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晓：“总理遗言”——卷入政治的年轻人

李旧苗

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蛐蛐儿”手里拿着两份自己编造出来的“总理遗言”给他的父亲看，一份是周恩来写给“主席、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的，一份是写给“小超”的。“蛐蛐儿”问父亲，“像不像真的”？他的父亲，杭州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李容认真地看完后，说：“像是真的”。但马上叮嘱他“不要外传”。
　　时间是1976年2月中旬。周恩来去世一个月之后。轰轰烈烈的“文革”进行到第10年，中国人对各种传单和各种真假难分的消息习以为常的时代。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听父亲的话，这份手写的两则“总理遗言”依旧被他拿出去传播。
    ■ 传播
    “蛐蛐儿”先把这遗言拿给他前几天一起聚会的朋友们看，“瓜子”、晨光、“大耳朵”等，2月5日的那次聚会上，大家还讨论过一番，总理在这个多事之时离世，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遗言，将会是什么？
　　现在，“蛐蛐儿”拿来的正是他们这些天来一直惦记的东西，这群青年人中最有政治头脑的绰号“瓜子”，也是23岁，他和朋友们讨论了一下，像不像真的？得出结论，像真的。于是分头抄写起来。没有人问一句：“蛐蛐儿”，你个小学徒，从哪儿弄来这样的“国家机密”？
　　看到朋友们专心致志地抄写他拿来的“总理遗言”，知道这些手抄本很快就要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抄下去。“蛐蛐儿”知道，自己成功了——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这几天大量研读了周恩来讲话、报告，在晨光家里看到的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也给了他很大启发。
　　离开自己这群最要好的哥们儿后，“蛐蛐儿”把“总理遗言”又拿到厂里给工友们传看，就像他曾经看到的情景一样，工友们也不问来源，低头就抄。
　　“蛐蛐儿”还把“总理遗言”和其他学习资料通过邮局寄给了远在陕西户县工作的姐姐。他姐姐的同事“一轰而上抢着看，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
　　“蛐蛐儿”伪造的“遗言”开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他没有像别人传谣言那样，把传单偷偷一撒，来个查无实据。看到“总理遗言”的人都视若珍宝，偷偷传抄和转送。但是，当有人把“蛐蛐儿”的手抄本变成油印件以后，传播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两个月后，除了新疆等少数几个边远省份，全国各地都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有这么两份遗言。
　　“总理遗言”还随着这个年代一些偷渡客到了香港，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此案不再被大陆人提起，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韩文甫在他的《邓小平传》中还是记下了这一事件。(韩文甫《邓小平传·治国篇》)
    ■ 出笼
    1975年周恩来沉疴已深。从8月到10月进行过三次癌症手术，但并不成功。进入12月，他时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年1月，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工作，国内形势刚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而周恩来病情的加重，又一下子使得中国政治走向扑朔迷离起来。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十年。十年狂热和洪荒之后，是大厦将倾的局面，这场运动始终停留在“天下大乱”的程度，而没有朝毛泽东预定的“天下大治”转变，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经济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2月5日，也就是周恩来去世后的第28天，几位青年来到杭州市延龄路延龄坊2弄14号——回城知青“大耳朵”的家聚会。
　　这群朋友中，有半山发电厂工人“瓜子”、建设兵团的“阿斗”、知青晨光。最后来到的是刚刚失恋的汽轮机厂学徒“蛐蛐儿”，他进门时眼睛还红着。这天，“大耳朵”从乡下带来一块乡亲送他的狗肉，加上一军壶黄酒，算是开宴了。
　　聊天从“大耳朵”反映农村饥荒开始，说到“中央一号”文件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国运的担心，让这帮青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袁敏《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最后一个话题摆到眼前：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遗言总理会提到哪些内容？
　　突然，一直被同伴们以为还沉浸在失恋痛苦中的“蛐蛐儿”踱到窗前，已然满脸通红，挥舞着手臂，仿佛在演讲：“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瓜子”接着他的话：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袁敏《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
　　聚会结束后，“蛐蛐儿”回家偷偷地模仿周恩来的口吻起草了两份遗言。
　　在给“主席、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的“遗言”中，“蛐蛐儿”这样写道，“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而在另一份“遗言”中，“周恩来”嘱托说，“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最后一句则是“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逼真的周氏语气、忧国忧民的心态以及恰当的政治逻辑，混合着当时一种莫名的社会情绪，使得这两份遗言迅速传播开来。
　　所有传抄的人，都没有仔细去追问这两份遗言从何而来，是否属实？在习惯了文革十年中，大多数重大的真实消息都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式传播开来的方式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两份遗言的可靠性。
    ■ 追查
    那些被“文革”的政治风暴锻炼得异常敏锐的人们，很快就咀嚼出这份来路不明的遗言中所蕴藏的政治深意。在极力“挺邓”的后面，是对时局的深深忧虑，担心张、王随时会清除邓小平，于是，先安抚张、王，再肯定邓，并要他们配合工作。就是在追悼会的安排上，这份遗言也极尽心思，让王洪文做主持人，而由邓小平来致悼词，这种平衡显然是为了不伤及王洪文的面子，又能巩固邓小平的地位。
　　在大批民众疯狂传抄这两份遗言之时。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
　　很快，“谣言”的中心被锁定在了杭州。王洪文派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亲自坐镇杭州，直接领导“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追查“总理遗言”案。
　　上海造反派祝家耀是王洪文一手提拔到公安部的，在他的督阵下，不到一周时间，5月5日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进了公安局，与其炮制“遗言”的深思熟虑风格相反，这名单纯的青年四下让人传抄的行为表现得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敏感性。
　　所以，被一百瓦大灯照了几天脑袋之后，他就意志瓦解、精神崩溃，把2月5日聚会上的人撂了出来。专案组在审查了所有搜缴的日记、笔记后得出结论：“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
　　5月9日，23岁的“瓜子”在北京参加过清明节悼念总理的天安门活动后，来到上海亲戚家。这天晚上七点多，他回到姨妈家，发现楼梯旁蹲着两个生人，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小流氓蹲这儿了。
　　他刚刚察觉到亲人脸上的反常，就听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几个男人冲上楼来，对他实施了抓捕。这天距“蛐蛐儿”被捕仅4天，最初，他以为自己被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
　　这一天距他离开杭州的家已经快3个月了，这3个月来，他去了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北京、上海。他想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他到车间找工人沟通、甚至到全军模范红九连和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希望能得到国家机器的武装支持。
    ■ 反制
    对付谣言,“四人帮”早有一套成功经验。1966年秋天的“梅花党案”同样是民间传出并在几个月里传遍全国，但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利用，把一桩由境外传入的谣言变成“文革期间”牵扯高层干部最多的政治案件。借台湾国民党军情局离间中共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关系，制造了“文革”初期上千起政治冤狱，打倒了一大批干部。
　　所以，追查“总理遗言”，迅速铲除政治对手成为反制“总理遗言”谣言的当务之急。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听取“总理遗言”案追查情况汇报会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分别做了指示，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的指示更深远：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袁敏《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
　　王洪文发布了一系列揪走资派的言论：“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叶永烈《“四人帮”兴亡》)
　　由于“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现在已经抓到了黑线的一端，正好可以沿着黑线向上查、查到北京的好机会——“瓜子”的社会调查日记正好给他们提供条件——“瓜子”按着父亲在京老战友名单里的地址一一登门，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不满，又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瓜子”把他对社会的考察和人们对时局的不满详细地写在日记里，没想到这个日记本却给这些人带来了灾祸。
　　杭州的公安们通过“蛐蛐儿”，查到了他身为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父亲，这是一个解放前就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但高知并不是上面要的结果。当时中央内部斗争激烈，“四人帮”一派认为，这样大的政治案件一定有干部阶层的介入，他们要挖出更深更高层有政治能量的人。
　　于是，“瓜子”的父亲、“阿斗”的父亲、“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这些文革中正在靠边站的老干部，顺理成章地被列入黑手名单；在“瓜子”家中搜到了一位叫“阿胖”的男青年给“瓜子”的姐姐晓燕的来信，这位来信者的父亲是浙江省赴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当黑手被查到省级干部时，这个案子，仍没有结案，这些“黑手”以及他们的孩子，统统被抓捕。
    ■ 结案
    除了被押解进京的这批人，杭州还有一批“蛐蛐儿”的朋友被押解到临安西天目山的留椿屋。
　　在北京长安街边上，全国总工会对面一个胡同里的中央政法干校，关押着从杭州解来的7名政治犯，“瓜子”一家三口(“瓜子”及其父亲、姐姐)、阿斗父子、“蛐蛐儿”父子——但是，这一行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同案犯”亲友就押在旁边的某一间房子里。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人，都还在“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事情总归没有事情”(瓜子母亲语)。
　　这里的政治犯在唐山地震后，每天有半小时放风时光，“瓜子”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寻找的机会，他不停地扫射目力所及的每一分每一寸。有一天，突然看到一个墙角砖壁上刻着：“小弟，对不起！”——只有家人和“蛐蛐儿”才这么叫他。但是他们在关押此地18个月间，从未见过面，只是在意识中，感觉到亲友就关在附近。
　　而在浙江省临安县西天目山，有5人被押在1939年3月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曾经住过的留椿屋，当年周恩来到这来，是为了敦促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抗日。
　　当年周恩来在一楼宣讲抗日的会客厅，1976年变成了一间审训室。被审训的5个人分别是阿斗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大耳朵”、晨光和毛宁。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被关押至此。
　　“大耳朵”每天面对的审问离不开“狗肉聚会”这一“反革命预谋会议”，以及如何炮制“总理遗言”，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和谁在一起、干什么，谁做证。问了一遍又一遍，不仅令被审训者神经几近崩溃，连看管他们的毛排长都说：你们能熬过来真不容易，要我早疯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大耳朵”突然听到远处青龙山脚下哀乐和国际歌交互播放，隐隐约约中听到广播里一个沉重的男中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在这样的多事之秋，不再统帅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了，三零一医院的医生，不是在1967年还给他做过体检，后来传出的小道消息说他能活到150岁，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吗？当时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是怎样的激动和欢庆啊！
　　“大耳朵”知道：毛主席逝世了，阴谋家马上就要动手，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于是，他决定：与其被拉出去审判枪毙，不如自己结束生命！(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他在黑夜中摔破了小镜子，划破右手腕，当警卫在凌晨发现这位强壮的体育老师躺在血泊中时，一声惨叫，惊醒了所有在押犯。
　　万幸的是“大耳朵”虽失血过多，但还是捡回一条命。不到一个月，山下又传来广播声：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以后，除了“蛐蛐儿”和“瓜子”，北京和留椿屋的在押人员都被释放回家——此前北京的7人已被判处死刑，只是“四人帮”倒台来得更早一些，他们才得以生还。而另两位青年人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11月。
　　1977年11月，“蛐蛐儿”带着这样的审查结论回家：他造的谣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直到两年之后的1979年12月，一份复查结论上，才认定他积极反“四人帮”，并撤消了1977年的审查结论。
　　另一位被“四人帮”认为在遗言案中用“脑”的“瓜子”，拒绝在释放他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这份结论上说他“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
　　“瓜子”不签字，案子就结不了，谁都回不了家。在专案组的劝说下，“瓜子”签下：“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面对这位想把牢底坐穿的青年，专案组成员劝他“你们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我党历史上每次路线斗争总有一批人要牺牲，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四人帮”粉碎了，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你们的目标也已经达到了，虽然坐了牢，但到底没死人，你们还算是幸运的。”
　　“瓜子”就这样回了家，但是文革末期最大的谣言案并未真正了结。
　　1978年底，一份平反通知发到他的手中。又过了一年，在1979年复查结论中，认定“瓜子”是积极反对“四人帮”，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
　　至此，这起由民间自发反对“四人帮”，旋即就被“四人帮”利用，打压政治反对者的谣言案，划上句号。