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中国近代银行的缩影

戴建兵

辛亥革命前夕，外国银行主宰了中国金融，中国自办银行日迭兴起，1905年清政府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成立，1908年该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至1911年，大清银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锦涛担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走马上任需要首办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中央银行。1911年11月，陈锦涛实施了其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计划……
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银行非中国银行莫属。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的中国银行是个官商合办的银行，经常充当政府的账房，中行为摆脱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力谋自主经营，几经努力得以实现。随着北洋政府统治的结束，中行总部随政治中心南移由北京迁至上海，1928年国民政府另立中央银行，遂将中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改组后的中行实权仍掌握在商股手中，独立自主经营得以延续，中行仍保持了在银行界的霸主地位。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金融垄断政策，通过增资官股，逐步控制了中行，1937年抗战爆发，中行总部西迁，积极支持抗战，1942年四联成立，实行四行专业化分工，中行再度增资改组，成为专业的国际贸易汇兑银行，中行业务范围急剧骤减，开始落后于中央银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行总部迂回上海，在此阶段，中行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接管敌伪财产，重新增减机构；加强信贷，支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外汇管理，办理海外侨汇业务等。以上工作，对抗战胜利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曾通过各种途径，企图窃取中行海外分支机构的资产，遭到中行职员的强烈反对，中行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获得了新生。
综观中行37年的艰辛创业历程，中行共发生了三次职能转变：从1912年到1928年以前，中行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1928年国民政府另组中央银行，中行被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42年后国民政府通过建立四联总处，重新划分中、中、交、农四行的业务，中行成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
陈锦涛与中国银行的创立
辛亥革命前夕，外国银行主宰了中国金融，中国自办银行日迭兴起，1905年清政府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成立，1908年该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至1911年，大清银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该行的正副监督叶景揆、陈锦涛弃职南下，陈锦涛经伍廷芳提名担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刚刚上任的陈锦涛需要首办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中央银行。1911年11月，大清银行的浙江籍股东及部分高级负责人为了保全商本组建了股东联合会，陈锦涛利用商股联合会，实施了其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计划。
经南北方商股的充分酝酿，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正式向孙中山呈送报告，表示在不损害股东利益前提下，愿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孙中山鉴于政府财政窘困随即同意，并立即面谕陈锦涛，让其立即向股东联合会转达他的意图，陈氏立即以财政部的名义于1912年1月书面批复股东联合会。
1912年2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陈锦涛担心已为孙中山同意的改组报告，能否得到袁世凯总统的追认，他一面促令商股联合会报请袁世凯，一面又电询孙中山，希望孙中山能助其一臂之力。孙中山复电：“清帝退位，……中国银行之创办，及一切财政之已经施行者，当然继续有效，绝无疑问，可由财政部宣布。”在短暂的两个月中，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报告便得到了两位总统的批准和追认，陈锦涛联合大清银行股东击败了竞争对手，于1912年2月5日将大清银行正式改组为具有中央银行的权力和地位的中国银行。陈锦涛在致临时参议院咨文中说：“这是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金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陈锦涛创建中国银行的真正意图可略见一斑。
祸不单行的总裁徐恩元
徐恩元1885年生于浙江吴兴，早年留学英国，民国成立后任财政部制币局局长，1914年为迎合袁世凯称帝心理，接受杨士琦的建议，未经中行同意便向美商订印200万元印有袁世凯像且加“昭武”字样钞票，曾引起国人的责难和唾骂。
1916年6月，陈锦涛再度担任财政总长，任命与中行频繁接触的徐恩元为中国银行总裁，而此时刚刚经受停兑令冲击的中行对此十分忧虑，商股联合会于1916年6月底电请政府收回任徐恩元为总裁的成命，同时致电徐恩元，揭发徐恩元过去的问题，徐恩元见电报后火冒三丈，扬言报复，便以股东会照章尚未成立为由，否认商股联合会。徐的报复引起了股东们极度反感，他们借助公共舆论，指责刁难徐恩元，徐恩元也不甘示弱加以辩解，双方各执一词，明争暗斗，矛盾越来越深，为以后的一连串争斗埋下了伏笔。
1917年7月，徐恩元聘用北京英商麦加利银行经理卢克斯为北京中行副经理，合同聘期为五年，年薪金3000镑，津贴1000镑，此时徐恩元已为印钞问题所困扰，谁料余波未息，一波又起。
1913年，孙多森时任中行总裁时就曾高薪聘用洋人，招致行员不满，而今徐恩元以更高薪水聘用英人卢克斯，商股联合会和总管理处高级职员都极为愤慨，表示反对。卞寿孙、谢霖、范磊三人于7月18日向徐恩元写了质问信，徐恩元原希望他们能为印钞问题帮自己一把，出乎徐恩元意料的是，此三人非但不帮忙，反而刁难，使得徐恩元对三人愤恨至极，欲将总司长谢霖调离总处。为引起行外注意，卞、谢、范三人商议，于7月26日一同辞职。此外早已与徐恩元不和的副总裁陈威此时也落井下石，宣告引退，经政府撮合，以合同已签无法变更为由，聘请卢克斯一事至此不了了之。
徐恩元为摆脱内外受敌的困境，亟思将北京、天津两行钞券恢复兑现，借以挽回个人声誉，巩固他的总裁地位。这个建议起初为股东们所欢迎，1916年10月23日中行京钞率先恢复兑现，最初两日兑换极为顺利，曾得到舆论颇多赞许，徐恩元也十分得意。因事先准备和估计不足，京钞兑脱旋即转为限兑，最后转为停兑，京钞信用骤跌，招致社会舆论批评不断，批评他过于轻率，众议院也对其提出质问，表示怀疑和不满。此时徐恩元的处境如同雪上加霜，更加困难，首次京钞兑现便以失败而告终。
厄运频频降临身上的徐恩元，任职半载，却招致反对呼声一浪胜过一浪，1916年12月，调离张嘉璈事件将反徐浪潮推向了高潮。
1916年12月7日，徐恩元怀着仇恨报复心理，提出调抗拒停兑令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任重庆中行经理，调上海中行襄理胡苓乡升任副经理，曾与张嘉璈同舟共济、共同抗拒停兑令的上海中行经理宋汉章为引起社会注意，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提出辞职，此招果然奏效，冯国璋、张謇等人均致电政府，要求制止调张。
此前徐恩元和商股联合会已斗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商股联合会此时也乘机以撤出中行所有商股要挟政府，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调停下，徐恩元收回成命，商股联合会撤消了对北京中行存款实行假扣押申请，调离张嘉璈事件至此草草收场。
徐恩元虽担任总裁仅仅一年，但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与商股股东们存在严重分歧，争斗此伏彼起，相互猜疑，使得行务陷于停滞状态，社会批评和责难纷沓而至，徐恩元的总裁职位难以久留自在情理之中，1917年6月，已处四面楚歌地步的徐恩元被迫离职。
金融业巨子张嘉璈
张嘉璈1889年11月生于江苏宝山，自幼聪颖好学，1906年负笈东渡，前往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由于张氏刻苦努力，坚实的财政金融知识为他日后从事金融业活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09年张氏归国，民国初年，张嘉璈初步显露出他非凡的才华和胆识，受到了政坛诸多风云人物的重视和青睐，民国初年政治黑暗使其逐渐放弃从政的念头。
恰逢此时，东瀛留学期间与他交往颇多的梁启超，正任财政部币制局总裁，在梁启超的大力推荐下，张嘉璈决定转入中国银行工作。上海中国银行正缺副经理一职，经汤睿介绍，张嘉璈平步青云当上了副经理，从此开始了其长达22年的中行经营生涯。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为准备内战，于5月12日下令中、交两行所发钞票停止兑现，为维护银行信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说服行长宋汉章，决定拒绝乱命，坚持兑现。为抵抗政府停兑令，二人四处奔走，精心谋划对策，组织了以张謇为首的股东联合会，继续兑换中国银行钞票，张嘉璈和宋汉章的行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平息了此次上海金融风潮，为民族金融业树立了楷范。中国银行的信誉大增，宋、张二人也因此在金融界名声大振，张嘉璈于1917年擢升为中行副总裁。
张嘉璈升任中行副总裁后，1917年7月针对多年困扰中行的京钞问题，向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了三项整理办法：一是修改《中国银行则例》，扩大商股，成立股东会；二是整理中行所发京钞；三是设法限制对政府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梁启超对张氏的提议表示同意，嗣后张氏同王克敏商定具体整理措施，并予以实施。为达到扩大商股股权，实现股本商股化的目的，张氏通过各种关系和个人声望，四处劝募商股，当年所募商股就超过了官股，至1923年，中行在张氏的领导下，基本上成为商办银行，摆脱了北京政府的控制。
作为北洋时代的金融奇才，张嘉璈通过创办银行刊物——民国时期最早发行的金融专业刊物——《银行周报》，使得他的名字在金融界童叟皆知，自1917年到1928年他三蝉副总，为他担任中行总经理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年公债信用大跌，资金极难筹措，外国银行团欲借中国财政困难之际，捞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鉴于此种情形，张嘉璈毅然向政府提出了从速整理公债的主张。
张嘉璈将西方经济学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灵活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整理公债的原则、方法和基金来源均作了详细规定。
中行根据承诺，每当总税务司拨转的公债基金户不敷周转时，中行总行垫款接济，使公债信用得到了维持。从1921年到北洋政府垮台，除1922年、1927年曾暂缓还本外，一般都能如期偿付，因此说中国公债信用的建立应归功于张嘉璈。
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张嘉璈担任中行总经理，中行1936年7月设立纽约分行，是与张嘉璈的设想分不开的。张嘉璈聘请罗德瓦尔德，约其协助内部改组，成立国外部和指导国际汇兑等。1930年7月3日国外部正式成立，从此建立了国外直接汇兑和特约代理关系，设立了海外总部，国外部的成立，在国内银行界尚属首创，且规章制度健全，为后来经营外汇业务的同业视为楷模，多所效仿。
根据中行各年的营业报告资料，1930年底已有国外通汇行62家，特约代理行96家，代理行遍及43个国家。国际汇兑业务的开设为以后中行发展外汇业务铺平了道路。
中行成了蒋介石觊觎目标
在张嘉璈的精心经营下，中行的各项经营绩效均居国内银行界首位，远远领先于中央、交通及其他银行。
1928年中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能与海关、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全国组织最健全的三大机关。
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财政金融日趋窘迫，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的实力难以控制全局。而此时的中行在各项营运绩效均居银行界首位，一向贪婪的蒋介石认识到要实行金融垄断，必须完全控制中行，因此中行早就成为其觊觎的目标。
张嘉璈与蒋介石的矛盾日久，张嘉璈反对内战和赤字财政政策；追求金融梦想而不愿听命蒋的摆布，使得蒋介石对其大为不满，遂将张嘉璈视为其控制中行的主要障碍，认为要想完全控制中行，必须把张嘉璈排挤出去。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三人经过精心策划，以1934年全国金融紧缩为借口，开始实施他们的金融垄断政策，从控制中行入手，使用只许增加官股，不许增加商股的办法，使得官股所占比例与商股相等，牢牢地控制了中行的人事、财政大权，这种卑鄙的手段曾引起股东们的强烈反对，但最终迫于压力，被迫同意。其实张嘉璈早就知道他们已经将中行视为囊中之物了，欲将自己调离中行，张嘉璈曾通过黄郛从中周旋，设法将自己留在中行，最后当宋子文告知张嘉璈此决定是蒋介石的意图，张嘉璈也只好无奈接受了，听命政府安排到铁道部担任部长一职。1976年5月张嘉璈在接受采访时，友人问及当年离开中行的真正原因何在，张嘉璈说：“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国库，我却以为银行就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这点意见不合，是造成我离开中行的最大原因。”从此结束了这位曾在中行任职二十余年、被称为银行界四大名旦之一的银行家的职业生涯。
宋子文的特殊作为
宋子文在银行界的崛起，与20世纪20年代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有密切关系。与宋家有特殊关系的孙中山，提名宋子文就任大革命时期的中央银行行长，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起初对革命政权持冷淡态度的中国银行开始发生转变，由仇视到同情，开始秘密与革命政府发生联系，恰逢1925年广州发生了中央银行挤兑风潮，宋子文为维持中央银行信用，多方筹措现金，派员赴香港与贝祖诒商谈借款200万元，作为中央银行的发券准备。中国银行改弦易辙，经中行副总裁张嘉璈允许，贝祖诒亲赴广州与宋子文洽谈，同意借予宋子文现金50万元，此次借款对宋子文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宋氏成功平息了广州挤兑风潮，宋子文颇为感激，应中行请求，致电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对各地中国银行分行要严加保护。
1933年宋子文相继被迫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部长等职，为了实现在金融界的再度崛起，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筹划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另一件事是从1934年末起，宋子文参与了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攫夺、控制。
张嘉璈被排挤出中行，宋氏接任后，加强对分支行的严格管理。为实现资金的统一管理调度使用，提高资金周转率，宋子文亲自参与制定《关于储蓄部内部款项调拨及管理办法案》，该文件规定各地分支行储蓄部柜的存款留用额度凡超过规定的余款必须及时将款汇往上海总行，总行对此每月进行稽查考核。
拟定推进业务方案，制定考成标准。总行拟订了存款、发行、放款、准备等四项，并强调“欲谋业务策进，必先厉行业务考成；而欲收考成之效，则须信赏必罚，始能有所奖励”。在推进业务方面提出在存款上要“招揽存户，以开新户为主”，“注重一年以上定期存款，利息的稍予通融”；在发行上，“则设法觅大宗用户，如大公司、厂家或政府机关发工资薪给等”。
重申检查制度。宋子文上任后，发现张嘉璈离职前已发放到各分行的检查制度文件，绝大多数分行并未真正认真贯彻执行，宋子文立即重申：总行、分行检查范围包括账户、业务、人事三项；总、分行检查的方式、时间实行随机抽查制度；总行对各支行处庄得随时执行，分行对所管辖内支行每年至少执行一次。从而使中行的检查制度由一张空纸得到落实，加强了行内制度管理，减少了行内的舞弊行为，资金使用率明显加快。
注重发展国内外业务。宋子文认识到，欲实现中行的稳定发展，必须实现国内外业务的同时发展。国内业务方面，宋子文认识到必须扩大货币发行，建立更多的营业网点。
此外，宋子文还极为注重拓展海外业务。张嘉璈任经理时就曾有大力发展海外业务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收效并不理想，如他曾想在纽约、新加坡等地设立分行，开展海外业务，均未付诸实践。宋子文久居海外和要职，对以上两地设立分行其实也早有考虑，他目睹英属海峡殖民地及南洋群岛数以万计的侨胞及锡与橡胶业的繁荣景象，侨汇数额极为庞大，所以选择了新加坡。纽约作为美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中行若在此设立分行，将有助于“增进中美间之贸易及汇兑便利，兼得尽力于政府新币值之施行”。经宋子文的四处游说，中行于1936年6月和1936年7月分别设立了新加坡分行和纽约分行。
由于宋子文的特殊身份和其严格的经营管理，在他主持中行期间，中行的业务仍有显著提高，但其实际增长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中行自1942年便开始落后于中央银行。1944年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就任中行董事长，宋子文升任中央银行总裁。
宋汉章因祸得福
辛亥革命后，沪军都督陈其美与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宿怨已久，陈其美在筹建临时政府时，发起成立了中华华业储蓄银行，想让该行享有中央银行权力。陈锦涛却将大清银行改组为具有中央银行权力的中国银行，并在委任领导时，大清银行旧人又捷足先登，根本未考虑陈其美。接连受到沉重打击的陈其美极为恼火，为报复陈锦涛，遂将陈锦涛委任的中行经理作为报复对象。
为破坏中行名声，陈其美指使亲信王兴汉、陈聚等人，于1912年1月举报宋汉章曾在辛亥革命前夕，在大清银行分行任经理期间，有罔利营私行为，陈其美以此为由，欲逮捕宋汉章，但宋汉章居住在租界内，始终无法下手。
机会终于来了，1912年3月24日上午，宋汉章应梁建臣之邀，赴廉惠卿家出席宴会，陈其美得知宋汉章出了租界，立即下令逮捕了宋汉章。面对飞来横祸，宋汉章毫无戒备，沪军都督陈其美逮捕中行经理宋汉章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
事件发生后，吴鼎昌、陈锦涛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宋汉章。袁世凯、伍廷芳二人对陈其美越俎代庖逮捕宋汉章也深感不满，遂令政府成立查账小组，深入中行进行查账，以塞陈氏的口舌，经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宋汉章侵吞公款的证据，陈其美在各界社会压力下，再也无话可说，表示愿意释放宋汉章。
4月15日，释放宋汉章的那天，与宋汉章有多年交情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亲自前往迎接宋汉章，陈其美当着熊希龄的面，给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宋汉章赔礼道歉，又是鞠躬，又是称兄道弟。受尽折磨的宋汉章十分委屈，向熊希龄提出辞职，熊希龄再三劝阻，宋汉章勉强答应继续留任。至此，震惊全国的宋汉章一案草草收场，此次事件对宋汉章来讲，可谓是因祸得福，虽被关押20余天，但他的名字早已传扬国内，赢得了社会的赞许。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为了镇压反对派，解决财政困难，于5月12日发布了震惊全国的中、交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停止付现的命令，停兑令的公布，立即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金融恐慌，其中以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受其影响最甚。宋汉章、张嘉璈两人在5月12日清晨接到停兑令后立即磋商，为了维护中国银行信用，两人决定照常兑现付存，经周密谋划，他们感到必须有金融财团做后盾，于是宋汉章于当日下午访问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以江浙财团为核心的金融资产阶级表示愿意全力支持。“南三行”领导人基于自身切身利益，分别代表中行的股东、持票人、存户，以各种方式支持宋、张的反停兑之举。他们甚至对时任中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提出“假诉讼”，因为诉讼案一经成立，在诉讼期间北京的中行总行便不能撤掉宋、张的职务。宋汉章星夜拜访实业家张謇，请求张謇出面组织股东联合会，抵制政府破坏行为，亲眼目睹挤兑情形的宋汉章，心里明白仅两天就消耗了准备现金十分之八，为防不测，一向稳健的宋汉章连夜拜访了汇丰、德华两行经理，将分行行产和苏州河岸堆栈，以及收押的地产、道契作抵押，商借透支现金200万元，汇丰、德华等银行的经理表示愿意借与中行，以作接济。
宋汉章、张嘉璈四处奔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万事俱备的上海中行照常营业兑现，成功地平息了此次金融上海风潮，社会舆论对宋、张二人备加赞许。如《字林西报》的“社论”对宋氏颇为称颂：“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略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之胆识俱优。”直系军阀冯国璋也发电认为“沪行办法极是，甚为佩慰”。经受挤兑风潮考验的中行自此信誉倍增，存、贷款业务骤增，宋张两人在银行界声名大振。
张嘉璈出国考察归国后，深感保险业的重要，便建议董事会建立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11月由中国银行独家投资500万元的中国保险公司正式成立，中行委派宋汉章兼任该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宋氏凭借自己超人的胆识和智慧，经精心筹划，顺利开展中国保险公司的各项工作。
刚刚上任的宋汉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笼络人心。由于保险业盈亏难卜，公司职员待遇较低，职工士气低落，为了鼓舞士气，宋汉章起早贪黑，兢兢业业，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与职工谈话，了解情况；工作时间，凡是该公司的职员不论职位高低均予亲自接见，并将自己薪水分发给困难职工，从未往家拿过一文钱。全体职工为宋汉章的行为所感动，感恩图报，涣散的人心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稳定，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
十三年的总经理
在笼络好人心后，宋汉章立即着手他的第二步计划。此时的中国保险公司既无资产又无经费，可谓百废待兴，宋汉章便利用他久居中行的有利条件，以中行的分支机构为依托，在各地中行内附设外埠经理处，并派熟悉业务者担任保险业务主任，常驻分、支银行。精明的宋汉章不花费分文，拥有了全国范围的营业网点。至1934年底，中国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的外埠经理处，计为：浙江15处，江苏12处，山东8处，辽宁、安徽各6处，吉林、湖北各3处，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广东、河北、河南各2处，黑龙江1处，另设欧洲代理处1处(英国伦敦威立斯公司)。
中国保险公司最初以经营火险为主，但因其他公司的激烈竞争，公司基本上无利可图，宋汉章接受职员的建议，深入实地调查，发现诸多险种尚未开办，潜力巨大，便先他人一步，率先开办了玻璃险、水险、纱险等诸多险种。另外宋汉章还仿效西方保险业，开办了再保险业务，1934年，该公司与英商太阳保险公司签订了再保险业务合同。事有凑巧，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特大火灾，损失惨重，该厂的全部财产事先已由中国保险公司汉口经理处承保，此次赔付是当时国内保险业中的空前大案，社会舆论纷纷，一向恪守信用的宋汉章果断决定，立即对汉口申新四厂进行理赔，此举可谓惊人，因为此次理赔的金额约占中国保险公司全部资产的80%。汉口申新四厂为表示感谢之情，特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上刊登了通篇的鸣谢启事，用事实为中国保险公司作了有力的宣传，使中国保险公司信誉倍增，客户纷沓而至，业务量成倍增加，同时宋汉章在金融业的声望也如日中天。
1935年4月，宋汉章因成绩显赫，在中行改组后被宋子文提名为经理，开始了他担任13年总经理的职业生涯。
1948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处在人民革命风雨之中，中国银行高级人员开始怀疑、动摇，早已逃往美国的孔祥熙，辞去了中行董事长职务，蒋介石面对朝野指责，急需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担任中行董事长，为达到暂时过渡的目的，蒋介石物色上了年迈八旬的宋汉章。
1948年宋汉章被政府任命为中行董事长，席德懋接替他的总经理一职，此时的中行根本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力，只能充当政府的账房。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这时中行部分职员已迁往香港，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胁迫，宋汉章被迫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后的宋汉章等高级职员，根本无心经营行内事务，经常不到行内上班。1949年8月宋汉章等人联名致函海外分、支机构经理，海外分、支机构自行酌情商定各行的去留，总行不再管理。宋汉章怀着无奈的心情辞去了中行董事长职务，留在香港度其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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