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推荐]《大学教授》:一部当代校园浮世绘



来源:中华读书报


    在教授被称为“叫兽”的年代,由一位教授来自曝“家丑”是一件有趣的事。更何况,中国文学史上已有吴敬梓和钱锺书两位先贤开了文人自嘲的先河,更让我们对此有了期待。在一种斯文扫地的空气中,没有一位“业内人士”自曝“家丑”才是令人不解的事。幸好朱志荣教授的小说《大学教授》“填补了空白”。作品依然是秉承着先贤们漫画式的讽刺手法,却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者带着宽容的态度写眼前的事。“叫兽”们的表演令人忍俊不禁,却也让人感慨:时代毕竟不同了。
  这不同究竟在哪里?《儒林外史》中毕竟还有杜少卿这样的清流,《围城》中方鸿渐虽然没什么学问,但也还有正直率真的一面。《大学教授》中的人物突出的特点是世故。主人公张渊之和他的对手“胆囊”刘摩、“酒囊”范英俊、“阴囊”侯华则在各种历史与社会因素的挤压下变得或追名逐利,或虚伪怯懦,或阴险狡诈;年轻的李卫东、侯刚等人带着理想和热情的艰苦奋斗却遭遇了种种困境,也正在学着“处理好关系”了。作者用宽容的戏谑笔法描绘了这些鲜活的人物在北越大学中文系这个名利场中的明争暗斗。面对着象牙塔中纯洁的气息被污染的局面,读者不由得会发出一声叹息。
    在这扭曲了的氛围中,几代知识分子的言行都染上了滑稽(其实是荒诞)的色彩。国学大师侯永昌虽然早年留学牛津,受到多方器重,但他却把学术才华用在考证阿拉伯国家Yemem不应翻译成“也门”,而应改成“叶门”;张渊之一辈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则用可笑的狂妄来掩盖内心的自卑;更年轻的李卫东、侯刚等人则又在门派和利益团体的角力中被迫变得世故圆滑。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在一个无情网络的压制之下,一点一点被耗尽,他们所从事的纯洁的事业与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间构成强烈反差,产生了喜剧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朱志荣先生是在用戏谑的笔法揭示“叫兽”们灵魂深处的困境。在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中包含着唯有“过来人”才能了解的真实性和深刻性。通过嬉笑怒骂托出这种颓败的气氛是需要相当高明的艺术手段的。
  灵魂琐卑的知识分子在以往时代也有,当今的教授们又有哪些不同?除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按文章所发表的刊物级别评职称之类的时代印记之外,他们的世故或许算得上是一个鲜明的标志。《大学教授》中的一个情节生动地写出了这种世故的特征。侯刚当上院长不久,就请因从副院长位子退下来而抱怨的刘摩吃饭、并给他报销书报费,以此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妙的是这个侯刚正是国学大师侯永昌之子,曾遭通缉潜逃香港,而今已成海归,变成当权者了。在朱志荣先生笔下,这些时代特征鲜明的文人行状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就不单单是令人发笑的喜剧效果,也不单单是嘲讽“叫兽”们的卑琐,更多了一层无奈的感喟。“叫兽”们固然可笑可悲,又何尝不可叹?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又有多少人保持着纯洁高尚的心灵,潜心投入真正的学术研究?李卫东等年轻一辈学人本来是单纯的,对事业带着真诚的理想与热情,但在找工作时受同门师兄弟(韦德)的欺骗排挤,工作后面临着家庭生活的压力,评职称时又有各种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紧箍咒一样管着。他们的生存状况只能用无奈二字来概括了。
  所以,《大学教授》中“叫兽”们的可笑行径中,其实有一把辛酸的眼泪。世故实在是被逼出来的。这不是在为“叫兽”辩护,我相信朱志荣先生作为一名美学学者、博士生导师,对这种生存状况一定是有了深切的感受才会带着宽容与同情去描写李卫东这一辈学人的。这一层意思“圈子”之外的人不易体会到,只有设身处地想象他们的处境,才可以体味到小说的微妙意味,在笑声中品尝一丝淡淡的苦涩。
  也许正是因为朱志荣先生体会到了“叫兽”们的无奈处境,他才给小说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他或许相信这个斯文扫地的时代终将结束,所以他才让张渊之感慨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否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当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不过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这个光明的结尾是有其美学价值的。小说本来就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艺术,总是要给人安慰的,至少可以让人对可笑的人与事一笑了之。所以那笑声中就有希望。倘若我们没有对这种希望的坚定信念,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笑别人呢?
  《大学教授》,朱志荣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3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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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推荐此书?因为作者朱志荣是我的老师,呵呵。
希望是部好小说,尽管,从书评里还瞅不出来。书评作者在乎的是作者揭示的丑态或真相,但小说的成败,总还取决于人物的塑造等环节,如果这方面未有突出表现,又何必写小说呢,直接写报告文学更方便了。
相对于鞭挞时代,我更期待见到出众的文学人物。
以前看过的《所谓教授》,其作者史生荣也是业内人士吧!写大学生活的小说,当代还有一些,这个地带早已没了空白,所谓“填补了空白”云云,有些妄言了吧!
而且类似因作者身份、作品题材出发的表示成就价值的“断语”,也许有新闻价值,却并不能提升作品本身的价值。
写什么不是关键,关键是写得到底如何?虽然题材还是颇能吸引眼球于一时的,但长久的价值,还是靠的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
以前看过的《所谓教授》,其作者史生荣也是业内人士吧!写大学生活的小说,当代还有一些,这个地带早已没了空白,所谓“填补了空白”云云,有些妄言了吧!
而且类似因作者身份、作品题材出发的表示成就价值的“断语”,也许有新闻价值,却并不能提升作品本身的价值。
写什么不是关键,关键是写得到底如何?虽然题材还是颇能吸引眼球于一时的,但长久的价值,还是靠的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
我的作家梦


朱志荣




    做一个作家,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文革”时期,学校学习不太正常,一般人也无书可读。所幸我父亲在“文革”早期焚烧掉一批书时,还留了不少书。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病休从上海回了原籍,被派到乡下去的母亲让我到父亲身边上学。我因为打乒乓球、打牌和游戏等都不太如同学和邻居孩子,更多的时间就在家里读书,其中有不少是文学的书和哲学的书。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一度迷恋写诗填词,可父亲并不教我。我写的诗词只合格律而没有诗味。初二的时候,我还用母亲给我的零花钱买了一本《写作知识》,开始编造小说情节,可是并不成功。
    到了高一第二学期的好几个月内,我开始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郎台》、《幻灭》;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等小说,迷恋上写小说,别人好心劝说我也不听。那时的我真是太任性了,以为通过几个月和一两年的勤奋用功,就能一举成名,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这种冲动的行为差不多持续了一年。现在想想,当时倘若功亏一篑,考不上大学,我将会后悔终身,当时怎么会那么执迷不悟呢?
    18岁那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虽然没有能够进入名牌大学,至少在500万考生中进入了前10万名的行列,也算是以2%的竞争力脱颖而出了。考取大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此前我父亲一直威胁我说,18岁一到,就撵我滚蛋,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印象很深,直到现在,有时半夜梦醒,还会在耳边响起这句话。考上大学,我终于有了一个体面离家的去处。我告别了厚爱我的母亲和经常讥刺我的父亲,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了我的成人旅程。
    在大学的最初一年,我还在忙着我的小说习作,但是由于我生活经历的贫乏和对人生看法的幼稚,无法写出像样的小说。很快,我开始转向对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兴趣,进行论文的写作训练了,直到今天。
    2001年,我到韩国执教一年,在快要回国的两个月内,因为没有事干了,写有关论文查资料也不方便,就开始写“北越校园纪事”的小说。回国后本来想继续写完改好,受到了两三位同事的讥笑,加之科研教学工作的紧张,这事就搁置了下来。2007年初来华东师范大学以后,2008年开始在博客上连载了当年的小说草稿,又补写了一些,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从2009年夏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它修改打磨整理成了一本长篇小说,最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直以曾经培养出优秀的作家感到自豪,现在在校内任教的,也有几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这是我不揣浅陋,拿出小说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位中文系文学专业的教授,我觉得自己即使不从事专业创作,进行写作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文字表达的凝练、流畅、精彩和朗朗上口,除了阅读以外,就是要多写。现在许多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常常眼高手低,看别人的东西满脸的不屑,写出来的东西,却病句连篇,甚至自己也觉得不流畅。因此,即使语言天赋很好的人,要想表达凝练、流畅、精彩,充分的写作训练是必要的。
    对文学作品进行专业的鉴赏、批评和研究,必要的创作体验也是基本的。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时代,常常见到不少古代文学专业的老教授,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写诗填词,还要求硕士生写诗填词,甚至博士考试面试还要求考生当场写诗填词。而现当代文学的教授,很多人也是经常写作和发表散文随笔的。至于外国文学教授,很多人都是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的,而文学作品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
    文学教授可以不必在创作方面具有天赋,但对创作过程有一定的体验是必要的。文学教授从事文学创作是天经地义的,因而是无可非议的。文学研究需要多种类型的人才,而创作和批评兼而有之的教授,即使在两个方面都不突出,也是正常和需要的。从事文学研究兼创作的教授在中外都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仅现代就有大家熟悉的胡适、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吴组湘等,都是作家兼教授,当代的更是比比皆是。国外的则有美国的纳博科夫,英国的戴维·洛奇等人也都是著名的作家兼教授。
    因此,我感到自己做做作家梦,写写小说随笔,无需遮遮掩掩,无需惴惴不安,应当坦然地面对冷嘲热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特别是在这多元的时代。
    (《文汇报》(2010年4月18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