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水金：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

李旧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承国民党统治后期恶性通货膨胀之余波，以及解放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开支浩大，收入甚少，国家财政收支失衡，赤字庞大，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以之弥补，通货膨胀状况依然十分严重，涨风不断，物价剧烈波动，投机活动猖獗，给战后经济重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党和人民政府果断采取措施，通过经济手段、行政干预，双管齐下，标本兼治，至1950年3月基本制止了自抗日战争以来连续13年通货膨胀的局面，物价进入基本稳定阶段。之后又经历了朝鲜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对我实行经济封锁等考验，到1952年底，全国物价已由基本稳定进入全面稳定。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是一个奇迹，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是新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三大战役”。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问题，目前尚无人进行专题研究，但这段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资料，除了1958年出版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外，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联合汇编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商业卷和工业卷。此外还有《陈云文选》及大量的文件汇编、报纸报道、社论等等，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素材。本文在大量研读档案资料及主持财经工作当事人的各类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爬梳，尽可能勾勒出建国初期通货膨胀的全景图，并进行一定的分析，以期能对当局有效抑制CPI节节攀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建国初期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剧烈波动
    (一)建国初期四次物价涨风
    建国初期物价波动最剧烈的是1949年—1950年3月，先后发生了四次大的物价涨风。
    1、第一次涨风。1949年华北发生严重的春旱，春粮短收，4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平津等地。在4、5两月，上述地区物价普遍上涨50％左右。政府通过抛售物资、取缔投机、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很快阻止了涨风的继续蔓延。
    2、第二次涨风。这次物价风潮发生在上海解放后不久。首先由银元投机开始，继而向粮食、棉纱等主要商品进袭，带动上海物价直线上升。从1949年5月17日到6月9日的13天中，总指数上涨2．7倍以上，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米上涨2．24倍，纱上涨1．49倍。②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几被黄金、银元所排挤。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首先采取大量抛售银元的办法，平抑银价。6月5日，政府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售银元10万枚，但如同泥牛入海，银元价格继续上涨。6月10日，政府坚决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了一批投机分子，分别予以惩处，给投机势力予以沉重打击。同时公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和私相买卖，或以金银、外币计价。人民银行开始挂牌收兑金银外币。翌日，上海银元的价格从2000元人民币猛地跌至1200元，米价也随之下跌10％。6月14日起，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存款。上述措施，基本上取缔了金银投机活动，人民币通货地位得以在上海市场初步确立，整个物价也获得了短时期的稳定。继上海市打击银元投机活动后，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效仿。武汉逮捕银元投机分子200多人，并查封了2家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7家地下钱庄及扰乱金融市场的街头兑换店。各大城市的这一打击行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史称“银元风潮”或“银元之战”。
    但上海物价仅仅稳定了2周，便再起波澜。从6月23日—7月21日近1个月内，纱价由32．5万元上涨至61．5万元，上涨89％；粮食上涨更猛，从6月23日至7月16日，米价由每石11700元涨至59000元，上涨404％。整个物价上涨幅度均很大，7月物价指数上升204．61，比6月份涨104．6，各种主要商品7月平均价格比6月上升50—200％以上。③平津物价也急速抬升，物价风潮如野火般骤然蔓延到全国。
    针对这一涨风，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管理市场物价的新措施，如制定各种交易规则、对几种主要商品禁业场外交易、统一交易时间、规定现款当日交割、禁止栈单买卖、禁止兼做业外生意、实行议价等，以限制私商的投机活动。同时加紧调集物资，国营贸易单位加大抛售力度，大米抛售量逐步增加，由占市场成交总量的5％上升至55％以上，价格均低于市价，并对工人和机关团体实行物资配售。在这些措施下，7月下旬的物价涨势趋于缓和。
    3、第三次涨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物价涨势最猛，波及范围最广，局面最紧张，延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全国性物价涨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从10月15日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首先是进口工业原料如五金、化工等价格节节上升，接着纱布、粮食价格大幅度跳升，推动整个物价猛涨，每天上涨10％到30％，人民币币值狂跌。以7月物价为基础，到12月10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4大城市的物价平均上涨3．2倍，11月24日达到物价波动的最高点，为7月底的3．7倍。④
    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战斗在反通货膨胀第一线的陈云注意到，上海投机者主要囤积纱布，华北投机势力集中冲击粮食。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他首先集中精力应对北方粮价稳定问题，从11月15日起每日由东北运粮1000—1200万斤入关，供应京津地区。同时逮捕和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这些手段震慑了投机者，安定了民心。
    从京津腾出手来之后，陈云开始全力抑制上海的物价涨势。起初由上海国营贸易单位在市场大量抛售物资。从10月10日至11月10日的一个月中，抛售的棉纱共2万件，棉布共30万匹，加上粮食、食糖等物资，全月收回的通货达300余亿元。大米的抛售量更大，11月7日一天，抛售911万斤，相当于平时市场成交量的10倍以上。但这样多的物资抛售仍无法遏制物价继续上升，如11月16日，国营公司虽以每石75，000元至80，000元的平价，抛售大米750万斤，而私营米店零售价，每石仍高达14—16万元。⑤其二是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由于这次涨风是全国性的，仅上海一地行动已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全国统一部署。中央及时在全国各大城市调集了主要物资，于11月25日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为了给投机商人以适当教训，中央特别指示：第一，在当前抢购风盛时“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第二，“等到收缩银根与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乘机买进。”⑥除了大量调运、抛售物资外，还配合税收、信贷等多种手段，使投机资本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中财委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且须照发工人工资；加紧征税，不得迟交。同时，全国各地严加取缔地下钱庄，截断投机分子的资金来源。
    11月25日全国统一抛售行动开始，起初投机商仍然大量扒进，甚至不惜举债买货，但从当天起物价不仅稳定，而且稳中有降，大大出乎投机商的意外。在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投机商们再也坚持不住了，只能纷纷贱价求售，物价由此下跌达30—40％。这时，持续了50天的物价涨风，在中央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下，终于获得全面制止。这就是著名的“米棉之战”。
    经过多次涨风，1949年全年物价升幅很大，石家庄、张家口、北京、郑州、济南、天津、太原、汉口、南昌、青岛、南京、杭州、上海13个城市批发物价的综合指数统计，计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上升达73．84倍。最高如石家庄，上涨达85．4倍，较低的如郑州也上升65．83倍。天津以3月为基期，到年底物价上升了35．18倍。⑦
    4、第四次涨风。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分子利用上海市场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电厂遭到严重破坏，工厂停工，春节前消费品供应趋紧等，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又一次物价风波，带动全国物价上涨。全国15个大中城市25种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9年12月为100，到1950年1月升至126．6，2月升为203．3，到3月则上涨为226．3。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和粮食全国大调运，迅速稳定了物价，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物价涨风。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这时除西藏外，中国内地已全部解放，军事费用这项最大、最难以控制的财政负担得到极大缓解，工农业生产也迅速恢复。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了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在财经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财经部门整理收支，缩小赤字，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这就为物价走向全面稳定奠定了基础。13年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局面，由此被根本扭转，这一次物价涨风，成为十余年来中国物价持续波动的尾声。
    (二)物价由基本稳定进入全面稳定
    1950年3月至1952年12月，中国物价基本结束了抗日战争以来物价长期波动的局面，为经济的恢复发展及人民生活安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1951年前，物价水平仍处于缓步上升之中，及至1952年物价才逐步趋向下降，进入全面稳定阶段。
    第四次物价涨风被抑制，特别是中央统一财经及紧缩通货的措施贯彻执行后，社会上投机囤积的商品大批出笼，竞相脱货求现，市场缺乏买主，商品成交量日益萎缩，物价立即由停止上涨转为全面下降，3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仅涨6．9％，4月下降16．6％，5月继续下降3．4％。中小城市的物价较上海下降更大，一度形成销地价低于产地价、售价低于成本、市价低于牌价、零售价低于批发价等物价倒挂现象。货币流通速度随之减慢，根据上海私营行庄票据交换的次数计算，过去每月流通30—45次，3月减至15次，4月更减至不足4次。⑤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意味着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这是通货膨胀将得到根本治理的前兆。
    十多年来所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人们“非但停止了预购行为，并且发生了延迟购买趋向”，⑨由重物轻币逐渐变为重币轻物，突出表现在银行存款余额显著增加，从4月1日至15日半个月，工商业存款增加了20％以上。与此同时人民银行的折实储蓄单位，户数减少了27％，折实单位份数减少了36％，而同期人民币存储户数增加了28％，存款金额增加了29％，并出现有人存6个月以上的长期存款，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久未有过的现象。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对新中国巩固前期平抑物价成果，彻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朝鲜战争爆发及10月25日我国派出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部分进口工业原料来源困难，价格大幅上涨。如烧碱上涨81．8％，黑铁坯上涨112．6％，安尼林纳上涨166．7％。如以11月平均价格和10月比较，上涨更大，二硝基上涨172．6％，烧碱上涨923％，橡胶上涨105．6％。11月工业器材类指数，比6月涨87．1％，总指数亦涨31．8％。8—11月总指数月上涨率平均在5％左右。随着工业原料品价格的上升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其他物价也开始不稳，11月连续发生白煤、漂白粉、玻璃等商品抢购风潮，价格被哄抬至1倍以上。⑩纱布供应亦极度紧张。已进入基本稳定的物价局面，几乎有引起新的全面波动的危险。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汇率、贸易管制，大力开展对苏联、捷克、波兰和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扩大国家对工农业产品的收购数量，进一步提高国营贸易控制国内主要商品物资力量；冻结资金、加强现金管理；取缔投机，打击囤积居奇等。由于上述各种措施及时、正确、有力，保证了物价总趋势的稳定。12月批发物价指数，开始转为下降1．3％，粮食、纱布、杂项等主要商品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工业器材类上升趋势也有所缓和，部分进口物资价格出现下降。
    1950年物价走势，以3月最高，6月最低，全年物价较上年12月仅涨77．4％，物价已由1949年剧烈波动转向基本稳定。1951年物价总的趋势也基本稳定，但仍有局部上涨、和缓上涨。当时除了进口物资比较紧张、价格上涨较快外，左右市场物价的商品，仍然是粮食和纱布。粮食由于1950、1951年连获丰收，国内交通运输陆续恢复，各地物资调运交流更为畅通，以及国家加紧公粮征收和收购，国营公司存粮充足，足以保证市场供应，因此粮价稳定。粮价稳，人心定，这是物价基本稳定的保证。但棉纱生产大部分仍控制在私营企业手里，加上农业丰收、农村土地改革取得成效、农村购买力提高，市场棉纱不足的情况因此显得非常突出，价格趋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棉纱的黑市价格超过牌价20％左右，青岛、济南等地甚至超过牌价达50％以上。为了巩固市场物价稳定，中央财经委员会于1951年1月4日公布了“统购棉纱的决定”，规定：公、私营纱厂自纺自织棉纱及自织棉布，均须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对棉纱商、棉布厂、印染厂及针织复制等业用纱，按合理手续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一分配供应。国营公司根据照顾自纺自织、代纺代织的原则，制订了统购价格，同时对棉纺工缴，适当予以提高。棉纱统购决定执行后，棉纱价格基本上摆脱了自由市场的支配，棉布价格亦得到了控制。
    1951年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各地基本建设逐步展开，建筑材料、五金器材等需求旺盛。抗美援朝开始后，军事订货、后勤临时采购数量增大。军需民用竞购物资，引起工业品价格发生新的波动。五金、建材及日用百货出现普遍上涨，1951年建筑材料上涨率达82．9％，个别工业器材甚至被抬价至10倍。⑾为此，中央贸易部及时发出了《坚决稳定物价》的指示，反对惜售思想，大力出售各种商品，对市场暂时供不应求的商品，加强产销的计划性，进行调剂与分配；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有计划地调整物价；不断扩大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贸易往来；开展“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战争也不断取得胜利，1952年中国物价在上半年出现全面降低，下半年进入全面稳定。1952年12月上海、天津、沈阳、汉口、重庆、西安、广州七大城市52种主要商品的批发价格指数比1951年12月下降6．4％。其中，食品类价格除了谷类之外下降l5％，燃料、工业装备和原材料下降13％，棉纱和棉布下降1％，建筑材料下降9％。上海批发物价指数1952年较上年下降6．6％，全年逐月平均波幅为-0．6％，⑿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所没有的现象，标志着中国物价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走上了全面稳定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反通货膨胀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言以蔽之，建国初期通货膨胀是十分严重的。因通货膨胀，物价持续大幅度上涨，人民币币值狂贬，购买力急剧下降。对此，陈云曾仔细计算过，他说：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1950年初，共发4万1千亿元。依当时的物价计算，相当于214亿斤小米。但因为贬值，1年后只值49亿斤小米，换言之，在“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8亿2千5百万银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⒀可见，1949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速率是十分晾人的。
    兹以上海物价为例，与战前作一比较，见表1。
    由表1可知，撇开1948年8月—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及最后走向崩溃这一阶段，物价上涨5,072．000倍外，上海解放后物价指数的整体涨幅并不低，高于抗日战争时期各阶段，仅次于解放战争时期上涨倍数最大的1945年，较1946、1947年都大。这既有国民党统治后期恶性通货膨胀惯性之延续，也有新生的共和国军事、经济因素引发财政艰窘所致，是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由无序走向有序过渡时期所必须付出的某种代价。问题的关键不是应不应该出现通货膨胀，而是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效治理通货膨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民心，巩固政权的重要保证。
    二、建国初期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巨大，纸币发行过量
    建国初期物价连续上涨且涨幅惊人，虽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庞大，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以资弥补。
    1948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迅速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1949年，仅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就高达财政总支出的60％。⒁党和人民政府对一切不愿抵抗的旧军队和旧政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得军政人员数量剧增，加上解放区已有的军政公教人员约计9013余万人，全部由国家供养，财政包袱沉重。随着解放地区的日益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日益增加。连年战争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战争的创伤亟待医治，交通运输亟需恢复，工矿生产亟需重建，众多失业人口亟待救济，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财政支出猛增，而财政收入却所增有限。老解放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解放初期“还在以很大数量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支援前线和新解放城市”，⒂负担过重，已难以复加；新解放区正常的税收工作还来不及建立和开展，国营企业受到严重破坏，正待恢复，所交利税甚少。加上因历史原因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分散管理，收入大部分由地方掌握、分配。由此造成国家财政收支严重脱节，开支大大超过收入。1949年，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303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567亿斤，赤字264亿斤，赤字占总支出的46．56％。关内财政赤字更高达占全部支出的65．97％，换言之，一半以上中央财政支出只能通过发行货币解决。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开始发行到1949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270倍。
    表2显示，东北因战争结束，财政赤字很小。关内各区，由于战争规模浩大，财政赤字均在60％以上。剔除东北，其他各区全部收入为131亿斤，支出为385亿斤，赤字254亿斤，占总支出的65．97％。⒃
    为了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适当增加一部分人民币的财政发行；为了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也需要发行人民币为生产建设融资。人民币的财政性和生产性双重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
    国家采取增发钞票以应付各种开支，弥补财政赤字，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曾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广(巨)大的财政赤字。”⒄陈云分析道：通货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以及筹措工业投资和农产品收购费用。经过反复利弊权衡后，他认为，这些开支不能少，因为“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农工业生产都会有困难。”⒅
    对于货币过量发行引发物价跳升，中央高层领导洞如明烛，宋劭文很坚定地说：“物价上涨问题，基本上是由于票子发得多。”⒆陈云也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⒇在分析1949年10月发生的全国最大的一次涨风时他认为：此次币跌物涨，除部分地区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纱销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贵等外，“根本原因则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7月底发行量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到11月12日增至16000亿元，“发行增加近5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21]
    (二)物资严重匮乏，社会有效供给不足
    10余年战争蹂躏使国民经济惨遭破坏，国民党离开大陆时劫逃了大量物资，更加重了物资匮乏程度。
    据统计，战争中工业破坏的程度，电力工业为50％，钢铁工业达90％。[22]农业大幅度减产，1931—193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平均年产2844．6亿斤，抗日战争时期降为2390亿斤，减少15％，1949年再降为2254．8亿斤，较抗战前减少约21％。[23]全国所有的铁路、公路在解放时几乎无一线一段能通车。由于战争使各地处于分割状态，大大影响了全国物资间的有效调运和流通。至于解放前夕国民党劫逃物资，仅上海估计约值6亿美元。此外，工商企业资金和物资亦有大量南逃。解放初期，上海接管的米只够全市半个月的消费，煤只够1周的消费，私营纱厂的存棉264．000担，只够维持1个月生产。其他各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存底均很枯薄。上海工商业已整个陷入瘫痪状态，工业生产已大部停顿。全市各电力公司的发电量，已从20万千瓦左右减至7万千瓦左右，多数工厂停工减产，解放初期工业生产开工率仅为正常时期的20％左右。1949年7月下旬，据原上海市工业协会对86个行业的调查，13824家厂中，开工者4457家厂，占32．24％，停工者9367家，占67．76％，开工者中开工率高的不过40—50％，低的仅20—30％。[24]总之国民党留给人民政府的是一个烂摊子。在烂摊子上重建，需假以时日。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前，因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物价上涨在所难免。
    (三)帝国主义封锁、轰炸及农业歉收，使新生的共和国经济雪上加霜
    解放后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还多次对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经济中心上海进行轰炸，电力设施、工厂设备遭到损坏，进口设备、原材料来源发生困难，影响企业顺利恢复生产，增加了物资供应不足的程度。1949年灾害频仍，春天北方发生严重旱灾，夏秋各地又发生程度不同的冰雹、水灾和淮河决堤。全国共有12000万亩耕地、4000万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影响。天灾加上长年兵匪骚扰，灾区普遍缺粮、缺种、缺牛，无法恢复生产，导致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25]粮价因此数度激升，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如10、11月的物价涨风，便发轫于华北缺粮地区，继而波及全国物价。
    (四)人民币尚不能完全占领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
    解放初期，在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老百姓仍习惯于银元或物物交换，因此人民币流通范围并没有随解放区的扩大而同比例地扩大。面向内地及农村发行的人民币，很快回流城市，汇成游资，冲击物价，人民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成倍增大，也助长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程度。
    (五)投机操纵，加剧了物价波动
    12年通货膨胀所养成的重物轻币心理和投机风气，短时间内还难以改变，一旦市场稍有风吹草动，投机者便兴风作浪，加剧了物价波动程度。建国初期，由于国营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尚未能完全掌握，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家财政收支很难平衡，各种物资严重短缺，投机者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工业原料、纱布、粮食等主要商品抢购套购，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如在1949年10月涨风中，上海市工商局查出一家投机纱号，仅10月10日一天，就非法拆款囤购棉纱达89件，以高抛低吸手段，短期内赚取暴利近棉纱80件；在11月涨风中，米商以每石6—7万元的价格从国营粮食公司买进粮食，又以每石15万元的价格零售给市民，抬价1倍以上。11月7日国营粮食公司在市场上抛售大米高达58795石，为平时交易量的10倍，根本不是实销，完全是投机者套购所为；又如在第三次涨风中，某些进口原料，上涨3—4倍甚至近10倍，和工业品价格倒挂，显系投机哄抬所致。投机囤积风炽，人为制造了很多虚假的购买力和社会需求，往往大于实际消费的数倍，使本已匮乏的物资更加短缺。因投机操纵，哄抬价格，进一步助长了物价上扬。
    三、建国初期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举措及成效评析
    针对建国初期通货急剧膨胀，物价大幅度波动，政府采取了临时应急与长效治理相结合，经济手段、行政干预双管齐下，金融、财政政策同时跟进，标本兼治的策略与措施，全力平抑物价，治理通货膨胀顽症，为人民生活安定和国民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平抑短期物价涨风的主要举措
    1．点、面结合，抛售物资
    如前所述，建国初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物资严重匮乏，纸币发行过量，“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加上投机资本推波助澜，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物价风潮。急症需用急药治，主要和常规手段是抛售物资。在1949—1952年4次涨风中，都运用了这一手段，抛售的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紧缺物资“两白一黑”，即粮食、棉纱和煤炭。个别时候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领涨商品，也有抛售银元、五金器材等。这是点面结合的第一个层面。
    点面结合的第二个层面是以上海为主，兼顾天津、武汉、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与上海遥相呼应，收指臂之效；特殊时期又实行上海集中抛售与全国统一行动相结合。中央反通货膨胀政策实行重点突破的策略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刚刚解放，战争还在局部地区继续，生产尚未恢复，政府所掌握的物资有限，与投机势力斗法，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因此上海解放后，政府控制物价的主战场转移到上海。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中国经济呈非均衡性发展，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基地，上海的物价对全国居于领导地位，各地唯上海马首是瞻，通常上海物价一涨，全国物价跟着上跳。据此，中央将平抑物价的重点放在上海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通过控制上海的物价来影响、带动全国物价走稳。上海解放后，政府从各地调运了大量物资，通过大规模集中抛售，使剧烈波动的上海金融物价得以暂时稳定，但上海也由此一度成为全国物价的洼地，如纱布价格，杭州、济南、汉口等地均大大高于上海；米价，甚至周边产区无锡、松江、嘉兴等地也高于上海10—30％。[26]于是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商品，导致1949年10月后上海物价出现猛烈上涨。上海物价一动，又刺激各地物价继续上涨，上海物价和各地物价，形成相互刺激上涨的局面，最后演变为波及全国的最大一次涨风。中央通过调集物资，全国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及金融、财税政策紧密配合，才平抑了这次涨风。
    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政府逐渐积累了经验，根据所掌握的物资丰歉程度，进行区别对待，灵活运用。“手中实物充足力量雄厚的商品”，粮、布、煤、盐、糖等，市场价格一有波动，“采取坚定不移的稳定方针……即坚决大量出售以资平抑达到稳定”。对新粮登市，如市价低于牌价，则坚决大量收购；如市价稍高于牌价，则适当吞吐，保持市价与牌价的平衡；如市价超过牌价5％以上，即坚决大量出售平抑。在局部地区，政府“掌握力量很不充足的个别商品”，如棉纱、煤油、工业器材及其他进口物资，则“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地上提价格，以避免后力不继，造成物价波动”，特别是棉纱，在出售时，“采取集中使用力量，稳定主要市场的办法，将力量摆在主要市场上出售；对中小市场，暂时停止在市场供纱。”[27]
    2．取缔投机，紧缩银根
    在掌握时机抛售物资的同时，政府同时出台各种加强金融管理与市场管理的措施，以增强政策执行的力度和实施的效果。如规定在有纱布、棉花、粮食等交易所的地方，必须集中成交，场外交易为违法。严格禁止非纱布厂商经营纱布，违者实行重罚。严格取缔投机、囤积居奇及哄抬物价，对严重非法投机的行庄和工商企业，进行惩处。责成银行，严格执行紧缩银根的政策，并要求贸易、财政、税收等部门予以密切配合，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物价方针等等。如在1949年11月25日开始全国统一行动，集中抛售物资过程中，中财委同时出台了紧缩银根、催交税收等措施，使投机资本无回旋余地，不得不竞相贬价求售，亏损累累，受到沉重打击。严格取缔囤积居奇，打击投机势力，旨在将社会中虚假需求泡沫尽量挤压，以缩小供需缺口。
    3．短期通货紧缩的利斧：冻结存款
    这是一项紧急措施，一经使用，立竿见影。陈云提出如果金融物价风潮来势猛烈，“我们最后一着，就是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同时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把大部存款作短期冻结。这是一种力量最大的短期通货紧缩的方法。”[28]这一政策工具曾在1949年10、11月全国最大物价涨风发生时使用过。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金融出现波动，1950年11月4日晚，中财委发布《关于冻结现金和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指出：解决当前困难，“放在面前的办法，只有两个：其一，大、小公家在银行的存款暂时定期地冻结，贸易公司暂时缓收、少收农、土产。其二，发行六万亿至七万亿元新钞(即增加发行一倍)，但当此人心浮动时，物价金融必乱一倍有余，于政治、经济的影响都极坏。两害相权，我们决采第一项办法，即冻结存款，缓购农产。”[29]但冻结存款这种急剧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手段威力巨大，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因此陈云对冻结存款的措施十分审慎，“非到危机时决不轻用”。[30]
    4．特殊情况，特殊措施：部分紧缺物资采取统购统销及配售禁卖办法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全国物价再次出现不稳定的状况。中财委及时下达了《关于防止物价波动问题的指示》，“如遇有特殊情况到来时”，将启动特殊措施，对物资缺乏又与人民生活有重大关系的商品，采取统购统销及配售禁卖办法，以避免物价大波动，并增加财政收入，帮助平衡财政预算。主要准备实行：纱布统购及配售；工业器材配售；将部分内销及进出口战略物资与紧缺商品，如煤油、汽油、羊毛、油脂、糖等纳入统销范围。[31]
    政府采用上述治标之策，对抑制局部地区局部时段物价上涨作用显著，但正如陈云所言：“那种稳定是暂时的”，“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32]因为军政费用仍在逐月增加，财政赤字仍在逐月增长，纸币仍在继续发行。所以要想使物价真正稳定，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还有待于治本之策的推出与实施。
    (二)战胜通货膨胀的治本之策：平衡财政收支，减少货币发行
    通货膨胀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巨大，主要靠发行人民币以之弥补。因此从本源着手，唯有努力平衡财政收支，减少赤字发行，才能彻底治理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有三种途径：发行货币，增加税收和募集公债。既然决定尽量少发或不发货币，只能取后面二途。
    1．增加税收
    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加税收就能减小财政赤字，降低因赤字带来的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物价。在国家财政困难时期，增税与发行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陈云坚决主张：“在多收税少发钞票和少收税多发钞票二者之间，必须选择多收税少发钞票的办法。”他分析说：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的危害要小。虽然会增加工商业负担，但物价平稳，对正常的工商业经营有好处。反之，如果物价波动很大，就不会有人投资经营工业，资金或囤积物资，或闲置家中，很多人会因此失业，“这势必造成资金和劳动力的浪费，使得社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33]
    当时的税收主要有农业税、关税、盐税、工商税等。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农民的税负过高。为了增加税收，政府通过平衡农村税收和城市税收，提高工商税比率，减轻农民负担；厘定和统一税制、税率，健全税收制度；简化征收手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偷税漏税；加强税收机关工作，提高税务人员的质量，抓紧催收等着力整顿税收，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1950年后税收有了显著增加，并逐年递增。1950年公粮收入占总收入25．71％，各项税收占30．3％，[34]两项合计达56．01％。1951年税收总额713．596亿元旧人民币，占总收入的49．45％；1952年各项税收总额升至930，468亿元旧人民币，[35]较上年增加30．4％。1951年后由于国营企业收入等大幅度上升，税收在总收入中的比率有所下降，但稳定在国家财政总收入的约50％左右，而绝对税额更是大幅攀升。税收约占总收入一半，这就为财政赤字缩小以及实现全面平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募集公债
    发行公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又一重要途径，可以起到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等作用。它是治理通货膨胀十分有效的手段。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规定第1期发行1亿分，每分含实物为大米3公斤，面粉0．75公斤，白细布1．33米，煤炭8公斤。年息5厘，分5年偿还，公债的发行和偿还都以实物为计算标准。1949年12月3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发行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指出发行公债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赤字，减少现钞发行，有计划地回笼货币，使物价逐渐稳定，以保证各阶层人民安定生活工商业正常发展。”原定于1950年发行2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分二期发行，第一期发行1亿分，第二期因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停止发行。1950年发行公债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2．93％。[36]虽然胜利公债提供的政府收益有限，但正如方显廷所评价的，其“阻挡通货膨胀的效用则是颇为巨大的”，公债发行的初始效应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心理，从而导致物价的稳定。[37]
    3．统一国家财经管理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平衡国家财政收支、抑止物价波动、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一项关键性举措就是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管理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完全分散管理，各自发行货币，各自管理财政收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各地财经工作依然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但国家财政主要支出如军事费用、经济建设投资、救济费用等完全由中央负担，而主要收入公粮、税收等却仍留在省、市、县政府手中。中央财政没有稳定可靠的来源，入不敷出，只能依赖发行货币应对各类开支，由此导致通货膨胀，物价剧烈波动。而全社会物资严重不足，只有集中使用，统一调度，统一投放，才能打击投机，平抑物价。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初，除西藏外，全国大部分地方已解放，大规模军事行动也已停止，这就为实现财经统一，争取财政收支平衡提供了可能。鉴此，由陈云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经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于1950年3月3日颁布实行，基本精神是：“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缩小赤字、统一管理，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内容包括：(一)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编制并予以核实，消灭虚报数字。制止各机关不经批准自行添招人员，各部门各企业如需增添人员，经批准后，必先向全国编制委员会请求调配。(二)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在本年六月底前查明所有仓库存货，无隐瞒地逐级转报，不得打埋伏，不得擅自转移。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三)厉行节约。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四)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五)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六)统一全国贸易。各地国营贸易机构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地方不得干预。一切部队、机关不得自行经商。(七)一切公营企业(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均须按时纳税，均须将折旧金和利润的一部分，按期解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八)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处罚。(九)对军队及地方经费的现金支付，应按照编制的确有人数，按月按季地批准各部队各部门的预算，按期支付现金。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38]这一决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由分散管理进入基本上统一管理时期。
    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第一，在编制上消灭了“空额”，缩减了大批人员。仅西南地区，部队消灭空额10多万人，地方上消灭空额也在2万以上。由此大大减少了无谓的浪费，紧缩了财政开支。[39]第二，清出了大批物资，对克服财经困难起了一定作用。1950年清理仓库收入占财政总收入1．05％。[40]第三，物价和金融出现稳定新局面。第四，财政收支由接近平衡变为完全平衡。1950年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实施后，国家财力、税收、金融资源等集中度得到提高，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逐季缩小，第一季度赤字为43％，第二季度为40％(包括使用公债款在内)，第三季度降为9．8％，第四季度降为6．4％。全年赤字仅6．79％。1951年因抗美援朝，赤字微升至7．19％，国家发行10万亿元旧人民币，弥补赤字。[41]因国家财政收支开始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而市场物价逐步达到了平稳。至1952年完全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物价因而出现了持续全面稳定的局面。
    (三)努力恢复生产，增加社会有效供给
    建国初期发生通货膨胀还由于社会物资匮乏，供需出现严重缺口。因此除了增加税收，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减少货币发行外，还必须尽快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扩大社会有效供给，这是物价全面稳定的物质基础。
    1、加快交通设施修复和建设，保证货畅其流
    国家对恢复交通运输工作高度重视，截止到1952年10月1日，在3年时间内，修复铁路线超过1万公里，新建铁路1255公里，两项合计有23785公里的铁路线已投入运营。公路被修复32438公里，新建11000公里。[42]大量公路、铁路的被修复和新建，极大地改善了运输条件，加上全国解放，和平环境的缔造，各地货物运输更为便捷，有助于加快物资流动，促进城乡交流，调剂各地盈缺。货畅其流，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增加市场物资供应量。
    2、兴修水利，为农业丰收、增产创造条件
    粮食供应充裕是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安定的前提。水利建设是农业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必要保障。陈云说：“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我们在水利方面花了很多钱，这是应该的，因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使荒年比过去减少。修整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个问题。”[43]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包括：(1)对经常发生水灾的主要河流进行治理，修筑堤坝，如1950年启动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后将造福27万平方公里土地、近6000万人民；(2)开挖水渠，修复、改进排灌系统，到1953年9月，灌溉区域已扩充了约4600万亩；(3)疏浚河流，建立多座为农业服务的水力发电站等。水利工程的兴修加上良好的气候条件，新中国洪涝灾害得到了有效控制，受灾面积逐年减少。1949年水灾泛滥范围超过1亿亩土地，1950年受灾土地减为6000万亩，1951年再减为2100万亩，1952年降至只有1600万亩。[44]通过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得到了保障，为粮食丰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50、1951年农业连续获得大丰收。
    3、集中财力，保证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建国初期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工业投资只能有重点地进行。陈云说：“一个家庭收入的分配，还要分轻重缓急，何况国家？”要把“财力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放在能使我国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有计划、有控制地投资建设一些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大型项目，使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发展。后来我国“一五”时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集中有限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是合理使用财政收入，迅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
    经过3年多的努力，我国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快地恢复与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以1949年全国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为100，3年来几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如表3。
    国民经济的日益恢复与发展，国家控制的重要物资日益充裕，社会有效供给不断扩大，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为物价的全面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四)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人民币占领全国市场
    1、统一全国货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并从即日起发行人民币，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也是人民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确立币信的过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即收兑了各解放区货币冀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等，统一了关内货币。1951年又在国家财政实现基本平衡，人民币币值稳定，并经受住了朝鲜战争的考验后，于4月1日起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10月1日收回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至此，除西藏以外，人民币已在全国流通，成为唯一合法的通货。
    2、促进人民币下乡
    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税收，规定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收取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完全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箭齐发”，银元基本退出了农村市场，物物交易的比重也大大缩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管理以前，在新解放区农民还很少使用人民币，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城市。及至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约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45]
    人民币有效占领了全国市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市场，由于农村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加上农民素有储藏现金的习惯，大大减缓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使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成倍缩小，这也是1950年3月后全国物价能走向稳定的货币因素。
    此外，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开展折实储蓄与保本保值储蓄等措施，对回笼货币，稳定币值也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处理外国在华企业，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80．7％，占工业总产值的41．3％，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的92％，钢的97％，机器及机器零件生产的48％，水泥的68％，棉纱的49％。[46]另外，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其他大部分现代化交通运输业，以及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尤其重要的是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后，国营贸易公司掌握了大批物资，除在市场无限制供售外，还加强了零售组织，逐渐确立了在市场的领导地位，中国经济也将逐渐步入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经济依然没有过去，各种凭证票据就是最好的注释，通货膨胀以隐性的方式显现，但人民的生活是安定的，社会是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普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深受其害，70年代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又纷纷陷入“滞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到80年代实行价格改革为止，物价一直保持稳定，成为凸显于战后通胀年代保持价格稳定的少数几个“绿洲”之一。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可以作各种评价，也可以有争议、有批评、有反思，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治理了持续13年之久的通货膨胀顽症，我们不得不叹服。
    四、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平抑剧烈波动的物价，成功治理通货膨胀？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又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和历史启示？
    (一)政治稳定是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虽尚有局部战争，但1950年初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结束，军费开支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与解放前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深陷战争泥潭，军费支出急如星火，只能不断印钞来解决，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和平环境的缔造弥足珍贵。
    (二)治本之策：努力平衡财政收支，紧把印钞机闸门
    1950年和平秩序的恢复，也为一度因军费开支巨大，收支严重失衡，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以之弥补的财政经济出现根本性改观迎来了新的曙光。3月通过统一国家财经工作，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逐季缩减，至第三季度末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全年仅赤字6．79％。为弥补赤字而进行的财政性通货发行，已基本停止。1951、1952年，因抗美援朝，国防开支有所上升，1951年占总支出的45．64％，1952年政府尽力使之降低到32．23％。[47]在抗美援朝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努力将国防建设费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工农业生产次第恢复，税收和国营企业收入持续增加，因此国家财政并没有出现恶化，1951年赤字7．19％，由少量发行弥补。1952年，国家财政收支不但完全平衡，还出现结余30万亿元以上，印钞机闸门由此关上，人民币币值迅速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根本治理。
    (三)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综合治理通货膨胀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财政、经济、货币政策配套运用，再辅之于适当的市场管制与行政干预，形成“合力共振”，收到综合治理之效。在全社会物资严重不足，通货膨胀预期较大，投机气氛较浓之时，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成效也是显著的。强大而有效的行政干预，一方面可以将社会中虚假的需求挤出市场，另一方面可以打击投机势力，改变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四)巩固通货膨胀治理成果的“利器”——土地改革
    新中国于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到1952年9月底，约有7亿亩土地或者说全部耕地的一半重新分配给农民，并免除他们原来须向地主缴纳的地租，该项地租折合粮食计5000万吨，相当于1952年粮食总产量的1/3。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之所以能很快恢复和发展，与土地改革不无关系。粮价稳，物价稳。粮食供应充足是保证市场平稳的核心，尤其是在饱尝了长年战争苦难之后，生存是第一要义。农业丰收增产，成为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利器”。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辽沈战役胜利后1948年底东北解放，1949年1月1日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解放，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23日国民党首都南京解放，5月27日中国经济中心上海解放，之后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解放了西南，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除西藏外，全国已获得解放。鉴此，本文所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指1949—1952年。
    ②③《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9、361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页。
    ⑤《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362页。
    ⑥⑦中财委：《关于当前物价问题》，1949年11月12日，GM51／23。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110页。
    ⑧《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377页。
    ⑨《财经统一后的物价与价格政策》，《新华月报》1950年8月15日。G5—37／20(总10)。《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380—381页。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403页。
    ⑾《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386—387页。
    ⑿《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390页。
    ⒀陈云：《财经旬报二则》，二，1950年2月1日。j5(2)。
    ⒁⒃《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ZE 01—5。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119～120页。
    ⒂陈云：《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1949年12月2日。j5(2)
    ⒄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1950年10月1日。G5—37／20(总12)。
    ⒅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年8月8日。j5(2)。
    ⒆宋劭文：《关于财经工作的讲话》，1949年11月4日。c128—1—62(35)。
    ⒇陈云：《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1949年12月2日。j5(2)。
    [21]陈云：《制止物价猛涨》，1949年11月13日。j5(2)。
    [22]《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ZE 01—5。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40页。
    [23][2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71、25—29页。
    [24]《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365页。
    [26]《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361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401页。
    [28][29][30]《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187、86页。
    [31]中财委：《关于防止物价波动问题的指示》，1950年10月20。GM51／23。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402页。
    [32]陈云：《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1950年4月13日。 j5(2)。
    [33]《陈云文选》第2卷，第58页。
    [34]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度总决算》，1952年5月，GM2／1。
    [35]1951年度、1952年度国家总决算。
    [36]《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度总决算》，1952年5月。 GM2／1。
    [37]方显廷：《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1953年11月。
    [38]陈云：《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1950年3月4日。
    [3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698页。
    [40]《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度总决算》，1952年5月。 GM2／1。
    [41]《1951年度国家财政收支分类对照表》。
    [42]转引自方显廷：《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1953年11月。
    [43]《陈云文选》第2卷，第141、130页。
    [44]傅作义(水利部长)：《过去三年中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工作的伟大胜利》，转引自《新中国的经济成就，1949—1952》，第195—198页。
    [45]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目前货币流通情况与一九五三年货币发行问题的报告》，1953年3月18日。
    [4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805—806页。
    [47]1951年度、1952年度国家总决算报告。

李大苗

这篇东西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是宣传教材而已，恶劣的是，回避或隐瞒对GCD不利的事实，编造或截用对GCD有利的说词。

李旧苗

有关49年后中共对付通胀的手段，大苗兄怎么看？
实际上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治理过一回通胀，那时边币过度发行导致物价暴涨，最后也是由陈云操刀，基本实现了边币币值的稳定。

李大苗

有关49年后中共对付通胀的手段，大苗兄怎么看？
实际上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治理过一回通胀，那时边币过度发行导致物价暴涨，最后也是由陈云操刀，基本实现了边币币值的稳定。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8-18 09:50

枪杆子，比蒋经国还要狠毒的还要彻底的镇压和剥夺。

1949年5月27日之后到1950年春节，也就是3月初，上海经历过四次极其严重的通胀，即49年6月，8月和11月，以及50年1月。其间隔期间不是没有通胀，而是中低速的通胀。上海的大米，由开始规定的每石4200人民币胀至50年春节左右的420,000多人民币。然后，全国陷入急速的通缩，大米在半个月左右降到230,000，全国一片萧条，将国民经济彻底打倒。由此，实施了将近3年的缓和，才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这被自我表扬作“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比照此前和之后所需要恢复的时间长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所未有的，可见其镇压和剥夺之惨烈，之彻底。要知道，以1949年初而论，上海的工业占全国工业产值将近50%，当然，国民党政府可能没有把东北的工业产值统计进来。

延安或者其它地方的通胀治理和1949年之后的通胀治理很有不同。其一，各个“根据地”发行各自的货币，经济没有整体性；其二，边区内的经济极其简单，没有复杂的商业环境，尤其是没有商业银行，金融和贸易纠在一起由“合作社”统理。这样，货币只好同粮食挂钩，而与国统区和占领区的贸易，靠得是白银，银元，鸦片以及伪钞（假钞，和国民政府拨给的真钞）。在农村，军队靠直接的征粮来解决供应，但进入城市，就不可能靠征粮来保证供给，要靠征税，也就是“征钱”。这样，钱和物脱离开来，问题就有了不同性质的显现。

薛暮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著文来谈论山东“解放区”的物价管理，他自觉很是得意，因为的确没有严重的通胀现象。但他没注意的是，那里与国统区和敌占区的贸易全由政府的合作社垄断，也就是粮食全由地方的军政统治控制，由外界进口，出口主要是盐（苏北和鲁南的沿海是产盐区），所以货币也是同粮食以及其它进口物品自然绑定的。

还说上海，国民政府只是在1946年的几个月里插手上海的粮食供给，即使日占时期，哪怕北伐等等，上海的粮食都是靠民间贸易来解决的，而且，即使1946年那次插手，国民政府也只是从周边的江浙皖调集粮食。1949年下半年的“粮荒”则不，甚至远至从四川，湖北和华北及东北向上海调粮，并由此开始，全国的粮食实施了“统购统销”，也就是彻底消灭了自然的且货币的粮食市场。比如我在下乡的时候，即彻底的统购统销时代，农村集市少许买卖的粮食甚至比城里还要高，高价地区的粮食当然不会向低价地区流动，只好，当然也是必须靠政府的“调拨”来保证粮食消费了。

李大苗

补充一些：

抗战胜利后的法币通胀远没有1949年后的人民币通胀那么厉害，而且，后者也比金圆券的通胀效果厉害得多。抗战后的法币通胀的确很厉害，但宋子文主持下曾放出了350万两黄金和不计其数的银元来回笼法币，其结果，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实际交易的通货以黄金和白银为主，在后来的法币与金圆券的通胀过程中，正是因为如此之多的贵金属为通货，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

发行金圆券的时候，蒋经国到上海打虎，收回的黄金不足宋子文放出的1/3，白银的比重似乎更少，所以，陈云到上海才发现，原来人家上海实际通行的是银元而不是金圆券。

李大苗

好像还要补充补充，嘿嘿。

极度通胀和极度通缩的结果是，上海绝大多数私人企业为了周钻资金的借贷，把企业甚至自己的家产都抵给了国家银行，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对所有的物资实行包购包销，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工缴费”，到50年下半年，很多企业主就请求把企业送给政府，因为关闭或歇业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否则就视作“反革命”，尤其是到了“三反”和更扩大化的“五反”时候。

如果不算1949年5月和6月期间和之前走掉的资本家，看到的资料说，留下的资本家在1950年前又走掉了百分之三十。说过来，留下的应当说是对GCD多少还有些幻想的，但，赶到“三五反”的时候，统统又被狠狠地收拾了一番。

老木匠

三反五反是一场搜刮上海中产阶级的战役。

我的一个同事家里是工商地主——不过是开了一个养猪/屠宰场、在镇上开肉铺。也被打进去，后来发现所谓的偷税漏税的罚款数额，就是相当于他家全部的资产，即便是干部也告诉他们，这是“倒轧账”，按照资产来排定。老爸抓进去关了3年，家里只留下一栋住房。他回忆他们家从小就是经常的拿家具到旧货店去卖掉，来买6个孩子的衣服、付学费。最后真正的家徒四壁，文革还被扫地出门，只好在一个破庙里住了5、6年。

彼亦一是非

当时好像很多企业主跳楼自杀，陈毅“幽默”地称为“空降部队”。

李大苗

当时好像很多企业主跳楼自杀，陈毅“幽默”地称为“空降部队”。
彼亦一是非 发表于 2010-8-18 23:03

陈毅在第一线，看到上海经济全面凋敝，工厂倒闭，资本家逃亡，他是最早后悔的，但北京高压之下也束手无策。

陈云是1949年2月入京，并在他到后立即建立了中央财委，有他主持财政和货币工作。一片哀鸿的景色，应由他承担直接的责任。

WIND

非常佩服大苗兄对那段历史的解释。我感觉这样解释的尺度与世界主流是一致的，主贴这样的写作者基本都是装13。

showcraft

同佩服，学习了。

李旧苗

大苗兄阐释、论述很到位，受教了。再转一篇文章。



中共边区时期的一场“货币战争”


管清友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和纲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丰富的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皖南事变后，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进行货币制度改革，在对边区的财政金融做出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货币金融政策，这些货币政策不仅指导了边区当时的金融业建设，而且对今天我国货币金融领域的众多问题的解决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后，国民党政府停发了给边区的军饷，海内外援助也不准汇入，对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共产党，边区财政经济遭受空前困难。为打破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进行货币制度改革，推行新的金融政策，于1941年1月30日，颁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规定从即日起边区境内停止法币行使，凡藏有法币的须向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行使，禁止私带法币出境。这一布告的发布是边区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的开始。2月18日，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授权边区银行发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三种，即为陕甘宁边币。3月18日，边币正式投放市场。1944年5月23日，为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跃市面，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作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之后，边币与流通券两币并行。边币是我党与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金融政策上全面斗争的产物，边币的发行使边区摆脱了国民党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标志着边区经济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标志着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转变为政府银行，是完善边区金融工作的新开端。
    当时，边币的发行相当快且不稳定。因此，边币发行后，虽然使边区财政困难有了一定的缓解，但很快出现了边区物价上涨，边币跌价的情况。据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记载，1941年3月至6月，边币每月发行数分别为3095410元，2760500元，2780000元，2373600元，月平均递增率为31.9%；7月至12月，发行数分别为1076625元，1413900元，2438600元，2688015元，1051725元，3344975元，月平均递增率不超过10%；1942年1月至6月，发行数分别为4962600元，3548285元，2555950元，460000元，510000元，100000元，月平均递增率不过8.8%；7月至12月，发行数分别为100万元，920万元，250万元，157万元，195万元，255万元，月平均递增率为18%。边区内对边币的发行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些人认为，要度过财政困难适应革命需要，应尽可能的发行边币，主张用政治力量推行边币，压低物价和边法币的比率；而另一些人认为，边币发行超过了饱和点，不能继续发行。
    二
    面对这种情况，1941年3月14日刚刚被边区政府任命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同志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对物价上涨和边币跌价原因有了清晰的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成为边区时期执行各项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为边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理治同志从全局出发提出，在发行边币时，一面要照顾到革命的需要，一面又要照顾到物价与汇价。总结朱理治同志对边区货币发行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可以发现，当时边区物价上涨边币跌价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内部来看，边币发行数量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是物价上涨边币贬值的主要原因。
    第一，边币数量和商品数量的矛盾。即边区内商品数量少，边区发行的边币数量相对多了。这也是边币跌价的根本原因。这主要源于边区经济生产力的落后和财政消费力的相对增大。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方，加之经历多年内战对经济的摧残破坏，使生产力更加落后（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版，第68页）。虽然党中央执行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使边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也只能达到半自给状态，财力物力上大多依靠外界的“接济”，同时，边区的财政消费也很大。因此，皖南事变后，面队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边区的经济生产力与财政消费力的矛盾日益尖锐。边区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大量发行边币，而边区的生产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生产的商品量少，从而出现了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然而，市场上可以容纳多少货币是由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纸币是否稳定，就要看它所代表的价值是否稳定。每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完全取决于纸币的数量。当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时，由于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不能自发调节，不能自发退出流通领域，因而只能通过物价上涨来吸收。而边区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商品数量少，另一方面货币量不断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边币跌价。
    第二，边区出入口贸易不平衡。由于生产力落后，经济上不能自给，边区大部分日常用品如布匹、棉花、纸张、西药、农具等都需要从边区以外输入，而边区能向外输出的，只有食盐和少量的土特产。据延安贸易局统计，1941年延安出入口相差达9678666元。入超的存在使边币不能流通于边区以外，同时边区对法币及外汇需求增多，使得边法币币值相差日益显著。
    第三，边币的流通域小。即边币尚没有独占内部流通市场。朱理治强调，边币推广范围的大小决定着边币价格之高下，边币流通范围大，边币值钱，从而可多发；流通范围缩小，边币就跌价，从而不能大量发行（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版，第109页）。虽然边区政府已发布公告禁止法币流通，但是，由于对边币的宣传力度不够，加之许多地区并没有严格执行法令，使得边币没有在边区得到全面流通和使用。另外，由于边区经济对外界有很大的联系与依赖，法币的用途比边币更大，进出口商人和部分边区人民对法币有一定的需求，而政府无法满足，他们就进行黑市交易，扰乱了边币币值的稳定。
    其次，从外部来看，法币贬值和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恶化了边区的金融和经济环境。
    第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的掠夺与破坏造成法币跌价，白区物价上涨，使边区也受到影响。皖南事变前，边区是以法币作为本位币的，事变后，边区政府虽然禁止法币流通，但边区的物价仍是以法币为标准。而且，边区许多地方与友区相连，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二者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物资交流，因此，边币与法币必然发生联系，物价涨落情况受其影响也是自然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愈加严重，不断通过发行法币来弥补赤字，以致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加之日寇、汉奸的掠夺破坏和操纵，以及国民党政府同室操戈的财政政策，都大大影响了法币的信用，造成法币贬值，白区物价上涨，边区的物价也随之上涨。
    第二，顽固派分子对边区的封锁与破坏。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对边区的破坏更加剧烈，一方面，他们利用边币发行初期，金融不稳定，向边区倾销法币，抢购边区物资，另一方面，加紧封锁，不许边区物资运入，企图在经济上困死共产党。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边区物价的稳定产生冲击。
    对边区物价上涨，边币跌价的原因分析清楚后，只要“对症下药”，就能“药到病除”。而内部原因是导致边币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只要解决这一问题，外部问题也就随之解决。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在总方针的指导下，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多方面缓解了边区面临的困境。
    首先，发展生产，开源节流。毛泽东曾精辟地阐明：“财政有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增加边区商品的流通量及减少边币的流通量，是稳定边区物价及提高边币价值的根本方法，这就要发展边区生产，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消费。在落实上，边区银行大量向工农业和运输业放款，尤其注重农贷的发放，以刺激边区生产的发展，增加边区生产品，同时，积极吸收存款，发起储蓄运动，健全金库制度。政府实行精兵简政，开展节约运动，以减少财政消费。
    其次，加强“外汇”管理，促进出入口平衡。物价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出入口平衡，因此，必须加强贸易管理，改变边区的入超局面。边区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促进进口物品的生产，如棉花、布匹；另一方面限制非必需品的进口，如纸烟、洋布。同时，为打击黑市，方便边法币兑换，边区设立了货币交换所，实行挂牌政策，调节边法币的供求，从而促进了外汇价格的稳定及边币流通范围的扩大。
    最后，努力扩大边币的流通域。边币发行后，之所以没能独占市场，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边区政府提出应双管齐下，经济上，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上，政府积极宣传推广边币，号召人民支持拥护边币，并积极健全和完善政府金融法令和政策，带头严格贯彻执行。
    三
    根据1941年上半年边币的发行情况，边区在边币的发行和推行中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币。7月至12月延安的月物价上涨率下降为14%。随着边币发行数量的增加，物价虽然在继续上升，但上升的幅度趋于平稳，边币下跌的幅度也有所减小，这些都是边区在稳定物价方面取得的成效。
    1942年，边区在货币发行和推行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货币政策的运用可以说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所执行的各项政策都相继取得成效。据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记载，7月至12月，延安的月物价上涨率仅为5.3%，上涨的幅度降低，而且9月和12月还出现了负增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也出现了稳步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这说明边区银行采取了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了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的目标。
    边区金融和物价的暂时稳定，使人们在发行上出现了过于乐观的态度，放松了警惕。同时，随着朱理治同志受到“只想紧缩不想发行”式的批评并离开边区银行行长岗位，以及边区财政、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边区党政对银行的行政干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边币的发行迅速增加，1943年下半年月平均增长率高达30.7%，延安全年物价上涨了19.5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边区的物价、金融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边区政府被迫于1944年5月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
    今天看来，陕甘宁边区之所以能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战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除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正确领导和行动之外，关键是对货币金融理论和客观经济规律的把握。重新审视中共边区时期的这场“货币战争”，对今天我国货币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有很好的启示：其一，货币发行要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和稳定物价问题；其二，货币流通要充分考虑外币和汇率的影响；其三，经济健康发展是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
    朱理治同志作为我党金融工作的先驱者，其主要思想后来集中体现在《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之中。这本书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著名学者张宇燕先生这样评价到：
    重温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朱理治金融论稿》，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张宇燕：“实践与真知——读《朱理治金融论稿》”，载《文景》，2007年第10期。

李旧苗

《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序言

杜恂诚


    我和贺水金原本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同事。贺水金是2000年考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政治经济学博士点成为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我指导的“金融史和金融理论”。当时，经济所还没有经济史博士点，我这个搞经济史的很荣幸地也是博士生导师之一。这样，我和贺水金的关系就变成了同事加师生。
    其实，我与贺水金之间的学术交流，早在她考上博士研究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特别是在我主持进行“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那个项目时，与她有过很多的讨论和交流。那个课题先后在上海市的九五社科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中立项。贺水金参加了这个项目，并做了不少工作。记得为了收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资料，我曾与贺水金、李桂花、朱富强等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集档案资料，为了节省路上往返时间，我们住在档案馆附近的一家很简陋的招待所里，吃饭则在路边的小店里对付，但没有一个人叫苦。贺水金显得很是乐观，工作十分努力。
    我常常说，经济史研究要做到资料和理论的平衡，这理论包含方法，如果把方法单独列出来的话，那就是要做到资料、理论和方法三者的平衡。理论和方法很重要，常常是我们寻求创新的途径，所以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并且勤于思考。另一方面，如果不收集和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即使再好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有力使不上的。贺水金在收集资料和学习理论这两方面都颇下功夫，特别是前者，给人印象深刻，也就因此能在她的书中提出一些启发读者思考的新的观点和见解。
    贺水金是一个集聪慧和勤奋于一身的年轻学者，已取得相当不错的学术成果，在学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相信她能够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进取，在经济史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特作此短文以为序。

showcraft

转段杨小凯的话：
(3.1)新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与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共产党重复了国民党的机会主义，国民党主导的1946年国代
大会排除共产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排除了最大的反对党国民
党。从更改国名，也可看出，新的政治秩序不是各方都同意的包容各派的宪政秩序，它不
符合模糊的面纱原则，而是一派压一派的传统改朝换代模式。与美国南北战争对比，这一
点就更清楚。美国南北战争後，北方获胜，但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在国会和参议院重新
与代表北方的共和党平等竞争。特别是老詹森总统时期，为保证游戏规则的公正，给与南
方比内战前更多权利。这种牺牲持政党一定利益的规则选择符合模糊面纱原则，为美国後
来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制度基础。中国内战的结束也是宪政的结束，因为宪政最重要的条件
是政治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其突出表现为失败方要自愿承认失败，这是为什么每次美
国总统竞选，失败的候选人承认失败比胜方宣称胜利重要得多。而败者承认失败当然以游
戏规则真正公平，满足模糊的面纱的原则为基础。英国人打败清朝时，也极有耐心，要以
条约的方式得到清政府对失败的承认。其关键是条约本身是 FairPlay (玩的就是公平) 。
但1949年内战结束，共产党从未考虑请战败的国民党回到谈判桌，自愿签订新条约 (或新
宪法) 。这再一次说明意识形态对宪政的重要。英国人相信新教，追求「玩的就是公平」
，类似楚汉相争时的楚霸王，以尊重游戏规则为要务。而毛泽东却相信成者王，败者寇的
原则，看不起楚霸王 (不可沽名学霸王)，而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由於新中国成立
後的政治游戏规则歧视和迫害最大的反对党，为日後执政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制度化
的条件，因此使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选择犯下严重错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至
今没承认失败，中华民国一直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另一个中国，形成两个中国局面
。 1949年後，执政党将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中社会主义因素向前大大推进，首先是彻底
的土改。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证明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
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而共产党认为租佃制度是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向土地
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贡献，反而是罪犯。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於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
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
了许多刑事罪，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侵吞，而且在侵吞过程中，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
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不但是一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
，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後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
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宪制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一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援，但周立波的小
说「暴风骤雨」及 Teiwes 的文献记载中都说明，相当部分农民并不支援土改 (Teiwes，
1962, pp.85-88)。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20万至80万，而加上土改运动斗争会上打
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 (见Stavis, 1963, pp228)。正如Teiw
es (pp.85-88) 所记载，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
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作为威胁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威权。在土改後的镇压反革
命运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式，用党所控制操纵
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
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
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
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 Mokyr (1990,1993) 从比较英法16-17
世纪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差别，得出了对土地私有权保护的程度对经济
长期发展有正关系的结论，张五常 (Cheung,1969) 也发现台湾的和平土改对经济发展有负
面影响的经验证据。 ( http://www.aisixiang.com)
     
    而土改的短期效果由於与内战结束，秩序恢复的正面影响很难区分，所以并不易测度
。秩序的恢复，使经济迅速恢复。在1950-195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是
国家机会主义和部分实现在内战时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承诺的混合。国家机会主义主要
表现为政府不实现在内战时期对真正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承诺，而且在1950年宣布
要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由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
领」就开始 (见房维中， 1984, pp.1-2)，共同纲领公开背弃了共产党在内战时向民盟等
大反对党作出的反对一党独裁，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该承诺是各主要在野党在内战中支
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条件。共同纲领从共产党保护财产的承诺後退，变为「有步骤地将
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政策 (房维中，1984,p.2)。共同纲领
提出「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这一宣示虽在1950-1953年
起到保护私人工商业的作用，但将人分成有不同权利的等级，开了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
的游戏规则的先例。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及1952年
底开始的五反运动 (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
利和腐蚀官员)，开了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人权的先例，很多私人企业家
不经任何法律程式，被斗争羞辱自杀。45 万私人企业中的 3/4 被指控为有五害，不少企
业家被政府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意重罚 (Riskin, 1987)。.新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
表现在有意建立政府对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利用经济
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共产党极力批评和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
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新政府一执政就打击金银外汇自由买卖，逮捕了成千外汇和金银
经纪商，关闭股市。没收所有外国银行和很多外国大公司，没收国民政府的公司，银行，
日本人的私人企业，因此使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45
%上升到1953年的63%，政府控制的商业在1950年也占到批发贸易的24%和零售业的15%。19
50年实行外贸国家垄断，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国家垄断。如部分有色金属
矿砂，大豆和 43% 的土产。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发展 (见房维中, 1984, p
33)。政府对金融和外汇贸易的垄断也被用来打击私商 (房维中,p34) 。一九五零年底的国
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改变清末民国的自由企业和自动注册制度， 虽然它保证保护私
人企业的合法权利，但却要求私人企业走向计划经济，为政府侵犯私人企业财产做了制度
准备 (房维中,1984,p37)。 ( http://www.aisixiang.com)
     
    三反五反以及其他打击投机倒把和限制私人商业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官方及独立学者(R
iskin, 1987) 都承认的商业萧条，使私营公司营业额下降42% (房维中, 1984, p69)，而
合作社购销额下降 33% (房维中,p73)，国营商业因此库存上升 3.6 倍 (房维中, p74)。
於是政府只好又对政策调整，放松对财产和人权的侵犯。1949年後的政治运动往往以这种
左右摇摆为特徵，被称为「扭秧歌王朝」和「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 1979
年前这种政策波动是朝越来越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任意侵犯财产和人权的方向发展。
政策波动也使人们对政府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再怀疑， 他们也不再相信政府对公正游戏
规则的承诺，这成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障碍。五反运动中的大规模侵犯人权是後
来私人企业家于 1956 年不敢抵抗国有化运动的原因。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 这种制度
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制造了极高交易费用， 使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 (Sachs and Y
ang, 2001, North, 1981)。1951年政府开始进一步推进制度化的国家贸易垄断 (比如禁止
私人出售棉，纱，由政府机构统购) 。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房维中, 1984,
p103)。　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 (房维中, p.124), 1955年这种政府对粮棉主要商品
的全面垄断进一步制度化 (房维中,p124)，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自此以後中国上千
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制度不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 (房维中,
p142, p151)。 当时陈云等人提出垄断粮棉贸易的理由是由於工业化需要廉价农产品， 需
要打击私商， 但实际这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 由於政府商业和工业企业无法与私人
企业竞争， 为了与民争利， 采用商业垄断来使政府工业企业及官员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
公平交易对农村进行剥削。统购统销不但对长期经济发展有极大负面效果，而且於当时就
造成了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猪肉，蔬菜，粮食都由於统购统销的实行於1954年，1955年出
现严重供不应求 (房维中, 1984, p116, p121, p139, p152)。这却成为中共要求进一步推
行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的理由 (房维中,p153)。当时在野的非共产党人士对这些经济效果极
差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反对声音，却被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威胁所压制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放弃内战时对其他在野党作出的不
搞一党独裁，不搞社会主义，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将社会主义
改造，农村合作化，工业国有化，共产党一党独裁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宪
法又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权地位，要求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
义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房维中,p125-126)。这个
宪制游戏规则的根本转变，後来在1957年受到中国民主同盟几个在野党的反弹。因为这些
大在野党内战时支持共产党的条件是共产党实现其对民主宪政和反对一党专政的宪制承诺
。 ( 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