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在“四清”工作队的办案经历

亚平

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与天斗与地斗其“祸”无穷的“大跃进”之后，党内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从各项激进政策全面后退，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但是，这一举措在受到党内大多数人拥护的同时，也引起了疑虑。对党的道统变质的担忧，对最高权力旁落的担忧，导致了反弹，使得刚刚松动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再度绷紧。
　　“四清”运动开始了。同以往不同，这次运动的对象和要解决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含混不清。比如要解决的究竟是“四清”“四不清”，还是走“社”走“资”？前者是组织问题，后者是路线问题。连带的问题是，即使是同一个对象，他的罪名究竟是变质贪腐分子，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者是个人问题，后者是党内派别问题。
　　还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的问题：“四清”运动是整顿党的基层，还是从基层整起？
　　当时，作为普通工作队员的王广宇先生不知道这个背景。他所能感受到的，是“邓庆福案”中的来回拉扯；他所不知道的是上层权力的“太极拳”：一方的招术被另一方一一化解。最终，图穷匕见，“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然后，同样的派工作组，同样的整基层，结果却是引火烧身。君不见，“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不就是“四清”运动的受害者吗？
　　——编者



　　1964年秋，北京市第二批中央机关农村“四清”工作队下乡之前，普遍学习了有关“四清”的文件，听了一些介绍“四清”的报告，如桃园经验，天津小站经验，介绍学习了“双十条”。当时，党中央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有人则说，恐怕不止三分之一，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我们通县翟里“四清”工作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村的。
　　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是以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的人员为主，加上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少数工作人员组成，马列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组除个别同志之外都参加了翟里的“四清”。翟里大队共有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分配一个工作组，进村的时间是1964年国庆节后。带队的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到翟里后对群众宣布他叫“老董”，他化名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翟里姓邓的是大姓。工作队成立了队委会，由各队工作组长兼队委。工作队长是陈茂仪（兼），支部书记海波，副书记郭冲，一队工作组长是关锋，二队组长苏星，三队组长陈茂仪，四队组长郭冲，五队组长戚本禹，六队组长海波（关锋、戚本禹是“文革”中的活跃人物，先是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受到重用，后又被关进监狱——编者注）。工作队进村后，基本上还是按照中央的“双十条”开展工作的，也是搞扎根串连。各组开始了摸底，了解生产队的阶级状况，分析各户的阶级成份，确定发动群众所依靠的对象。
　　我们第一生产队的工作组在关锋的领导下，都紧绷“阶级斗争在农村十分激烈”这根弦，注意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清查生产队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阶级异己分子。进村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第一生产队经过排查确定了两个斗争对象，一个是翟里大队副大队长邓庆福，他家住第一生产队；另一个是“漏划富农”。第一生产队率先在全大队揭开了“翟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召开了全大队社员大会，批斗“漏划反动富农”邓庆福。组长关锋带头揭开翟里阶级斗争盖子，得到了邓力群的支持。邓力群从运动一开始就在第一生产队蹲点，参加一队工作组会议和社员大会。关锋的做法大多都得到邓力群的赞赏，认为关锋雷厉风行，适时地把翟里“四清”运动推向了高潮。
　　紧接着，在清查第一生产队账目时，发现了仓库粮食与实际不符，于是又把小队干部分别隔离审查，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都交代了合伙贪污仓库的粮食问题，但交代的数目、情节很不一致，矛盾不少。工作队对小队干部合伙贪污粮食问题心中也无数，当然在审查小队干部时也是“逼供信”的办法。这样原来的小队干部全部打成了“四不清”干部。
　　在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确定斗争对象等问题上，在第一队工作组内部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在“对敌斗争”告一段落，工作组总结前一段工作时，有一两位工作队员，对前段工作提出了意见，认为批斗邓庆福大会开得太仓促，有些证据材料还没有落实；在依靠贫下中农问题上，把两个有犯罪前科的贫下中农吸收为积极分子不大合适等等。关锋对这种意见是不能容忍的，他并不认为揭盖子仓促，他说：证据铁案如山，如在抄邓庆福家时，搜出了被用烟头（或香火）烧了双眼的毛主席像；邓庆福还破坏烈士墓，在群众中散布咒骂共产党的言论，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关锋发动在工作组内部批评那种“右倾”思想。这时，我的心境很复杂，生怕一不小心就跌进了“右倾”的泥坑。但我这个人又左不起来，只能跟着领导走。在小组会上，我主要是检查自己对群众运动迅猛发展有些跟不上，有些问题拿不准，需要努力提高对阶级斗争复杂性的认识，但我没有正面去批评那两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关锋对我的表现大为不满，会后专门找我谈话，批评我对错误意见“旗帜不鲜明”，“和稀泥”，要害是“政治上不坚定”。他还含沙射影地说，我有这种思想，与我和岳父没有划清界限有关。
　　我的岳父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被陈伯达打成“钻进工人队伍”的“漏划富农”。关锋还透露在斗争邓庆福和起用两个有犯罪前科的积极分子时，都得到邓力群的支持，否则，他也下不了决心。关锋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政治压力，我表示接受批评，努力在实践中改正。从此，在工作中，更加小心谨慎，觉得自己确实在阶级斗争中不够坚定，要紧跟领导，坚信“四清”中关锋做法是正确的，是有来头的。
　　邓庆福被戴上“反动富农”帽子后，被逮捕送通县公安局。工作队要求按反革命案件处理。通县“四清”工作总团是北京市委组成的。“四清”工作总团接到翟里工作队要求法办邓庆福的报告后，提审了邓庆福，邓庆福否认一切罪行，特别是“反动言论”，都是群众揭发的，没有物证。“四清”工作总团和通县公安局要求翟里工作队重新复查邓庆福案件。与此同时，翟里工作队也加紧补充邓庆福有罪的证据，我们一组工作队员几乎大部分人都投入搜集证据的工作。关锋和邓力群研究重新起草《关于反动富农邓庆福罪行报告》，关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十来万字的报告，邓力群写了报告结论部分。报告写成后，铅印十几份，分别报送北京市委、通县“四清”工作总团和通县公安局，以及相关单位。报告发出后，通县公安局仍没有起诉邓庆福的消息，关锋为此事很焦急。关锋派我去通县“四清”工作总团送补充邓庆福罪证的材料，并嘱我顺便了解一下总团政法组、县公安局对邓庆福案件处理的态度。
　　在我同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谈邓庆福案件时，感觉总团政法组和县公安局对处理邓庆福案件态度很消极，认为证据仍然不足，甚至说，邓庆福羁押时间已过，现在的证据材料不能定案，准备把邓庆福放回生产队。我回来向关锋汇报后，他非常紧张。他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回来，哪怕判他几个月刑再放，仍然证明他是有罪的。关锋说，邓庆福烧毁毛主席像的眼睛是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证据是确凿的（邓庆福否认毛主席像是他烧的，说可能是他父亲或孩子烧的，邓庆福的父亲在他被捕后就去世了），这样的罪行还放他出来，不是宽大无边了吗？关锋还说，希望“四清”工作总团派人来复查邓庆福的案件。
　　不久，通县“四清”工作总团派总团政法组的段德旺来翟里复查邓庆福案件。段德旺原来是门头沟公安分局的干部，在通县“四清”工作总团政法组工作。段德旺到翟里后，要求翟里工作队配合他复查邓庆福案件。于是，关锋派我和滕文生参加复查组，主要是配合总团复查组，帮助他找证人或调查对象，作记录。关锋明确表示，复查组以段德旺为主，我和滕文生协助段工作。关锋还嘱咐我们，一定要配合好段德旺的复查，原证据不实或不清楚的要坚决剔出，并向段德旺做好原来证据的说明和解释工作，争取段德旺在复查中持公正态度。
　　复查组在翟里大约复查了一个月左右。主要是核实证据，找当事人核对他的证言真伪，进行斟别，不实的证言可以推翻；发现新的证人，补充一些新证据。在复查工作中，我们非常尊重段德旺，按他的要求来复查，因此，段德旺对工作组在复查工作中的配合表示满意。最后，我们共同研究，以段德旺的名义向总团写了复查报告。复查报告肯定了原工作组对邓庆福罪行的结论，确认了邓庆福是“漏划富农”，加上他有反动言行，认为把他定为“反动富农”是正确的。
　　段德旺回“四清”工作总团后，通县公安局没有释放邓庆福，也没有听说同意段德旺的复查报告。顺便说一下，在翟里“四清”工作队中，在队委会中，对邓庆福案件，对“四清”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特别是对关锋的“左”，明里暗里都有些议论。但关锋的这一套做法得到了邓力群的支持。
　　“四清”最后阶段，在工作组主持下选出了翟里大队的领导班子，邓百田被选为大队队长，邓倾田被选为大队总支书记。
　　1965年6月，结束了翟里的“四清”，工作组大部分撤出，回原单位。但留下了一个“巩固组”，全大队共留下七八名工作队员，每个生产队都留下一个“巩固组”的成员，大队巩固组长是《红旗》杂志社的苏思本。
　　本来，“四清”结束后，我该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了。可是，刚回研究院没几天，关锋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起因是翟里“四清”结束，工作队撤出后，北京市委又派了一个复查组进驻翟里。这个复查组是由北京市委政法委组织的，并由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指挥。复查组由精干的政法干部组成，组长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克明，组员有市公安局的刘长春和北京高级法院书记员季学全，北京的段德旺、潘双后来也参加了复查组。
　　经邓力群、关锋同北京市政法委协商，原翟里工作队派一名工作队员参加北京市复查组工作，关锋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我，并派翟里“四清”留守组的滕文生和我一起参加复查。复查前，邓力群对参加复查组有两点指示：一、同意姚克明的建议，复查前找几个证据确凿的问题审讯一下邓庆福，了解被告的态度；二、王克参加复查组在姚克明领导下工作，尽量介绍情况，好好合作。
　　很显然，北京市委派了复查组到翟里大队复查，意味着他们认为翟里的“四清”工作有问题。虽然名义上是复查邓庆福案件，实际上是检查翟里“四清”中的问题。我以一个原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复查组，这种角色的尴尬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在“四清”中我管过一段邓庆福案件，派我参加复查组也顺理成章，我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复查组。
　　复查组组长提出复查方法，基本上是按关锋写的邓庆福罪行报告，一条一条去查。即把邓庆福罪证材料分成若干部分，分给每个人一部分，分别调查，各自为战，各查各的，这样每个人复查情况和结果，就很难相互了解。分给我的大部分是不能定性的历史性问题，让我再重新找证人核实。在复查期间，北京政法委一位书记，坐小轿车亲自来翟里指导复查组工作，不过没有通知我参加。
　　北京市委复查组经过一段工作后，许多证人推翻了原证词，一些已经定了案的“四不清”干部纷纷翻案。我及时把复查情况向关锋汇报。关锋找邓力群研究后，决定听取复查组汇报。
　　汇报会是在《红旗》杂志社小会议室召开的，由邓力群主持，北京市政法委的一位副书记参加听汇报。复查组组长在会上汇报了前一段复查情况，认为邓庆福一案疑点很多，有些情况证据不足，需要深入复查。他也提到许多原证人推翻了原证词。我在会上发了言，主要内容是说复查组进村后，原来“四不清”干部纷纷翻案，“四清”后新选出的贫下中农干部工作遇到了困难。复查组没有依靠基层干部，单独复查，只听被打击的“四不清”干部反映的片面情况，很难调查出真实情况。
　　邓力群总结发言，他肯定了复查组的工作，着重批评复查的工作方法，是不依靠“四清”后的新干部，抛开贫下中农，只找有问题的当事人，这种秘密工作方法很难公正，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北京市政法委那位副书记在会上表示同意邓力群的意见，复查组回去后好好总结前一段复查工作，转变工作方法。会上没有着重谈邓庆福案件复查进展情况。
　　这次会议后，北京市委复查组又回翟里搞了几天复查。按照邓力群、关锋的指示，我没有再回翟里继续参加复查工作。北京市委复查组在翟里三进三出，复查了一个月左右，是否写出复查报告，我不得而知，但《红旗》杂志社原翟里工作队，没有收到复查报告。
　　邓庆福一案被搁置下来，邓庆福没有被释放也没认定有罪，一直拖着，既不判，也不放。一直拖到1967年，旧北京市委被打倒，通县公安局才将邓庆福案件移送通县法院，判处了邓庆福有期徒刑15年。


　　王广宇：原《求是》杂志编审。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因受江青、陈伯达诬陷迫害而被捕，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9年三中全会前夕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