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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3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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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中国通胀在不断上升
记者：您今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歇不下来的通货膨胀》，您觉得通货膨胀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高善文：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是在今年7、8月份之间，我发表了几篇对未来两到四个季度通胀趋势预测的文章，这个文章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多质疑，也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非常重要的焦点在于我们对未来两到四个季度通胀趋势的判断，同当时市场主流的看法存在显著的背离。在当时市场一般的看法是通胀在7、8月份见顶以后就会波动下行，到明年二、三季度可能会到2%以下的水平。但是我们认为实际上通胀仍然处在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之中，在明年的二季度，个别的月份可能会达到5%，这样一个趋势上的判断，包括对高点的判断，同当时市场主流的看法都有非常大的背离，所以引起了很广泛的质疑，也引起了很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到现在为止两个多月过去以后，这样一个讨论和质疑应该说还没有结束，但是市场主流的看法和共识正在逐步的寻求一些中间地带。就是说市场的主流看法正在逐步的远离原来认为通胀在明年二、三季度会到1%到2%这样一个看法，正在逐步的向我们的看法进行调整，认为明年二季度之前通胀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想讲另外一个东西实际上仍然没有引起市场参与者非常充分的注意：我们的看法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在年度与年度之间，月度与月度之间总是有很大的波动的，但是我们放到两、三年，三、五年来看，我们的看法是通货膨胀波动的中轴正在上升。
比如说2006年之前很长的时间里面，通货膨胀波动的中轴大概只有2%附近，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波动的中轴正在向3%到4%这样一个水平去系统性的抬升。所以未来通胀在月度和年度之间仍然会波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到6%，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到2%，但是它的平均水平跟以前相比，应该会有1、2个百分点的抬升，这个是我们这个文章两个层面的看法。
记者：您认为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通货膨胀吗？
高善文：从我们对通胀数据的很细项的一个追踪和分析来看，我们倾向性的意见是，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在趋势上应该是可信的。如果的话它公布的数据在主要往上走，那么本身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上升；如果它公布的数据在往下走的话，那表明压力在消退，在趋势上的话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它所公布的通胀水平，本身应该跟实际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通胀水平相比，可能是有一些系统性的低估。这种低估有一些可能是来自于一些体制性的原因，比如说教育相关领域的费用，比如说医疗相关领域的费用都存在着很广泛的价格管制。
在正规的教育体系之外，很多家长花钱去找钢琴教师，给孩子上课外辅导课，在这个领域，价格水平的上升非常的剧烈。但是在公立的教育体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与价格的管制有关系，整个的收费水平很稳定，这就使得在统计和测量之中依靠正规的渠道测量出来的教育领域的收费，实际上涨幅始终比较低，但是家长真实的花在孩子教育上的开支，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肯定是在比较快的上升的，这个是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的一般消费物价的水平可能不容易很好的衡量物价真实的上涨幅度，但是它的方向应该是可信的。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通胀压力，您觉得通胀压力在中国来说主要是来自于哪方面？
高善文：中国这么多年的通胀压力，包括这一轮的通胀压力，甚至未来几年之内的通胀压力，就一般消费物价指数这个领域来看，它是比较清楚的，主要来自于食品领域。
在更长的时间之内，扣除掉农产品自身的周期以后，考虑到低端劳动力工资非常快速的上升，我们认为整体食品价格波动的中轴，涨幅的中轴跟过去相比正在系统性的抬升。
记者：也就是说工资的上涨会推动未来的通胀压力会越来越大？
高善文：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比如说农民工、比如说建筑工人，比如说非熟练劳动领域的，沿海地区比如说流水线上的加工工厂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在比较快速的上升。这个过程正在比较快速的推动很多领域价格的上升。
记者：您觉得中国它的通胀和货币的这个发行，长期的这个通胀和货币发行有关系吗？因为我们看到是有前二十年的货币的供应量是很高的。
高善文：我们认为一般性的认为长期的通胀与长期的货币供应有联系，但是这不是，这不意味着我知道一个长期的货币增速，我就可以预测长期的通胀水平。原因在于货币流通速度本身的话并不见得是稳定的。
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在测量物价水平的时候，除了一般的消费物价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有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实际上是没有包括在我们测量的这个篮子里边，另外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因素的话，包括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的话，都在影响他们之间的作用的机制。
通胀让老年人受损
记者：有一些经济学家说，为了维持经济长期的一定的增长，可以承受一定的经济的通胀，比如说3%的CPI涨幅，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高善文：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在我个人的理解上，在学术界的话，大家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太低的通胀水平本身是不恰当的。比如说长期的你的通胀水平只有1%，或者不到1%，这个本身是一个不合宜的状况，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有问题的情况，是要注意避免的。
在长期之内的话实际上应该试图维持一个比较低，但是比较稳定的通胀水平。什么叫比较低呢？就是一般认为在测量上，比如对联储，对欧央行一般认为是接近2%，这就是比较低。如果明显的低于2%这就是太低了。什么又是比较稳定的物价水平呢？就是说微观的经济主体在做决策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价格水平的变动，不需要考虑总体价格水平的变动，与这样一个判断相联系的价格水平就可以被认为是低并且是稳定的。
但是对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讲的话，因为一些技术上的原因的话，通常可以接纳或者可以容纳的通胀水平在这个水平，在2%的基础上还可以更高一些，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理解。比如说到3%的水平。
记者：这可能是对国家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除了承受通胀，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高善文：这个看法可能是一般性的批评，但是这种一般性的批评，在很多时候，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经验证据的话，它并不一般性的成立。举个例子，低端农民工工资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面，年均长速是20%。
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说以低端劳动力为代表的非常广大的劳动人口是受益了还是受害了呢？实际上他是受益了。那么谁受害了呢？比如说已经退休的低收入的城市职工，比如说可能一些残疾人群体，或者一些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他并没有分享这么高的一个工资收入的增长，但是他看到了物价的上升，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受损的。
央行不能对经济调控收发自如
记者：很多经济学家说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就是宽松或者从紧的货币政策然后来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您觉得这个央行它真的能做收放自如吗？
高善文：央行做到收放自如的话，它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受到央行自身独立性的制约。
第二个问题就是央行假设它能够有自己的专业判断，自己能做独立的决策，央行所有的决策必须通过经营体系的恰当的反映，才能传导出去，才能影响整个经济体系。
最后还有一点，对整个经济体来讲，它同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iPhone4推出来了，大家都很热情的去买，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出来了，大家都去投资，比如说房地产突然泡沫化了，大家都去买房子，同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是诸多因素之中的一种。如何能够恰当的保证央行这种因素同其他的因素在很多时候都能够恰当的对冲，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涉及到决策水平的问题，涉及到决策能力的问题，可能很多时候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层面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也不见得央行就能够收放自如的做到这一点。日本1999年以后基本上就维持了量化宽松的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但是日本的经济始终没有很好的起色。它的人口在快速的老龄化，它整个的年青一代的劳动人口都丧失了创业的激情，整个企业在技术进步领域的投资也非常少。
记者：日本在1990年应该是，也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泡沫。
高善文：1985年到1990年，对的。
记者：这就是因为它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吗？
高善文：对的，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的泡沫的话，一般认为同几个因素是密切联系的，一个因素是日元大幅度升值，另外一个是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宽松货币政策。
放开市场促进增长
记者：您觉得除了制造通胀以外，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政府来刺激经济呢？
高善文：对政府刺激经济来讲，政府有两只手，一只是看得见的手，有的人把它叫做“管不住的手”，另外一只的话是看不见的手，对看得见的手来讲，我想首先最重要的是总量管理，恰当的总量管理。
第二个层面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可以通过行政法规，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对法律的实施来为经济建立一套可以信赖的规则，来为市场的商业交易建立一套可以信赖的规则，从而大大的降低交易的成本。这个也是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做出的贡献，甚至在长期之内是最重要的贡献。
第三个领域我想就是一般性的去放松管制，去促进竞争，去采取很多结构性的措施，促进竞争，放松管制。比如说在很多领域，中国都存在着垄断或者是寡头垄断，或者是相当广泛的一个市场准入的限制，对限制的放弃，或者是放松，对自由竞争的促进，比如说户籍制度的逐步的解除，乃至最后的废除，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等的话，都是一般性的能够促进竞争，促进生产效率的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措施。
记者：减税呢？是一个好办法吗？
高善文：因时因地而异吧，我们很难一般性的说减税就是好的。
随着现在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现代经济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传统的领域之外有大量的领域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者需要政府干预。
在大萧条前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体上走入了一个大政府的时代，但是美国走入了一个大政府的时代，就是美国在建国几百年的历史上，大政府，小政府也是有很多的反复，有很多的纠结，但是罗斯福新政以后，总体上走了一个大政府的时代。
记者：中国现在走的是大政府的路吗？
高善文：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有一些领域的话，政府实际上太小，在很多的公共服务领域，实际上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是不到位的。
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实际上政府的运作可以逐步的让渡给私人部门，让渡给市场体系来运作。
记者：通胀维持在比如说3%或者是5%之间的话，您觉得老百姓他应该是持有现金呢，还是持有一个资产呢？
高善文：人们通常试图找到一个一般性的解答，就是通胀3%我应该做什么。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在思路上是不那么恰当，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去讨论资产配置，你首先要讨论的是通胀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通胀的原因可能才有恰当的一个应对措施。
投行经济学家的工作是一门生意
记者：您是投资企业的经济学家，您认为投资企业经济学家和一般的普遍的一些经济学家有什么区别？
高善文：不是投资企业，而是投资银行。是投资银行。
记者：对，投行经济学家。
高善文：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投行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叫分析人员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工作是一门生意，对大学的经济学家来讲，他面临的重要的任务是教学，同时要在核心的期刊上发文章，要做专业的学术研究。对政府的经济学家来讲，他要提出一些对经济趋势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对投行的经济学家来讲，我们是在做生意，我们是一门生意，对我们这门生意来讲，我们也是像所有的生意一样，我们是服务客户，并从客户那里获取利益。
所以对投行的经济学家来讲，可能有一半到六成的工作是在做研究，另外有四成的工作是在做客户服务。
他的角色的第二个差异，他不服务于决策，也不服务于发表什么好的期刊和学报上的文章，或者去教学生，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研究的领域非常重要的几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对经济的趋势提出判断意见；第二个的话是对政府可能的政策走向和路径提出判断意见；第三个在这个基础上对市场的趋势和可能的配置方向提出参考意见。所以他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追踪经济数据，预判经济趋势，预判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路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市场的趋势和可能的配置方向提出参考性的意见。所以从研究工作来看，他的工作的内容是非常具体的，而且也是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
我想在政府里面不会严肃的去追究说你以前对经济趋势的判断是否正确，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追究机制，但是不会那么严肃，但是在市场上，如果你对经济趋势的判断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有问题的，你很快就会被淘汰，很快就会被解雇的，这个是，市场可以允许你犯错误，因为在个市场上每一个人都在犯错误，但是你不能总是在犯错误。
大家允许你犯错误，但是你不能总是在犯错误，如果你60%、80%的时候都在犯错误，就是你的商业价值，就已经很可疑了。
记者：作为投行的经济学家，你们有一些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或者办法吗？
高善文：我们没有这样的兴趣。就是说我们对影响政府决策没有这样的兴趣，因为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明显的商业利益，我们也没有实现这种商业利益的商业模式，我们去影响政府决策，政府也不会给我们发什么特殊的牌照，也不会给我们支付额外的报酬，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兴趣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每个人从事一份工作，你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影响政府的决策，有高校的经济学家，有政府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工作就是竞争去影响政府的决策，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政府也不会给我们付费，所以我们对影响政府决策也没有兴趣。
记者：您最佩服的经济学家是谁？
高善文：如果局限于跟中国有关的经济学家的话，我个人非常赞赏的当然是张五常教授，他的大多数东西我还都仔细的拜读过，我的感受是他的东西简洁而深刻。所以的话，能给人非常多的启发，有深刻的思想和洞察。
在与中国相关的很多经济学家，如果我们看他们的工作的话，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在技术上搞得非常的繁琐，但是在思想上没有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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