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钞票发行权和外汇储备问题

李旧苗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这次省长会议开得是好的，使地方的同志了解了全局。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一、我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赵紫阳同志在省长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与其失之过宽，不如先紧一点，这样可以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下面又说：“不宜笼统紧缩银根，该紧缩的，一定要紧缩；该支持的，一定要尽力支持。”我看下面这句话可以不要，上面那句话的意思已经够了。因为现在哪一种是应该支持的，哪一种是不应该支持的，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整整四个月。这四个月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在那次会上我敲了一下警钟，讲了“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问题。这是个消极现象啊！现在消极现象相当多，比那个时候多得多。总之，现在有点乱。我主张有些东西要搞得死一点，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合乎辩证法，死是为了活。
　　赵紫阳同志讲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贴现是金融商业方面的名词。我看国库券贴现现在不能搞。如果今年的允许贴现，去年的、前年的允许不允许贴现，如果都能贴现，等于把收回来的票子又放出去，增加货币流通量。
　　另外，旧社会银行有这一种业务：你今天到银行存入一百元，银行给你十张支票，你当天就可以开一张支票取出九十五元，银行里实际只有你五元，但你可以凭着这五元存款，随便开剩下的九张支票，开一千元、一万元都行，只要你能在到期之前把这笔钱交给银行。比如，你开的支票是二月二十日到期，人家提前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银行不讲你没有钱，只说支票还没有到期，银行对你很守信用。等你二月十九日把钱存入银行，第二天人家去取，银行就全部兑现，说明你信用很好。这种玩艺，我们不能搞。
　　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五十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总之，银行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
　　二、外汇储备问题。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有一百二十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一百亿、一百五十亿、二百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人讲外汇多啦，没有地方用。先念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我说：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存款有三千五百亿美元，按现在的利率计算，利息一年就是三百五十亿美元。我们如果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利息一年就有十五亿美元。现在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肯痛痛快快一年借给我们十五亿美元。
　　各单位赚了外汇，应该说对国家是一种贡献，必须存在中国银行。有一些经过特许存到外国银行是可以的，但有许多是不可以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把外汇存到美国。现在台湾有钱的人，把钱也存在外国，不愿意存在台湾，怕靠不住。我们各单位赚了外汇要存到中国银行，这是应有的责任，也是光荣的责任，不要私自把钱存到外国银行。
　　现在要组织好出口货源，一定要抓紧。原则是国内销售让出口。国内销售要压缩一部分，保证出口换汇。
　　总之，一方面要有点外汇控制，另一方面要组织好计划规定的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出口货源。要紧紧抓住这两个方面，否则搞不好的话，计划就要翻船。
　　三、党的宣传工作，我看现在也有点乱。主要是报纸、电台、电视台宣传有点乱。奖金不封顶这个问题要重新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提出的全面地系统地改革，这是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讲的，不是说马上就要全面地系统地改革。但报纸上经常出现这种宣传，这样讲不合乎实际。今年物价改革，只动猪肉价格和短途运输价格，工资改革方案也还没有最后确定，怎么能说是全面地系统地改革？这些话不合时宜就是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事，中央宣传部要主动地管一下，要一个一个地管才好，不管不行。

李大苗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另外，旧社会银行有这一种业务：你今天到银行存入一百元，银行给你十张支票，你当天就可以开一张支票取出九十五元，银行里实际只有你五元，但你可以凭着这五元存款，随便开剩下的九张支票，开一千元、一万元都行，只要你能在到期之前把这笔钱交给银行。比如，你开的支票是二月二十日到期，人家提前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银行不讲你没有钱，只说支票还没有到期，银行对你很守信用。等你二月十九日把钱存入银行，第二天人家去取，银行就全部兑现，说明你信用很好。这种玩艺，我们不能搞。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9-1 17:23

从陈云的举例可见，陈云并不明白银行的作业规矩，甚至也不明白银行票据的出纳作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获得银行私人支票的，对于没有形成牢靠信用保证的客户，银行不会给出支票簿的。即使这样，收取客户开出的大额支票，接受者一定会当即电话给支票银行来核实支票的有效性，一定是在银行确认后才收下，否则就拒绝接受。所以，支票只是在本地通行，开给外地的，往往是汇票。

支票有效期终止日之前到银行兑取不叫“提前”，而是正当的时效。否则，在银行不告知开具支票的那个帐户真情如何的条件下，要求客户在最后的有效日期兑现支取，就势必认作银行在占用或挪用客户的资金，这通常会被理解为银行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也就是，未必是开票客户出现了信用问题，非常可能是银行的信用出现了问题。

常见的是倒开日期的支票，也就是支票上具明的有效日晚于支票开出的实际日期，这一定是开票人已经明白告诉收票人当下账户中没有足够的钱款，需要迟滞若干时日才能凑够。只有这样的情形，才能出现所谓的“提前”问题。

陈云对经济的理解，说起来，大约也就是算得“富农”的水平。在他学徒的那个年代，江浙一带的地主都或多或少和钱庄有了某种牵扯，有些明白啥是支票，啥是汇票，啥是本票，怎么可以倒提，怎么可以贴现。富农的水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大佬，那是因为周围智商上站着的多是中农，富农的视界就显得贼高贼高的了。

以当年的“国库券”论，其实那玩意就是“国债”，无论银行回购与否，都是与货币有着直接当量关系的货币信用，不过就是流动性最高的信用还是流动性次高的信用，都是货币性质的信用。即使银行不予“贴现”，企业间和个人间也可用作抵押或担保，即令具名的不可转让的国债，也是如此。银行即时兑现与否，并不改变货币的信用总量。

李大苗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贴现是金融商业方面的名词。我看国库券贴现现在不能搞。如果今年的允许贴现，去年的、前年的允许不允许贴现，如果都能贴现，等于把收回来的票子又放出去，增加货币流通量。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9-1 17:23

发行“国库券”，表面上看是“收回”了货币，但“国库券”不是从银行账上发出的，当然也就不是银行做出的货币回笼，是财政部发出的，“回笼”的货币也就进了财政部的账下。然后呢，财政部就把这些收进的现金货币拨给了各类开支，就又回到了市场中去了。

若是财政部将国库券“贴现”，则就是要财政把税入的现金用来还给持有国库券的债主，缩减的是即期的财政开支；若是银行贴现，则就缩减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资金规模，减少自己经营的资金流动性。其实，银行还可以把收进的国债，也就是国库券再行卖出，赚取贴现的率差，增加银行经营性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为何而不为呢？就是陈云习惯性地要把财政和银行同一地捆绑在一起，把百姓的存款直接放进自己的财政口袋，而且只要财政亏空，就给自己印钞，稀释百姓的存款。

夏加坤

这么老的文章，1985。

李旧苗

是老了些。
这篇是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体现了他抓经济的思路和想法，我转贴的目的，就是想请大苗兄给陈云把把脉。
从1980年起，中央恢复成立财经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任总理）的赵紫阳任组长，至1989年，赵不管是在总理任上、还是总书记任上，都始终兼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也就是说，名义上，整个八十年代，中央明确是由赵统管经济的，但事实上，赵除了要听命于邓，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还受到陈云的掣肘。从主帖可以看出，陈云竟然在相当正规的场合，当着众多高级干部的面，直接就否决赵的意见，丝毫也不顾及赵的脸面。

李大苗

从1980年起，中央恢复成立财经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任总理）的赵紫阳任组长，至1989年，赵不管是在总理任上、还是总书记任上，都始终兼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也就是说，名义上，整个八十年代，中央明确是由赵统管经济的，但事实上，赵除了要听命于邓，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还受到陈云的掣肘。从主帖可以看出，陈云竟然在相当正规的场合，当着众多高级干部的面，直接就否决赵的意见，丝毫也不顾及赵的脸面。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9-1 23:44

国民经济的管理，且不去分市场还是计划的经济模式，1949年的情形是，只有一批自1946年在东北，主要是在哈尔滨等东北的北地开始从事此业的人马有些许经验，同样，也是且不论是否真正行家里手还是鲁莽之辈；另一批人马则是从石家庄转移过来的，其中有些许人曾短暂在张家口有过些许作业，但大致说来，接手北平后，华北的这批人马盘踞住了中央的经济管理部门。只有一个陈云是来自东北，其实在那里也不是负责东北整体经济的，其他的人，最足的份儿，也不过有些许农村工作的经验。

高饶事件的结果是，所有有过些许管理经验的人，他们都属于高岗的麾下，被清除出局；其实，哪怕事件之前，高岗及其人马也不过刚刚入驻中央部门，还没有体系化地发挥作用。这样，在高岗们入京之前和高岗们被出局之后，主掌或参与国民经济管理的人，能说算是有经验的，排来排去，独陈云莫属。陈云懂经济的神话由此开始。而之后呢，陈云永远在最敏感的时候生病，不干事儿的也就永远不犯错误，于是，陈云的神话又愈发风采了。

但，所有的数据和经济报告，陈云基本上都能长期读到，加之长期跟踪，对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诸如赵紫阳等等，都要清楚，这就构成他的话语优势和强势。资格又是极老，错误又是少犯，位置又是极高，所有这些都促成他的霸道。

赵紫阳向西方学者请教经济理论和实务，这本身就引得陈云极其不快。

李旧苗

1949年10月19日政务院设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陈云
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
委员：  
李富春  贾拓夫  邓子恢  曾  山  叶季壮  陈  郁  杨立三  黄炎培  滕代远  朱学范  
章伯钧  李书城  梁  希  傅作义  李立三  南汉宸  孔  原  戎子和  何长工  钱之光
宋裕和  薛暮桥  宋劭文  曹菊如  钱昌照  孙晓村  范子文  钟  林  孟用潜  冀朝鼎
梅龚彬  章乃器  胡厥文  盛丕华  包达三  俞寰澄  冷  逾  吴羹梅  李士豪  千家驹
李民欣  刘子久  罗叔章  陈叔通  简玉阶  侯德榜  胡子昂  周苍柏  周叔讨  宋裴卿
秘书长：薛暮桥
副秘书长：胡子婴、周荣鑫


1957年10月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
成员：陈  云  李富春  薄一波  李先念  黄克诚


1958年6月10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
组长：陈  云
副组长：李富春  薄一波  谭震林
成员：李先念  黄克诚  邓子恢  聂荣臻  李雪峰  贾拓夫  王鹤寿  赵尔陆

Goal

陈云懂经济的声誉，应该与其实际主持一五计划（1953－57）编制有决定性的关系。
因为那时是49年后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正常的时期，虽然和这个55年下半年才通过的计划可能没什么关系。
凡是主张计划经济的，在我看来都不懂经济。

李旧苗

有意思的是，1962年4月19日，中央发文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和李先念，组员中排名第一的则是周恩来。三位副总理任正副组长，总理任组员，这样的财经人事安排，是很少见的。

李旧苗

以下文字转自《改革历程》：
到了1985年9月全国党的代表会上他又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说这个话现在没有过时。陈云这样讲就有问题了。因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有几年是用过这个提法，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那个决定，已经讲整个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已经否定了过去毛主席长期坚持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观点，怎么还讲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讲这样的话就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相抵触了。陈云在会前曾把他的发言稿送给我征求意见，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现在讲这个话，明显地从他一年前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后退了。他这样一讲，必然会在会上引起思想混乱。但我也知道，他既然已经写了，虽然还没有讲，要他改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就去了他家里，建议他加上一段话：“所谓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这样的话他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当时就让秘书加在他的发言稿里。我为什么建议他加上这句话？因为加上这句话就对市场调节为辅——也就是为辅的市场调节作了严格的限制，仅仅是指那些国家完全没有计划指导的小商品。而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讲的相当多的商品，即所谓间接计划的那一部分，也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加上这句话实际变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计划调节；一部分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间接计划，即大量的商品；第三部分所谓“为辅”的市场调节仅仅指的是小商品。也可以这样说，不作计划的、盲目生产的小商品，加上间接计划即宏观指导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实际上靠市场调节的商品，已经是或者至少是一半对一半。加上这句话，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这样就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矛盾不大了。当然陈云肯定不会做这样的解释，他是另一种意思。但至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如果不加这句话，他直接讲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把整个市场调节的范围搞得很小很小。这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但当时没有办法。在中国党内对经济问题有重大影响的陈云，如果按他原来的讲法发下去，必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

zoufeng_1234

陈云懂经济的声誉，应该与其实际主持一五计划（1953－57）编制有决定性的关系。
因为那时是49年后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正常的时期，虽然和这个55年下半年才通过的计划可能没什么关系。
凡是主张计划经济的，在我看来都 ...
Goal 发表于 2010-9-3 09:23

关于第一个5年计划的成功，茅于轼有过专门的论述。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人们利用价格信息来调整生产，平衡供需。计划经济刚开始的时候，利用了市场经济留下的价格信息，用计划的手段来安排生产，结果就很快地实现了供需平衡，所以看起来比较正常，而且显得高效率。

随着时间推移，原先市场留下的价格已经失效了，计划经济还在继续，结果就是缺乏的物资没人生产，过剩的物资还在加紧生产。
慢慢产生了巨大的浪费，供需不平衡。

苏联和中国都是这样。

李旧苗

以下文字转自《十二个春秋》：
    1、赵紫阳不听陈云的两点建议
    陈云同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非常关心的。1987年7月，他两次向赵紫阳建议，一次是通过薄老转告，一次是亲自找赵谈，语重心长啊！陈云建议的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你责任重大啊，死了多少人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耀邦没有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现在由你来承担，你一定要想到牺牲了几千万人，要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去啊。陈还按着赵的肩膀说：你身负重任啊！第二点，陈要赵好好学哲学，并把自己从学哲学中所得的收益告诉赵，哲学、世界观的问题不解决，你的责任就承担不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啊！可以说赵完全辜负了陈的嘱托和教诲，也可以说陈的话不幸而言中。
    2、赵紫阳听不进陈云的八点意见
    陈云同志还在1988年提出过八条意见，这些都是针对赵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讲的，陈云开头就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八点意见，赵没有听进去。
    赵紫阳欣赏《河殇》“新纪元”的说法
    在1988年还有一件事，赵紫阳支持的《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不是这一年，也不是那一年，而是赵紫阳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纪元”。赵紫阳不仅让有关单位复制录相带，而且亲自介绍、推荐该片给新加坡的李光耀，说值得一看。《河殇》播出以后，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王老在宁夏讲话批评，然后又找林默涵等人谈话，由林默涵等人帮助王老把意见整理成文章。文章写好给我看时，我就提出了这个意见，我说《河殇》的要害就是这一条，赵紫阳非常欣赏其中“新纪元”这个说法。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这个讲话、这个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先念说：哟，过去还不知道这个看法。
    赵紫阳下台时，王老发表了一个讲话，批判“新纪元”是讲话的内容之一。1989年6月21日，王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他指出：“《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新纪元，马、恩、列、斯、毛以及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都不是新纪元，只有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同志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赵紫阳同志这个‘新纪元’，到底是什么样的‘新纪元’？这是用‘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这是削弱以至取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瓦解以至‘改造’党。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同志‘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这是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和破坏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庇护下来、扶植和集聚起来的‘新纪元’。赵紫阳同志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错误，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几年来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混乱，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地脱离群众，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搞散了，早已在新中国绝迹的贩毒、吸毒、卖淫、走私、绑票、买卖妇女儿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总祸根就是赵紫阳同志。到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他们打砸抢烧杀，破坏国家财产，惨无人性地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把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和首都北京，搞得黑云滚滚。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
    王老是产业工人出身，但是喜欢看小说、看理论书，敢于而且善于保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也相当敏锐。

注释：①这三个条例是：《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1981年7月13日发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1月2日发布)和《中国共产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6月3日发布)。
②陈云：《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页。

Goal

关于第一个5年计划的成功，茅于轼有过专门的论述。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人们利用价格信息来调整生产，平衡供需。计划经济刚开始的时候，利用了市场经济留下的价格信息，用计划的手段来安排生产，结果就很快地实现 ...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9-3 09:48

嗯。
恐怕还不完全是价格信号残留的原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是与一五计划同步进行的，国家还不能绝对控制经济，市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况且，哪个国家在百年战乱结束后经济不增长的？

金丝铁线

计划经济刚开始的时候，利用了市场经济留下的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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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的想法

李旧苗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

陈云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一、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计委这次提出明年的基建投资是二百五十亿元，财政部提出的是一百七十亿元。不管哪个数字，都比一九七八年的四百五十一亿元和一九七九年的三百六十亿元减少了。这就在实际上证实了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投资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这种基建投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自一九七○年以来或多或少就存在了。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
　　二、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所以，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
　　三、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我们现在借到的四十四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于其他方面的已经有三十一亿美元，明年不可能再借到五十亿美元自由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作基建投资。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所以，如果明年不削减基建投资中的赤字，后两年必然要大削减，那时局面将会更坏。因此，我主张明年就必须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
　　四、对于外债的分析。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基本上说，只有两种外债：第一种是买方贷款，就是外国卖机器设备给我们，可以几年或允许更长时间偿还。这种贷款实际上只卖给我们机器设备，不是借给我们自由外汇。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这一种贷款数量很少，现在只借到四十四亿美元。这一种自由外汇可以由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
　　就是第一种买方贷款，即设备贷款，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国内配套投资部分力量如果不大，那末，买方贷款就不可能用得多。如果国内没有投资力量，硬要进口设备，只能把机器存起来。现在有些同志说，外汇可以脱钩。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的事不可能办到。
　　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五、既然基建投资决定于当年的财政拨款有多少，明年基建规模就应该按照财政拨款多少来安排，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有赤字，就要多发票子。这条路我们不应该走，也不可能年年走。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看是对的，那末，基建的项目，应该由计委这样的权威机关来确定。哪个项目该上就必须上，哪个项目没有财力上就必须下。要核定该上该下的项目，不能推平头，不能来一个大家打七折，因为其结果将不能改变基建战线太长的现状。不下决心这样做，我们说要缩短基建战线就是一句空话。推平头，大家打七折，这种办法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
　　六、现在借到的自由外汇，是一种数目不大的周转外汇的性质。在调整时期和今后建设中只能用于小项目，或迅速见效的项目，就是速借速还的项目。有些还要用来支付购买武器的开支。只有必要时临时挪用一部分作为大项目的还本付息外汇，但这是临时的，必须迅速归还给银行。
　　七、我们用于偿还大项目借款本息的可靠外汇来源，只能来自下列各项：甲、增加石油、煤炭出口的收汇；乙、旅游业的纯上缴外汇；丙、广东、福建特殊区增加上缴的外汇；丁、纺织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等出口收汇能增加上缴的部分。上述四种收汇中的前三种，估计要有十年时间才能每年有几十亿外汇上缴中央，这不是一二年轻易地就能做到的事。即使平果铝矿建成以后，除还债外，并能减少铝的进口，也不会少于十年。就是纺织品的出口，也要看到欧美日本等国有一个不让我多出口的所谓配额问题。因为那些国家要保护它们本国的纺织工业，不让本国人失业。这个问题在欧美日本已经碰到。
　　八、我们建设像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是否能建成还需收集各方面意见）等那样大的工程，在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每个五年计划中能建成几个（我这里说的是建成几个，不是说上马几个）？每个大项目的建设周期，都需要十年左右。依我看来，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为什么？这些大建设项目，每个投资都在二百亿元人民币上下，五年平均，每年四十亿元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设好的。但是，如果五年不是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今年的全部财政基建拨款，照财政部计算，只有一百七十亿元。如果要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资的金额；如果同时要建成两个三个，非但所要建的大项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资金全部都挤光了也还不够。即使我们能借到一些外国的买方信贷，但自己配套的那一部分投资也要占到接近一半。不错，每年的财政收入都会增加，基建拨款也会按比例增加，但是，非大项目的其他基建所需要的支出也会增加。例如：轻工、国防、交通、学校、城市建设等等也会要求按比例增加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大家应该斟酌这件大事。
　　九、根据以上各点，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这是我们除了上若干大项目以外所必须注意的大事，也是重点所在。
　　十、用上述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计委、经委提出的增产节约措施，有不少可以促进生产的上升，生产指标可以打得更积极一点。
　　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十一、对于农业方面的投资，也要用得适当。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用在刀刃上。今年的农业增产，看来主要来之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去做了一些农业基本建设工作，加上气候条件比较好，也是重要的原因。农业投资的重点必须放得适当。像西北这样干旱低产地区，必须努力改变现在的状况，但是，这只能经过持久的努力才能达到，不可能一下赶上江南。
　　以上各点，是我对于这次讨论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计划的意见，希望同志们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使我们的计划更合乎实际，使我们求得一种共同的语言。

金丝铁线

公有制，中国完成得异常彻底，至于计划经济，跟苏俄的真正的计划经济不能比，老实说，中国根本没什么真的计划经济，除非你把年产五百四十万吨钢直接翻倍成一千零八十万吨也叫计划，58年后全国预算行业都没有了，讲究的是边设计边施工，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计划？上面凑数字，下面也凑数字罢了。

WIND

计划经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计划经济；所谓中国公有制的建立，老实的说，只是对中国过去一点点可怜的私有制的彻底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