了封回信给黄华，我说我从来没有申请过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帮我申请的？后来就没消息了。我想没消息那就算了嘛。但是过了一阵子，又有朋友，夫妇俩都是医生，写信给我，说有机会去澳门学习，约我碰头。后来我到香港，就打电话请他们两个到香港来，他们说，你一个人，来起来多方便，还是你来澳门吧，一定要我去。我就把行李寄在旅馆里，到澳门去看他们。第二天，不知不觉，两夫妻就把我带走了。
记者：你上车的时候，不知道是要去哪里吗？
王玉龄：知道要去广州，几个人一说，糊里糊涂就去了。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关系。港澳通行证他们老早就给我弄好了，过关的时候，国务院派来的人给他们看了信，他们问带了什么东西，我说没有，然后看也不看就放我们走了。
记者：你到了广州，就知道是要请你去北京了？
王玉龄：对。我在广州住了一晚上，还不让我住旅馆，怕人家知道。那个时候很秘密的，江青还在嘛，凡是周总理做的事情，江青都要反对嘛，所以要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飞机到了北京。
记者：总理宴请你的时候，关于张灵甫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但版本相似的有好几个，你还能回忆起准确的原话吗？
王玉龄：他说张灵甫是黄埔的学生，自己是黄埔的老师，他应该把张灵甫争取过来的，因为张灵甫是个很好的将才。就说了这么一句，就聊起别的东西了，都是家常，没有让你觉得他要你来做什么。每周与“总司令”们打牌的女人
记者：从那以后你每年都要回来，为什么？
王玉龄：中国好玩的地方很多呀。1974年我就到了延安。我要看看，毛主席怎么能够在延安这种地方生存下来。那地方是黄土高原啊，简直苦得不能再苦了，周总理都要睡窑洞，只有毛主席可以睡平房，还是土砖砌的，要是在湖南乡下，就是贫农住的房子。
记者：据说当时国务院有指示，杨振宁和王玉龄两人想回大陆，可随时签证，来去自由？
王玉龄：对，那是确实的。而且招待得很好。比如北京饭店，东楼是新的，中楼呢，是以前张学良他们跳舞的地方，还有就是西楼，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住饭店的人都住在东楼和中楼，而我回去，就安排我住在西楼。我在西楼，只碰到过当时美国的副总统，我只记得他的样子，高高的，名字忘记了(按：可能指福特或者纳尔逊?洛克菲勒)，他和他太太正好在中国。他就跟我打招呼，GoodMorning什么，周围陪同的人就很紧张，问我们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就是道个早安。
记者：当时那种环境下，对你们两个的接待规格可能是最高最隆重的了。杨振宁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又是杜聿明的女婿，杜聿明曾是司令长官，70年代还健在；张灵甫相比之下只是师长，早已阵亡，你认为为什么会给予你这么高的待遇？
王玉龄：可能是让人看看，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接待。台湾我认识的人确实很多，我在台湾的时候，所有的“总司令”，包括“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还有另外一个人，加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在一起打一次桥牌。我如果回台湾去，人家就会觉得，共产党没有拿你怎么样，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大概作用就在这里吧
记者：你刚回来的时候，不让你看电影《红日》？
王玉龄：对，在北京不让我看。
记者：你提出过要求吗？
王玉龄：我要看看啊。但是他们说，哎呀，这个没什么好看的，你看了可能激动。后来1980年代我回长沙去，那个湖南的统战部长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给我看了。看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很多电影都要有些艺术加工的嘛。
记者：现在要重拍《红日》，有人征求过你意见吗？
王玉龄：没有。我会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统战部或者黄埔同学会。我想说的是，你要重拍《红日》可以，但不应该再抹黑任何人。
记者：据说8月就要开机。
王玉龄：是8月吗？我听说，演张灵甫的，是《亮剑》里的主角……
记者：李幼斌。有这个说法，不过好像还没定。
王玉龄：说是他主动要求演张灵甫。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为什么呢？第一，他现在比张灵甫从前要老；第二，我觉得他八路军演得很好，但是他的气质好像不适合演张灵甫这样的国民党将军。
记者：想演张灵甫的，据说还有张丰毅、王志文等，有谁你觉得接近一点的？
王玉龄：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我在大陆看的电视剧，就是《雍正王朝》之类。那个人叫什么？他演得很好。他演毛泽东也演得很好。
记者：唐国强。
王玉龄：对，唐国强。他演毛泽东真是演得很像，站在那里，夹一支烟，那个样子一看就是毛泽东。我笑死了，我就觉得他那个神态都出来了。
记者：他可以演张灵甫吗？太老了吧？
王玉龄：他现在可能太老了，也太胖了。年轻时候可以。我还认识一个大陆的演员，陈道明。我觉得他演《康熙王朝》演得也很好。
记者：陈道明演张灵甫怎么样？
王玉龄：呵呵，样子不够英俊，人也不够高大。要讲的话，还是唐国强，他应该演得好。我觉得他演什么都很像。
记者：据说新版《红日》里还要加上你的角色，很多当红女明星在争夺这个角色，像赵薇、梅婷、范冰冰、刘亦菲、伊能静等，你觉得谁合适一点？
王玉龄：哦，我都不认识，我只知道一个赵薇。赵薇不太适合吧，她形象太小了，而且她太现代感觉了。
王玉龄在航空公司服务了20年，直到退休，2005年，王玉龄随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了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王玉龄现在跟随儿子在上海定居，从19岁守寡到现在，她一直没有再婚，60年过去，当年19岁的少女如今已经是耄耋老人，在上海的玫瑰园，王玉龄给丈夫做了一个衣冠冢，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都会去祭奠。但是在她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在那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叫做孟良崮的地方，终有一天，她可以找到丈夫的遗骨。
2003年12月8日，上海浦东天逸静园•玫瑰园在龚卫路建成开业，中国国家民政部、上海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出席开业典礼。玫瑰园位于长江岸畔，是一个集殡葬文化、人文景观、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多功能现代陵园。主建筑外型呈椭圆状西式建筑风格，高五层，建筑面积26000平方米，可容纳室内葬骨灰格位80000多个，一期开发建成的玫瑰园占地100亩，总投资2亿元人民币。
玫瑰园第一个迎来的是国民党抗日名将张灵甫的灵葬。
上海浦东玫瑰园二楼室内葬的一间小屋，张灵甫将军的戎装肖像映入眼帘。

纯白玉晶石上刻写着将军夫人王玉龄的哀思：“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肖像下方是将军的生卒年：1903-1947。1945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张将军已经40出头，而王玉龄还不到20岁。“结婚只3年，将军战死，60年来，夫人没有再嫁，现在她已是80岁高龄。”玫瑰园总经理时泰明先生说，“如今战争烟云散去，那段历史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博物馆和教科书，但仍然活着的，是爱情和忠诚。”
2003年12月末，王玉龄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举行灵葬安放仪式，同来的还有张将军的儿子，同样魁伟的北方汉子，他同时也是玫瑰园的投资者之一。安放仪式上，将军夫人拿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骨灰盒。这个红布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按照规矩我们是不能再打开。那就让它永远是个谜吧，重要的是他回来了，并且将永远安宁。
2007年4月，王玉龄受到邀请，前往孟良崮，在丈夫殒命的山洞里，王玉龄放上了一束花环。
王玉龄：张先生就埋在里头，他们就要把那个洞上面做一个墓，弄好了以后再把这个骨头(放进去)。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了，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所以后来他死了以后，我倒挺后悔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话都不肯讲。

将军夫人王玉龄在遗像下度过20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