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陈伯达调任毛泽东秘书波折及其历史解读

李旧苗

陈伯达为九大起草政治报告，因主题鼓吹发展经济、背离继续革命的毛意，而受到批判，被毛泽东指斥“在大船将沉的时候来个老鼠搬家”，其意盖谓，陈鼠首两端，立场不稳，从革命路线转向生产建设。陈伯达受此指斥不是第一回，据其自述：“以前，毛主席提到在延安时，张闻天想留住我，我犹豫不决，也说过这句话”（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361页）。此说乃指陈伯达调任毛泽东秘书一事。但令我颇感兴趣却也疑惑不解的是，做毛泽东的秘书，“此曲应是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美差事，陈伯达何以会犹豫不决呢？
　　不久前，读到《陈布雷与陈伯达——踩在中国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位秘书》（张希贤著 书海出版社）一书，始得其详，解开久存于心的疑团。
　　陈伯达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到达延安，不出一年便以勤奋的笔耕而崭露头角，在一次纪念孙中山的研讨会上引起毛的注意，并会后单独受到接见，此后两人便开始学问上的往来。一九三九年春，毛意欲调陈做自己的秘书，征询陈的意见，陈即表愿意，说要取得张闻天的同意，因张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是陈的直接领导，毛表示认可。当陈把此事告诉张闻天时，张却一时沉默不语。陈伯达见张面色不悦，也就要打退堂鼓。一周后，毛再次找去陈，询问事情办得如何。陈支支吾吾，无以言对。毛看出陈的心思，想来又怕得罪张，乃批评陈“脚踏两只船”。左右为难的陈遂讨教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留苏同学吴亮平和杨松，两人从发展的角度一致认为跟毛更有前途，建议陈公开表明态度，剩下调人之事由毛出面让组织去办。陈于是向毛、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张见陈去意已坚，也就不再强留。就这样，陈伯达一九三九年春末从张闻天手下调至毛泽东身边，做了毛的秘书。
　　平心而论，陈伯达在此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言行，不过就是一般下级面对工作调动时的一种正常反应，他的犹豫不决乃是处于上级意图不一之下一时的无所适从，看不出有多大可以厚非之处。细究之下，倒是毛泽东调人的行事方式，给人某种或可商榷的意味。有过党政机关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一位上级看中了别处的一位下级，想调来自己的手下，正确而通行的方法，是先探询那位下级的意见，如同意，就通过组织出面协调调将过来，而不会让这位下级自己勉为其难地直接面告其上级。这不仅是领导方式，也是领导艺术。
　　很难想像毛泽东这样领导绝伦的领袖人物竟然在这一问题上如此的粗枝大叶，在陈伯达表示愿意之后，为什么不首先让组织上出面协调调动，或者自己直接找张闻天协商呢？从爱护下级的角度，以人之常情，这不比让陈伯达本人提出效果更好吗？
　　风激云荡的延安岁月，陈伯达的工作调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然而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竟然让毛泽东能重新翻出，以为说事，这就不能不再次引起我的很大兴趣和关注，于是发现，在不甚引人注意的历史细处，历史也会留下潮起潮落的痕迹和它的耐人寻味的地方，也就为陈伯达调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某种合理的诠释。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共首先确立的是军事领导的地位，在党内政治领导地位的获取则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在此期间，党内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至一九三九年，毛虽已成为中共的实际掌门人，但张仍是形式上或名义上的总负责人。在此前后，张、毛之间，权力是逐渐的交接与转移，张闻天完全退出中共核心领导地位是在一九四○年之后。这样的历史背景，无疑是解读陈伯达调动波折的一把钥匙。
　　虽然温文尔雅的张闻天，性情谦和，处事低调，对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表示出了足够的让贤与输诚，以至毛泽东多次称张“不争权”，是“明君”，但不争权不等于对权力丧失的无动于衷，别说是“明君”，纵使是“虚君”毕竟还是“君”，地位的跌宕起伏，内心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波澜不惊，此乃人之常情。因此，正处于毛张互为进退的一种微妙时期，陈伯达提出毛要调他去当秘书时，张的沉默不语，意味可想而知。这固有对陈“见异思迁”责怪的成分，但更多的怕是对毛的不满和抗议。在张闻天看来，毛泽东已是夺了我的权，也就罢了，因为这里面有我自动让贤的成分，但却得寸进尺，还要挖我的人，实在相煎太急，太过分。你的工作需要，我的工作就不需要？至少也得同我通气商量，我还毕竟还是党的负总责的呀！这样做不是明摆的在挖墙角，拆台嘛。以张的性格，自然不会找毛理论，只好将怨气发在陈伯达身上，丢下一句“我们是同学，此事由你自便吧”，让陈伯达好生尴尬。
　　而毛泽东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今天能据有这样的地位，执掌党的实际大权，某种程度要归于张闻天的谦让和拥戴。如今又要从他手下挖走一大秀才，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到底张当前还是党的一把手，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作为副职的毛泽东不仅面子上难以开口，甚至有点心虚，不久前因张转达党内其他同志对毛与江青结合的反对意见，惹得毛勃然大怒，第二天就摆酒一桌，宣布与江结婚，而将张屏于宾客之外。这样的情形下，毛自然是不好直接找张商量。而陈伯达说出要取得张闻天的同意，是陈书生的不谙人事，却正好投合了毛的下怀。毛顺水推舟，将难题交给了陈伯达自己办理，既可以迂回试探张闻天的态度，同时也避免了和张直接面对时可能的难堪。
　　从陈伯达调任毛泽东秘书这一尘封旧事的解读，我们似乎可以获得这样的历史信息与启示：一、一九三九年，毛泽东正处在党内领导地位的上升期，但尚未形成一把手的绝对领导；张闻天虽已是名义上的党的负总责，但仍具有一定的权威地位，两人还处于大体平行对等的关系。否则，以毛后来领袖之尊，一言九鼎，调人只是一句话，一个指示，而不会出现这样的波折。二、毛泽东和张闻天延安时期为打江山而同舟共济，是同一条船上的革命同志和战友，两人思想上的分道扬镳是在建国之后1950年代的后期。因此，毛泽东后来把陈伯达当时的犹豫斥为“大船将沉老鼠搬家”，视为立场不稳的投机行为，毫无道义，不仅是对陈言过其实的指责，也是对张发泄不满的抹黑，它所折射的是毛从来就是以我划线、惟我独尊的专横心理。
　　200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