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林毓生论汪晖事件：清华大学应负起政治与道德责任

丹巴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6-06
作者:张传文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编辑此文
摘要：这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思路，仍然反映着乌托邦革命思潮的深刻影响。它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许多人仍然对它的吸引力没有反思的资源，当然也就没有反思的能力。事实上，学术界之内，大家是平等的，不可能允许破坏学术秩序的特权的存在。如果中国学术界连这一点都无共识的话，也就不成为学术界了。

    “中国学术界最近一再声言要与世界学术接轨。如果这不只是一句口号的话，我认为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与清华大学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根据鉴定的确实证据作出停薪、停职或撤职的决定。如果清华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不愿作出任命‘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显然得很，他们未能负起责任，他们自己应该下台。”
    ———林毓生

    南方都市报：林先生，非常感谢您在参加大陆学术交流极为辛劳之余，在返美之前接受我代表南方都市报采访您。您在海外也听说了国内学术界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讨论，不知您有何看法？
    林毓生：我多年来关怀中国的学术发展，汪晖涉嫌抄袭的事，当然知道，而且看过网络上不少的讨论。不但我关注这件事，余英时先生也十分关注这件事。我们对于汪晖涉嫌大量抄袭，感到震惊。事实上，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复杂，基本上是事实认证、事实鉴定的问题。
    汪晖到底抄袭了没有？我们同意严家炎先生的看法：有些地方确实“可以说是抄袭”。一个学者被指为曾经抄袭别人的著作，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我们需要以严正的态度对待。学术作为职业性活动本身，最无品德的事，便是抄袭别的学者的著作。这种行为同时破坏了学术秩序，并涉及法律问题。（学者当然也可能出卖灵魂，做政治或商业势力的走狗、或变成刑事罪犯；但，那不是学术作为职业性活动本身的活动。）认证学者的抄袭，不但需要而且只能就事论事，与这个学者的学问好坏无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可与这件事相混淆。一个学者学问的好坏，见仁见智、大家可以讨论，但抄袭这件事，只能看证据的真伪、多少，如果客观的证据确凿，你怎么为抄袭者辩护，他仍是抄袭者。
    有人说汪晖主要的东西不是抄来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次要的东西才是抄来的。抄袭帮助他节省了时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他的理论建树上，他借着抄袭才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学者。根据这样的思路，以后大学者都应有抄袭的特权、希望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年轻学者也都应有抄袭的特权，否则你就阻碍了中国变成学术大国，要变成学术大国，中国必须先变成抄袭大国！这样讲下去，势必要把中国变成世界的笑柄！这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思路，仍然反映着乌托邦革命思潮的深刻影响。它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许多人仍然对它的吸引力没有反思的资源，当然也就没有反思的能力。事实上，学术界之内，大家是平等的，不可能允许破坏学术秩序的特权的存在。如果中国学术界连这一点都无共识的话，也就不成为学术界了。
    在进一步具体讨论汪晖事件之前，我要先对一位研究鲁迅的学者的说法，作一点评论与澄清。那位学者说，汪晖所犯的过错，不算抄袭，只是他未遵守学术规范。然而，抄袭当然也是一种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行为！一个抄袭者，之所以被认定与鉴定为抄袭者，恰恰是他被发现不遵守学术规范！当然，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行为的严重性，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学者因为一时疏忽或交稿的时间紧迫，偶而在全书之中一二处未能把引用别人的论述交代清楚，这种行为与另一个学者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别人的许多论述而不交代出处，机心用尽、处处掩饰，以便使读者以为这些都是出自他自己的研究与分析，这两种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行为是有所分际的，两者犯错的程度与严重性判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或可原谅，后者足可称之为抄袭，是无法原谅的。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这样的抄袭行为是无法原谅的？
    林毓生：因为它涉及一个学者作为学者的资格。这可分为三点予以说明：
    （一）抄袭者侵害了被抄袭者的知识产权。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如果连基本财产权、公权力都无法保障的话，这个人的许多其他权利（以及其他权利所赋予的自由）也就无法落实。财产权是许多自由的基础。在大学里，代表行使公权力的校长、院长，为了保障被抄袭者的知识产权，必须处理这种侵权行为，必要时需要进入法律程序。
    （二）事实上，汪晖的抄袭行为并未停留在上述范围之内。好几位读者独立地发现更为严重的抄袭行为：他把列文森论述梁启超的英文著作中译的一部分，不作任何交代，没有遮掩地抄过来，只是把梁氏大名换成了鲁迅。剽窃二字不足以描述这样明目张胆的抄袭了：“抢夺”二字比较接近事实。另外，最近有人发现汪晖的近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有涉嫌抄袭的段落。
    抄袭别人的东西，抄袭者太没有个人的尊严了！一个真正有尊严的学者，不需要外在的压力，他自然不会去抄袭。因为，他自尊、自重———能够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学术工作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这一点，中国古代先哲与现代西方杰出学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孔子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乾·九三爻·文言》）荀子则说：“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正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之父鼐特（FrankH . K night）先生说：“学术的基本原则（追寻真理或客观性）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客观性预设着正直、胜任与谦虚。”（鼐特生前尚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后来有五个他的学生陆续获得此奖。）中、西哲人所强调的道德与学术之间的积极联系，具体地说，可分疏为两种活动：（a）以纯正、诚恳之心在学术领域发掘知识、追寻真理；（b）遵守学术共同体之内的学术纪律、学术规范。
    （三）抄袭行为除了是一种失德的行为以外，它直接破坏了学术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严重的抄袭者颠覆了学者们对他的信任，破坏了学术秩序。
    国际上，在有水准的大学中任教的学者们，抄袭的事件，极少发生。他们大多自尊、自重，根本不会产生抄袭的念头，其中当然也有少数投机取巧的人，他们大多不敢逾越学术共同体的底线（他们知道抄袭一旦被发现，“终身职位”的保障也就自动取消了）。如果一旦涉嫌抄袭的事件发生了，握有公权力、负有行政责任的校长、院长会很快组织“调查委员会”，任命享有清誉、具有公信力、与涉嫌抄袭者和被抄袭者没有关系的第三者为“调查委员会”委员，授予“调查委员会”独立调查之权。在调查过程中，当然会给予当事人向“调查委员会”详尽说明的机会。若是毋枉毋纵的公平、公正的调查结果，确认与鉴定了大量抄袭的证据（无论这些是来自抄袭者早期、中期或后期的著作），校长、院长在接到调查报告以后，对于最为严重的抄袭当事人的处分，只有一个可能：撤职。为什么如此严厉？因为，如前所述，确实的证据显示，当事人自我取消了作为学者的资格：他侵害了别人的知识产权、逾越了学术道德的底线，破坏了学术共同体的秩序。
    中国学术界最近一再声言要与世界学术接轨。如果这不只是一句口号的话，我认为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与清华大学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根据鉴定的确实证据作出停薪、停职、或撤职的决定。如此究责的程序，会使当事人得到了应得的处罚，中国的学术秩序因此获得重整的机会，不正学风也由此可以获得改正。中国学术界庶几可以走向良性循环。如果清华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不愿作出任命“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显然得很，他们未能负起责任，他们自己应该下台。
    （余英时先生对“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答问”的审定稿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论点。”———林毓生注）
    中国大学学习西洋是自己想象的西洋
    南方都市报：您能否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介绍一下美国那些优秀大学的运作机制？
    林毓生：美国基本是教授治校（facultygovernm ent），并不是全部教授说了算，一部分是教授决定，另外一部分是行政单位决定，还有一部分是教授与行政单位协调决定。教授治校最主要有两个意思，比如我们历史系有60多个人，关于人事问题，比如年长人退休进新人，还有关于教学问题课程安排，我们教授团自己管自己，院长没有权力管我们，院长有建议权和协调权。比如他可能会说，历史系挺重要的，有一个历史问题挺重要，你们考虑考虑吧。
    另外一个经费问题，我们教授没有功夫去做，则由院长去做。这是一个彼此负责任的机制，院长有监督权，有精英治理和投票相结合。比如一个系非常腐化，因为它自己就是二流的，不进一流的学者，院长发现有问题，就可以提出兼做系主任进行改造。行政权与教授权互动，院长有权力但不能随便用。
    南方都市报：美国的学术评价机制是怎样的？
    林毓生：我们一般是自己评价自己。从台湾、香港开始的，中国大陆也流行量化考核，一年写多少篇论文，不同期刊的论文打不同的分数，我们那里完全没有。我们是一年写作计划给系里写一个报告，正在研究和出版什么，然后彼此可以监督，这是一个学术自律的共同体。中国学习西洋是自己想象的西洋，事实上我们十年才评一次。尤其是对一流的学者，比如你怎么评价哈耶克、阿伦特，给他们打分岂不是自己侮辱自己？现在流行的学术期刊论文统计，在西洋是图书馆系统的作业，不是学术系统的作业，跟学者没关系。
    南方都市报：您怎么看大陆知识分子在中国转型中的作用？
    林毓生：我的感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这十年间，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过去的知识分子很多连权利（rights）与权力（pow er）这些名词都区分不了，那时候国内的学者给我写信或做评论，我经常发现这种连名词都不知道的情况。但到了80年代后期，相当多人发现了早期知识分子严复已经在用这些概念，两个概念指涉两种不同的含义。而且，在意识上开始有了要走向宪政民主的共识，权力相互制衡，法治是独立的，人民是有权利和责任的。但很不幸，政治力量影响下，知识界在90年代分裂了，有的人继续走这种路，但有的就觉得西方也腐化，也有利益团体，不一定接受西方的宪政民主，新左派汪晖公开说毛泽东时代民主才是真民主，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分裂。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还是令人敬佩的，但现在面临着缺少共识，这个问题很严重。像连汪晖涉嫌抄袭这种简单的事情，现在都只是在电脑上打口水仗，浪费时间。
    但不能说中国的转型没有一点进步。我们从前连律师职业都没有，现在有了。只是比较好笑的是，中国还可以把律师连带抓进去，这是世界笑话，在世界上的法治国家是没有的，转型和进步还很慢。
    南方都市报：对于国内在讨论的中国发展模式，您赞成这个概念吗？
    林毓生：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最近在西方外交杂志（forreignaffair），写了一篇短文，但说得非常清楚，他认为，从经济角度看，用现有的体制和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北京共识、中国共识走不通了。我觉得很欣慰，他本来并不是完全自由主义的立场。
    南方都市报：您原有的“创造性转化”思路，针对中国目前现状，有没有新的进展？
    林毓生：有一点。我的创造性转化中，社会应该逐渐建立公民社会的机制。公民社会独立于政治，不属于政治，同时进入政治过程。假如能够发展出这个机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未来的希望。
    政治就是公共事务，假如公共关怀、公共问题越来越有共识，越来越聚拢了普通的公民，形成共同体。比如你就关怀污染问题，另外一个公民团体就关怀医疗不公问题，这些都属于公共事务，假如非政府机构的社会运作越来越健康，政府发现给它们一个空间对未来很好，不要太打压它们，互相帮忙良性循环。这是最有希望的地方，现在这方面有一点发展，但还受到很多限制。
    现在不能完全讲权利，权利只是最基本的，还要讲公民的责任，公民的关怀。一个公民有权利，同时也有责任关怀公共事务。假如公民之间互相帮助、协调、联合，可以对政府产生影响力，而那种等待、拜托政府自我清醒完成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把握会更小一些。
    采访稿经林毓生教授本人审定。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链接
    汪晖抄袭门事件演变
    ●3月10日
    南京大学学者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刊发文章《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质疑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涉嫌抄袭。
    ●3月25日
    《南方周末》又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汪晖抄袭门开始成为公共事件。
    ●3月25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称：“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
    ●3月25日
    汪晖对媒体记者回复短信：“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3月30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认为汪晖是抄袭或变相抄袭，但是王彬彬也有一些地方说得好像过分了一点。
    ●4月3日
    《北京青年报》发表汪晖著作的责任编辑舒炜的文章《“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为汪晖辩护，说：“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4月9日
    知名学者丁东在《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发表文章，称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学术以来，引用别人的著作，不注明出处，从来都是不正当的，80年代也不例外。汪晖博士论文中的硬伤，当时没有发现，应当说是评委的疏忽，并不能证明80年代不需要遵守学术规范。
    ●4月21日
    熊丙奇在《东方早报》上撰文《社科院应启动汪晖抄袭事件的调查》，说：“如果没有抄袭，学位委员会可以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以此了断‘媒体辩论’；而如果存在抄袭，学位委员会当作出取消博士学位的处理。”
    ●5月
    清华大学继续将汪晖列入本年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名单。
    ●截至记者发稿
    汪晖未公开回应此事，清华大学新闻网上依然挂着该校新闻报告《严谨为学的汪晖》。

爬坡王

岂止一清华，咳，丢死人了，还是韩寒说的好，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

网事情缘

“抄袭”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属于图腾式禁忌，一提笔，不用想，心里就该有这个认识。

如果连这还需要别人去“教诲”，真的就别写字了。

周泽雄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林毓生、余贤时先生给拎着耳朵教训一通，确实太丢脸了。
留给汪晖的路，只剩下装蒜到底这一条了。钱锺书先生所谓“实不能而佯不屑”，便是他最后的招数。
想像汪晖之流会道歉？反正，我没那个想像力。气度往往是实力的反应，没那个实力，当然不可能有那份气度。

网事情缘

有时候吧，可能真的是我笨，我怎么都想不出来如汪晖这样的“学者”到底是怎么想的，说不能抄袭，他抄了；说抄袭是错的，他死不吭声。富士康十几跳，怎么这样的人就不跳的？当然，他肯定舍不得跳。

老木匠

林毓生教授关于《南方都市报》访谈的一点说明
胡晓明 发表于 - 2010-6-6 13:46:00
读到网上这篇文章后，我在波士顿与林毓生教授通了一个电话，通话的最后，他让我为他说明一个情况，下面是他的电话中有关内容（大意）：

“这篇访谈是我一字一字改写的，改到最后很累，没有改完，我告诉编辑暂时不要发表后面部分，但是他们还是发表了。我审定的文字，只到“余英时先生对‘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答问’的审定稿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论点。’———林毓生注”这一句话，就完全结束了，其后部分是未经审定的文字。晓明你可以帮我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周泽雄

与汪晖有关的内容，恰在“林毓生注”之前。注后的内容，不怎么适合访谈体，还是专文阐述为好。

老木匠

易中天专栏:请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6-07
作者:易中天

    说句实话，自打《南方周末》全文发表了王彬彬先生的文章，我就一直替汪晖教授捏把汗──像他那样死不开口，硬扛着，恐怕不是个事。为什么不是个事？因为“抄袭剽窃”这四个字，搁在一位学者身上，还真是个事。这些年，咱们大学校园里，事儿可不少。一会儿是学生把老师给杀了，一会儿是老师把学生给睡了。但这些都好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该公判的公判，该私了的私了。私了之后，该干吗干吗。不能教书，还可以搞研究。抄袭剽窃就不同了。如果情节恶劣性质严重，那就像警察严刑逼供、出纳挪用公款、医生闹出人命，还能不能再吃这碗饭，也都成了问题。
    汪晖先生这会儿，就可能有这种危险。
    这就要拯救。只不过，像先前“挺汪派”那样整，是不灵的。什么“王彬彬动机不纯”，什么“王彬彬态度不好”，什么“八十年代还不规范”，什么“某某派趁机整人”，全是帮倒忙！汪晖如果没抄，你直接告王彬彬诽谤就行了，扯这些淡做什么？绕开正题胡搅蛮缠，不讲事实反咬一口，只能让我这样原本半信半疑的，反倒相信王彬彬所说是真。这可真是弱智！小沈阳的裤子，都不带这么跑偏的！
    所以，当我在6月6日的《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上，看到林毓生先生的主张，真是举双手赞成。对，就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来审理此案。因为非如此，不能还汪晖一个清白，如果他当真清白的话。
    这可不是虚情假意。实际上，在我看来，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汪案之所以久拖不决，只能靠媒体来评论和呼吁，不就是因为缺这两个吗？
    问题是，这个“专门委员会”，应该是啥样的呢？
    我想，首先，它应该是客观、公正、中立的。因此，甭管是谁建的，挂在谁的名下，都应该是“只对公众和事实负责”的“独立机构”。谁都别来打什么“招呼”，委员会也不听“招呼”。在弄清楚事实之前，委员会不发表任何倾向性意见。这是“立场”。
    第二是“组成”。委员会的委员，诚如林毓生先生所说，应该是“享有清誉、具有公信力”的“第三者”。但我认为，还应该有一定数量的非同行委员，甚至可以考虑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实际上，认定是否抄袭，并不一定需要本学科专业知识。相反，如果全是同行，都有利害关系，万一搞“潜规则”咋办？当然，委员会名单应该公示。涉嫌抄袭者、被抄袭者和举报人，包括汪晖教授，都有权申请某位或某些委员回避。
    第三是“任务”。委员会的惟一任务，是弄清事实，即根据《著作权法》和国际学术惯例，讨论“汪晖抄袭”的说法是否成立。与此无关的话题，比如汪晖的学术成就等等，均不在讨论之列，也不应写进决议。
    第四是“程序”。委员会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汪晖教授的答辩权和申诉权，王彬彬教授及其他人的举报权和知情权，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汪、王双方和其他人，都有权提供新的证据，发表新的意见，但只能谈程序和事实。如有从动机、态度、门户之见、派别斗争等角度节外生枝者，应在警告三次后，取消其发言权。
    第五是“决议”。为避免议而不决，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委员会决议”。结论，可以有成立、不成立、存疑、不算抄袭但不规范等。但应“逐条判定”，不能“混为一谈”。表决和撰写结论时，应实行“实名制”。所有的意见，包括不同的认定，也包括相同认定的不同理由，都应该实名写进结论。比方说，某某认为是“抄袭”，某某认为是“失范”，理由是什么，等等。最后，这份决议，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当事人和全社会公布。
    总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应该是“独立调查，无罪推定，就事论事，公开负责”。这样做，无论对汪晖、对王彬彬、对学术界、对被侵权人，以及对报道此事的媒体，都是公平的。事实上，如果委员会认定“抄袭不能成立”，汪晖教授就可以松口气了。如果认定“抄袭成立”呢？能拯救他的，恐怕也只有他自己。
    其实那也简单，就是承认错误，公开道歉。
    承认错误也不丢人。死不认错，那才是神仙都救他不得！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wolfzhang

小四被认定了后就是不认错。还不是没事？

佛手瓜

清华党委书记披露本校多起学术不端行为
2010-06-09 04:36:00　来源: 新京报(北京)　跟贴 305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教育部7日举行高校学风建设视频会，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希重申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容忍”。在会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披露了该校处理的几起学术不端行为的案例。

新京报6月9日报道 教育部前日举行高校学风建设视频会，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希重申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容忍”。

其表示，应制定科学透明的学术机制和评价体系，职称评定等实行信息公开，而且要制定清晰的学术规范。

清华浙大自揭家丑

在会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介绍了该校处理的几起学术不端行为的案例：撤销医学院教师刘某的清华教授职务，并解除聘用合同；对一名履历不实和论文一稿多投的教授职称申请者，取消其两年的申报资格；对发表的文章涉嫌抄袭的一名博士后作出退站处理。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邹晓东披露说，近三年来该校共受理学术道德问题投诉20起，其中受行政处分6起（因学术不端行为1人受开除处分）、校内通报批评4起，另有3起经查实不涉及学术道德问题。南京大学撤销两名学术不端的教授的行政职务，暂停其博士生招生资格两年。

副部长肯定“自我纠错”


陈希称，在学术方面，一些高校过度地重视数量而轻质量，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治学作风方面，一些教师甚至公然违背学术诚信原则剽窃他人成果，篡改伪造科研数据。

陈希肯定了学术圈内的自我纠错。他说，许多学术不端行为因过于专业，不易被外行识别，只有同行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目前，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学术项目申请都会与论文发表数量有关，不少人认为这是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一个制度原因。陈希主张，对老师们最关心的职称评定等实行信息公开，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建立开放合作、科学透明的学术机制。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郭少峰实习生何叶青)

丹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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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 2010-6-14 2:58:27 转自《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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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事件”升级  李陀发《给林毓生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建议其撰文将论争表面化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有一段时间里媒体和学者对此事件关注度开始下降，原本以为此案又会不了了之，但随着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通过接受内地媒体的采访介入“汪晖涉嫌抄袭”讨论，“汪晖事件”再次被媒体和学术界强烈关注。昨天，学者李陀向早报记者独家发来完整版《给林毓生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并接受早报记者专访，他就“是否涉嫌抄袭”、如何就此事进行论辩以及广泛的思想学术论争，发表了个人观点。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汪晖 李陀 林毓生 赵静 早报资料 　　李陀建议林毓生 　　分析辩驳“争论” 　　6月10日起，在网络上开始流传一封李陀致林毓生先生的信。昨天，经早报记者向李陀证实，该信确为其所写，但网上流传的只是一个初稿，也不知怎么流传出去，而给早报记者的这封公开信为最终定稿。 　　李陀在信中首先认为，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看法，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在被媒体采访的情况下，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暂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有所不同，是严谨的，是对相关材料作了认真研究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 　　但在李陀看来，这些与王争辩的文章出现之后，并没有造成一个相对说理的辩论局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场针对汪晖“涉嫌抄袭”的论争开始于大众媒体，“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对于开展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诸如对《反抗绝望》一书各版本之间注释异同的繁琐比较），这样的平台显然有其局限性。为此，如何在学术和舆论之间做好沟通和平衡，已经成为当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难点。” 　　李陀在信中说，原本以为林毓生的介入，此次论争可能会形成好的转机，“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李陀给出的“失望”理由是，“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诸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意见，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实际上，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你的说法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身。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一位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有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李陀建议林毓生是否可以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不仅别的人，就是你自己，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涉嫌抄袭” 　　辩论边界扩大了？ 　　在这封公开信中，李陀还认为林毓生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言论，“把关于汪晖是否涉嫌‘抄袭’问题的辩论边界扩大了，即把汪晖的思想和学术的政治内涵、政治倾向也放了进来。”李陀提到，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的3月25日当天，美国费城也正在举行亚洲协会年会，来自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作了一个题为《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的对汪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立场进行全面批评的发言，该发言日前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并特别申明“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予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对汪晖问题的关切，不只限于‘抄袭’，而是有更大的想法，关系到当今中国和世界读书人都在思考和争论的很多大问题。如果我这猜想不差的话，我希望你也就此写出文章，更系统地在学理层面做出详细的阐述，把隐约中的论争表面化，尖锐化。如果有这样的文章开局，我相信定会形成一场意义重大的论争，还相信这论争绝不会仅限于你和汪晖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狗叫，小狗也叫，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先生何乐而不为？” 　　◎　对话李陀 “南方报系既然发动这个论争，就应该发表正反两方的观点” 　　早报：自从3月份“汪晖涉嫌抄袭”发生以来，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即兴的一些发言，学者认真论辩的并不太多，主要是媒体在参与这样一次讨论，你如何看学术界的这样一种沉默？ 　　李陀：在这次论辩里，实际上是大众媒体（主要是南方报系）把一个学术性很强的论争包揽过来，几个月来发表了很多相关的文字。但问题是，媒体这么操作是有缺点的，有些学者可能不愿意介入媒体的讨论——今天媒体的影响太大了，如何处理学术和媒体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有经验和能力。另外，中国大学的腐败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很多媒体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个少见的舆论环境，学者如何介入媒体，不能不是一个难题。另外，南方报系的做法也有问题，他们既然发动这个论争，就应该发表正反两方的观点，有充分的争论，可事实并不是如此，造成的讨论气氛比较怪，没有形成真正的论争气氛。 　　早报：在你看来，媒体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它的位置应该是什么？因为听到不同的声音，认为媒体在这场讨论中立场并不客观。 　　李陀：媒体在这场学术性的论争中保持客观很难，因为这场论争，涉及许多技术性和学术性的问题，许多专业概念、写作规范应该如何理解其实是争论的关键，而这恰恰需要在这次论争里弄清楚。问题是，这主要是学术界才能解决的事情，媒体起到的作用是检举、监督，同时适当地提供平台进行论辩。 　　早报：公开或者非公开的言论中，其实已经认定汪晖是“抄袭”，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李陀：我个人的观点也认为，汪晖的文章有缺点，有不规范和不严谨的问题。但我还认为，个人看法不能算数，要确认汪晖是否抄袭，应把那些被质疑的句子、论点、段落，一个个都拿出来，认真分析，逐条论辩。现在不是“表态”的时候，结论应该放在事实清楚之后。让我所担心的是，这种辩论应该有个过程，有来有往，形成双方若干回合的辩驳，现在参与的双方是不是有这样的耐心？其实，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公案，也有类似的辩论，不过双方都是来回往返地辩论，不能一锤定音。 “林毓生参与讨论后，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浮现了出来” 　　早报：不久前，著名学者林毓生接受媒体采访，对“汪晖事件”发表了评论，使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汪晖事件”再次热起来，林先生等学者的介入对“汪晖事件”的发展，有何积极意义？ 　　李陀：林毓生先生这次站出来介入讨论，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他有在美国多年执教的经验，对西方的学术规范也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对类似问题如何解决，应该有很好的经验。因此，本来他可以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以一个学者的平等身份介入这次论争，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大家一起把事情弄清楚，是就是，非就非。 　　早报：但有学者认为，“汪晖事件”论争背后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而林先生的介入使本来就存在的路线之争明朗化，你是否同意？ 　　李陀：林毓生先生介入之前，对于汪晖涉嫌抄袭的一些争论，大致还都限于学术和学风的层面，但他的介入，一下子扩大了讨论的边界，把本来和“抄袭”无关的一些内容带了进来。所以“汪晖事件”在林先生参与讨论之后，其实是被政治化和复杂化了，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浮现了出来。 　　早报：那你是否认为，现在新左和新自由主义派索性应该进行公开的论争，公开讨论思想论争背后的政治含义？ 　　李陀：首先，我愿意再声明一次，我始终认为用“新左”和“新自由主义”这样的说法来形容、概括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分歧，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不管林毓生先生主观意图是什么，他的谈话又一次把这些复杂的分歧凸现了出来，那么，索性把一直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论争借此公开和展开，也不错。学术、思想本来就应该有各种声音，思想的大一统才是最需要警惕的。1990年代，思想界曾经就所谓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分歧，发生过一场公开争论，我一直认为，那是一次很宝贵的机会，如果那一次能够充分展开，中国的知识地图肯定和今天大不一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次争论没有持续，很可惜。林毓生先生这次的介入是旧话重提，重新把以往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冲突提上议程，但是，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际的冲突和思想的对立都已经具有新的历史内容，因此，如果能在理论和思想界发动一次有很多人参与的更广泛大讨论，大争论，那是再好不过了，希望这一次不会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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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

这封所谓的公开信，我早就看到了，小文《思维的首恶是愚蠢》里又把此事提了提，缘出于此。当时我回复朋友的短信说：写得如此平庸并不奇怪，怪的是，写成这样，他还当自己是个爷。
我凑巧知道些内幕，《南方周末》的编辑诚意邀请反对方发表文章，并愿意提供发表园地，对方拒绝，把文章另投他处发表。然后，他们再四处声称，南方报系拒绝刊登反对意见。这类倒钩玩法，竟然不以为耻，还自以为得计。

老木匠

抄袭者汪晖的“前世今生”

来源： 周二言的日志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owner=288486821

周帅

自年初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被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指责抄袭以来，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论争，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就汪晖抄袭一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中立者亦不乏其人。网络上有好事者将各类争论文章汇成一册《汪晖剽窃事件主要文献汇编》，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可见汪晖抄袭事件的影响之广。近期西方学术界明星齐泽克访华，汪晖鞍前马后，风头出尽，其抄袭一事，似乎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但是历史终究不会被人遗忘，何况这历史才发生不过半年。六月六日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著名思想史家林毓生的访谈文章，林毓生先生语出惊人：汪晖如不处理，清华校长应该下台！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表示：我完全赞成你（林毓生）的观点。据笔者了解，大陆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对余英时林毓生两位先生的表态，亦表示赞同态度。

汪晖的抄袭，仔细读完王彬彬的批评文章，加上对于王彬彬提到的若干文献的仔细阅读比对，可以看出抄袭一事立论有据，完全成立。许多人以此为依据，像王彬彬一样指责汪晖的学风不正，固然是巴老所提倡的“说真话”，这当然是无可厚非。但是以此来透视汪晖进入学术界这若干年的思想脉络、学术道路，或许更为有趣。笔者不才，喜好钩沉索引，不妨就数年来所阅读之关于汪晖之文献，对其在学术道路上“渐入颓唐”，乃至最后“东窗事发”，作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以待方家指正。

一、扬州师院生涯与汪晖的早年

一九七七年，正是改革开放呼之欲出的年代，这一年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停止了毛选第五卷的印刷，改印高考试卷，由此开始了恢复高考的历程。邓小平这一举措，无疑石破天惊，而他所力倡的恢复高考开始时期的那七七七八两届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的风云人物，汪晖亦厕身其中，只是其面貌后来越发可疑。

汪晖考入扬州师院时正是一九七七年，其母亲是扬州师院的教师，那一年汪晖十八岁。扬州师院现名扬州大学，其前身乃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创立的南通高等师范学院。著名学者王国维、姜亮夫都曾在这所学校任教过。校内有诸多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但是在文革时期，扬州师院如同诸多高校一样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是扬州师院依然群星璀璨，诸如古典文学大师任中敏、李坦、孙龙父、谭佛雏。现代文学有著名学者曾华鹏、吴周文、李关元。汪晖在这样的条件下入学读书，理应做出一番成绩。

有人曾评价汪晖这一代学者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虽有道理，但是过分强调了时代潮流之于人物的影响。扬州虽然交通便利，但那是古代的事情，凭借和运河相依而已。近代以来，扬州城日益闭塞，要说本科期间汪晖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无疑是牵强之论。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于，汪晖当时所倾心的，更多是鲁迅研究和古典文学，他在扬州师院读硕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就是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章石承先生。章先生虽然在词学方面造诣精湛，但是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成果。汪晖受到章先生的影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但是没想到若干年之后，汪晖居然因为研究鲁迅的论文被指责抄袭，真是贻笑大方。

此处我要对汪晖在扬州师院的几位导师做一番简要的介绍，诸如章石承先生、曾华鹏先生。章先生的老师是著名词学大师龙榆生先生，章先生秉承了乃师治学严谨的作风，而且为人极其古道热肠，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恪守师生礼数，不管世道艰难若何。曾华鹏先生是五十年代复旦大学毕业，他和他的同辈学长章培恒先生、范伯群先生，都是贾植芳先生的高足。其在鲁迅研究和王鲁彦研究上的造诣，引人瞩目。其为人治学之朴实严谨，自不必言。贾植芳先生曾因胡风案入狱，一生坎坷，其晚年学生张业松先生如此评价贾先生：他（贾植芳）活在鲁迅的脉络上。汪晖后来从事鲁迅研究，和章石承先生、曾华鹏先生的影响，密不可分。但是最后上演了抄袭这一出，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而李关元先生和章石承先生曾华鹏先生一样，都是淡漠的学者，虽然声名不显，但是其治学在学界已经留下了影响。他们曾经联合培养了诸多如今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颇有名气的学者，诸如徐德明、葛红兵等。汪晖有如此诸多学风严谨的老师，到最后却因为学风不正被人钉在抄袭的耻辱柱上，端的是有辱师门。

汪晖在九十年代的《读书》上发表有《明暗之间》一文，记载了他与章石承先生的一段过往。一九八三年汪晖北上访学，章先生在他临行前声称有事情要交代。汪晖应约来到章先生的家里。章先生告知汪晖先去找在镇江的蒋逸雪先生，请他写信给时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王士菁。蒋先生是王先生的私塾老师，而且资助过王先生读书，汪晖可以通过王先生的关系查阅存放于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于此之外，章先生还私下里叮嘱汪晖，有一事相托，但是千万不要对人说起。章先生说请他去龙榆生先生的墓上祭拜，代他鞠躬致敬。后来汪晖回忆：这私事说来简单，后来我才觉得不寻常。

龙榆生，一个多么对于当代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名字，然而对于如今的老一辈人来说，再为熟悉不过。他是二十年代最富盛名的词学大师，其词学成就可与唐圭璋、夏承焘并称。龙榆生是章石承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私交极为密切。抗战时期，龙榆生先生不幸落水，章先生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或许正是这一政治上的歧途，导致龙榆生在学术史上几乎被遗忘。汪晖遵嘱找到了龙榆生的女公子龙顺宜，龙顺宜与汪晖一起去龙先生的坟上祭拜。两人来到北京万安公墓，找到了龙先生的墓碑。龙顺宜忽然问汪晖：你们这一代人，如何看待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先生名动天下，但是抗战时期选择了与龙榆生先生一样舍身伺虎，终致身败名裂。汪晖那时二十三岁，按照当时流行的至今尚未翻案的“汉奸说”回答龙顺宜，龙顺宜长叹一声：老一辈的人死完了，年轻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后来汪晖忆及此事，只是觉得伤了老人的心，是不该的，但是没有苛责前人的内疚。同样的道理，汪晖评价龙榆生先生，也是同样苛刻：他虽然拒绝出卖文物，但是这点个人的清白，掩不住大节有污。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下，不可能成为获得理解的理由。

这样一段过往，对于透视汪晖的学术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汪晖师从诸多名师，但是在对于文学以及文学历史人物的理解上，显得极为陌生。不管是周作人，亦或是龙榆生，他们的历史抉择，都有那个动荡年代的逼不得已，而汪晖对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具体到内心的真切理解。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汪晖的《反抗绝望》之于鲁迅的内心洞察，几乎是寥寥无几。这样的著作被冠之以鲁迅研究的里程碑，真令人感到遗憾。更何况还有抄袭的内容，让人始料不及。或许正是从此开始，汪晖与他的师承辈在学术选择上渐行渐远，最终走火入魔。

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从文学史研究到思想史研究

一九八四年汪晖考入中国社科院，追随唐弢先生攻读文学史。当时社科院只有二十多个研究生，编在一个班上，汪晖担任学习委员。当时的社科院教师群星璀璨：于光远、李泽厚、苏绍智、马洪、贺麟、任继愈、彭泽益。而这个班上的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学界的风云人物：郭树清、樊纲、左大培、王逸舟、黄速建、韩水法，汪晖于其中，显得极为另类。

这一另类的原因在于，这个班上的许多学生选择了经济学，选择文学哲学的为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类似于“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经济、政治改革是当时他们每天讨论的话题。后来汪晖在九十年代以文学史研究者介入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有其在社科院的从学经历有关。同时也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学风在汪晖身上的直观反映。八十年代的学术氛围，虽然激情高涨，但是学风比较粗疏，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汪晖抄袭的理由。九十年代中期，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表明了他已经彻底告别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这一转型，让汪晖成为了众人眼中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尤其是他主管《读书》杂志之后刊登美国学者高默波美化文革的文章，更让人对其新左派的立场深信不疑。而他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友渔、朱学勤、雷颐主人的攻击，更加显示出他立场的左倾。

汪晖的学术转向，原因诸多，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其学风的浮躁所致，在汪晖的师辈中，无论是章石承还是唐弢，生前都是严谨治学从不逾矩的本份学者，章石承著有《李清照年谱》、《陆游诗选》，功底扎实。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早已成为学术界的经典之作。但汪晖的学术道路虽然在初期尚能在师傅辈的指引下循规蹈矩，尚能沉潜，其写下《反抗绝望》，虽然有抄袭之处，但按照严家炎先生的说法，主体思想还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在九十年代以后逐渐写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已经全然让人不知所云。

汪晖从文学史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进而走火入魔，从小处看是学风不正，从大处看乃是八十年代空泛的学术风气在九十年代的恶性循环。李泽厚曾言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相比乃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此言概括虽然粗疏，却也八九不离十。八十年代许多名噪一时的新理论新方法，如今看起来都是非常可笑，立论不稳。诸如社会上流行的“三论”，金观涛夫妇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结构等等，虽然看似有理，却缺乏明确的学理支撑。整个八十年代真正扎实的学术研究，极为稀少。这种情况到了经历过历史大变局的九十年代，才有所改观。

汪晖学术转向的另一原因，乃是其主编《读书》和《学人》的重要契机。在汪晖主编读书之前，《读书》整体是偏向人文趣味，汪晖接掌《读书》之后，其办刊思路乃至方针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转移，但汪晖自己的学术立场，让他开始在选稿中立场偏向极其严重。诸如在他接掌图书三年之后，即二零零零年，读书刊登了美国学者高默波美化文革的文章，引起了知识界的轩然大波。

与汪晖一样从文学史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的陈平原，却没有像汪晖那样走火入魔，误入歧途。虽然陈平原和汪晖一起主编《学人》丛刊，在九十年代引起了极大关注。陈平原做学问与汪晖相比，更为扎实和按部就班，丝毫没有汪晖大跃进式的学术转向，刚写完文学史研究的著作，转身写出了四卷本吓死人的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陈平原的另一长处，就是始终坚守学术本位，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术界的所谓左右之争，远离了诸多俗世纷扰。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汪晖在《学人》十年之后写下的纪念文章中，对于《学人》走来的这“小小十年”，语气不胜感慨。

翻开汪晖号称代表作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杂乱无章。第一部上下卷的标题为“理与物”、“公理与反公理”，第二部上下卷的标题为“帝国与国家”、“科学话语共同体”，其体系之混乱，思维之跳跃，让人瞠目结舌。我仔细读完这四卷本，仿佛吃了一顿怪异的杂烩汤，说不清楚什么味道。只见到铺天盖地的学术术语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西方学者怪异的名字。这样的所谓思想史，严重混淆了思想史的界限，就笔者所涉猎而言，葛兆光、韦政通两位学人的《中国思想史》，就比汪晖来得高明的多。而且这两位先生的思想史，篇幅虽然不及汪晖，但是却没有汪晖那样吓死人的排场，以及所谓宏观叙事的巨型架构。

汪晖这种思想史的写法，说到底就是唬人。这种拿外国人吓唬中国人的本事，五四以来，源远流长。但是即便是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敢像汪晖这样肆意夸大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即便是胡适这样师出名门，也只是谨慎为人为文，安守本分罢了。汪晖与五四那一代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五四时期诸如胡适这样的西化派，乃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来观照自己所研究的东方文化。而汪晖则是将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如同贴标签一样将西方的理论与术语贴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上，因此其在《反抗绝望》中以克尔凯郭尔比附鲁迅，尚有他早年阅读鲁迅的心得体会与其阅读西方著作的心有相契，及至他写下《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已经全然演变成一种毫无精神共鸣的学术生产。公理与名教、教育改制与心性之学，这些中西混合的怪胎，成了汪晖走火入魔的绝佳凭证。

三、从长江《读书》奖风波到抄袭事件

二零零零年，由《读书》杂志承办的长江读书奖，由于汪晖的获奖硬起了巨大争议。本来汪晖获奖并不能引起太多的关注，顶多是人们在认可程度上有所分歧。事实在于，汪晖获奖的同时还担任着这个奖项的评委，这就让人贻笑大方。而获奖人之一钱理群先生也和汪晖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汪晖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钱理群先生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两人同时受到指责。在《读书》奖风波之后，汪晖最终被拿掉了《读书》主编，钱理群先生还发表了一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为汪晖辩护，具体情况可参阅萧夏林文章《两个钱理群》。

时隔十年，汪晖抄袭案事起，钱理群先生又犯了天真的毛病，又一次为汪晖辩护。钱先生本来可以保持沉默的，因为汪晖抄袭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各位委员几乎都是钱理群的老师辈，诸如严家炎先生。利害相关，总要避嫌才好，但是钱先生又一次犯了低级错误。王彬彬听闻了钱理群先生的表态后大为失态，破口大骂钱理群先生无耻，并要求记者原文刊登。可能钱先生也不想再趟这趟浑水了，对王彬彬的咒骂表示宽容之后，也闭口不谈。钱先生的胸襟，当然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屡次犯错，则让人遗憾。

从二零零零年的长江《读书》奖风波到二零一零年的抄袭案，汪晖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但最后总是四平八稳。除了民间社会的质疑，以及知识分子的批评，鲜见体制内或是汪晖的单位对于汪晖公正的处理。截止到目前，清华大学网站上依然挂着《严谨治学的学者汪晖》这样的文章，汪晖的教授照当，国务院津贴照拿，没人来管。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事实上这些事情，都昭显了汪晖之于公理、常识的冷漠和忽略。长江读书奖风波中，汪晖表示他只是召集人，并没有参加评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抄袭事件中，汪晖又说希望学术界自己去澄清。这两起事件发生的时候，汪晖都声称自己在美国，真是无处不巧合。这些言论归根到底，汪晖在为自己开脱，回避实质问题。

而我们细细来考察这两件事情，前一次汪晖的身份是《读书》主编，他这一明显违反学术规则的行为，让《读书》蒙羞。而后一次抄袭案中，汪晖的主要身份是清华大学教授，同时还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抄袭一事，让清华丢脸，也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这一头衔的公信力引起人们的怀疑。有人以这两起事件为例，将其看做知识界在九十年代末左右之争的延续。坦白而言，这种概括并不确切。长江《读书》奖风波的实质，乃是学术界对于学术腐败学术公正性的讨论，少有涉及到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抄袭事件，则牵涉到学术造假等严肃的问题。不能因为在这两次事件中批评汪晖的徐友渔、王彬彬诸君是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就将他们对汪晖的批评看做左右之争，而有人将王彬彬批评汪晖看做南京大学对清华大学的挑战，则更是无稽之谈。

坦白而言，就汪晖的学术能力而言，并不差劲，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一再强调这一点，但世道轮回，旦夕不测，当年以《反抗绝望》暴得大名的汪晖，会在多年之后被王彬彬揭开抄袭的老底。本文的意旨，也在于提出自己的质疑，看一看汪晖如何从一介本分的淮扬书生，一步步被塑造成为一个学术神话，以及最终这个神话如今已经破裂。我想通过此文，刮去汪晖身上厚重的油彩，还其一个干净自由身。不管这种工作会不会遭人记恨，我都觉得很有意义。

滔滔孟夏

当时我回复朋友的短信说：写得如此平庸并不奇怪，怪的是，写成这样，他还当自己是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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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 发表于 2010-6-14 11:30

李陀早就被称作爷，叫陀爷。。陀爷都沉默好久了，现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喊话，令我这不惮揣测动机的人自然联想到李劼的文章：《边缘人李陀的中心话语情结》，，

李大兴

我一直认为，为汪晖的抄袭辩护，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可这年头自觉自愿不嫌累干蠢事的人忒多。

周泽雄

截至目前，汪晖的几个主要辩护者，都是与汪晖存在若干关联的人，而汪晖的批评者中，我们却看不到类似特点，包括主要的发难者王彬彬，之前也与汪晖素昧平生。
而正是这些按照理想态的自尊应该选择回避的辩护者，不断把话题从具体的抄袭中闪开，不断把话题引导到所谓派别之争。李陀更赤裸裸，竟然建议大家绕过纯技术环节的抄袭，就“所谓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分歧”，重新进行一场大论争。配吗？如此拙劣的调虎离山计，不知出于朋友义气，还是李劼兄不幸言中的“中心话语情结”的再度发作。

滔滔孟夏

我一直认为，为汪晖的抄袭辩护，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可这年头自觉自愿不嫌累干蠢事的人忒多。
李大兴 发表于 2010-6-15 11:34

他们自己知道在干蠢事，也嫌累的，，
一方面，他们有些关联，例如那个担任汪著出版的责编；
另外，有可能他们也有此毛病，害怕下一个会轮上他们。。
这些人中间，那个有些所谓“才气”的杨念群啊，文风最恶劣，，

据说，有访者问秦晖的看法，秦拒绝了；
问邓正来，邓沉默了。。

周泽雄

“据说，有访者问秦晖的看法，秦拒绝了；
问邓正来，邓沉默了。。”
——沉默，还是值得尊重的。

周泽雄

在豆瓣网友质疑小文的帖子里，看到另一个链接：“贺卫方重发旧文：从程序角度看“长江读书奖”的缺陷”（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968854/）。原文不转了，太远，把贺卫方先生的重发按语转过来：
按：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旧文，曾收入《学术权力与民主》（中华读书网编，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一书。当年曾陷入评奖争议中的汪晖先生，现在又陷入到剽窃指控中。一些为汪晖教授辩护的人们采取的策略是把争议往政治上扯，而闭口不谈王彬彬先生以及其他学者所清楚列举的那些明显剽窃嫌疑的事实。其实，这起事件不涉左右之争，只涉及剽窃的事实是否成立。假如抄袭已经构成，那么汪晖先生就用自家行为向世人昭示，他违反了作为一个学者的基本职业伦理。对于一个有志于追求国际声誉的学者而言，这种行为无疑是自毁前程。而那些辩解之词，都不仅苍白无力，而且将给学界和社会带来更大的误导和混乱。贺卫方 2010年6月15日

嗜睡如归

高考刚结束了，想想多少学子把清华大学当做自己最向往的大学之一，而堂堂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却是靠抄袭起家（用王彬彬先生的话就是“第一桶金”）。


多么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