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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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皆是伤心史（1） 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 收藏本书  字号 -+
　　鲁迅先生曾言：“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确是惊世之语！晚清至民国，整个一部近代史，真可谓是一部伤心史：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13国）宣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道：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满清大臣李鸿章亦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年来“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的老大帝国，迎头撞上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西方世界，第一次被一种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文化强行介入，开始了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迫切的文明再造。此次变局，其惨烈激荡、颟顸迂腐、虚骄错乱、危殆坎陷、苟延残喘，至今念及，仍让人羞愤难言。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北伐东征，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充满了黑暗、耻辱、斗争、彷徨，充满了血与火、灵与肉、英雄与狗熊、光荣与梦想、尴尬与冲突。这一百多年，有盗火者为我们照亮前路，有窃国者将我们带进深渊；这一百多年，我们经受了难以承受的失败，也迎来过并不可靠的胜利；这一百多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审视、重估、颠覆、摧毁，然后又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生活世界。
　　这是我们过去时代的一个缩影，一种隐喻，一段隐痛，一种挥之不去的耻辱。这是在荒原中狼奔豕突的一百年，在耻辱中亟亟惶惶的一百年，在无边的历史旷野中哀号呼告等待破晓的一百年，也是加速度的一百年，来不及看风景的一百年，只争朝夕、以一当十的一百年。
　　此时，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的欧洲，已经走上民主化、工业化的道路。英国的光荣革命以一种避免暴力的方式开启了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的时代；1848年后，普选权也在法国确立下来。随后，历史进入加里波第、林肯、俾斯麦和马克思的时代，美国黑奴和俄国农奴获得了解放，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波兰的一场革命，促成了第一国际的成立……
　　骄纵颟顸的老大帝国虽处在风雨如晦、四顾苍茫、艰难转型之中，却依然是有希望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一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这个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已。他们生于忧患，在难以想象的深重的民族苦难中，以极大的坚韧、勇气和担当精神，将中华民族推向前进。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自古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埋头苦干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一个希望，在民族的精英们，正是他们，以巨大的勇气、智慧、良知和担当精神，一次次发出告诫和预言：1927年，鲁迅发表著名演讲《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胡适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拿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拿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另一个希望，似乎是在遥远的边地--延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乘坐那辆著名的闷罐车从瑞士返回俄国，自此，胜利出人意料地降临到他头上。夺取政权后的列宁曾经担心：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重现“亚细亚生产方式”。但可怕的轮回最终还是发生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将列宁主义送到了中国。1922年6月，中共“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
　　1927年，蒋介石公然“清党”，并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刚刚成立的亚洲第一个民国，开始进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军阀混战，党派屠杀，兵结祸连，城头变幻大王旗……此时的西方世界正进入两次大战之间的短暂的宁静与黑暗。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催生一个“美丽新世界”，而是使欧洲生灵涂炭，日薄西山，虚无主义的幽灵四处徘徊，并直接导致了俄国的赤色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黑色革命。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日本人的入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走向，打断了中国艰难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从此，各派力量分分合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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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皆是伤心史（2） 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 收藏本书  字号 -+
　　大敌当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再一次彰显，让人在山河破碎的战争浩劫中感受到了那种永不消殒的精神力量和道德人格。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撼退了顽敌。冯友兰在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写道：“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欣喜之中，尤带沧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抗战胜利后，整个国家已陷入崩溃的边缘。二战后的欧洲更其悲惨，德国的主要城市已经一片瓦砾，被毁掉的比例从60%到95%不等；俄罗斯的广大地区被彻底摧毁；波兰首都华沙几乎不复存在……欧洲已成荒原。有人断言，重建德国，至少需要一千年。然而此后，欧洲在美国人的援助下开始重建，而在中国大地上，内战再一次爆发，这个老大帝国也再次与世界主流分道扬镳。这一次，以共产党人的最后胜利而告终，却也留下台湾海峡这道民族的伤疤。
　　革命胜利后，在建设“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光荣与梦想……
　　历史的烟尘烟消云散，如今，忙于接轨的现代人，有谁还惦念着自己的国家、族群、历史的光荣与梦想？大家更用心于享受已有的一切，更关心即将到手的东西，更担心这场商业主义的饕餮大戏明天就会散场，于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商品的大合唱。过去是不假思索地喊政治口号，现在是不假思索地消费，满足于供大于求的新闻轶事、小道消息、垃圾剧，精神世界普遍的萎缩和平庸化，并逐渐滋生出一种令人恐怖的价值冷漠。
　　这也许是一个需要从经验主义重溯回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源头，一种充满生命活力和创生能力的本源性的东西。从那些黑暗、耻辱、光荣与梦想的历史大变局中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和去路，从那些曾经被我们打倒、砸烂、烧掉的历史的“垃圾堆”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历史信念，走出灾难深重的精神坎陷。
　　历史是什么？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毛泽东说：“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是什么？仅仅几十年间，有多少不符合新的历史主体的东西被屏蔽，被锈蚀，被遗忘。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细节被抽空的历史叙述，一个生活世界、价值世界被屏蔽起来的历史，也是一个不再可靠的历史。
　　我非治史之人，只是年来蛰居城中，读书写作，颇竭绵薄，每有所见，收之笔端。耳食之学，不足为训。如今世事多艰，我等每日空言喋喋，笔底风云，舌下英雄，空有济时及物之心，于事无补，心下不免惭悚。然而余之所为，也非全无寄意，我希望将《史间道》做成一部浓缩的现代史，试图在黑暗的落满灰尘的角落里，将那些被淘汰的历史的旧货重新挖掘出来，擦洗，打磨，让它恢复历史的幽光。而兴许正是这些历史的碎片、逸闻、边角料，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大致清晰的历史叙述，告诉我们一种精神与传统。在这里，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不见了，小事件、小人物，甚至小道消息，都只为让那些人物更鲜活，让那种耻辱更刻骨，让那段生活更真实，让那种精神更持久。并且，其中有道。
　　此书稿辗转几载，终得出版。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感谢责编伍绍东先生，一位颇富理想情怀的优秀编辑。门外汉难免贻笑大方，舛误之处，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2008年11月

网事情缘

哦，是篇序跋，怎么感觉唠叨的不得了呢。朵渔的文章还是不错的嘛。

不过从世界史的范围看，中国这一百余年的失败还真的算不得什么，区别在于两点：一，别的国家总算是互有胜负，中国一直败下去；二，别的国家胜负之后多少还有反思，包括德国，但中国不仅没有，却又重建了一个走回头路的红朝。

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还有一败，而且是更加悲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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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风第一（1） 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 收藏本书  字号 -+
　　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某次，湘军悍将胡林翼由长江水道前往安庆，与曾国藩会面。道中遇一英国火轮，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几将一条船掀翻。胡林翼不由惊叹道：“天要变了。”
　　英使马嘎尔尼初见乾隆，“仿佛真的见到了‘荣耀的所罗门王’”，“他的举止极有尊严，又不失和蔼和关怀，带有一种恩赐的态度。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先生，仍然健康、充满活力……”乾隆在接见马嘎尔尼时，问及英王年龄、婚姻大事，并为英王不设嫔妃这种不关心繁衍子嗣的做法深表惊讶。
　　马嘎尔尼在其《出使中国》中谈及对大清子民的观感：“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个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马嘎尔尼觐见大清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国人认定洋人的膝盖根本就不能弯曲。鸦片战争爆发后，有人就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两军相遇时只管用竹竿将其捅倒，便很难爬起来。
　　鸦片战争之前，国人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时，断定英人不敢轻易开战，否则，只要禁运茶叶、大黄，英人就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
　　鸦片战争时期，2500名英军进入拥有四万万人口和百万军队的中国内陆，竟如入无人之境！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炮台守将居然与英军密商：“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
　　1841年5月，奕山战败，却在奏折中虚报战事大捷，奏折中言：当观音山火药库中弹起火时，忽见一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顷刻熄灭之；英军炮火猛攻之时，天忽降倾盆大雨，浇哑了英军大炮云云，离奇几如神话。
　　1841年10月中旬，英军占领宁波城，退走时掳走一批妇女，全部卖到澳门作了妓女。攻陷镇江后，为报复守将的顽强抵抗，大肆掠杀，造成了“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之惨状。
　　杨芳乃嘉庆时期名将，号称“果勇侯”，1841年作为参赞大臣赴广州防剿英军。他相信妇女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施出妙计，集众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当英舰来时协防炮台。时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关天培殉难前，曾派人给他的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和一封家书。关殉难后，老母在悲痛中打开木匣，却只见他的几颗落牙和几件旧衣。老夫人止住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子矣！”
　　1842年，林则徐贬戍边疆，临行之际留诗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1842至1843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此书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后传至日本，引起轰动，短短几年竟再版二十余次。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中英《南京条约》签约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1857年2月12日，美国驻华使节伯驾建议美国国务院要对台湾 “充满兴趣”，不要在“关于台湾的行动上退缩不前……”，“显而易见，这些岛屿并不会长久隶属这个帝国，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合众国就显然应该据有它，特别是因为关系着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的缘故”。觊觎之心可谓久矣。
　　1856年10月，英国借“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占领广州内河各炮台。彼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兵，闻讯笑曰：“日暮，彼自走耳！”并下令广东水师不得应战。待英军攻克广州城时，他犹自坐在房子里吟哦诗书，镇定自若。
　　1857年冬，英法联军攻进广州，把总督巡抚俘虏了去，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一直控制着广州城。新赴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为了不卷入广州的是非中，一路极尽拖延之能事，走了四个月才到达广东境内，而同是这一行程，十余年前急于上任的杨芳只用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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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风第一（2） 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 收藏本书  字号 -+
　　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咸丰和他的妃子们匆匆逃往热河。才走了八十里，禁军们因饥饿难耐大有溃散之势，护驾的王公大臣们更是急得抱头痛哭，最后派人从北京买回数千斤食品才安稳了军心。逃到热河后，咸丰又开始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并在声色犬马中病逝于热河。
　　1860年10月5日，当法国将军孟托邦率军进入圆明园时，想像中的猛烈抵抗并没有发生，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随后，英军首领格兰特下令，让每个军团的官兵一半上午去圆明园抢掠，另一半下午接着去。10月18日，为消灭罪证，联军司令部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照亮了整个北京城。
　　1861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法国作家雨果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抗议书：“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他说，“两个强盗，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将受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但没有烧天坛和地坛。曾国藩对此颇为嘉许：“（英法联军）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两者皆有德于我。”
　　中英鸦片战争中，清兵和英兵的伤亡比例是600∶1。
　　1860年，一英国军官来华访问，见淮军士兵开枪的姿势很奇特--朝前放枪，眼睛往后瞅--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手铳、鸟铳的缘故。后蒋介石做黄埔军校校长时，亲自编写步兵操典，并特别强调：“开枪要瞄准。”
　　赫德在其日记中记载：“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位英国媳妇。这么一位妻子在这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丽、纤弱、极需关怀、医疗，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眼下有些中国女人非常漂亮，你只要花上50到100美元即可买到一位，供养费每月只需2到３美元。孤独使我们非常渴望女性的温柔。考虑到这些，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充满了诱惑--而且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一位英国海关职员在清末的中国就可以轻松雇用6个仆人：一个汉语老师，只需4先令的工资；一个“侍童”，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每月的工资是1先令；几位苦力，洒扫庭院、准备洗澡水、抬轿子，再加上马夫和马，正好全班……每月不超过20先令，“花这点钱就能过帝王般的生活，两三种白酒、大肉片、家禽、小鱼、蔬菜和水果，连考文垂花园都难以与之媲美，这实在是个物美价廉的国度。”
　　一外国人眼中凌迟处死的场面：刽子手们砍完33个人头后，开始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用刑……由于这个人距我们25码远，侧身对着我们，尽管我们看见了他头上划的两道切口，乳房被割掉，还有大腿上下的肌肉也被割掉，我们仍无法窥见这恐怖景象的全貌。从割第一刀开始到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然后砍去头，整个过程用了四到五分钟……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到任何喊叫，我还敢说那33个被砍头的人，在刽子手走向他们时没有一人挣扎，也没有一人喊什么口号。
　　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华美的轻舟载着他外出早访……他身着白色亚麻、蓝丝和缎子做的衣服，手拿扇子，身边的小方桌上放着茶碗。即便你没注意到他白皙的手及病态的外表，他们与健康的下层红褐色皮肤截然不同。
　　御史胡家玉以南昌县为例给清朝县长的收入算了一笔账：土地税每年48000多两银子，知县按惯例每两可收取0.24两附加税，可获12000两；每年还需交纳60000担稻谷的实物税，按惯例每担可征收0.3两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共18000两。但是知县的固定收入按规定每年却只有1900两！
　　1847年，两位中国绅士来到广州一传教士家中，表示渴望学习基督教。其中的一位很快便回家了，另一位学习了两个多月。此人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此人叫洪秀全。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洪秀全率50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破南京后，在“龙舟”中特写一谕旨：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
　　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男女比例大约为一比二，妇女徒步或骑马公开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们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穿着用精美的苏州丝缎做成的漂亮服装。“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们得胜后的大屠杀中极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男童。”一外国人如此写道。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妃嫔、女官、女司等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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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风第一（3） 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 收藏本书  字号 -+
　　太平天国有一个神圣家族谱系：“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后来萧朝贵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兄弟兼妹夫，辈分有点乱，只好称“帝婿”、“贵妹夫”。
　　太平天国禁娼甚严，“当娼者，合家剿洗”，“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当太平军于1853年3月20日攻占南京时，秦淮两岸的妓女就纷纷逃往扬州、苏州、上海，仍操旧业。太平军攻占扬州、苏州后，她们又纷纷逃到上海的租界。因此，在这个时期，上海租界的娼妓业飞速发展，妓院达668家之多。
　　东王杨秀清令全城13至16岁少女统统向官府报到，以备后宫之选，违者罪及父母。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就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洪秀全得了南京后，即居于深宫，疏于国事。杨秀清向其报告国事艰危，洪说：“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国将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全民饮露充饥，说是“天食”。
　　1864年洪秀全身染重病，在绝望中自杀，并留遗嘱曰：“朕托付已毕，归天去了，望尔等共扶幼主，重振天国。”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彻底失败。
　　胡兰成说：“太平军是民间起兵，湘军也是民间起兵，且是有家乡的。中国历来平大乱，都不是靠朝廷，而是民间起兵转了方向。”鹿桥反驳说：“弟受不了起兵之事，平民不平民弟皆不喜刀兵。而轰轰烈烈英雄事业亦只有从春闺梦里想河边白骨中知道。回首再看历史，总觉得在万千无办法、无可奈何之中，中国文官领军，立下功业，仍是告诫子弟兵是凶事，不是上策。”
　　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军时曾得洋人支持，他写信给曾国藩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又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自清同治二年（1863），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建议朝廷修筑铁路，一直拖至光绪十年（1884）始获朝廷批准。为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经李鸿章斡旋，法国新盛公司还特意为慈禧制作了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用这些洋玩意才打动了太后和皇上的心。
　　19世纪末，当欧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中国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却依然是马车。1879年，英国传教士马根济乘马车从天津到北京， 八十英里的路，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他抱怨说：这些马车笨重而难看，里面空间很小，只能坐或躺一个人……由于没有弹性，路面上满是车辙，颠簸得十分厉害……
　　鸦片战争后，英人初提割让香港，北京的颟頇官僚们竟不知香港在哪里。因此蒋廷黻说：“时人反对割地，但不反对割香港。”
　　1861年，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无不称快。十年过后，夷人复至，于是京师不守，几丧天下。这大概也是“中国一味蛮”的例子。
　　慈禧喜欢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予乃最聪明之人，常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
　　《清鉴》说慈禧“内行不谨，时逾防检，及光绪朝而益甚”。但具体如何“内行不谨”并未言明。据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九，长春宫忽抓出一陌生人，交刑部审讯，盖自中正殿角门入宫。此门系慈禧宠监安德海所开，成为私入禁宫的捷径。翁同龢光绪七年正月二十的日记又言：“上于昨日如长春宫请安，未语，仅赐糖一包而退。”小字注曰：“五日未见，盖自去岁非召不往也。深宫禁闱，有无淫乱行为，大可怀疑。”翁同龢寥寥数语，词旨含蓄。
　　文廷式《云阁偶记》载：壬午（光绪八年）春，有琉璃厂卖古董白姓者，由太监李莲英引入大内，并得幸于慈禧。旋慈禧有疾，慈安密察之，乃知有孕。据王文韶日记，光绪六七年间，慈禧曾疾病缠绵达一年之久，怀孕之说，于此有征。慈安也因察觉慈禧隐私，被慈禧毒死。
　　据满清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高达纹银40000两！如此费用，一年便可装备一支高居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搞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当年那批“文”字辈的名臣可谓槃槃大才：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
　　林则徐遣戍伊犁时，王定九以其熟悉水利故，特请留下一起督办河工。河工合龙之日，王宴客，忽传圣旨到，命林则徐于合龙之后仍需往伊犁。王与众宾客皆惊骇不已，独林公神色自若，即日怡然就道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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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风第一（4） 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 收藏本书  字号 -+
　　林则徐去世后，咸丰皇帝挽林则徐曰：“报先帝而忠陛下，两朝开济属宗臣，表续出师，千古英雄同下泪；佐天子以活百姓，万口欢呼起司马，家传画像，四方妇孺亦知名。”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爬上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乃左季高也！”临别，林以诗文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左宗棠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运于虚”，而外国之聪明则“寄于实”。所以，“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左宗棠二十三岁成婚时，曾在新房自拟一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当年左氏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却也干了一番大事。
　　樊燮与左宗棠同在罗秉章帐下，樊挂印总兵官，有战功；左为师爷，向来看不起武官。樊向大帅请安时，未向左请安，左大怒，直骂：“王八蛋，滚出去！”并奏劾免官归籍。樊氏深受刺激，于是卖宅延师，严课子弟，并树一木牌于祖宗神龛下，上书“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大字。其子樊樊山（增祥）中进士后，樊家始无此牌。
　　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尝议军务于曾国荃处。谈毕，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曰：“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晚清名臣里，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创办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朝残喘了五十年，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毛泽东评价曾国藩：“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驻军安庆，有戚某前来投靠，衣服敝素，行李萧然，沉默寡言，一看即是由田间而来。曾爱其才，将其留下任事。某日会餐，戚某碗中有一稗粒，将其捡出后方食之。曾国藩看在眼里，随即遣人将其送走，并说：“此人本是一乡人，辍耕来营不过月余，而即有此举动，我怕他见异思迁，日后反受其累。”
　　某日王闿运去见曾国藩，盘桓两月余，并托人向曾国藩转达想在曾营任事的意愿，曾国藩回话说：“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日后失欢，不若此时失欢。”王氏只得怏怏而去。
　　曾国藩一生为学，以有恒为功课，以不欺为宗旨，以勤俭为根基，一生日记不断，“一日三省吾身”。逝世前三日日记云：“既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尽职事，苟活于世，惭悚实深。二更睡。”是为曾氏绝笔。
　　陈宝琛说，曾国藩在军营时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每日必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
　　左宗棠好以诸葛自比，自诩料敌如神，能明见万里之外。与人书札，也往往自署“老亮”。某属吏调侃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又言近人好以诸葛自比者甚多，“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左氏闻之，甚不悦。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左、李即风格迥异。1874年，新疆事起，李鸿章建议放弃塞防，左宗棠极力反对，并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左曾以64岁的高龄，督办新疆军务。
　　咸丰九年（1860）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光绪十一年（1885）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留下临终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
　　曾左二人平生龃龉，人所共知。（曾）湘乡薨，（左）湘阴作联挽之，款署“晚生”。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老；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辜鸿铭妙讽曾国藩：“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曾氏兵权在握，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辜氏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李鸿章挽曾国藩：“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禳，旷世难逢天下才。”俞樾挽联云：“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