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

"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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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TMD JB都插向世界了。

李旧苗

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


周其仁



   
    政府因财政压力而超发货币，是法定货币时代通胀的根源。那是货币的主动超发，因为抽税和发行政府债，还满足不了财政开支的需要，于是靠超发票子过日子。横竖法定货币控制在“看得见之手”，下个行政指令就可以发行，而最先拿到加印钞票的又是政府自己，马上就有了可用财力。至于超发货币的结果——相对价格的变动和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要经过一个时滞后才在市场上显现。因此，主动超发货币也被看作政府在抽取隐蔽的“通货膨胀税”，最后买单的，还是承受通胀之苦的老百姓。
　　上一篇文章提到，人民币在制度上杜绝政府主动超发货币，是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该法案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就是说，政府把央行当作财政之外又一个钱柜子的时代，在制度上结束了。以后政府的财政需要，只能靠税收、靠发债、靠国有资源的收益，再也不能靠超发票子。讲过的，作为建国之后又一波治理严重通胀的结果，中国终于在财政与货币之间安排了制度性间隔，意义远大。这么说吧：人民币将来有了与中国经济相称的国际地位，一定有人会回过头来，到这部《人民银行法》里找到其立足之本。
　　始料不及的是，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这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正如先前发表的本系列评论指出过的，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按什么价买？汇率是什么价就按什么价（更准确地说：央行出什么价购汇，汇率就是什么价）。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这里所谓“被动”，比照的是由财政驱动的货币超发。对政府而言，那的确是主动行为——财政有缺口，政府有意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平衡预算。现在从汇率形成机制派生出来的货币发行，则以被动为特征，因为究竟有多少外汇进入中国，究竟多少银行间市场的外汇被央行收购，着眼点不是政府本身的财政需要，也不受财政动力的驱使。
　　至于是不是“超发”，查查数据好了。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外汇储备比上年新增50亿美元，1999年新增97亿美元，2000年新增107亿美元；增加的幅度分别是3.6%、6.7%和7.0%。这样的绝对数和增长率，即使新增1美元外汇储备最后真的增加了40元人民币货币总供应，说“货币超发”也言过其实了。但是，以后几年的形势完全不同了：年度新增外汇储备的绝对量从465亿美元（2001）、742亿美元（2002）、1168亿美元（2003），直到2066亿美元（2004）；年增长率则分别跳到28%、34%、40%和51%。这样的形势真叫好得受不了，因为由此形成的人民币供应压力远高出经济增长的需要，不是“货币超发”，还能是什么？
　　再以后，中国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3000亿美元就不算新闻。直到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号称百年不遇，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遭受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减，还继续新增4500亿美元！幸亏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严格以美元为锚——如蒙代尔所建议的——来决定人民币的供应，而是辛苦异常地不断对冲超发货币形成的流动性，否则，由汇率形成机制被动超发的货币，还不是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不少朋友把人民币汇率机制看成“对外问题”。这是不对的。在汇率形成机制同时就是被动超发货币机制的条件下，我以为汇率首先是对内问题，涉及的是一部分中国人民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为什么这样说？让我试着阐释一下吧。
　　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要注意了：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问一个问题吧：这样的国民经济——且不论对外关系——究竟靠什么来平衡？
　　反正“买东西”是不行的，至少靠买国内商品不行。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是不是每样商品和服务都以同等的涨幅涨价？倒也不一定。因为还有所谓“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可能，就是有的商品涨价快、有的涨价慢。倘若巨量购买力无端端地集中到某项商品或某几项商品上，那“行情”可就来了。这些年我们看到的猪价、钢价、铁矿石价、房价、股价、古董价、普洱茶价、还有什么绿豆价等等轮番出状况，其实不单单是这些个别商品的供求出现缺口，而是被动超发货币引起了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表现。
　　“买外国商品”行不行？也不行。倒不是人民币不是硬通货，不能到国际市场上去购物。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商品有国际竞争力，硬通货是可以挣回来的。那数目惊人庞大、增长迅速的外汇储备，难道不正是中国绝不缺少国际购买力的明证？问题是，无数出口企业挣来的硬通货，结汇给了商业银行，后者又在外汇交易中心悉数卖给了央行。讲过的，今日中国不再实施强制结汇，企业有权留汇，也有权把挣来的外汇卖给别的企业或私人，商业银行也有权不向央行售汇，可以自留、自用外汇，或者售汇给自己的客户和存款户。如今中国外汇的涓涓细流，绝大部分流入央行的库房，惟一的原因是央行购汇的出价最高。讲到底，不是中国人对海外五花八门的商品服务刀枪不入、不动凡心，而是在现实的人民币汇率面前，与其持有外汇购海外之物，不如把外汇卖给央行换人民币更上算！
　　在以上的例证里，每年2000亿美元的货币购买力，买国内商品不得，购国际商品不值，剩下的出路究竟何在？读者想想吧，我们下周继续。

李旧苗

出口导向带给国内的麻烦



周其仁





    上周评论触及到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数目日益庞大的贸易顺差，给国内经济平衡带来的困难。流行之见，谈到贸易顺差，就只往“国际影响”那个方向想，甚至仅仅争论对美国经济平衡的影响。可是既然叫国际贸易，其中一国又是中国，那包含着巨大顺差的对外关系，怎么就对中国自己的国内经济没有影响呢？个人的观点，如此“见外不见内”的思维，是很多年人民币汇率与货币问题得不到妥当处理的认知基础。
    现象并不复杂：每年中国大量商品净出口，但是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这笔在国内市场没有商品与之对应的货币，数目少了无所谓，可是眼见越来越大，其影响就不能小视。统计上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1990年510亿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2.6%；1997年3550亿，占4.3%；2004年10223亿，占5.4%；2007年23381亿，占8.9%；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的出口，但这一年的净出口还有24135亿，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9%。
    “净出口”者，所有商品与服务的出口额减去全部商品与劳务进口额之差也。这里要问几个问题了：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在哪里生产的？答：在中国国内。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白白生产出来的吗？答：当然不是。谁在生产这部分净出口商品与劳务时挣得收入了？答：工人挣人工、老板挣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抽到税、银行收利息，也许还有其他的服务方挣费用。
    这就带出上周本专栏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创造了净出口商品与劳务而挣得的收入，对国内市场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讲过的，不是小数，而是每年以万亿为单位计算的大数。也讲过的，这部分货币收入对应的商品劳务悉数出口，是“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我们要不依不饶地问，这每年论万亿数的购买力，在市场上究竟可以买到什么？
    上周本专栏先排除了两点。第一，买不到国内商品与劳务。道理简单，因为这笔购买力对应的商品劳务已经全部出口了。这当然是从总量（宏观）来看的结果。微观上，出口企业挣得的收入，分不清究竟做的是净出口还是总出口，横竖发到手里的钱都有权购物，正如就是不做出口生意、靠内需挣得的收入，也有同等购物权一样。但是，当所有的购买力一起购物时——这又是从宏观看问题——那块绝对多出来的“纯购买力”，就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劳务。因此，当人们非要一起行使购物权时，过量货币追逐不够量的商品劳务的现象就可以被观察到，结果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通胀是也。
    第二，也买不到国外的商品劳务。阐释过的，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比较起来，进口关税与服务便利等等因素的影响，倒还在其次。
    剩下还有什么出路吗？那就增加储蓄吧。这也是近年中国的储蓄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原因。相关的解释五花八门，从中国人喜欢储蓄的文化特性到社保不足带来的强制性储蓄等等，不一而足，有机会以后再作探讨。这里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无论中国高储蓄的成因为何，增加储蓄并不能为中国日益增加的净出口带来的人民币购买力，找到市场平衡之路。
    这么说吧，除非大家把钱存到枕头或炕洞里，导致这部分货币彻底沉淀、退出流转，否则，储蓄越多，市场货币与商品劳务之间的不匹配就越严重。这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如果你我把钱存到银行，那银行是要把钱贷放出去才可以维持下去的。从银行再贷放出来的款子，还是要追逐商品？很明白，如果存入银行的款项本身就来自净出口创造的货币收入，那么它断然不会因为到银行转了一圈，就能够找到对应的商品与劳务。恰恰相反，随着存入-贷出次数的增加，更大量的货币被银行创造出来之时，就是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矛盾变得更为严重之际。
    统计数据称，2008年年底我国各项存款余额46.6万亿，各项贷款余额30.3万亿，分别比2004年增加了22.5万亿和12.5万亿。去年更不得了，仅第一季度新增的银行信贷就达4.5万亿。我看势头不对，为文质疑 （见：“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http:/zhouqiren. log.ohu.om/115197918.html）。有不同意见辩护说，中国信贷膨胀的来源不是增发钞票，而是储蓄，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对该论调不以为然，因为在顺差巨大的出口导向经济里，本来就有相当大一块储蓄，根本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经由银行贷放出来，陡然增加市场的物价压力。
    讲到底，净出口挣下的货币追不到商品，存到银行里贷放出来后更加追不到。这就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最后总归会“平衡”的吧？还以2007年为例——全年净出口2.3万亿、占国民生产总值约9%——如果放任价格不管，年度物价总水平上涨9%，过量货币追商品的游戏，是不是可以不平自息？
    有两点困难。其一是我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一文里提到的，过量货币流入经济时有粘性，可能一时集中于某个商品或某个市场。那样的话，某商品的价格上涨就可能远超过9%。其二，出口导向非一日之功，积存在经济体内的过量货币如笼中之虎，一旦放出来，其胃口可能不止增加9%。把这两点合并，加上人们的自保、投资与投机行为分不清楚，在预期紊乱之下“牛群”受惊吓后可能过度反应，局部的市场失衡可能冲天而起。
    物价伤民之际，人言滔滔。要政府无为而治，搞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学家可以建言，但听者藐藐。政府以看得见之手频频干预调控市场，由此而起。管来管去，政府部门很辛苦，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也许可以遏制货币追商品于一时，却不断按下葫芦浮起瓢，因为釜底之薪——出口导向经济创造出来的过量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记住了，货币从来不会死，它像泛滥的江河之水一样，永远寻找着新的出口。
    究竟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思来想去，逻辑上的出口惟有一处，这就是把经济体内原本不是商品的资源动员到市场上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靠新增的商品与劳务吸收过量的货币。这方面，中国经济有经验、有教训、有挑战，也有机会。下周再谈吧。

李旧苗

水多了加面


周其仁



    讨论货币问题始终要牢记一点，货币别无他用，只能用来购买商品与服务。虽然有报道说，美国什么地方的心理实验证明，人们在点钞票时会感到格外的开心，应该是真的吧。不过我以为货币本身并不是开心的直接原因。人们不过是基于经验，预期钞票总能买到享受，正是数钱的时候联想到了享受，欢愉之情才油然而生的。
    上期我们谈到，出口导向加上汇率机制方面的问题，导致国内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情况发生。也提到，那不是一笔小数目，2007-2008年之间由此净剩在国内的货币购买力每年在2.3-2.4万亿人民币之间，占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7%-9%。这个数量呈加速累积之势：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净出口的总量略微超过10万亿人民币，其中7.4万亿是2005年以后创造的。这就是说，现在每年净出口的商品劳务，相当于2005年前25年中国净出口的总量。这带来的可不是小沈阳式的幽默——商品出国去了，巨额货币购买力却留在了国内，买什么好啊？
    一般之见，由财政压力驱动的“主动超发货币”带来的通胀，痼疾难医，因为那是大权在握的政府有意为之，谁也没办法的。但是中国这些年的经验却说明，即使在法律上制止了主动超发票子，“被动超发”甚至可以造成更为严重的市场压力。难道不是吗？2005年以来累积起来的总量7.5万亿人民币的净出口，要多大魄力的“主动”才可能造得出来啊！
    经济逻辑是不管主动超发还是被动超发的。横竖货币购买力一旦形成，持币人就有权购物。你我以及天下所有持币人，本来就无从分清手中的哪一块人民币是来自“净出口”。就算可以分得清，也不能总是禁止持币人花钱的权利吧？昔日那位罗马皇帝的创见——当他的儿子反对他征厕所税时，他应答“货币没有臭味”——至今还纠缠着我们。是的，累积净剩下的天量货币，一旦要一起“行权”，市场大厦将倾的危险，不是说着玩的。
    似乎是一道智力题：给定以上约束，要避免严重的通胀，或避免某些市场、某些商品（叫消费品、投资品还是资产，悉听尊便）的价格冲天而起，还有别的出路吗？中国的经验说，有的。这出路不是别的，就是将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拉到市场里来，任由人们买来买去，由资源转化而成的商品就需要货币来流通了。
    我上世纪80年代到云南、广西等地调查，有一个现象到处可见——公路修到哪里，砍树就砍到哪里。原来“要想富、先修路”，其中也包括修通了路才容易把乱砍乱伐的木头拉到市场上去卖钱这层意思。我自己下乡时也是砍过树的，深知砍树致富可不等于“劳动”致富。不信打量一下砍树劳动的战利品吧：一棵轰然倒地的大树，在阳光雨水里生长了十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它在市场上卖得的大价钱，只有很小一部分与砍伐劳动的辛苦有关。当年可卖300元的树木，砍伐的人工费不过3元而已。就是把工具折旧、运输等七七八八的花费都算上，砍树的“剩余价值”还是很可观的了。
    买家当然管不到生产者的成本。他们的着眼点只在两处：一是所买之物可带来的享受（使用价值），二是要放弃多大的其他享受才能获得此项享受（花费）。买家的行为逻辑是，以较少的花费争取尽可能多的享受。因为很多买家互相竞争，大家被迫提高出价，直到在边际上他们的出价等于心目中“物有所值”的那个点位为止。买家以出价影响生产者，后者权衡的是自己的生产成本与买家意愿出价水平之间的差额。对生产者而言，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的售价是上选。问题是生产者之间也面临竞争，于是大家被迫降低向顾客索要之价，直到在边际上价格等于成本。
    这样来看，“砍树致富”一定发生在以下区间：市场对木头商品的出价，远高于砍伐树木的成本。修路在这里助了一臂之力，因为运输代价太高，势必抵消砍树劳动能挣到的额外好处。在这个交易区间里，砍树所以致富，无非是砍伐者把大自然造物主的“成本”，顺利地转化成自己的收入。
    举一反三。砍树可致富，挖矿也可致富，种粮、种菜、种果，养猪、养牛、养鱼皆可致富。推而广之，举凡在市场条件下能够把“自然生产率”变成生产者收入的一切行当，均可致富。这解释了经济增长的路线，差不多在工业革命之前先有农业革命或矿业革命，也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先从农业改革开始。“初级产品”的高附加价值率，率先吸引进入、激发竞争。问题是，初级产品的需求一旦满足，造物主的恩赐就转为消费者剩余，投资人和生产者就转到工业和其他方面去打主意了。
    回到本文的话题。树木在山上生长无需货币，砍下来的如果自给自用，也不需要货币。但是，把砍下来的木头运到市场上去卖，就与货币结下不解之缘。倘若每年砍伐的商品树木构成一个流量，源源不断地砍了卖、卖了砍，那就需要一个增加的货币量为之提供流通的服务。这是说，自然之物一旦被需求吸到市场上，货币数量就要增加了。这提示我们，货币的平衡之道可能是双向的：或者根除主动、被动超发票子的体制毛病，或者用本文标题所说的办法——水多了加面——把原本没有支付货币成本的自然资源送到市场上来“消费”货币。多少年来，“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代表的就是后一条路线。
    再翻开国民经济统计表，200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5.9万亿人民币，其中净出口的商品和劳务2.3万亿。讲过了，这笔净出口的商品劳务出国了，但工人、老板、政府和各类服务商在生产过程中挣到手的货币却留在了国内。如果不喜欢普遍的通胀，也不喜欢如此巨量的货币冲击某个商品或资产的市场，要怎样处理才对？砍它市值2.3万亿的木头吧——砍伐的人工另算，砍下的木头不准净出口，这超额供给的货币缺口应该就可以平了。
    当然是夸张的答案。意在揭示国际收支的巨额出超，可以对国内市场的平衡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事实上，当超量货币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独木难支天下，光靠砍树是挡不住的。我的观察，这些年市价波动出大状况的商品，诸如前几年的生猪、这两年的房地产和人工，还有最近的蔬菜、绿豆等等，多少都类似木头——造物主赋予它们很高的价值、需求上有空间、过去又从未趟入市场之河。这绝不是偶然的。
    下周我们讨论，货币攻击大敌当前，这些包含较多自然资源成分的商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吃”掉那过量的货币，成为平抑物价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