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禹：蒋介石的后半生

李旧苗

民国史研究近年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蒋介石研究已经成为了民国史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随着学术环境的不断宽松，新资料的不断开放，对蒋介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漫画”到“写实”的过程。当学术界热衷重新解读蒋介石早期或中期活动时，对台湾时期的蒋介石进行系统评述的成果却不多见。由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著的《蒋介石的后半生》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以专题方式全面系统论述了蒋介石在台湾时期的思想与活动，弥补了研究方面的缺憾。
    关于蒋介石后半生在台湾的研究，作者无法避免几个重要问题，比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蒋介石如何建立威权政治、蒋介石如何培养蒋经国顺利完成权力交接、蒋介石与台湾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受传统史学之影响，大多研究者面对这些问题，难免立刻做出盖棺定论式的评判。然而，《蒋介石的后半生》并未轻易对蒋介石的是非功过做出定论，更多以尊重历史与事实方式，阐释其来龙去脉。
    与美、日的控制与反控制
    过去大多研究者认为蒋介石败至台湾后，对美国百依百顺，成为了美国的“走狗”。该书基于扎实的史料认为，面对大陆方面强大压力之时，蒋介石不得不依靠美国，但又认为美国损害了台湾当局的主权，损伤了蒋本人的自尊。蒋一直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独自做出选择，美台之间始终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譬如，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杜鲁门未同台北磋商，即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求台湾停止对大陆的军事行动。这种蛮横的做法几乎无视国民党政权的存在。这使一向以“美国盟友”自称的蒋介石大失脸面。作者认为，“国民党发表的声明，既接受了美国将军事力量部署在中国领海，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又委婉的表达了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事实而论，如无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绝无安定可言，朝鲜战争为台湾提供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蒋介石在台初期，美国也并非一如既往地采取支持态度，其所为确乎出于其本国利益。从杜鲁门总统任期间的弃台，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支持台湾；从尼克松访台，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其中亦有杜勒斯准备“敦促和劝说蒋介石放弃金门”，甚至不惜使台湾分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主导权在美国，蒋却不得不予以批准，无法改变“条约”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从蒋介石本人考虑，是为保证台湾不被大陆攻陷；美国则担忧台湾问题将其拖入与大陆的战争之中。美国对台政策，既对台有所援，又对蒋“反攻”大陆有所限。
    蒋介石基于美台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对美国无视中国主权与尊严的行径，“批评美国的对台政策”，表达严重不满情绪，“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基本原则。”在美国分离台湾的过程中，在1954年第一次台湾危机中，蒋介石希望美国能够协防金门，但美国人并不理会蒋之态度，积极推行“停火案”。蒋在压力之下，只得表示“大陈撤退是主动而不是在联合国停火压力下之行动”。
    正因为蒋介石“既想获得美国的援助，又不想服从美国指挥棒的态度，也惹怒了美国人”，从而导致台美关系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1957年在台湾爆发的五二四反美事件，使美台关系经历了波折。当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到1965年，美国彻底关上了对台军援、经援的大门，说明台美关系的“蜜月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从而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提供了可能性。
    在蒋介石主导的对外关系中，对日关系亦为重要。蒋介石希望通过对日的“以德报怨”，以建立一种良好的台日关系。本书有较多篇幅论述了蒋介石的对日和约问题，但最终结果是日本“充分利用两岸对峙之利，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不仅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侵略战争之罪责，并进一步谋取最大政治、经济利益，则尤为中华民族之悲哀，实值两岸国人之反思”，蒋介石也不得不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日本作为战败国，理应感激蒋介石的宽容，事实却未能如此，台日之间长期存在着争执。1963年下半年，台日关系风波再起，直到演变成一场危机。当台美关系发生变化时，台日关系也发生了危机。
    对党、政的改造
    当蒋介石对外关系频频受挫之际，如何对内确定治理秩序，树立信仰，改变大陆时期国民党派系林立之窘况，是其时最重要的考量。基于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改造，重塑国民党的核心，严密国民党的组织；在政治方面，推进地方自治，满足新兴阶层的参政意愿。
    蒋介石去台后，认为在大陆失败的最大原因，政治上“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亦放弃崩溃”。“党应为政治之中枢与军队之灵魂。”要求最大限度处理好党政军关系，改造国民党，避免党政关系错位。蒋在自我反省时，也注意向中共学习，研究中共的组织、军队等各方面情况。
    朝鲜战争期间，蒋介石利用放松了对台压力之际，开始了对国民党的改造。在中央层面，16人组成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取代了由460人组成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委。蒋此举“有违国民党的制度，反映了其反民主的独裁作风”。国民党的改造“一开始充满浓厚的个人色彩，权力已从有名无实的中央委员会公开移向以蒋介石为主，陈诚、蒋经国为辅助的新核心”。为了照顾国民党元老们的情绪，蒋介石特别设置了“位尊而无权”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在地方层面，蒋介石采取了“党员归队”，对于所有党员，一律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强化组织纪律建设等措施，加强国民党对党员的控制。
    经过改造的国民党，在国民党七全大会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已重新确立了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与六全大会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规模大为缩小，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成了中央委员。”改造运动后，“国民党内的派系山头基本上被削平，绝大多数元老重臣纷纷落马”。“自蒋介石任命中央改造委员会开始，确立了以后历届国民党中常委人选首先由蒋介石提名的制度。”逐渐在台湾政坛形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官邸派”。
    蒋介石深知大陆的失败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在政治改造方面，推行地方自治，“为了淡化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蒋介石还要提出要找少数有影响的非国民党人士出来选举。”如此，蒋介石扩大了国民党治理的基础，保持了基层政权的稳定。地方自治虽有诸多局限，但“为台湾民众在基层参政议政提供了一定机会”，“此后国民党对选举的控制力也日渐薄弱”，这也是此后国民党面临着进一步放宽政权的缘由。
    进行政治整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庞大的政权结构与官僚体制和狭小的统治区域产生了矛盾，政出多门，非常混乱。蒋介石为树立其权威，进行政治整顿，建立权威统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首任行政院长陈诚对机构进行精简，确立了“八部二会”，并运用专家政治，增加非国民党籍人士。军事上调整军事组织，厘定“军政”与“军令”两大系统，建立严酷的“戒严”体制，长期存而不废。重建特务系统，“防谍肃歼”。
    蒋介石的政治整肃是从1951年毛邦初开始的。毛邦初与周至柔的矛盾，演变为毛邦初与台湾当局的矛盾。毛邦初同意其助手将周至柔的腐败问题以及国民党利用美援游说美国人的资料通报给了美国人。因毛邦初“挟洋人以自重，告洋状，蒋介石就将积压的愤怒一齐发泄在毛邦初身上”。蒋介石的政治整肃，主要是针对那些高级官员中以美国为背景而自以为是，或与中共有关联的官员，整肃目的为使官员对蒋个人保持高度忠诚。
    抵台初期，蒋介石建立了由两部分组成的权力核心：一是以陈诚、蒋经国等主持国民党改造的一批忠诚骨干，一是以吴国桢、孙立人为代表的与美国关系密切者。蒋不得不依靠美国之际，对吴国桢、孙立人等人尚能重用。但政权相对稳定之后，蒋的整肃加速。1953年蒋对王世杰案的整肃，引出了吴国桢案。不过，蒋介石对吴国桢这张依靠美国的“民主”招牌，处理时犹豫再三，当吴国桢滞美不归时，仍希望能“使之觉悟复常”。在蒋介石看来，“国桢籍美声援，有恃无恐，以为非他不可……对余亦不在心目。”蒋对吴国桢、毛邦初的看法竟然惊人一致，均为“挟美以自重”，最后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吴此后定居美国。
    “孙立人案”同样是因孙具有美国背景之故。孙立人具有西方式的工作态度，因其非黄埔系，与黄埔大佬们有矛盾。孙“讨厌蒋经国的政干系统对其军事权力的干预，主张撤销军队的政工制度”。稍有不同的是，蒋以郭廷亮匪谍案为借口而整肃孙立人等。蒋介石同样碍于美国人的意见，处理孙立人案犹豫不决，“勿使美国及其反蒋派引以为独裁口实耳。”蒋先后四次拟定了处置的具体办法。尽管该事件的真相仍是一个谜，但标志着蒋介石在与美国的控制与反控制较量中又取得了胜利。
    推动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历代以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土地问题。当大陆进行轰轰烈烈的激进式土地改革时，蒋介石在台湾却采用了相对和缓的、和平的土改方式。在具体程序上，首先推行 “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使农民完全摆脱旧式租佃关系、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然后实行“耕者有其田”，在不增加农民负担和兼顾地主利益的基础上，采用温和手段，使农民获得土地。这种温和的改革方式，除了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民党与农民的关系，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民都是选举时国民党的铁票”，“减少了土地分配带来的社会动荡”，有些地主成为了“现代资本家”。
    推进社会进步是一个全面的工程。当中国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突出“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并将其发展成为一场范围大、持续久的政治运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使台湾保持了儒家文化的传承，出版了一大批传统文化的著作，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对依靠传统文化恢复社会秩序具有一定功能。
    进入70年代后，蒋氏父子发起的革新运动，使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当国民党已到了不变革无以生存的严重关头，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主导的这场革新被成为“革新保台”。这场运动使蒋氏父子基本上完成了权力的交接，而且确已改造了不少适应岛内政治、经济发展并且日益成为革新阻力的僵化保守的制度和官僚阶层。
    传记最难把握的是掌握好通俗性或学术性的程度。传记著作不同于纯学术著作，前者着眼于语言通俗、流畅，重在对事件的描述；后者在考据功夫上要求更甚，需要理论架构与逻辑推理。该书运用大量珍贵史料，以通俗性、中立性的学术语言进行解读，又穿插了不少首次曝光的相关照片，作为历史叙述的补充。读者既可按若干专题一气呵成，亦可细嚼慢咽，不经意间，全面阅读蒋介石的后半生。然而，该书尚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仍有诸多空间，该书对于蒋介石后半生的个人生活、感情、心理方面的变化着墨不多。譬如，蒋在台湾承受的精神煎熬或家庭乐趣（与孙辈游山玩水或荡舟划船等）、蒋对大陆情形的关注（日记中有大量对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关注性语言）、蒋晚年对基督教的态度（日记中写基督教的语言越来越少是否是其信教发生了变化？）、蒋晚年的思想体系与观念转换（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论述较多）等等。
    第二，在研究资料上，仍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蒋介石日记在2009年7月已全部开放，作者后来也专程去斯坦福大学阅读查抄了蒋介石晚年所写的日记，因出版匆促，该书所使用的蒋介石日记只到了1955年。使1956年之后蒋对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态度与应对、蒋对越南战争的关注、对晚年胡适的态度、对处理雷震案的内心世界等一些方面，在心理描绘与蒋本人的真实态度及思想变化上未能得到更为精细的体现。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