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喜欢的格言

魏邦良

   胡适非常喜欢格言，他把格言说成是“金玉之言”，曾将诸多外国名著中的格言翻译过来，“以为我国人增一种座右铭云尔”。说到格言的重要性，胡适认为：“这些金玉之言是每一位世界级的伟人一生的所得，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人也许就记住其中的一句‘格言’而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７日，胡适与好友章希吕谈如何根治“无恒”之通病。胡适开出三剂药方：

        一、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
       二、每日常课之外，须自定课程而敬谨守之。
     三、时时自警醒。如懈怠时，可取先哲格言如‘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古谚）’‘德不进，学不勇，只可责志（朱子）’‘精神愈用则愈出（曾文正）’之类，置诸座右，以代严师益友，则庶乎有济乎？


    你看，在胡适眼中，格言竟然可以“以代严师益友”，其作用可想而知！
    早在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非常喜欢、重视格言。他利用所办的《竞业旬报》不时向读者绍介国外名著中的格言，以求“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崇拜英雄的思想”。
胡适在那阶段曾写过一篇《读书札记（一）·读＜爱国二童子传＞》，把《爱国二童子传》这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中的格言译出。胡适在文中说“这些格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呢”！现摘录几段以求管窥蠡测：

美成洛将死，乃张目作凄恋，颇闻微息作声，大类微风之吹入，颇辨析为“法国”二字。（你看人家到死，尚不肯忘记国家，我们呢？）
……

天下所重者，咸在自食其力。
……
凡人得资于分外者，即奇富亦不足为荣显矣（中国那些梦想发横财的听着）。
天下为尽分，方能立功。

……
伯尔亚（法国的大将）母训子曰：汝第一节，勿为妄言；必力与妄为敌，节劳自爱，宏量爱人，见人之难，必力趋就，勿萌伤人之心。
伯尔亚将死，尚呼其步卒，扶之倚树而立，力回面斥敌师曰：我虽死终不示汝以背也（这句话的意思，说大凡逃走的人必定把背脊朝着人，如今我虽死，终不肯逃走）（中国的兵听着）。
……
人不以学名者，不能为人。

《竟业旬报》是中国最早要求用白话行文的报纸，不过，胡适在翻译这些格言时还是采用了古雅的文言，以求庄重和简练。

在《竟业旬报》三十四期至三十八期，胡适将美国马威克所著《真国民》一书中的格言全部译出，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完毕。这里摘录其中的一小部分：
智者游于村落，其所得益，较之他人环游全欧者，尚为巨也。（约翰生）

诚也者，使吾人清明，为白日之昭昭然。（弥儿敦）

我惟以一言相规曰：“为主而勿为奴也。”（拿破仑）

凡人只价值，皆自铸之。（西纳）

投资本而得利，未有若教育之厚者也。（伊略脱）

教育之目的，教育之结果，无他，道德之进化而已。（派克）

无阅历之人，虽入丛林，不能得薪。（俄谚）

学问者，灵魂之目也。（华生）

天下之人，惟日与学问相习。求学之思，乃日以炽。（司丹）

夙慧不足恃也，必也其勤乎。（贺佳斯）

惰人与死人无异。（马登）

无一定目的之希望，不能久也。（高来里奇）
人生须立志，不则营营扰扰过一生耳。（彼得）

成功者，战胜艰巨而得之者也。（司迈你）

逐两兔，必不能得其一。（佛兰林）

人生至要之事，无他，惟定一定之宗旨而果决以赴之耳。（贵推）

克己者，英雄之本色也。（伊茂生）

    胡适卷帙浩繁的著作里，散落着大量的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格言。在我看来，这些格言充分证明了那句话：浓缩的就是精华。另外，这些格言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别致而独特的窗口，从中，我们可对胡适博大精深的思想来一次惊鸿一瞥。

魏邦良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句格言源自荷马史诗，它表明了一种强烈的自信，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睥睨一切的气概。

       １９１７年３月８日，胡适在日记里首次提到这句格言及出处。当时，胡适是将此格言写作：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伊利亚特》十八章１２５行

         胡适在日记里对此格言做如下评价：
      “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１９１９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演讲中，胡适用这格言概括了他所谓的“少年中国之精神”：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翻译过来就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英国１９世纪曾爆发过一次宗教革新运动，史称“牛津运动”。运动的几个领袖客白尔、纽曼、福鲁德等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决心改革。运动之前，纽曼引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以示决心。这句诗就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在演讲的最后，胡适大声呼吁：“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当胡适从美国学成归来，决心发动一场文学革命时，他就是用这句格言来激励自己及其同道的：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１９３５年，胡适和康乃尔大学的几个同学组成一个小旅行团，乘火车，游览了平绥路全程。时任平绥路局长的沈立孙也毕业于康乃尔，只是比胡适晚了几年，另外还有几位康乃尔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平绥铁路机务工务的工作。胡适此次旅行的目的是参观这几个同学在短时期中取得的成绩。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平绥路原本是一条最没希望的路，这一次在胡适眼中却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胡适由此发了一番感慨：

      “我常爱对留学回来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十九世纪中，英国有一个宗教运动，叫做‘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其中有一个领袖就是后来投入天主教，成为主教的牛曼（Cardinal Newman）。牛曼和他的同志们做了不少的宗教诗歌，写在一本小册子上；在册子的前面，牛曼题了一句荷马的诗，他自己译成英文：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我曾译成中文，就是：‘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我常说，个个留学生都应该把这句话刻在心上，做我们的口号。可惜许多留学回来的朋友都没有这种气魄敢接受这句口号。这一回我们看了我们的一位少年同学（沈局长今年只有三十一岁）在最短时期中把一条最腐败的铁路变换成一条最有成绩的铁路，可见一二人的心力真可以使山河变色，牛曼的格言是不难做到的。”


                                                                                                      

周泽雄

喜欢格言，人之常情，胡适为最。
但我更经常地警惕格言。格言是在煽惑力的，当它的煽惑力指向我们认可的方向，就拿来励志，壮胆，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也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除了职业格言家，格言最初都有其栖息的语境，我曾说，单独抽绎出来的格言，好似抽离出水的鱼。

魏邦良

泽雄兄说的在理。很多格言，到后来，其实是误用。

彼亦一是非

胡适自己也搞了很多格言，很有意思

魏邦良

胡适自己也搞了很多格言，很有意思
彼亦一是非 发表于 2010-6-3 01:09

是吗？愿闻其详。

魏邦良

勤、谨、和、缓

       这四个字出于《宋人笔记》。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前辈答：“做官要勤、谨、和、缓。”后人称之为做官四字诀。

        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了一点，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

          对这个四个字，胡适作了具体的解释。

       勤。不躲懒，不偷懒。傅斯年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勤。
      谨。不苟且，不潦草，不拆烂污。也可以说是“敬”，就是做一件事要郑重地去做。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
       和。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了。胡适用赫胥黎的话概括了“和”：“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地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

       缓。就是不要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凡是论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一年两年都可以。悬并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胡适以达尔文为例，形象地说明了什么是“缓”。他说：“达尔文这样谦让，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缓’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因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从开始想到以后，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
胡适说：“缓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

         胡适在不同场合曾多次用这四字诀教人，他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的良好工作习惯，养成了勤、谨、和、缓等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在四字诀中，胡适特别重视的是“和”“缓”，他说：

        “因为我注重良好的工作习惯，因为我特别重视‘和’‘缓’两种美德（良好习惯），所以我很感觉‘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学问的过程上是当受‘和’与‘缓’的制裁的。

        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训练自己，其中一个重要‘场合’就是我常说的‘正谊的火气’。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是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

          其实现代许多赞成列宁、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吃亏的，我想还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某一方面的一点‘正谊的火气’罢？”
         
       另外，胡适对“谨”字的理解就是“不苟且”，且不厌其烦加以说明。因为，终其一生，他对“苟且”都深恶痛绝。

       早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就曾在《旬报》第３６期上发表一篇《“苟且”》，此文“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胡适在文中以犀利之语直刺“苟且”：“‘苟且’二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

       胡适此语如暮鼓晨钟一般令人警醒。由此，我们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一再强调，要人们养成“不苟且”的良好习惯了。

彼亦一是非

很多啊，比如“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还有那句“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魏邦良

很多啊，比如“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还有那句“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彼亦一是非 发表于 2010-6-3 16:15

确实很多。对胡适喜欢的格言，我曾做了一个整理。您说的几条，也在其中。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早在１９１９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时，就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证实”。
      在谈到科学方法时，胡适说“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关于“证实”，胡适这样说：“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胡适因此呼吁：“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在发表于1919年11月、1920年9月、1921年4月《北京大学月刊》的长篇论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胡适首次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５日至６日，胡适在台北市台湾大学作演讲，题目是《治学方法》。
     
     胡适说：“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即方法。对这一方法，胡适在演讲中，作了具体阐述，他说：

     “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地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

     所谓假设，就是当问题出现后，“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所以，倘想解决问题，必须允许人人都可以提出假设。而“假设”有否价值或价值大小则取决于作假设者经验的多寡，学问的深浅。

    “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

      不过，胡适提醒我们，不是每种假设都值得“求证”的，在“小心的求证”之前，应对各种“假设”进行仔细选择、甄别，“看哪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然后予以求证。

       胡适的这一方法，源自杜威的《思维术》。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对此做了说明：

    “杜威最风行的著作之一便是那本举世熟知的《思维术》——尤其是那一本为一般学校和师范大学所采用的薄薄的原版。在我进哥大之前，我已对《思维术》发生兴趣，也受其影响。杜威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这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为决定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由此获得启发：“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其治学十字诀也由此形成。


       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听了胡适的十字诀，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地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说：“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著名学者萧公权对胡适的十字诀做了深入思考，得出如下结论：

     “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书’字应广义，解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识月而作的白玉盘‘大胆假设’，是无论如何小心去求，绝对不能得证的。这个错误的假设，无关宏旨，不至影响小儿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

      萧公权提出在“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之间加入一个“放眼看书”阶段，堪称真知灼见。是对胡适治学十字诀的合理而有益的补充。

     胡适喜欢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面再加一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就是说，这句话重心在后面的“求证”。胡适认为，如果能重视证据，就不会被人骗。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０日，胡适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再次提到了这句话：

     “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藉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

    在胡适心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学会这种方法，等于学到了防身的本领。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世，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重大的贡献之一，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邦良

补充一句。胡适自创格言，我觉得并不多。他常说的格言，有不少是别人说的。比如：读书要不疑出有疑等。

谢源卿

这文章很好，整理得很不错，至少我没见过别人这样整理过。至于格言本身那些问题，那是另一回事。

彼亦一是非

10# 魏邦良
不过，我觉得能找出十几句就算多了，呵呵。其实我要修正一下，未必是胡适刻意地自创格言，而是我对他的不少话印象深刻，久而久之，当作了“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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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喜欢格言，把古代的，西方的一些他认为受益匪浅的思想用浅白的白话整理出来，在演讲中多次使用，而且有些还写成条幅送人。胡式白话加胡体字，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所以魏兄说的“胡适喜欢的格言”和彼兄说的“自己搞的格言”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魏兄主贴举的格言是小胡适在竞业旬报上用文言翻译的国外格言，而彼兄说的比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老胡适经过这么多年风雨和感悟后，把他的美国老师的话用白话写出来送给秘书胡颂平的。对我们来说，显然后者的影响力更大，但是对小胡适来说，前者的影响力可能更大。

可以说胡适喜欢格言，整理格言, 自创格言，还制作格言，宣讲格言，实践格言。

魏邦良

谢谢楼上诸位的指教。再贴一则。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胡适在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０日《东方杂志》第１８卷第１３号发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文章宣称“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胡适这样说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杜威最注重教育的革新，他的教育观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二，胡适给了我们一种哲学方法：“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胡适告诉我们，杜威的哲学方法就是“实验主义”。而“实验主义”可分为两大内容，一是“历史的方法”，一是“实验的方法”。对“实验的方法”，胡适作了如下解释：
“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两种方法，大加推崇，说：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杜威先生虽去了，他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国内敬爱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于推行他所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的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那时候，这种哲学的影响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想像力也还推测不完呢。
           因为这两种理由，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该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以“特约评论员”为署名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为当时南京大学的教师胡福明。此文随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并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此文的发表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带动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此文的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脱胎于胡适所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从“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一粒种子开出的一朵“更灿烂的花”；从胡适的一篇文章到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是一种方法结出的一枚“更丰盛的果”。

魏邦良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自由中国》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４日第２６卷第６期发表了胡适的名篇《容忍与自由》。文章的一开始，胡适写道：“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了母校康耐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胡适激赏这句话，说：“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由大师的这句话，胡适进一步得出自己的结论：“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对“容忍与自由”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１９４８年９月４日，他在北平电台演讲《自由主义》时，就对“容忍与自由”的关系作了很精彩的阐释：
“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讲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自由了。……。
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布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容忍与自由》在《自由中国》发表后，引起了热议。

          毛子水写了《〈容忍与自由〉书后》，对此文大加赞扬，并指出胡适此文的哲学基础是宋朝大学问家吕伯恭的两句话：“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殷海光也写了一篇《胡适论〈容忍与自由〉书后》，文中，殷海光一面赞同胡适主张的容忍，盛赞胡适此文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异议。他说：
“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还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底‘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０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题目还是《容忍与自由》。演讲中，他认同的毛子水的看法。
“宋朝的理学家，都是讲‘明善、察理’的。所谓‘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就是说善与理是不容易明白的。过了十二、三年，毛先生又引用了这两句话。所谓‘理未易明’，就是说真理是不容易弄明白的。这不但是我写《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的哲学背景，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说建立在‘理未易明’这句话上面。”
对殷海光的疑问，胡适也作了回答：
“殷先生的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是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想一想。我想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要反对言论自由。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出版自由，他们心里恐怕觉得他们有一点危险。他们心里也许觉得那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使有权有势的人感到危险的原因。所以他们要想种种法子，大部分是习惯上的，来反对别人的自由。诚如殷海光先生说的，用权用惯了，颐指气使惯了。不过他们背后的这个观念倒是准确的：这一班穷书生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是一种危险的力量。所以今天我要请殷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先生想一想，究竟谁是有权有势？……。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我们这一班主持言论的人，不要自卑。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

           其实，殷海光私下对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评价极低，在给黄展骥的信中，他写道：
“胡适那两篇《容忍与自由》，根本就是胡适胡说。我当时看了内心着实不快，但又考虑到怕人快慰于自由主义者的‘内讧’，所以写了那样一篇‘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现在我看了你这一篇‘论胡适《容忍与自由》’之后，内心感到舒服之至。你指出的很对，他把‘有影响’同‘有权势’混为一谈。这一关键一错，底下跟着全错。你这篇作品将来刊出后，希望你至少寄我五份。让这儿的朋友明白一点是非，找到一点真理。”

          另外，海外学人周策纵先生也撰文对胡适“容忍是自由的根本”一语进行了商榷：

               “我们承认容忍是自由的一个基础，社会如果没有容忍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为现代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过于密切，蜂窠的每个巢穴互相密集着，有一个巢孔过度扩张时，别的孔就要被压缩变形了。同样的，一个人的自由也必然会受到别人的自由的限制，即如穆勒所说的，自由必以别人的自由为界限。所以我的自由常常建立在别人的容忍上，别人的自由也常常建立在我的容忍上。我多一分容忍，别人便可能多一分自由。是就这一意义说，容忍虽然有点像自由的必要条件，它是否为自由的充分条件，却还得看情况如何而定。换句话说，社会上没有容忍固然谈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却要看这容忍的态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中国的妇女在旧礼教的束缚下不是容忍了几千年么，她们何尝得到婚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有许多专制政治和独裁政治下，大多数的人民往往容忍到了极点，但自由也不曾自动地降临，固然有许多被迫的服从不能算作容忍。原来一个社会里要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容忍而另一部分却可以不顾的时候，容忍还可能成为奴隶的道德。我们若希望容忍发生好的效果，能作为自由的保障，必须社会上的人全体或大多数都多多少少能采取这种态度。”

            周策纵认为要对“容忍”和“抗议”一视同仁，因为容忍与抗议同样重要，光有容忍或光有抗议均不能带来自由：
“抗议和容忍在表面上似乎相反，在实质上却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反对的。容忍的成立，和抗议一样，也必须建立在不同意的前提下。”
“我的见解如有不同，就最好说出来，这样一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才能希望更接近真理。穆勒在《自由论》第二章的末了，总结他替思想言论自由辩护的理由为四点，就是：一、对方的意见可能是真理；二、即使对方错了，也还可能有部分的真理，容或可补充我所认为真理的不足；三、没有对抗的言论则流行的思想将成为成见，引不起理知的体认；四、思想成为教条后就会变成空洞的形式，对人没有益处。这四件理由都可用来说明容忍的需要，同时，尤其是后面两点，也可支持抗议的必需。”

              周策纵清醒地指出，容忍也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不管对何事都容忍，且毫无限度，那，你的容忍也许并非美德而有可能演变成一桩罪行：
“容忍的精神有时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因为容忍应该有它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容忍也可以鼓励别人来侵犯自由，照美国独立宣言的理想，自由本应是一种‘不可出让的权利’。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不仅是当事者本身受了损害，别人的自由也将因此而削弱，结果所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也可能受到影响。”

          最后，周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在１７６１年的法国，有一个人的儿子因生意失利而吊颈自杀了。照当时的法律，凡是自杀的人，必须把他的尸体裸露着放在刑车上，公开在街上游行，然后挂到绞刑架上去。这父亲不忍他儿子死后遭受这样的待遇，便请了好些亲戚朋友来作证，证明是寿终正寝的，于是谣言传布开来，竟说这父亲因为恐怕儿子要信旧教，所以把他谋杀的。结果被判处了死刑。两年后，伏尔泰为了这事便写成他有名的《容忍论》，用鼓吹容忍来表示对用教条杀人的抗议。他满以为东方的非耶教徒更能容忍些，却料想不到两百年来人类并没有进化多少，因此我们仍需要用容忍论来作抗议。然而我们并不希望走上巴士底的道路，我们应采取更平易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必须容忍抗议，必须抗议我们认为不该容忍的事，抗议的人更要容忍别人的抗议。这都是极平凡的道理。 ”
            周策纵对胡适提出的话题做了有益的探讨和延伸。
         多位学者卷如讨论，说明“容忍与自由”的关系既很重要，也很复杂。

        关于容忍与抗议，我觉得周作人的一番话颇好：
“然而宽容决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

        在我看来，周作人这番话最为通情达理。

周泽雄

“此文的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脱胎于胡适所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这个不确。字面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能是脱胎于毛泽东的《实践论》，而毛的认识，又可能源于他当时读过的几本讲述唯物辩证法的启蒙读物。不过，毛也是胡适的读者，早年曾亲自登门向胡适请教过，而胡适的《杜威先生与中国》又写得较早，毛很可能读过。

魏邦良

谢泽雄兄指点。

                                       实事求是

       胡适最早是从吴稚晖口中听到这个词的。吴稚晖曾就读于江苏“南菁书院”，当他第一次拜谒该书院山长名儒黄以周先生时，他看到黄先生书斋上挂着一幅格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胡适说，这句格言如译成白话，就是“寻找真理，绝不含糊！”，胡适认为，这句格言说明了我国十九世纪一些高等学府的治学精神。

      1919年5月2日，胡适在上海发表演讲《谈谈实验主义》，其中用到“实事求是”这个词：“上面所说的实际主义方法的应用，和教育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教育事业当养成实事求是的人才，勿可专读死书，却去教实在的事物，勿可专被书中意思所束缚，却当估量这种意思是否有实际的效果，勿可专信仰前人的说话，却当去推求这些信条是否合于实情。”

        1923年，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作《书院制史略》演讲，在结论部分，胡适说：

   “本题拟举二例，作为结论：（一）譬如南菁书院，其山长黄梨洲先生，常以八字告诫学生，即‘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因为研究学问，遇困难处若以调人自居，则必不肯虚心研究，而近乎自暴自弃了。（二）又如上海龙门书院，其屏壁即大书‘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即可知古时候学者的精神，唯在刻苦研究与自由思索了。”
1932年12月1日，胡适在武汉大学发表题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的演说。在谈到清朝时，胡适再次用到了“实事求是”这个词：
“湖南在几十年前，在政治上占有极大势力，广东、广西于此时有学术上的大贡献，这都是老英雄在病中的功绩。他虽然在政治上失地位，然而在学术上却发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而成就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这种新的学术，是不主静而主动的，它的哲学是排除思想而求考据，考据一学发生，金石、历史、音韵，各方面都发达。顾亭林以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读‘逼’字音，这实在具有科学精神。”

        1951年，胡适在日记里记下关于“实事求是”的一段话：
   
《汉书》５３，“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
《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今流俗书本云，“求长长老，以是从人得善书，”盖妄加之耳。
  师古引流俗本的文字，今不可晓，当考之？“实事求是”似是“从实事里求其是。”

      新时期以来，“实事求是”一词频繁出现在各大报刊，这说明，从“文革”恶梦中醒来的人们，已开始关注这个词所蕴涵的科学精神了。
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实事求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口号与胡适的思想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中国大陆上今天喊得最响亮的两个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至少间接地和胡适的思想有渊源。‘实事求是’最初是由清代考据学家提出来的（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但在‘五四’以后曾经胡适特别着力地宣扬过，从此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字面上是取自毛泽东的《实践论》，但是现在这种凭空的提法，显然和实验主义的真理论相去不远了。试问它和前面所引胡适的那句话——‘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